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理念、模式与路径构建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Concept, Models, and Path Construction
DOI: 10.12677/hjas.2026.163048, PDF, HTML, XML,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田治国*, 杨 艳: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常州;常州大学园林文化研究院,江苏 常州;王海瑞: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常州
关键词: 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系统治理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Governance
摘要: 在全球生态环境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生态环境治理已成为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新时代以来,中国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特征,重构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其内涵与目标必然包含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水平生态环境治理。中国将生态保护融入发展全过程,形成经济与生态协同的治理范式。这一模式不仅关乎中国高质量发展,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其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具有双重意义。文章旨在探讨新时代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与战略框架、实践模式与方法,并分析未来挑战,构建深化路径。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今后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为全面提升环境治理效能、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ly severe glob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core issue concerning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nation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ince the new era, China has redefin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ith the core featur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ts connotation and goal necessarily include high-leve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at promotes such coexistence. By integra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to the entire development process, China has formed a governance model that coordinates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This model not only pertains to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ut also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to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carrying dual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value.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strategic framework, practical models and methods of China’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analyze future challenges, and construct deepening paths. This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clarifying the predicament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omprehensively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文章引用:田治国, 王海瑞, 杨艳. 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理念、模式与路径构建[J]. 农业科学, 2026, 16(3): 369-376.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6.163048

1. 引言

20世纪50年代后,全球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臭氧层破坏、土壤侵蚀、酸雨、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退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相继出现,已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因此,认真审视全球性的生态难题及其后果,是我们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1]。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有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古已有之[2]。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迅速,但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出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严峻的生态危机问题促使全球绿色运动蓬勃开展[3]。如何面对并解决目前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城市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4]。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西方“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将生态保护融入发展全过程,形成经济与生态协同的治理范式。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明确了生态环境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维度,从根源上矫正发展路径。这不仅意味着要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更要求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生态环境治理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条主线,它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关键路径。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旨在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内涵、系统方法与中国范式,分析生态环境治理的未来挑战,并探索深化治理路径。研究的核心在于推进已有研究的逻辑,通过治理体系重塑与措施构建,将绿色转型全方位、深层次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2. 理论根基与战略框架

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建立在一套独特的,并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发展需求的思想体系之上。

2.1. 哲学内核: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西方近代以来的生态思想往往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间摇摆,而中国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它强调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必须控制在自然生态系统可承载的边界之内。这一理念要求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视角看待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要素。它不仅是认识论上的革新,更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正义观,强调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与全球公平,要求生态福祉由全民共享。

从哲学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与现代生态文明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的“仁民爱物”与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强调生态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2.2. 核心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

中国式现代化以“两山论”为理论内核,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生态优先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这一理念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深化,将自然视为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共同体,而非征服对象。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保障生态属性,实现发展权与生态权的平衡,区别于西方将环境视为经济的附庸工具。

“两山”理论彻底打破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内在经济价值。它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从而推动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

2.3. 战略框架:融合共生的“三重逻辑”与系统集成“五位一体”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合概念,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三重逻辑[5],见图1

Figure 1. Analytical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Triple Logic”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1. 中国式现代化“三重逻辑”分析结构图

可以看出,中国的生态治理并非单一的环保行动,而是融入现代化各领域的系统工程,其包含五个维度的现代化集成,分别是观念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行为现代化[6] [7] (图2)。

Figure 2. “Five-in-One” modernization analysis chart

2. “五位一体”现代化分析图

以上五个维度相互支撑,共同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的实现,涉及社会生产方式根本变革、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社会生态文化重塑的整体性实践[8]

3. 中国式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实践模式与方法

实践层面,通过政策创新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同时,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不断修订完善,并加强国际合作深化;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目前已形成系统性、全方位的推进格局。

3.1. 政策体系构建与国际合作深化

3.1.1. 政策体系构建

中国构建了碳达峰、碳中和“1 + N”政策体系,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展示了在绿色转型道路上的新举措,这为治理行动提供了系统性的政策保障。另外,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通过横向生态补偿等方式,平衡各个区域发展差异。此外,还有绿色技术应用,推广清洁能源、循环经济模式。如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的快速发展,降低了单位GDP能耗。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减少了固体废物污染。还有生态修复工程,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湿地保护等工程,恢复生态系统功能。

在党政主导下,构建“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新时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例如,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碳普惠机制等,全面激发全社会联合行动。

3.1.2. 国际合作深化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在对外合作中(如“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不仅分享前沿科研技术,更侧重于分享生态系统性的规划能力、工程实施经验和政策体系,从而建立长效治理框架。这种合作基于双方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广泛共识与扎实基础,符合双方利益,更具全球性战略意义。

3.2.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理论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打破了以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单一路径,形成了区域间相互合作的生态环境治理局面,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系统的动态性、自组织的协调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比如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9]提出要强化生态环境治理联防联治,加强生态治理、推进环境协同防治我国的长三角区域,区域间信息资源共享、公众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理论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具有治理系统的开放性、结构的有序性、协同互动性等基本内涵。

3.3. 系统方法

目前的核心战略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强调多目标一体化实施,见图3

Figure 3. Core method analysis diagram

3. 核心方法分析图

3.4. 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国范式”分析兼与西方治理模式比较

生态环境治理从早期的污染控制,逐步转向涵盖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资源循环利用等多领域的系统性、可持续性治理。反对将人与自然对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以系统性思维进行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并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通过“五年规划”等国家战略进行长期部署,确保政策的可持续性,治理模式也从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多层级协作转型。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视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治理成效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为最终评判标准。中国生态环境治理范式的这种独特性,在于其核心理念、驱动力量、核心方法等方面的融合,将国家治理能力、系统性的工程思维和对“发展”的新定义深度融合。

现有研究表明中西方生态环境治理在理念、路径与实践上存在明显不同。我国是民主集中制国家,因而生态环境治理所采用的协同治理理论主要强调中央政策推动与地方利益协调,聚焦“协商共治”的模式创新,形成“实践–制度”双向互动的演进路径。相比之下,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是联邦制国家,比较重视宪法和法律对协同立法的明确。

理论研究方面,西方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研究也比较丰富,例如Elinor Ostrom主要针对小规模社区的生态环境,以经济学视角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社区自治可以避免过度的外部干涉[10]。整体可以看出中国治理范式与西方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见表1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governance paradigm in China and the western model

1. 中国治理范式与西方模式对比分析表

特征维度

中国治理范式

西方治理模式

核心理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人类中心主义”与 “生态中心主义”间摇摆

核心方法

系统性综合治理(强调要素关联与区域协同)

主要针对单一性介质、污染的治理

驱动力量

党政主导(自上而下规划与自下而上反馈二者结合)

法律、市场、社会运动(一般自下而上或是平行博弈)

治理理念

整体主义

修复导向

协同治理

“实践–制度”双向互动

重视宪法和法律对协同立法的明确

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被视为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与成本

综合比较分析,我国强调绿色发展与循环发展。比如我国福建汀江源通过“山上固本、河中疏络”的综合治理,实现从“山光水浊”到“绿水青山”的转变。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更注重依靠自然恢复力与工程技术修复受损生态系统。如德国鲁尔区通过《垃圾处理法》《控制大气排放法》等法律法规有效控制大气污染,并结合循环经济转型,实现从“污染标杆”到“绿色典范”的跨越。这些实践表明,综合性生态环境治理可成为社会经济转型的内驱力,并通过各个国家政策创新与实际国情,将生态保护转化为可持续发展优势,最终实现国家经济与生态的双赢。

3.5. 生态环境治理近十年(2016~2025)的主要领域与成效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主要聚焦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防治攻坚、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系统修复、治理体系完善等领域,见表2

可以看出,其中PM2.5呈现稳步下降趋势,蓝天保卫战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阶段性目标完成,重点区域臭氧协同治理见效,直接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森林覆盖率增长进入平台期,2025年的EQI已经突破60,表明生态系统功能增强;生态系统修复方面的治理从单一要素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另外,聚焦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从源头减少污染和碳排放,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in areas and achievement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over the past decade (2016~2025)

2. 生态环境治理近十年(2016~2025)的主要领域与成效对比分析表

治理领域相关指标

2016年

2020年

2024年

2025年

PM2.5浓度(μg/m3)

--

33

29.3

28.5

优良天数比例(%)

83.1

87.0

87.2

88.0

生态质量指数(EQI)

--

--

59.95

69.2

森林覆盖率(%)

22.0

23.04

23.04

23.1

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18

24.3

28.6

>30

煤炭消费占比(%)

62

56.8

53.2

<52

注: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总体来看,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了从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从全球参与者到重要引领者的重大转变。

4. 未来挑战与深化路径

研究发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生态环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结构性与根源性压力依然突出、治理能力与体系存在短板等。当前,生态环境治理的综合性、系统性与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整体性、协同性之间尚存差距,距离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态环境的更高期待亦有不足。

展望未来,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重塑生态治理理念?生态环境质量如何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根本性突破?生态环境治理决策如何科学化?从目前的研究方向可以看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行稳致远,需进一步深化理论创新,探索智能化治理模式,需在以下方面深化:

其一,深度融合,强化协同效应。进一步将生态环境治理全面、深度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重点执行国家主导的“重要区域 + 横向跨区域”生态补偿模式,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和环境监管体系。同时,运用市场化机制来管理和配置自然资源,实现协同增效。

其二,科技赋能,创新数字治理机制。数字时代拓宽了人们对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新认知,促进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数字化与智能化。用大数据技术对环境相关部门的生态数据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建立智能监测系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

其三,重塑现代化的整体形态,驱动产业结构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发展绿色低碳建筑和生活交通新方式,逐步推动生态服务模式,充分考虑人们的实际需求。

其四,创新合作,共建人类社会健康美好。“面对全球环境风险挑战,单边主义不得人心,携手合作方为正道”[11]。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合作,构建全球生态治理机制,携手应对全球性生态环境挑战,为建设和谐共生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

5. 结论

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已形成系统框架,核心工作是“以美丽中国建设为统领”,它不仅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实践深化与国际合作,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将为本国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并为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关键力量。未来的环境治理需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全方位审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并有效利用数字技术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新方法,在应对压力与挑战中不断优化,循序渐进地开展现代化转型实践,以期实现更为显著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教学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B-b/2024/01/43)。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

[1] 牛庆燕. 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思考[J]. 中州学刊, 2013(4): 104-108.
[2] 俞金尧. 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全球生态环境[J]. 学术研究, 2009(6): 86-96.
[3] 程天金, 李宏涛, 杜譞, 等. 全球环境与发展动态及“十三五”期间需关注的重大问题研究[J]. 环境保护, 2015, 43(11): 42-46.
[4] 李飞虎, 齐卫平.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论析[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51(3): 16-23.
[5] 莫天荣, 连君瑶, 王青山.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2): 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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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志勇. 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 转型路径与图景擘画[J].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7(5): 38-46.
[9] 人民网. “一张图”, 牵引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调查) [EB/OL].
http://yn.people.com.cn/n2/2023/0904/c372455-40556335.html, 2025-11-15.
[10] Ostrom, E. (2000)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 137-158.
[11] 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10-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