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梳理探究翻译信息论的起源与发展、概念与模型中主体间性的得失，发现奈达的信息论框架通过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将翻译过程科学化，在形式上构建了作者、译者与读者的三元传输结构，却在哲学本质上将译者简化为被动的“转码器”，使其主体性受到“等效”目标的技术规训，遮蔽了翻译活动中本应存在的伦理对话、权力协商与文化调适等主体间维度。因此，该框架所呈现的主体间关系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形式关联，忽视了翻译学科的人文特质和精神内核。国内信息论研究在奈达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主体间关系进行了部分有益修复，尤其体现在信息传输模型重构与负载–容量矛盾的阐释中，在译者“转码”操作层面仍欠缺主体间性关照。本研究不仅是对翻译信息论框架的后实证主义补充，也试图为翻译信息论框架重建主体间的人文交互性提供理论可能。
Abstract: This study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implica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throug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Theory as well as in its concepts and models. It finds that the framework renders translation a scientific process through positivist research paradigm. While establishing a triadic structure of “author-translator-reader”, it essentially reduces the translator to a passive transcoder and subordinate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o the technical discipline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equivalence, thereby systematically obscuring the intersubjective dimensions of ethical issue, balance of power, and acculturation inherent in translation. Consequently, the intersubjectivity manifested in this framework operates merely as a formal relation dominated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neglects the humanistic essence and spiri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omestic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Theory has partially mended intersubjectivity within Nida’s origi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particularly through reconstruct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and expounding the load-capacity conflict. However, it still showcases in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for intersubjectivity on the operational level of transcoding. This study not only offers a post-positivist supplement to the transla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Theory, but also attempt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for reconstructing its intersubjective humanistic interactivity.
1. 引言
1948年香农在《贝尔系统技术》上发表了著名论文《通讯的数学原理》，标志着信息论的诞生。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于1964年首次将信息论引入翻译领域。在其著作《翻译科学探索》中，奈达发掘翻译与信息传递的共通性，吸纳诸多信息论概念解释翻译活动，并详细说明信息传输模式在翻译实践中的运作方式，扩充其翻译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信息论视角的翻译研究也随着谭载喜编译的《奈达论翻译》迅速收获国内学者的关注，理论研究持续得到本土化的诠释与深化，应用研究领域也逐步拓展，众多译者开始以信息论指导翻译实践，分析文本内容、选择翻译策略和技巧。翻译历史的持续演进深刻推动译学界理解翻译本质的深度、探讨问题范畴的广度。针对“谁在翻译？”经历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演化历程，主体间性这种伦理关系打破了传统翻译学对翻译主体的认知固化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兼顾多主体间的对话沟通以及翻译作为认识、生产、交往活动所涉及的更为全面复杂的内外部因素。主体间性视角下的翻译是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和谐共存[1]。信息论视域下的翻译可界定为多主体间的信息交际，信息传输模型在形式上也天然契合主体间性所关注的多主体共存格局，下文将对信息论框架如何塑造或制约翻译活动中的主体间关系进行剖析。
2. 从翻译信息论的起源与发展看
2.1. 香农起点：悬置的意义与抽象的主体
香农信息论是一种关于信息高效、精准传输的数学通讯理论，对信息的研究并非针对信息的语言或意义，而仅仅是针对信息的编码以及编码形式的数学[2]。因此，他对于信息的研究是放弃信息的意义，将信息量化为一种可以克服“噪音”干扰、通过编码与解码过程在信源与信宿间传递的信号单位，核心是建立一套信息编码与解码可遵循的预设的、可量化的数学规则。正是这种对“意义”的悬置，构成了信息论与主体间性研究的根本隔阂。将编码后的信号替换为语言时，问题便凸显出来：语言符号是意义的载体，而信息却不等同于意义。意义是主体在自身特定的信息边界(作为特定主体所能接受到的信息的总和)中通过其运算机制在特定时间范围内产生的，该机制体现为作者、译者与读者以信息为媒介，自主构建意义的交际行为，客观、理性的信息数学模型或公式运算难以完全再现或取代意义的传递与生成[3]。香农信息论的另一局限主要源于其抽象主体的设定。原初信息传输模型将信源与信宿简化为去情境化、被动接收处理信号的终端，且“转码”过程由客观、非人的设备或机器实现，而非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认知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是具身的、嵌入具体语境的主体间认知互动，它必然涉及两个核心层面：一方面，主体是具有特定民族文化背景和认知机制的“人”，会对信息进行充满主观性与创造性的内部“认知加工”，另一方面，主体的认知机制产生于与现实环境的互动体验[4]。而香农信息论高度抽象的主体无法刻画翻译过程中积极进行“体认”整合的认知主体形象，难以呈现主体间具有能动性、交互性与情境性的复杂认知特征。所以通讯工程领域的信息论自然不适用于对主体间性这种富含伦理与互动色彩的关系进行分析。它为翻译研究提供的是一个关于“传输”的隐喻，而非关于“对话”的哲学。
2.2. 奈达嫁接：形式的纳入与关系的失衡
把现代通讯论和信息论的成果运用于翻译问题的研究，进而提出翻译的交际学理论是奈达翻译思想进入交际理论阶段的主要标志[5]。他敏锐地洞察到信息传递与跨语言交际的结构相似性，并试图用“信源、编码、信道、噪音、信宿、冗余”等概念和术语塑造其交际翻译理论，深刻分析了翻译中的核心矛盾：传输负载(包括形式负载与语义负载)与信道容量之间的不平衡，并指出译者的核心任务便是通过调整冗余来“平衡负载”，通过复制香农的信号模型生成跨语言文化交际过程中串联“作者–译者–读者”的两级信息传输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即为“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的动态对等理论。
奈达引入信息视角与传输模型，的确使其翻译理念显化为一套标准化的信息交际机制，跳脱出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基底。该机制在形式上安排多个交际主体(作者、译者、读者)的参与，并明确译者在信息传递中的中介位置。然而，在其交际理论全景中，研究重点不可避免地导向作者与读者两端。在信源维度，奈达用大量篇幅分析信息的形式与语义特征，解析传输负载，指导译者进行解码操作，旨在引导译者走向作者、追溯作者意图、忠实传达原意，实质上仍是文本中心论与作者中心论范式的延续。在信宿维度，他强调区分信道容量，体现出对读者接受能力的关照，并将“读者反应”作为翻译批评的重要标准，主张翻译应以服务读者为宗旨，又凸显其理论鲜明的读者中心倾向[5]。奈达在交际理论阶段关注到语言交际效果和环境，注重语言信息的活动性能[6]。构建包含作者、内容、读者、背景、作品表达手段等多方面的综合分析系统，同时也发觉主体已有知识、交际方式、过去经验、情感态度等内在属性与主体所处的民族文化语境显著作用于交际过程，然而这种过渡带来的“正反馈”主要利好作者意图的准确传达、读者反应的顺利实现以及二元交际过程优化。译者虽贯穿其动态维度交际的论述过程，但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力求隐身的、高效的“转码器”。尽管承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个人情感投入、自身价值观作用的必然性以及民族文化、社会环境差异等语言外因素，但他明确表示“译者必须竭尽全力，将任何与原作者及原文意图不符的个人主观介入降至最低，避免自身个性、知识和文化倾向在译作中留下印记。”甚至将译者主体性视为危险[7]。相较于翻译文化转向后译者作为独立的“阐释者”、具有自身前见的“阅读者”以及主动进行操控的“改写者”的复杂主体身份，在奈达交际逻辑和实践中，译者被精密的技术规程所束缚，能动空间受到系统性地遮蔽压制。以此可见，以“对等”为终极追求的信息传输框架在此阶段仅服务于信源与信宿之间的信息流通。
2.3. 本土发展：研究的深化与关系的修复
奈达引入信息论，其根本目的并非创建独立的“翻译信息论”，而是为其“动态对等”(功能对等)理论提供一套科学修辞与操作框架，信息论恰好为衡量“信息是否等效传递”提供了客观参照系。但其开创性工作在中国译学界引发了深远回响。自谭载喜编译《奈达论翻译》以来，国内学者对此展现了持续热情。据中国知网(CNKI)检索，“翻译信息论”相关文献达七十余篇，已形成稳定的研究子领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的翻译研究对该跨学科路径进行初步探索与价值发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步解决理论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并奠定一定的实践基础。尽管主体间性始终未被明确作为核心议题提出，但该哲学关系实则如一条暗线贯穿整个研究版图。
以主体间性为考察视角，国内相关研究路径可归纳为两类：其一，始于对奈达信息论框架的审视与完善，信息论核心概念(如信息、冗余)与翻译既有话语体系并不完全对应，尤其是信息定义的模糊性以及与语言、意义的错位关系。因此，学者们转向探索信息定义与分类标准的微观视角，厘清信息的本质成为该路径的基础课题，“冗余”既是跨语言交际的典型现象和语言的固有特征，也是调节传输负载的技术手段，故而也成为该路径研究的焦点之一。然而，该研究路径在深挖信息属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强化了以作者和源文本(信源)为中心的分析模式。尽管成果丰厚(如拓展超语言信息范畴、借助语言学理论完善分析维度、细化冗余分类等)，但对信息和冗余概念的过度聚焦，在理论层面将多主体关系压缩为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话，读者则被视为被动接收终端；在实践层面无疑更加精细地框定译者的操作空间。其二，延续奈达信息论整体框架的基础，从宏观信息论视角深化对翻译实质的探索，该路径呈现出更为完善的研究取向：不仅如奈达般借鉴信息论以拓展翻译理论，更注重在语言与信息间求同存异，同时运用翻译研究中的具体概念与范式，对信息论框架进行反馈与调适，推动二者有机融合。该路径在主体间性维度的贡献显著，方守江关注译者主体性在调节传输负载与信道容量矛盾中的核心作用，明确指出平衡传输负载最终取决于译者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创新意识，否定价值中立的翻译观，推动信息论翻译框架中的主体间性动态协商的转向[8]。皮强在翻译信息理论的探索过程中将作者、译者、读者均视为具有独立“信息边界”与“运算机制”的翻译主体，强调意义并非从作者单向传递至读者，而是各主体基于自身信息处理能力持续进行“翻译”的结果，从而在信息流动中构建多主体间持续的意义生成网络，系统揭示了翻译活动中的动态主体间性。
3. 从翻译信息论的模型和概念看
3.1. 工具化模型的再造
在香农的原始模型中，“信源”和“信宿”是匿名的终端，“编码”和“转码”是自动的技术功能。奈达则将翻译过程具体化为两个前后衔接的交际阶段：第一阶段，译者作为“信宿”接收并解码源语信息；第二阶段，译者转变为新的“信源”，对信息进行二次编码，并将其发送给译文读者[9]。该结构显化了“作者–译者–读者”三方主体关系，相比“信源–信宿”二元论是一大推进，并正式承认译者作为跨语言信息传递的枢纽地位及其在模型结构上的不可或缺性，然而却并未赋予译者与作者或读者进行平等意义协商的哲学主体地位，译者被简化为一个为实现外部预设目标而服务的功能化节点。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来审视奈达的信息论翻译模型，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深刻的哲学批判视角[10]。奈达的翻译模型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目的理性行动”，而非“交往行动”，结构上容纳多个主体，却为其设定了一个非交往的、工具理性的互动框架，框架内的共存也是依靠制度机制而非主体间的价值共识。译者作为关键枢纽，其任务不是与作者或读者就文本的意义、价值与规范进行自由的、不受强制的协商，即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想言说情境”，而是执行一套以“等效”为最高指令的运算程序，该程序也剥离了翻译主体间基于“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寻求相互理解的实践本质。皮强通过整合信息科学、生物学、认知科学等跨学科理论，拓展信息概念的外延，重构信息、语言、意义的关系，推动翻译模型从静态的“传递–接收”转向动态的“主体–生成”。翻译超越单向的信息传递，进而成为连续的意义生成循环，成功在其模型中塑造了动态、互构的平等主体间关系。
3.2. 负载与容量的核心矛盾
奈达将翻译中的主要冲突提炼为“传输负载”(涵盖语义、形式传输负载)与“信道容量”(读者接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并将翻译的根本任务归结为对此矛盾的技术性调适，用“工具理性”消解了翻译主体间的人文内核，抑制了价值理性的积极作用，造成翻译研究“是”与“应当”的对立[11]。具体而言，在信道容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传输负载不足会导致交际效果欠佳，信息过量则会引发传输过载与信道堵塞。由于跨文化交际主体文化背景知识存在差异，所处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此类矛盾具有必然性。奈达就该矛盾的论述实质上仅折射出信源与信宿之间的差异与张力：作者与读者文化语境、认知图式、期待视野之间的不对等。译者被定位为调和“作者–读者”二元对立的第三方，而非拥有平等话语权的对话主体。从主体间性视角审视，既有的信息论框架将平衡矛盾彻底转化为一种技术规训和调整，凸显着译者身为“转码器”的受制性，译者基于个人诗学追求、文化立场或伦理判断的能动性，以及服务于译者自身目的的为我性，在此工具理性至上的流程中被系统性边缘化。方守江的“平衡翻译”模式在信息传输模型中将译者主体性推向显要位置，通过强调译者的能动性与为我性，部分修复了翻译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平衡关系，从而突破技术化的处理路径。该模式主张译者在传递文化信息时需保持适度，既要尊重异族文化特质，亦不忽视语言形式差异。这正是对源语与译语诗学系统的关照——诗学观念作为隐性规约，框定了译者对文本的审美判断与形式选择，既引导译者适应或重构特定的文体规范、意象系统和节奏韵律，也常因诗学传统的差异引发翻译中的创造性变形或文化过滤[12]。翻译活动发生于一个由多主体构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之中，矛盾的化解常受制于广泛的外部社会因素。除作者、译者、读者外，出版社、赞助人等行动者亦通过其权力与资本，深刻介入并操控翻译过程。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进一步揭示，信息传递背后潜藏着社会结构、权力网络的制约[13]。因此，“负载”与“容量”之间的矛盾并非是仅凭技术方案可消解的二元对立问题，而应被理解为以译者为中介的主体间积极对话，是三方主体受到诗学观念、权力关系及社会网络等外部因素持续形塑的复杂博弈。
3.3. 译者转码的技术规训
信息传输模型主要有两级传输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排除噪音干扰解码信号和理解信息。此步骤要求译者系统提取奈达所界定的形式信息(如书写形式、构词法、特殊句法)与语义信息(如词语搭配、主题内容)。原文的解码和理解必然涉及到如下几个方面：文本所体现的个人风格；题材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原语的语法结构和词语用法；表达原语言文化的特有词汇；文本具有的特定形式；原语言所表达的特定观念、偏见所反映的民族、政治、道德、宗教、社会及性别倾向等[14]。第二个过程是对解码处理而获得的原文信息进行整理、选择、加工，然后进行编码，生成目的语文本，并传输给译文读者。译者对解码所得信息进行整理与重构首先需要预判并适应信道容量，即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奈达曾将信道容量区分为“受过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两类，这要求译者必须靠近读者的认知图式。编码操作聚焦于两项技术：一是处理基本的形式与语义信息，二是策略性调节冗余信息(如增补解释、拉长句式)，以完全适应目的语的语言风格与文化习惯，从而避免传输过载。整个操作流程，从多维信息解码到基于读者分类的编码，清晰地勾勒出一套旨在实现作者信息与读者接受之间成功对接的标准化技术方案。当代哲学解释学把翻译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主体间性上，突破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局限。在伽达默尔的视角下，翻译是动态开放的视域融合过程：译者首先将自身视域与原文本视域相融合，形成新视域，进而再与目的语文化视域进行二次融合，最终生成译文[15]。视域融合的过程就是主体间性所倡导的平等对话关系的具体表现。相比之下，信息论衍生的标准化翻译流程则将原文本塑造为封闭、静态的信息集合，将信道容量预设为读者群体可能具有的普遍接受能力，将译者简化为执行解码的技术角色，强调译者对原作者的趋近而非带着“前见”的理解与创造实践，要求译者向读者妥协而非就文本意义与价值再生的沟通。因此，该技术方案彻底抑制了信息交际过程中主体间视域融合的可能性，信息论视角下的翻译活动因此呈现为一种受到规训的技术行为，也难以推动真正平等、互动的主体间关系的构建。
4. 结语
翻译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学科，对翻译本质与内涵的认知无法依托绝对理性的实证方法达成唯一、客观的定论，实证科学揭示客观规律的研究路径不能解决所有翻译问题[16]。主体间性哲学有助于构造翻译主体间平等、合理的伦理关系，更为翻译研究提供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并引导翻译研究回归人文本质，为翻译学科建设与长远发展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撑。翻译主体间关系的和谐更是保证涉及翻译的各种因素在妥协、变通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17]。因此，对主体间性自觉而全面的观照是维系翻译信息论研究框架人本性、互动性与动态性的根本保障，是信息论与翻译研究深化融合的必要前提。未来可进一步结合认知翻译学及数字人文等学科视角，在理性技术与人文对话之间构建更为丰富的理论接口，进而探索兼顾科学解释力与人文关怀的翻译信息论研究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