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冲击着学前教育的发展，给幼儿园带来许多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来，我国新出生人口数量逐年下降，到2023年，全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数量为4092.98万人，较上一年的4627.55万人有所下降，我国已经迈入了低生育率的时代[1] [2]。为积极应对低生育率带来的诸多挑战，我国适时颁布了“三孩”政策。随着“三孩”政策的落地，新生人口数量仍然处于下降趋势，根据出生人口预测的结果显示，未来新生人口趋势为“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最终趋于平缓。
随着城镇化的建设，推动了乡镇人口向城市流动，促使农村幼儿园的规模逐渐缩小，出现乡镇在园幼儿的流失问题[3]。这也导致乡镇师资逐渐向城市过渡，不同区域之间的师资结构不断地发生改变。只有通过合理分配师资，打破师资不平衡的困境，让优秀教师得以各个区域之间流动，实现幼儿园区域之间优质均衡的发展，切实保障每位适龄幼儿都能接受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的发展[4]。
2. 低生育率的现实表现
人口结构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其变动直接关联社会发展、教育体系变革与资源调整。当前我国青年群体生育意愿受经济压力、职业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生育意愿显著下降，部分群体选择“不生育”，导致新生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进入负增长阶段[5]。根据数据显示，我国已陷入“老龄化加剧–低生育率”的叠加困境，总人口自2022年起呈现负增长，总和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自然增长率同步转负，总人口呈现负增长趋势(如图1) [6]。
人口出生率在2015年“二孩”政策短期提振后，自2020年起持续回落，2022年已降至低位。低生育率的直接后果是学前教育阶段适龄幼儿总量缩减，幼儿园入园、在园人数同步下降。这一变化影响到幼儿园资源配置效率、师幼比合理性与班级规模设定，进而对学前教育整体质量产生连锁反应[7]。在此背景下，如何将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化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机遇，成为当前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Figure 1. Birth rate trends in China, 2015~2024
图1. 我国2015~2024年人口出生率情况
3. 人口减少背景下城乡幼儿园发展的现状
(一) 适龄幼儿入园数量区域分化
从图2可以看出，2016~2024年全国幼儿园入园人数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特征，2020年后受低生育率持续影响，入园、在园人数进入稳定下降通道(见图3)。从区域差异看，城镇入园幼儿数量虽与全国趋势一致呈波动下降，但整体规模相对稳定；乡村地区入园幼儿数则呈断崖式下跌，2022年已降至249.19万人，较峰值时期缩减近60% [8]。新生人口总量缩减是导致幼儿园生源不足的核心原因，且这一趋势在乡村地区表现更为突出。由于城镇幼儿园有着稳定的财政预算和编制保障，抗风险能力较强，因此在生源减少背景下可以通过优化内部班级设置、开展托幼一体化服务等方式维持运营。而农村幼儿园虽然有财政托底，但经费来源高度依赖地方财政，在县域经济下行和生源锐减的双重压力下，普遍陷入“经费短缺–设施老旧–教师流失–吸引力下降”的恶性循环。
Figure 2. National kindergarten enrollment by year, 2016~2024 (Unit: 10,000 persons)
图2. 2016~2024全国幼儿园入园人数(单位：万人)
Figure 3. Enrollment in kindergartens nationwide, 2016~2024 (Unit: 10,000 persons)
图3. 2016~2024全国幼儿园在园人数(单位：万人)
(二) 城乡幼儿园“关停潮”特征显著
近年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全国各地的幼儿园都面临着“关停潮”的挑战。2015~2024年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见图4)，全国幼儿园总数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020年成为数量拐点，此后全国幼儿园总数持续下降。低生育率导致学前教育资源从“供给不足”转向“相对过剩”，幼儿园的招生情况从曾经的“一位难求”变为现在的“一孩难求”[9]。部分区域尤其是乡村与城郊结合部幼儿园因生源枯竭被迫关停，形成区域性“关停潮”。
Figure 4. Number of kindergartens nationwide, 2015~2024 (Unit: 10,000 institutions)
图4. 2015~2024全国幼儿园数量(单位：万所)
(三) 城乡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加剧
城乡幼儿园资源失衡集中体现在师资配置层面。乡村幼儿园存在“优质师资短缺–留不住”双重困境，教师发展机会受限、地域条件制约显著，优秀教师向城镇流动现象普遍；城镇幼儿园则出现师资相对过剩，部分园所存在教师岗位竞争激烈、专业发展空间压缩等问题。这种城乡师资鸿沟进一步拉大了学前教育质量差异，且在园所数量、班级规模、硬件设施等指标上均有体现。作为基础教育起点，学前教育资源的城乡失衡不仅阻碍城乡教育协同发展，更对教育公平的实现构成挑战，由此可见，未来如何解决城乡学前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无疑将成为教育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10]。
(四) 城乡幼儿园“马太效应”的形成机制
长期以来，按生均经费拨款的模式使得生源减少直接等同于经费削减。这对本就生源流失严重的农村幼儿园构成致命打击，形成了“越弱越减、越减越弱”的负向激励。其次资源配置具有“城市中心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优质的教师编制、职称晋升机会、专业培训资源长期向城市公办体系倾斜。而农村教师则面临“待遇差、发展难、流动难”的多重壁垒，导致师资的“虹吸效应”不断加剧城乡质量鸿沟。这种制度性根源共同作用，使得低生育率的冲击在城乡之间形成了强者虽有压力但可调整、弱者直接面临生存危机的“马太效应”，严重制约了学前教育的公平与均衡发展。
4. 低生育率下城乡幼儿园的挑战与机遇
(一) 面临的主要挑战
(1) 乡村幼儿园生存压力凸显
在低生育率与城镇化的双重挤压下，乡村幼儿园面临生源流失–资源闲置–运营困难的恶性循环。县镇及乡村在园幼儿数量持续下降，部分园所因招生不足无法覆盖运营成本；乡村幼儿园教师待遇偏低、培训机会匮乏，导致师资队伍素质难以提升，进一步削弱园所吸引力，形成质量下降–生源流失的负向循环[11]，与之相反的是城市在园幼儿总数相对稳定。究其根本原因则是乡村幼儿园条件艰苦、待遇不高，很难吸引和留住优质师资，有限的经费也使教师缺少更多培训机会。
(2) 托育转型面临师资短缺瓶颈
随着人口数量的持续减少，许多学前教育资源，例如校舍、师资等逐渐陷入闲置，为盘活闲置资源，2025年起许多幼儿园积极响应国家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号召，合理优化以及系统整合园所闲置资源，通过对闲置校舍进行改扩建，充分满足托育校舍的需求。但城乡托育师资短缺问题突出，城市地区托育教师流动性强，人才竞争激烈导致优质师资流失；乡村地区因薪资待遇低、职业发展空间有限，难以吸引专业托育人才，且现有幼儿教师普遍缺乏托育相关培训，无法满足0~3岁婴幼儿照护教育需求。
(二) 潜在的发展机遇
(1) 师幼比优化提升保教质量
低生育率背景下，新生人口规模缩减与幼教从业人员数量增长形成“反向变动”，推动园所师幼比持续优化[12]。合理的师幼比使教师能够兼顾每个幼儿的个性化需求，提升师幼互动质量，降低教师工作强度与心理压力，为幼儿认知、情感、社会性发展创造更优环境，直接推动保教质量提升。教师负责的幼儿数量减少能更加精准地关注每个孩子的个性化需求，促进幼儿全面发展，更加优化的师生配比能更好地保障了幼儿的发展权益，促进幼儿认知、情感、社会性等全面发展。
(2) 班级规模优化赋能幼儿成长
班级规模缩小为幼儿园创设安全、适宜的教育环境提供了基础条件。适宜的班级规模有助于教师保持稳定情绪状态，提升对幼儿的关注度；同时促进幼儿同伴交往质量提升，增强幼儿心理适应性。面对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挑战，可以多个维度推进教育改革。一是系统地降低班级规模，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为实施个性化教学创造条件。二是完善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创新编制核定方法，构建生师比与班师比相结合的动态师资配置模型。通过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降低各学段生师比，有效缩小班级规模，确保每位学生都能享有优质的教育服务和个性化发展支持，最终实现全民文化素质的整体跃升[12]。
5. 城乡幼儿园应对低生育率的优化策略
(一) 政策统筹：构建系统性保障机制
(1) 建立“按班补员 + 按需调配”的财政支持模型
强化政府主导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改革现有按生均拨款的单一模式，构建“基础按班补员 +浮动按需调配”的复合型财政支持体系。基础按班补员主要以维持班级基本运行为目标，按幼儿园实际开设班级数核定基础师资与经费，确保即便班额不足仍能保障教师基本工资与班级运转经费，计算模型可设计为：基础补助 = 班级数 × (教师人均工资基准 + 班均运转经费)；浮动按需调配指的是结合各地区新生人口监测数据与在园幼儿实际数量，设立浮动补贴池，向生源流失严重、资源闲置突出的农村与薄弱地区倾斜，用于支持教师转岗培训、课程创新与设施更新，重点改善乡村及薄弱地区幼儿园办学条件。适度增加专项补贴力度为其提供更多教育物资，使其在学前教育阶段就能获得公平发展的可能。在完善投入机制方面，逐步打破经济发达地区独占优质的教育资源配置、大量经费投入和科学的财政监管制度的局面，逐步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经费投入体系，缩小地区间教师待遇差异，促进教师合理流动，振兴教师队伍。制定全国统一的学前教育财政补助基数标准，要求地方政府按标准向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拨付补助经费，缩小区域间教师待遇差距，设立乡村学前教育专项补贴，向农村适龄幼儿倾斜教育资源，保障教育起点公平[7]。
(2) 构建新生人口动态监测平台
整合教育、统计、卫健等多部门数据，建立全国统一的新生人口信息数据库；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对新生人口数量、区域分布趋势进行实时预测，提高数据时效性与准确性；将人口监测数据与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进行匹配分析，预判3年后适龄幼儿入园需求，为资源配置调整提供依据[13]。全方位实时监测各地区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精确掌握不同区域的人口结构特征，以此来精准判断“三孩”政策落地后各地区的生育情况，合理规划教育资源的分配布局，着重向教育弱势地区倾斜。将出生人口入园需求监测数据与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状况进行对比分析，评估现有的学前教育资源能否满足三年后适龄幼儿的实际需求，以便为及时、合理地调整资源配置提供更有效的依据[14]。
(3) 推进普惠性幼儿园提质扩容
依据《学前教育法》“政府主导、普惠优先”原则，结合区域人口密度、适龄幼儿数量，科学规划普惠性幼儿园布局；制定普惠性幼儿园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动公办园与普惠性民办园一体化发展；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完善普惠性幼儿园评估机制，确保经费投入公平与教育质量达标。为进一步落实学前教育的普惠性，应科学规划布局，结合区域、人口等因素合理确定普惠园的数量与位置，通过政府扶持制定普惠园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标准，对公办园与普惠园进行统筹规划，实现二者一体化发展[15]。保障普惠园的经费公平投入，向弱势地区倾斜，强化地方政府对普惠园的监管，完善对普惠园的评估机制，促进普惠园的高质量的发展。
(4) 加速托幼一体化转型进程
各级政府合理统筹规划城乡学前教育资源，测算校舍、师资等资源盈余情况，在确保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从城乡、空间分布等多个角度出发，合理改建现有学前教育资源，实现幼儿园–托育机构功能转换[16]。政府组织开展托幼一体化师资专项培训，提升教师0~6岁全年龄段保教能力，利用政策鼓励幼儿园转型、合理投入教育经费，完善托育服务政策支持体系，鼓励幼儿园增设托育服务模块，通过家园共育提升家长对托育服务的认知与接受度，提高家长对托幼教育的认识和重视，共同促进幼儿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二) 园所发展：打造高质量教育载体
(1) 深化园所质量建设与资源共享
推动城乡幼儿园建立合作联盟，共享优质课程资源、师资培训资源，降低单个园所运营成本。优化课程设置，不断地提升保教质量，构建科学、系统且富有特色的课程体系全面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幼儿园管理者积极响应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教师招聘准入门槛，优先考虑学前教育专业背景且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17]。为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通过建立科学、系统的培训体系，加强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大力提升学前教育教师专业素养。优质师资力量不仅会促进园所教育质量的提高，还显著增强园所在学前教育市场中的竞争力，形成园所发展与师资建设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 培育园所特色与创新能力
幼儿园立足本土文化、自然环境与社区资源，积极开发特色课程，满足家长和社会的多样化需求。一是在课程创新维度上，要有利用人工智能的创新意识，幼儿园应该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课程的融合。幼儿教师合理利用数字化手段，收集与分析幼儿学习进度、兴趣偏好并进行因材施教，为幼儿量身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也不能忽视人文关怀，各级主管部门应充分赋予园长、教师相应权力，激发每一名教育者的创造力。二是在特色课程方面，幼儿园应扎根于本土文化、自然环境与社会资源，深度挖掘其中的教育价值。不断创新改进，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与日常经验，设计贴合园所的特色课程体系，不断优化课程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以特色课程为核心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家长与社会，推动学前教育事业迈向新高度。
(3)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
幼儿园应强调协同育儿，着力构建家园社三位一体的教育共同体，明确三方的主体责任以及完善家庭与社区的合作机制，搭建多元化的沟通平台并且积极与家长和社区沟通协作，广泛吸收各方对幼儿园提出的优化建议。建立长期的需求调研机制，主动与社区成员沟通，动态掌握本地区学龄儿童需求的变化，建立科学的需求预测模型。构建动态优化管理系统，及时调整和优化幼儿园的运营计划，实现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18]。合理规划家校社资源，促进园所自身发展。幼儿园通过互相学习并总结优秀经验，吸取其他园的“精华”并创新，不断促进本园特色发展。幼儿园建立家园沟通渠道来促进家长参与幼儿教育的过程，形成家园教育合力为幼儿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全方位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推动学前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三) 教师发展：夯实专业人才支撑
(1) 完善教师专业化培训体系
教师是教学过程中的主导者，所以幼儿园应该大力加强师资建设，培养专业化的保教团队。为推动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提升幼儿教师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幼儿园可以系统开展教师培训，内容涵盖儿童发展理论、教学技能、托育服务等模块；定期组织专家讲座与教学技能培训课程，拓展幼儿教师的学科知识；定期组织幼儿教师的培训，为教师搭建更高的成长桥梁、幼儿园给予有效的教学反馈，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19] [20]。幼儿园也可以组织教师观摩学习，感受不同的教育方法与课堂管理手段，进行反思与改进，教师自身也可以利用网络丰富的学习资源促进自身的成长。
(2) 构建“全面薪酬”保障机制
完善教师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提高幼儿教师待遇，可以增强幼儿教师职业吸引力，幼儿教师作为幼儿园的重要力量，其工作积极性与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学前教育质量，需要切实关系和改善幼儿园教师的待遇[21]。近些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在师资待遇上创新性地构建了“全面薪酬”保障体系，包括职业荣誉表彰、专业的发展通道、优质的工作环境以及建设和谐团队文化等多元的保障机制，实现了教师从单纯关注物质报酬转向追求职业成长与自我实现，从物质和精神层面都吸引和留住了优秀师资[22]。不仅要关注教师外部的物质待遇，也要注意教师内部的心理状态，改善教师待遇也能使得教师更加专注自身专业能力的成长，共同促进幼儿全面健康地发展。
(3) 推动城乡教师均衡发展
地方政府建立乡村教师专项培训制度，通过“名师带教”“定向培养”提升乡村教师专业能力，逐渐缩小城乡幼儿园的差距。完善城乡教师流动机制，推动城市教师下乡支教、乡村教师进城学习，促进教育理念融合，使城乡幼儿教师交互式体验区域之间的差距，融合城乡教育理念，促进教师高质量发展。支持城乡教师结合区域资源开发特色课程，运用智能教育工具弥合教育质量差距，乡村教师利用本土资源开发特色课程，城市教师利用社区丰富的资源开发“社区课堂”。城乡教师积极参加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学前教育的培训课程，学习如何通过智能教育软件为幼儿定制个性化学习路径，弥合城乡之间的差距，努力提升城乡幼儿园的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