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相关因素对青少年述情障碍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Family-Related Factors on Adolescent Alexithymia

摘要: 通过对影响青少年述情障碍的家庭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回顾，本文从家庭、父母以及儿童自身三个方面揭示家庭相关因素对青少年述情障碍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文化教育、性别意识形态、家庭功能、家庭互动、家庭结构、父母教养方式、父母之间的重大创伤事件、亲子间依恋类型、父母述情障碍水平以及儿童经历的创伤事件都会对青少年述情障碍产生影响。

Abstract: Through a review of studies examining family-related factors influencing adolescent alexithymia,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impact of such factor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family, parents, and the child themselv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family cultural education, gender ideology, family functioning, family interactions, family structure, parenting styles, major traumatic events experienced by parents,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tyles, parental alexithymia levels, and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s all contribute to adolescent alexithymia.

1. 引言

述情障碍(alexithymia)这一概念最早于上世纪70年代被提出，用来描述一类临床症状(Sifneos, 1973)。该症状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组成：难以识别主观感受并区分伴随情绪唤醒的感觉和身体感觉；难以用语言向他人描述自己的感受；想象过程受限，表现为缺乏幻想；受刺激约束的外向型认知风格(Taylor et al., 1999)。基于以往研究结果，研究者普遍认为，述情障碍既可以被认为是稳定的多维人格结构之一，也可以作为对心理问题的反应(Lumley et al., 2007; Ng & Chan, 2020)。其不仅与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有关(Li et al., 2023; Lumley et al., 2007)，还是青少年自杀以及非自杀性自伤等行为的诱因之一(Norman et al., 2020; 熊庆等，2023)。有研究者在对以往青少年述情障碍的研究回顾后发现，其他文化下青少年的发病率为7.3%至24.1%。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对我国香港地区的青少年进行了述情障碍的调查，发现在1606名青少年中，述情障碍的患病率达到了36.6% (Ng & Chan, 2020)。

基于述情障碍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发生率以及其是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相关因素之一，对青少年述情障碍的成因进行探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述情障碍的形成机制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知机制，即认为述情障碍是个体在情绪认知加工方面的缺陷(Taylor et al., 1999)。另一种则是社会机制，认为述情障碍的产生与个体儿童期的经历有关，并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Levant et al., 2009)。而家庭则属于社会机制中的重要成分。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发展并非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Bronfenbrenner, 2005)。在环境因素中，家庭作为个体心理发展的微系统之一，处于系统的最内部，是青少年直接参与和交往的系统，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影响。父母作为青少年的抚养者，对于青少年而言是家庭中最为重要的成员，在其身心发展过程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以及鲍尔比的依恋理论，父母的行为举止以及思想情感等都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与人格发展产生影响。过往研究也显示，家庭因素与儿童的述情障碍水平显著相关(Lumley et al., 1996; Ng & Chan, 2020; Valera & Berenbaum, 2001)。

因此，本研究拟通过系统的研究回顾阐明影响青少年述情障碍的家庭因素，以此梳理与家庭因素相关的述情障碍的边缘因素，通过家庭、父母以及儿童经历三个因素，帮助家庭成员分析自身情绪情感方面的教育与行为方式，为家庭教育提供系统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支持，以减少因家庭因素所可能带来的青少年述情障碍问题，预防青少年产生自杀意念与自杀行为，维护其心理健康水平，帮助其健康成长。同时，也能帮助未来研究者系统了解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

2. 家庭因素

家庭是青少年童年期及青少年期生活最久的场所，对其社会化水平及情绪情感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张佳琳等，2023)。这一节将阐述家庭中的文化因素以及家庭功能和环境与青少年述情障碍的关联。

2.1. 家庭中的文化因素

家庭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环境带有本土社会文化的特征，而述情障碍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也会受到这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跨文化研究的结果可能会存在差异。过往研究发现，西方文化倡导自我情绪情感的表达，例如更频繁的身体接触与语言交流。而亚洲文化大多强调自身情绪的抑制与控制，认为强烈的情绪表达会威胁到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同时，含蓄内敛的文化特征也使得亚洲人较少在家庭中相互表达情感。因此，处于亚洲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教育也会受到影响，导致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未能获得足够的“情感指导”，以至于无法通过观察学习习得合理表达自身情绪的方式，也无法获得能够充分表达自身情绪情感的环境，可能与青少年情绪情感方面的缺陷相关，并造成述情障碍(Ng & Chan, 2020)。

除此之外，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性别意识形态也可能与青少年的述情障碍相关(Levant et al., 2009)。Levant在观察到述情障碍的性别差异后，提出规范性男性述情障碍假说(Normative Male Alexithymia, NMA)假说，以解释他在许多男性身上观察到的受传统男性意识形态影响的对自身情感产生限制的社会化模式。Levant在研究中发现，许多男性想要找到描述他们情绪状态的词语十分困难，因此，他推测这些男性小时候被父母或他人劝阻不要表达和谈论自己的情绪，有些人甚至因此受到惩罚。因此，他们在想要表达自己的情绪时无法找到准确的词语，也并未意识到这些情绪。Levant还指出，为了建立和维持权力，并隐藏父权社会制度中的脆弱性，男性逐渐形成了限制自身情绪表达的规范(Levant, 1992)。因此，性别意识形态虽然是社会文化因素，但其对个体的影响主要是依靠家庭中的父母完成的，这也可能会使部分青少年期的男性无法正确识别和表达自身情绪，而这正是述情障碍的具体表现与产生原因之一。

2.2. 家庭功能与环境

除了因社会文化所造成的家庭文化特征以外，家庭功能与环境也是青少年述情障碍的重要相关因素之一(Peng & Huang, 2023; 张春雨等，2011)。家庭作为青少年长期生活的场所，其功能失调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化水平与情绪情感能力的发展(Aviles et al., 2006; Morris et al., 2007)。家庭功能包括了家庭环境中的一些具体行为特征，如：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等(Epstein et al., 1983)。家庭缺乏积极的情感表达会导致述情障碍，缺乏情感表达可能意味着家庭成员较少向彼此表达意见和感受(Kench & Irwin, 2000)，以至于缺少情绪表达的锻炼和经验。

家庭互动较少对青少年情感能力发展有着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互动较多一定有利于青少年情感能力的发展，因为病态的家庭互动也会对述情障碍造成影响。一项针对青春期儿童的研究发现，对父母暴力(Child-to-Parent Violence, CPV)水平高的青少年，往往伴随有较高水平的不良社交网站的使用、对违反社会规范更积极的态度以及情绪解释方面的困难，并且其更倾向于使用暴力的方式表达感受和解决问题，这一倾向也被证明与述情障碍高度相关(Martínez-Ferrer et al., 2018)。

除此之外，青少年述情障碍水平也与家庭结构有关。当儿童出生在多子女家庭或是被遗弃时，其述情障碍水平会较高(Taylor & Bagby, 2004)，这可能是因为处于多子女家庭的个体，其所接收到的家庭以及父母关注被其他兄弟姐妹所分散，以至于有些个体可能会感受到被忽视、冷落等消极情绪，难以形成安全牢固的依恋关系，最终影响其情绪图示、想象力以及其他与情绪情感调节有关的认知技能的获得与发展(Cassidy, 1994; Fonagy & Target, 1997)。

可见，个体的述情障碍水平与家庭因素中的文化、家庭功能与环境等多个方面相关，这充分说明了原生家庭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3. 父母因素

在家庭中，家长是未成年子女的主要养育者，他们承担着很大的职责和义务，他们和孩子之间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情绪情感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会产生巨大影响。因其独特的角色与重要影响，故将其从前文中的家庭因素中拆分出来，单独讨论。关于父母与青少年述情障碍水平的关系，研究者主要从行为与情感两个因素进行了探索与验证。

3.1. 行为因素

“言传身教”，父母不仅是儿童最初的老师，他们的行为模式也是儿童进行社会观察学习的最佳模版。因此，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言语不断地塑造着儿童和青少年的认知，指引其发展方向。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对儿童述情障碍水平产生影响(Thorberg et al., 2011)，有研究指出，专制型的教养方式表明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以及敏感度水平都较低，因此其家庭沟通更加缺乏同理心，这便使得家庭中存在潜在的情感缺失，以至于个体在识别和表达情绪感受方面有更大的困难。与之相对，处于放任型的教养方式下的儿童因其父母较高水平的情感参与，展现出更稳定的情绪反应以及更低水平的述情障碍(Martínez-Ferrer et al., 2018)。

儿童与父母分离、父母分居或离婚以及父母自杀，会对儿童情绪情感发展产生巨大影响(Lindström & Rosvall, 2015)。以上情况会造成儿童与父母其中一方的分离，这导致儿童在家庭中最强烈的依恋关系可能会被破坏，从而使得其安全感缺失，无法顺利完成自身的社会化，阻碍了其同理心的发展。其中，父母的自杀以及与父母的分离还会分别导致个体情绪产生情绪识别缺陷以及情绪发展困难，并与述情障碍产生关联(Cerqueira & Almeida, 2023)。

3.2. 情感因素

父母与子女间的情感因素也与儿童述情障碍水平有关，比较典型的如亲子间的依恋类型。依恋理论指出，儿童与其主要抚养者之间的情感联结对于其情绪调节、人际交往等因素具有重要影响。不安全的依恋类型，无论伴随有高水平还是低水平的控制和照顾，都会抑制孩子的正常发展。当孩子无法预知自身依恋对象会对其情绪产生何种反应时，这种不确定性会抑制孩子刺激调节和控制能力的纠正功能，使其情绪识别和调节能力下降(Li et al., 2023; Thorberg et al., 2011)。同时，不安全依恋也会影响儿童的情感图式以及想象力等(Taylor & Bagby, 2004)。

此外，父母的述情障碍水平也会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孩子的述情障碍水平。有述情障碍的父母可能很难识别孩子的情绪信号，并对他们做出适当的反应，因为述情障碍导致他们在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状态方面存在问题。父母对儿童负面情绪的共情、识别和安慰反应可以促进儿童对情绪的探索，从而提高儿童的情绪意识和调节能力。相反，旨在结束负面情绪体验的父母行为(例如，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与孩子保持距离，轻视孩子的情绪，或惩罚他们)可能会损害孩子识别和标记情绪的能力，并失去学习情绪调节技能的机会(Scarzello, 2023)。同时，述情障碍还会通过降低父母敏感性、反应性、心智化，以及促进不安全依恋模式的建立，对养育子女产生负面影响(Cuzzocrea et al., 2015)。同时，父母述情障碍可能会影响其育儿能力，导致亲子关系质量下降，并通过不安全依恋影响儿童理解自我和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此外，父母述情特征与家庭功能障碍也存在相关性(Temelturk et al., 2021)，前文则已充分说明家庭功能障碍与儿童述情障碍的关系。此外，手机成瘾也是与述情障碍有关的重要因素之一，个体的述情障碍会对其手机成瘾行为产生正向影响(成鹏等，2023；黄明明，赵守盈，2020)，而父母的低头行为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述情障碍水平(刘梦航，肖淇滨，2023)。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当父母过分关注手机时，会使青少年有被忽视和拒绝的感觉，从而产生消极情绪，当个体存在消极情绪时并不会明显外露，这似乎增加了青少年述情障碍的可能性">">">(Hussain & Ahmed, 2014)。另一方面，父母过多的手机使用也会占据与孩子之间的交流时间，减少家庭中的情感表达机会，无法充分培养孩子的情绪功能(Ng & Chan, 2020)。

综上，父母作为儿童的主要抚养者，也是儿童的依恋对象，其行为以及情绪情感因素都与孩子的述情障碍水平有关。

4. 儿童经历因素

除家庭与父母因素之外，青少年自身的经历也与其述情障碍水平显著关联。

如果个体在童年期经历过创伤性事件，更可能产生述情障碍，这是因为创伤性事件往往会给个体带来极大的心理伤害和冲击，甚至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儿童为了应对这一冲击往往会采取并不成熟的防御方式，例如投射以及宣泄，这两种防御方式并非帮助个体直面内心的情绪，而是否认它们。这就使得个体更难以接触和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并最终产生述情障碍(Fang et al., 2020)。假如青少年在家庭中遭受到情感虐待、忽视乃至性虐待等问题，可能会将述情障碍作为一种应对创伤性事件的防御手段(Boisjoli & Hébert, 2020)。对于遭受不良经历的儿童来说，述情障碍不仅是一种防御机制，还可能与共情能力缺失有关。童年被遗弃者与有家庭成员被捕经历的个体相似，其在童年期时便缺乏足够的支持与依恋网络，无法获得必要的安全感，以至于自身共情能力发展受到影响，无法正确感知他人的情绪情感，最终可能因同理心缺失与社会性发展受阻产生述情障碍(Cerqueira & Almeida, 2023)。

5. 研究展望

综上，目前关于述情障碍成因的社会机制中与家庭相关的因素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具体而言，家庭相关的因素会通过家庭中的文化因素、家庭功能与环境、父母的行为和情感因素以及儿童自身的经历因素探讨其对个体述情障碍水平的影响。基于家庭因素与个体述情障碍间的诸多相关，后续研究者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对述情障碍进行干预：1) 采用团辅、情景模拟等方式加强对于青少年情感识别能力的培养，帮助其增强情绪颗粒度，更好地感受自身与他人情绪。2) 在家庭教育层面摒弃过往诸多性别刻板印象，及由此产生的不合理教养方式，适当鼓励并引导孩子以更为恰当的方式表达自身情绪情感。3) 家长应当更多地给予孩子情感层面的陪伴，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或扭转原本的不良依恋类型，加强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结。

此外，现有的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局限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改进。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大多数研究是横截面研究，导致难以明确家庭相关的因素与青少年述情障碍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方向。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研究设计，通过交叉滞后分析等方式来弥补横截面研究的不足。同时，还应该尝试采取诸如扎根理论方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开展相关研究，从而更加系统地揭示家庭相关的因素对青少年述情障碍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可以深入探讨述情障碍产生的具体机制问题，例如探讨父母的手机成瘾行为与青少年述情障碍之间的具体心理机制，厘清其是基于陪伴时间的减少还是忽视所导致的情感伤害；或者探索不同类型的创伤(忽视vs虐待)对述情障碍维度的差异化影响，力求更为细致地把握变量间的关系。此外，基于质性研究对当前互联网时代下的述情障碍具体表现进行探索，也凸显出其重要性。

其次，在研究方向上，目前探究父亲与母亲单独对儿童的影响的研究还较少，如研究发现青少年感知到低母性关怀更易导致其缺乏情感敏感性，但在家庭中与父亲的关系在应对功能失调以及情感的负面影响方面更为重要(Thorberg et al., 2011)。还有研究指出母子关系失调对个体述情障碍的影响更大，然而男性青少年则更易受童年期父亲教养方式的影响(Li et al., 2023)。这种对于父母各自因素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孩子性别对于父母因素的反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基金项目

安徽大学2025 年学生工作研究课题(ADXG2025-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安徽大学2026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4321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