摘要: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系统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六尺巷精神”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转化机制与实践逻辑，结合博弈论与冲突解决理论，深挖“退让/妥协”的核心价值，将六尺巷精神从文化符号升华为可阐释的冲突解决博弈模型。以安徽省桐城市为调研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及文本分析，构建出“文化认同–关系联结–治理协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步阐释六尺巷博弈模型的核心逻辑与应用场景。研究深入剖析六尺巷精神如何通过价值内化、社会关系重塑及博弈策略优化，促进乡村矛盾化解与治理满意度提升。研究发现：(1) 六尺巷精神通过强化居民的文化归属与社区认同，间接提升治理参与意愿，为博弈模型落地提供心理基础；(2) 乡土人情与制度环境共同塑造了“情、理、法”交融的调解实践，使“退让式博弈”成为乡村冲突解决的优势策略；(3) 数字化工具在传承调解文化的同时，也面临人情淡化与形式化风险，需与博弈模型适配优化。本研究从实践逻辑、理论建构与意义阐释角度，揭示了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路径，弥补了既有研究偏重量化而忽视深层机制、偏重文化阐释而缺乏理论建模的不足，为“六尺巷工作法”的本土化深化、理论化提升与人文性推广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Spirit of the Six-Foot Alley”—in contemporary rural governance. Combining game theory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heory, it delves into the core value of “yielding/compromise”, elevating the Spirit of the Six-Foot Alley from a cultural symbol to an interpretable conflict resolution game model. Taking Tongcheng City in Anhu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text analysis, the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identity-relationship bonding-governance coordination”, while simultaneously elucidating the core logic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e Six-Foot Alley game model. The research deeply analyzes how the Spirit of the Six-Foot Alley promotes rural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enhances governance satisfaction through value internalization, social relationship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ation of game strateg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Spirit of the Six-Foot Alley indirectly enhances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by strengthening residents’ cultural belonging and community identity, providing a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ame model; (2) Local custom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jointly shape a mediation practice that integrates “emotion, reason, and law”, making “yielding-style games” a preferred strategy for rural conflict resolution; (3) Digital tools, while preserving the culture of mediation, also face the risk of weakening human sentiment and becoming formalized, and therefore need to be optimized in alignment with the game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actical logic,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meaning interpretat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raditional culture function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t addresses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that overemphasizes quantification while neglecting deep mechanisms, or that focuses o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without theoretical modeling,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localization, theoretical enhancement, and humanistic promotion of the “Six-Foot Alley Method”.
1. 引言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将“自治、法治、德治”融为一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已成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议题。乡村社会中常见的宅基地纠纷、邻里矛盾、公共资源分配争议等，表面上是具体事件，实则是不同主体在利益博弈中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体现[1]。如果继续沿用传统对抗性的解决思路，很容易陷入“零和博弈”甚至“两败俱伤”的困境。
安徽桐城流传的“六尺巷”典故，蕴含着“礼让、和睦、包容”的精神内核，历经岁月沉淀，已从一段历史佳话演变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调解模式——“六尺巷工作法”。该模式以“退让/妥协”为核心逻辑，为化解乡村矛盾提供了扎根于本土智慧的实践方案，不仅在实践中展现出持久生命力，也逐步获得国家层面的重视与推广，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动例证[2]。
然而，检视现有学术研究不难发现，多数成果仍停留在对“六尺巷工作法”的价值阐述与经验总结层面，对其在具体治理场景中的运行机制、主体互动模式、文化精神转化路径等深层问题，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质性探索[3]。同时，既有研究未能充分结合博弈论、冲突解决理论等经典分析工具，尚未将“退让/妥协”从文化理念转化为可分析、可操作的博弈策略，这使得六尺巷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仍局限于“文化口号”，难以对乡村冲突治理形成扎实的理论支撑。理论阐释不足、实践指导乏力、推广逻辑不清，成为该模式从地方经验上升为普遍范式过程中的现实瓶颈[4]。
为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深入乡村治理一线，结合合作博弈理论与冲突解决中的“利益协调模型”，力图呈现六尺巷精神在真实治理情境中的动态实践，并从微观互动、文化理解与理论建模三个维度，系统阐释这一传统智慧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机理。研究旨在构建一种以“非对抗性利益协调”为核心的冲突解决博弈模型，从而为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体系提供源自本土实践与理论融合的学理参考[5]。
具体来说，本研究致力于实现三方面目标：一是通过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建立并验证六尺巷精神影响乡村治理效能的理论框架，完成“六尺巷冲突解决博弈模型”的构建与阐释；二是深入探究文化认同与社区凝聚力在该模型运行中的中介作用，揭示“退让/妥协”策略在乡村调解中的独特价值，并考察制度支持与技术应用对模型实践的调节机制[6]；三是基于研究发现，为“六尺巷工作法”的优化提升、理论深化及推广落地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重点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六尺巷精神所倡导的“退让/妥协”逻辑，如何与乡村冲突中的博弈情境有效适配？基于该逻辑构建的冲突解决模型具有怎样的核心机制与适用边界？这一模型是否以及通过何种路径能够提升乡村治理的实际效能？文化认同与社区凝聚力在模型运行中扮演什么角色？制度环境与技术手段又如何与该模型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治理成效？
2. 研究领域深度分析：现状、挑战、理论基础与本研究的创新
2.1. 研究现状与挑战
既有研究在政策倡导与实践探索层面已肯定“六尺巷精神”的治理价值，但学术探讨多停留于历史溯源、个案描述与理念阐释，对“退让/妥协”逻辑何以转化为具体策略、如何与经典理论对话并形成可推广的模型，尚未给予充分解答[7]。目前研究面临四重挑战：一是“退让”如何在博弈中影响决策的作用机制不清；二是缺乏测量文化认同与礼让行为的标准化工具；三是植根于桐城社会网络的经验，其可迁移的核心要素与地方变量未能有效区分，制约科学推广；四是未能充分融合博弈论等理论，也缺少对数字化背景下模型适配路径的深入探讨。
2.2. 理论基础
本研究主要依托合作博弈理论与冲突解决中的利益协调模型。合作博弈追求集体共赢，与六尺巷“互让三尺”的逻辑高度契合，二者均通过策略协调实现整体最优，形成“退让–平衡–共赢”的良性闭环，适配乡村社会人情底色与治理需求[8]。利益协调模型则主张穿透立场分歧、协调深层利益，为“退让”并非无原则妥协，而是基于长期共同利益(如邻里和睦)的理性选择，提供了关键的操作框架与理论桥梁[9]。
2.3. 本研究创新点
为回应上述不足，本研究着力在以下方面推进：
理论构建：融合合作博弈与利益协调模型，构建“六尺巷冲突解决博弈模型”，系统阐释其适用场景、核心机制与约束条件，并检验文化认同、制度技术等因素的中介与调节效应[10]。
方法整合：采用“质性调研+理论建模”相融合的路径，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获取实证材料，并运用博弈论框架进行微观过程分析，实现经验描述与理论抽象的衔接。
分析视角：建立“文化–制度–技术–博弈”四维互动框架，在动态治理情境中考察“退让式博弈”的运行逻辑，超越单一文化阐释的局限。
实践导向：形成基于博弈模型的操作指南与推广方案，为“六尺巷工作法”从地方经验转化为系统化、可适配的治理工具提供依据。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为深入探究“六尺巷精神”及其博弈模型在基层的真实运行逻辑，本研究选取典故发源地——安徽省桐城市作为核心田野点。该地长期致力于融合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实践，“六尺巷工作法”中“退让/妥协”策略的应用较为成熟，具有典型研究价值[11]。为增强样本代表性，研究综合考量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乡村治理特点、工作法应用程度及冲突类型(如宅基地纠纷、邻里矛盾等)，最终确定了3个乡镇，并在其中各选取3个行政村，共形成9个核心研究单元，以追踪不同场景下博弈模型的应用过程。
研究对象上，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最大差异原则，覆盖了与乡村冲突及治理相关的五类关键主体：普通村民、村干部、人民调解员、乡镇干部以及曾参与调解的当事人。最终纳入分析的受访者共58人，力求全面呈现“退让式博弈”中各方主体的决策逻辑与互动形态[12]。
为确保研究信度，我们采用“三角互证法”系统收集资料。一是开展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围绕对“退让”的理解、冲突中的利益博弈、调解策略等主题，引导受访者叙述亲身经历；二是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调解现场、村民议事会等场域，记录博弈互动细节；三是广泛搜集并分析调解记录、政策文件等文本资料，与访谈及观察相互印证。
资料分析遵循“实证收集–模型建构–检验完善”的路径，结合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与博弈论分析框架。具体包括：首先沉浸于原始资料，形成整体感知；随后进行系统的三级编码(开放式、主轴式、选择式)，如表1所示，从初始概念逐步抽象出“利益识别–动机引导–策略协调–结果达成”的核心范畴链条，最终整合构建出“六尺巷冲突解决博弈模型”的故事线[13]。研究通过持续比较直至理论饱和，并以多元数据来源、团队互校、回访核查等方式，确保分析过程的严谨性与结论的说服力。
Table 1. Example table of encoding process
表1. 编码过程示例表
原始访谈记录/田野笔记片段 |
开放式编码 (初始概念) |
主轴式编码 (主范畴) |
选择式编码 (核心范畴) + 博弈逻辑标注 |
“村里邻居因为宅基地边界吵得不可开交，我跟他们说‘当年张家吴家让三尺，才有了六尺巷，都是乡里乡亲，何必争这几寸地’，后来两边都退了一步”(调解员王某某，访谈编号T23) |
情理说服、宅基地纠纷调解、礼让引导、边界利益诉求、邻里关系考量 |
文化话语引导下的博弈策略调适 |
文化认同–治理协同机制；博弈逻辑：通过文化符号唤醒共同利益认知，降低对抗性，引导双方从“个体利益最大化”转向“整体利益均衡” |
“我们村每年都办六尺巷故事会，老人小孩都来听，现在村里年轻人也知道遇事要包容，不像以前一点小事就红脸”(村民李某某，访谈编号C17) |
文化活动开展、代际文化传递、包容意识培育、冲突预防、博弈认知塑造 |
文化认同建构与博弈认知培育 |
文化认同–治理协同机制；博弈逻辑：通过常态化文化浸润，塑造“非对抗性博弈”认知，从源头减少冲突发生 |
“线上调解确实快，提交材料、预约时间都方便，但上次帮我叔调解赡养问题，视频里说半天不如当面坐下来聊，老人就认‘见面三分情’”(村干部陈某某，访谈编号V08) |
数字工具便捷性、线上调解局限、人情沟通需求、情感动机激发、博弈场景适配 |
技术融合中的博弈场景张力调适 |
制度技术–文化适配机制；博弈逻辑：情感与人情是“退让式博弈”的重要动机，技术需适配博弈场景的情感需求，而非单纯追求效率 |
“村里修路要占我家菜地，一开始我不愿意，后来村书记说‘这路修好了大家都方便，跟六尺巷里互相体谅一个道理’，我想想也是，就同意了”(村民赵某某，访谈编号C09) |
公共事务参与、文化理念动员、个人利益让步、公共利益认知、博弈收益权衡 |
公共利益引导下的博弈决策调整 |
关系联结–治理协同机制；博弈逻辑：引导个体权衡“个人即时利益”与“公共长期利益”，通过退让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共赢 |
“调解协议签了不算完，我们还会上门回访，看看两边是不是真的和好了，毕竟六尺巷精神不是签个字就完了，要的是邻里和睦”(调解员张某某，访谈编号T15) |
调解后续跟进、关系修复关注、和睦目标导向、博弈结果巩固、长期利益保障 |
博弈结果的长效巩固
策略 |
关系联结–治理协同机制；博弈逻辑：通过后续跟进保障“退让式博弈”的长期收益，避免短期妥协后再次引发冲突，维持博弈均衡状态 |
4. 数据分析与结果：六尺巷冲突解决博弈模型的运行机制与实践表现
在桐城的乡村社会，六尺巷精神并非停留在书本上的教条，其“退让/妥协”的核心逻辑已融入日常冲突解决的博弈互动中，成为一种鲜活的治理工具。调解员与村民常用“让他三尺又何妨”“退一步海阔天空”等话语，在具体情境中引导利益权衡，构建起一套适配乡土人情的非对抗性博弈体系[6]。基于实地资料，本研究提炼出以“共赢”为目标的六尺巷冲突解决博弈模型，其运行涵盖“利益识别–动机引导–策略协调–结果巩固”四个衔接环节，形成一个完整闭环。
4.1. 文化认同：博弈模型落地的心理基础
六尺巷精神通过文化墙、故事会、议事活动等日常实践，持续塑造村民的社区认同与博弈认知。只有当冲突双方内化“退让 ≠ 吃亏”“和睦 = 长期收益”的观念时，才可能放弃对抗，转向合作。例如，在某村卫生室扩建讨论中，村支书借用六尺巷故事引导村民关注“全村看病方便”的公共利益，使担心占地的村民主动调整地块，并获适当补偿，争议得以快速化解[6]。调研发现，文化认同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年长村民更看重人情与长远关系，年轻村民则倾向于通过短视频等新媒体接受熏陶，在认同和睦价值的同时亦强调利益平衡与程序公正。
4.2. 关系资本：博弈运行的社会纽带与约束
乡村社会中的信任、互惠与声誉网络，构成了“退让式博弈”的重要社会资本。在熟人环境中，博弈不仅涉及眼前利益，还关联长期邻里关系与社区评价，因而“退让”往往成为更理性的选择。例如，有调解员在处理农田浇水纠纷时，通过唤起双方祖辈的交情，提醒“真闹到乡里，谁脸上都不好看”，促使当事人达成轮流浇水的协议[14]。关系资本在此发挥了约束对抗、推动妥协的作用，使博弈从“零和”走向“共赢”。
4.3. 制度与技术：模型的赋能与适配
正式制度与数字技术为博弈模型提供了规范框架与效率工具，但也需注重与乡土逻辑的适配。制度层面，桐城将六尺巷调解纳入考核，明确自愿、公平原则，防止“无原则退让”；技术层面，数字平台提升了信息处理与流程跟踪效率，但面对赡养、遗产等涉及复杂情感与利益的纠纷，多数调解员与村民仍倾向于“线下见面谈”，以保持沟通的温度与充分性。研究案例显示，线上可高效完成材料归档、诉求梳理等前期工作，而线下则依托六尺巷精神进行情感疏导与利益协调，最终以“线上固化协议、线下回访跟进”实现闭环，体现了“技术提效、精神赋能”的融合逻辑[15]。
4.4. 主体差异：博弈策略的认知分化
不同主体在博弈中呈现策略分化。村干部与调解员作为引导者，能灵活运用文化符号与人情关系进行策略调适，面对不同群体侧重“利益平衡”或“人情世故”。普通村民作为参与者，其选择则更具情境性：年长者重视“面子”与关系修复，愿意为和气做出让步；年轻人则更关注程序公正与核心利益保障，对数字工具接受度高，在退让上表现出有条件的理性。
5. 讨论与启示：六尺巷博弈模型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优化路径
5.1. 理论贡献：从文化精神到博弈模型
本研究通过质性分析与理论建构，将六尺巷精神从文化符号提升为具有分析力的“冲突解决博弈模型”，在理论上实现了双重推进。其一，揭示了传统文化作用于乡村治理的两条关键路径：以文化认同塑造合作博弈的认知基础，以关系资本提供社会约束与支持。其二，构建了“文化引领 + 利益协调 + 关系约束 + 制度保障”的本土化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博弈论偏重利益计算的局限，融入了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人情与文化要素，从而丰富了合作博弈与冲突解决理论的应用场景[16]。
研究进一步发现，制度与技术共同构成了模型的“赋能框架”。制度确保博弈的合法性与公平边界，防止无原则妥协；技术提升信息处理和流程效率，但需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适配人情沟通需求。二者协同深化了“文化–制度–技术–博弈”的融合逻辑，为传统治理智慧的理论化提升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
5.2. 实践建议：优化推广的行动方向
基于研究发现，对“六尺巷工作法”的深化与推广提出以下建议：
价值内化与认知提升：在传播“礼让”文化的同时，需结合具体案例阐释“退让式博弈”的共赢逻辑，帮助村民理解退让是理性权衡而非利益损失。可通过故事宣讲、榜样评选、村规民约修订等方式，强化社区认同与关系资本。
制度保障与技术适配：应通过政策明确模型的适用场景与操作规范，将其纳入基层考核并建立利益平衡机制。数字工具开发应坚持“辅助而非替代”原则，保留线下核心调解环节，并针对老年群体等提供适应性服务，防止数字化削弱治理温度[17]。
分层培训与因地推广：面对村民，需依据代际差异采取不同引导策略；对调解员与村干部，应开展文化、法治、技术与博弈技巧的系统培训。推广中应区分模型的可迁移核心(如“识别–协调–巩固”闭环)与需本土调适的变量，避免“一刀切”，在熟人社会强化关系纽带，在城镇化程度较高的村庄则更侧重制度与利益平衡[18]。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基于桐城地区的质性调研，虽具典型性，但模型的外部效度仍需在东部沿海、中西部等不同类型乡村进行跨区域检验。横截面数据亦对因果推断构成一定限制。未来可通过混合研究方法、历时性追踪及跨模型比较，进一步验证并完善该模型，并探索其在城市社区或跨区域冲突等场景中的适配潜力，从而为中国本土治理理论的构建提供更丰富的实证与理论参考。
6.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以安徽桐城为田野案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结合合作博弈与冲突解决理论，系统探讨了“六尺巷精神”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机制，并尝试构建“六尺巷冲突解决博弈模型”[19]。研究发现，源于历史叙事的六尺巷精神，其“退让/妥协”逻辑已在当地乡村转化为具有治理实效的文化策略与博弈方法，主要通过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借助文化传播与实践，塑造村民的共同价值认同，为“退让式博弈”奠定心理基础；二是依托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与信任资本，为博弈过程提供社会支持与行为约束。与此同时，正式制度与数字技术也在此过程中发挥调节与赋能作用，共同推动形成“文化引领、利益协调、关系约束、制度保障、技术辅助”的多元治理格局[20]。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尝试超越以往研究多限于文化阐释的局限，通过微观实践观察与理论模型构建，揭示了传统文化资源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转化路径，为合作博弈与冲突解决理论提供了本土化的分析案例，也为理解制度规范与非正式规则在乡村场景中的互动提供了新视角。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为“六尺巷工作法”的进一步完善与推广提供了依据。研究表明，推动该模式落地需重视文化认同培育与社区关系建设，制度设计与技术工具应与之相适配，并注意区分不同群体(如年长与年轻村民)在博弈逻辑与接受方式上的差异[21]。这些发现对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参考价值，也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可操作的思路。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继续深入：一是开展跨区域比较，检验该模型在不同类型乡村的适用性与调适路径；二是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并完善其操作指引；三是进行历时性追踪，观察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对模型运行的影响；四是拓展理论对话，将本模型与“枫桥经验”等其他本土治理模式或西方理论进行对比，从而提炼更具普遍意义的基层治理理论要素。
总之，六尺巷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当代乡村治理中仍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通过构建具有解释力和操作性的博弈模型，不仅有助于其从地方经验转化为更具推广价值的治理工具，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与治理创新，提供了来自传统文化与现代理论相结合的有益启示。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安徽外国语学院2025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省级一般项目：和美乡村建设背景下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的潜在价值与实施路径——以六尺巷调解法为例(项目编号：S202513065015)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