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父母教育期望和自我教育期望的链式中介作用

The Impact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on Adolesc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Adolescents’ Self-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摘要: 生态系统理论提出家庭这个微观系统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影响巨大，在如今教育“内卷”的社会现状和“双减”政策颁布之后，父母与孩子的亲子沟通、亲子监督更为频繁，父母教育卷入程度也有所上升，但父母教育卷入越高越有利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以及心理健康吗？其中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同研究有不同的研究结论。本研究为一项研究构想，首先对以往父母教育卷入对学业表现的影响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归纳，进而提出具体的研究设计框架，拟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父母教育卷入和学业成就之间的纵向关系，以及父母教育期望和自我教育期望在其中的纵向中介作用。

Abstract: The ecosystem theory posits that the family, as a microsystem, exert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urrent socially prevalent educational “rat rac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supervision have become more frequent,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However, does a higher level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necessarily benefit adolesc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mental health? Are there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at play? Different studies have yielded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This study is a research proposal. It first summarizes and synthesizes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n proposes a specific research design framework. Subsequently, it adop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s well as the longitudinal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adolescents’ self-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in this relationship.

1. 问题提出

在我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家庭长期以来对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保持高度关注。从“孟母三迁”的历史典故，到当下家长竞相选择优质学区房的现实写照，子女的学业成绩逐渐演变为家庭间隐性比较的重要标准。在这一背景下，父母教育卷入也逐步成为家长投入精力与资源的重要体现。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政策)，旨在通过校内外协同治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赵同友，范静，2022)。自2021年9月“双减”政策落地实施以来，学生在校学习压力得到一定缓解，校外培训市场趋于规范，青少年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明显增加。与此相应，亲子互动、家庭共同活动以及家长对学业过程的关注频率不断提高，父母教育卷入水平随之上升，其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影响也愈发凸显(胡义秋等，2023)。

“父母教育卷入”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彼时，欧美国家在推行补偿性教育政策的过程中，鼓励低收入家庭家长积极参与子女教育实践，该概念由此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吴弦，2021)。目前，学界对其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界定，不同研究中常将“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译为父母教育参与、家长参与或父母教育投入。《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将其界定为家长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依托学校开展的各类正式或非正式教育活动(夏媛，2020)。Hill与Taylor提出的“家长学业卷入”概念，强调家长为促进子女学业成就及未来发展目标，而参与学校教学活动及子女日常学习生活的多种行为(马克·贝磊，刘钧燕，2015)。Seginer认为，父母教育卷入是家长基于自身教育观念与对子女学业成就的期待，在家庭或学校情境中实施的促进子女教育成效的相关活动(牛建辉，2008)。在我国语境下，胡义秋等人(2023)指出，父母教育卷入是父母基于对子女教育与发展的价值取向，为促进子女学业进步与心理健康，在家庭与学校场域中展开的各类教育参与行为的综合体现。

布朗芬布伦纳于1979年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发展是其自身特质与多层次环境系统持续互动的结果(Bronfenbrenner, 1979)。在该理论框架中，家庭作为最贴近个体的微系统，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具有最为直接且深远的影响。既有国内外研究通常将父母教育卷入区分为家庭教育卷入与学校教育卷入两种形式(曹梅等，2023；周晓慧等，2023；Benner et al., 2016; Toren, 2013; Toren & Seginer, 2015; Wong et al., 2018)。前者主要包括亲子日常交流、学习指导、作业监督以及学习环境营造等家庭情境中的行为，后者则指家长参与学校活动、开展家校沟通等行为。二者均旨在为子女提供必要的教育支持资源，以促进其学业发展与心理健康。然而，部分研究发现，学校教育卷入与儿童情绪状态及学业适应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甚至可能呈现负相关(Benner et al., 2016; Wong et al., 2018; Toren, 2013)。相较而言，家庭教育卷入对儿童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多项研究中得到了较为一致的支持(Toren & Seginer, 2015; Wong et al., 2018)。具体来看，家庭教育卷入既能直接影响儿童的生活满意度，也可通过间接路径发挥作用，而学校教育卷入更多表现为间接影响。基于此，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及“双减”政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家庭教育卷入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其作用机制亟需深入探讨。

关于父母教育卷入的结构维度，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共识(吴弦，2021)。从社会支持视角出发，有研究将其划分为养育引导、家校沟通、校园志愿参与、家庭学习辅导、学校决策参与及社区合作等类型；从父母监管角度，则可归纳为亲子互动、家庭监管、教育期望以及学校事务参与等维度。而Grolnick基于儿童主观体验提出的三维结构模型，将父母教育卷入区分为行为参与、情感参与和认知(或智力)参与，该模型在学术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高燕，2016)。在国内研究中，学者们多采用宋冰基于该理论框架编制的《父母教育卷入量表》进行测量。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在北京和上海地区，有67.0%的家长表示经常或习惯性地辅导子女完成作业，另有41.7%的家长在完成学校作业之外，还会为孩子额外安排学习任务(邢淑芬，刘伊宁，2023；吴弦，2021)。同时，有研究指出，在2010~2018年间，小学生家长每周用于作业辅导的时间由3.67小时增加至5.88小时，初中生家长的辅导时长亦由每周1.56小时增长至3.03小时。上述结果表明，我国家长在子女学业方面的卷入程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然而，父母教育卷入的增加是否必然带来学业成绩的提升，现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基于这一现实与理论分歧，本文将对父母教育卷入与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探讨。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及“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卷入的新特征，本文仅聚焦研究设计与构想的呈现，明确后续实证研究的对象、程序、工具及核心内容，为系统检验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链式中介机制提供理论框架与操作方案。

2. 文献综述

2.1. 父母教育卷入对学业成绩、学业表现的影响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父母在教育过程中的参与水平与学龄儿童的学业适应状况及学业成绩之间普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例如，Topor等人以158名美国7岁儿童为样本开展研究，结果发现，相较于儿童自身智力水平，教师报告的父母高水平教育参与与儿童学业成绩之间的关联更为密切(Topor et al., 2010)。Brajša-Zganec等人针对克罗地亚5~8年级学生的研究亦得出相似结论，即父母与教师沟通越频繁、参与学校志愿活动越积极，儿童的学业表现越突出(Brajša-Zganec et al., 2019)。国内研究同样支持这一观点，有学者在控制儿童性别、年龄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后发现，父母教育参与能够显著预测3~5年级儿童在3个月后的语文和英语成绩(Wang et al., 2023)。此外，相关元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教育参与与儿童学业适应的多个方面，如学业成就、学习投入及学习动机，均呈现小到中等程度的正相关(Xiong et al., 2021)。

然而，也有部分研究未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例如，Hill等人以美国463个家庭为样本开展纵向研究，结果显示，儿童7年级时教师报告的父母教育参与情况无法显著预测其9年级阶段的学业成绩(Hill et al., 2004)。在我国背景下，亦有研究发现，7年级学生自评的父母教育参与水平对其8年级学业成绩并不具有显著预测作用(Xiong et al., 2021)。更有研究指出，父母教育参与与学业成绩之间可能呈负向关系。Núñez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5~10年级学生感知到的父母作业控制程度越高，其学业成绩反而越低。Hill与Tyson (2019)的元分析结果同样表明，父母直接介入子女家庭作业的行为与其学业成绩之间存在负相关。

为更好地体现儿童所感知到的父母支持形式，Grolnick和Slowiaczek (1994)将父母教育参与划分为情感参与、认知参与和行为参与三个维度。Lerner和Grolnick (2019)以213名美国3~5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仅母亲的情感参与能够对儿童学业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国内针对小学五年级学生的研究也获得了类似结果，即父母情感参与和行为参与均能显著促进儿童学业成绩，而认知参与对学业成绩的预测效应却呈现负向特征(高燕，2016)。由此可见，不同类型的父母教育参与在作用效果上存在明显差异，但目前相关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

进一步的研究开始关注父母教育参与与学业成绩关系的复杂模式。有学者以我国5~9年级学生为样本发现，该关系在不同学段存在差异：在小学阶段呈线性正相关，而在初中阶段则表现为“倒U型”关系(李佳哲，胡咏梅，2021)。邢淑芬等人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不同参与类型的预测模式并不相同，其中情感参与与学业成绩呈稳定的正向线性关系；认知参与则与学业成绩呈“倒U型”关系，即当参与程度过高时，学业成绩的提升效果反而减弱；行为参与对学业成绩未表现出显著预测作用。

综上，既有研究对父母教育卷入与青少年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结论并不一致。这种差异可能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育期望以及儿童自身教育期望等中介或调节变量的影响密切相关。

2.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教育卷入与学业表现的关系的影响

基于家庭社会资本理论，父母教育卷入被视为家庭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李宏利，张雷，2005)。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情境下，父母通常具备更充足的物质与非物质资源，能够为子女学习过程提供更多支持，从而促进青少年学业水平的提升及其人格的良性发展。父母往往通过情感支持、学业监督与学习指导等方式，将家庭所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本传递给下一代。已有大量国内外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会经由父母教育卷入这一中介路径，对青少年的成长结果产生间接影响(Szumski & Karwowski, 2012; 乔娜等，2013)。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用于青少年学业成就的过程中，父母教育卷入发挥着关键的中介功能(乔娜等，2013)。此外，多项干预研究发现，对于家庭处境相对不利的儿童而言，父母教育卷入对其认知能力发展和学业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李秋华，2025)。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构成要素，尤其是父母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其参与子女学校事务与学习活动的频率。总体来看，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富，父母越倾向于重视家庭教育质量，提高自身参与程度，并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为子女提供更全面的关照及更充足的教育资源(吕慈仙等，2023；Nguon, 2012; 刘保中等，2015)。

2.3. 父母教育期望与自我教育期望在父母教育卷入影响学业表现中的中介作用

父母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对子女未来受教育水平所持有的主观判断与期待。既有研究表明，较高的父母教育期望有助于提升青少年在职业探索过程中的主动性与投入程度(Jodl et al., 2001)。Benner和Mistry (2007)的研究同样发现，母亲的教育期望能够显著促进青少年的学业投入水平。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父母教育期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青少年自身的教育追求及其学业发展规划(Frostick et al., 2016)，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与教育目标选择产生持续影响(Marjoribanks, 2003a, 2003b)。父母双方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会相互作用，并在长期累积过程中逐渐内化为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期望。王硕等人(2009)在流动儿童学业表现研究中发现，父母教育期望与子女自我教育期望之间的不一致，会对其学业结果产生显著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过高的父母教育期望也可能增加青少年的学习压力，进而带来消极影响(Ali et al., 2019)。与此同时，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期望与其学习投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自我教育期望较高的个体通常表现出更积极的学校参与行为，并更倾向于避免不良行为。综合来看，父母教育期望不仅会直接影响子女的学习投入，还可能通过影响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期望，与父母教育卷入形成链式中介路径，从而间接作用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3. 简要述评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围绕父母教育卷入与学业表现的直接及间接关联展开了探讨，但相关结论始终未能达成统一。这种分歧的产生，大概率是由模型中纳入的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存在差异所致。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可知，作为微观环境的家庭，会对青少年的身心成长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背景下，父母普遍对子女的学业成绩高度重视，秉持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这也使得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以往有了明显提升。已有研究指出，父母的教育期望会对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期望产生作用，并进一步影响其学业表现(王硕等，2009)。基于此，本研究将以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论框架，深入探究父母教育卷入与青少年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父母教育期望与自我教育期望在二者关系中单独及链式的中介效应。

4. 研究构想

现有关于父母教育卷入影响学业表现的研究，多聚焦于单一中介变量的作用，尚缺乏同时将父母教育期望与青少年自我教育期望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系统检验。基于上述研究不足，本研究拟在纵向设计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父母教育卷入对学业表现的作用路径，重点考察父母教育期望与自我教育期望在其中所发挥的链式中介作用，以期更全面地揭示其内在机制。

4.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以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多个城市的初中生与高中生为研究样本。

4.2. 研究程序

研究将采用纵向追踪设计。在T1时间点，被试填写人口学信息问卷、父母教育卷入问卷、父母教育期望问卷以及自我教育期望问卷；在随后每间隔半年的T2和T3时间点，再次测量父母教育卷入、父母教育期望与自我教育期望，同时收集被试对应阶段的学业成绩数据。

4.3. 研究工具

4.3.1. 父母教育卷入问卷

采用宋冰(2010)编制的《初中生父母教育卷入量表》，用于评估父母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的参与情况。该量表涵盖父母智力卷入、行为管理卷入和情感卷入三个维度，共包含21个题项。量表采用5点计分方式，从1分“从不”至5分“总是”，得分越高表明父母教育卷入水平越高。

4.3.2. 父母教育期望

父母教育期望的测量参考Zhang等人(2011)的相关题项，并结合王烨晖等人(2018)基于我国教育体系所做的修订。本研究采用单题测量方式，要求被试回答“父母希望我接受的最高学历为：”。选项及赋值依次为：1 = 初中毕业；2 = 中专或技校毕业；3 = 职业高中毕业；4 = 普通高中毕业；5 = 大专毕业；6 = 大学本科毕业；7 = 研究生(含硕士和博士)。

4.3.3. 自我教育期望

自我教育期望的测量方式与父母教育期望一致，同样参考Zhang等人(2011)及王烨晖等人(2018)的研究设计。采用单题形式，要求被试回答“我希望自己接受的最高学历为：”，各选项及其对应得分与父母教育期望量表保持一致。

4.3.4. 学业成就

本研究以被试期末考试的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作为学业成就指标。鉴于样本来自不同地区和年级，为保证成绩的可比性，研究以地区内同年级为单位对三科成绩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各科目的Z分数，并将三科Z分数相加，作为被试总体学业成绩的综合指标。

4.4. 研究内容

实验一采用SPSS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考察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教育卷入水平的影响；

实验二使用Mplus 8.3构建交叉滞后模型，检验父母教育卷入对学业成绩的纵向影响；

实验三借助Mplus 8.3分别检验父母教育卷入–父母教育期望–学业成绩，以及父母教育卷入–自我教育期望–学业成绩的纵向中介效应；

实验四进一步在Mplus 8.3中检验T1父母教育卷入通过T2父母教育期望和T2自我教育期望对学业成绩产生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