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民族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存续与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这些承载着民族集体记忆、审美智慧与技艺精髓的活态文化实践，不仅是中华文明多样性的生动体现，更是维系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以内蒙古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为代表的民族手工艺，其錾刻之间流淌的不仅是金属的光泽，更是游牧民族与自然共生的哲学观、社会组织的礼俗规约与审美情感的世代积淀。但目前，其传承面临着“艺人老龄化、技艺分割、产品边缘化、市场局限”等多重困境，简单的“博物馆式”保存和“输血式”保护已经难以为继。近几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意见，更加注重传承的生命力，努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
本文旨在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从静态的“文化资源”向动态的、可再生产的“文化资本”转化的现代路径，剖析该技艺作为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形态：身体化、客体化与制度化资本在当前传承中面临的困境，提出一个“人才与技艺传承”(身体化资本再生产)、“产品与IP创新”(客观化资本增值)、“制度与平台构建”(制度化资本保障)的现代传承路径，以期为民族地区非遗的可持续传承与创造性发展提供参考。
2. 文化资本的内涵与非遗的适配性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首次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并在其1986年的论文《资本的类型》中对其进行了完善。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类，强调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可以相互转化。他还将文化资本的存在形式区分呃呃为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以及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三种形态。身体化文化资本是指人之所以存在的客观肉体及精神内在，具有具身性、跟随性、内在性等特点；客观化文化资本是物化或对象化的物质形态，如手工艺品等具有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本的一种物质载体，具有直接交换性；制度化文化资本即指在合法正当的制度体系背景下所获得的各种头衔认证等，从而与其他个体相区分，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形式需要取得国家和社会体系的认同，被赋予社会权利[2]。澳大利亚麦考里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也对“文化资本”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而且，他把文化资本分为“有形的文化资本”和“无形的文化资本”两种，有形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存在于被赋予了文化意义(通常称为“文化遗产”)的建筑、遗址、艺术品和诸如油画、雕塑及其他以私人物品形式而存在的人工品之中，无形的文化资本包括一系列与既定人群相符的想法、实践、信念、传统和价值，由此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戴维·思罗斯比所说的“无形文化资本”[3]。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文化资本”，它符合现代“文化消费”的审美特征，体现了时代价值[4]。并且非遗是具有多重属性的社会存在，它不但是人类创造成果的长期文化积累，而且本身具有向经济价值转化的潜力[5]。所以说文化资本理论与非遗的保护实践高度适配，这一理论框架能深刻揭示非遗在当代社会传承与转化的内在规律。
3. 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文化资本禀赋
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产生于明末清初，已有300多年的传承发展历史，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工艺美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是蒙古族乌拉特部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乌拉特部落的一种重要生产方式。如今当地银匠依然以其精湛的技术手工制作精美的银器，他们活态传承着这项优秀传统文化。
3.1. 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的身体化资本形态
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具体表现为传承主体通过长期实践，将一套复杂、精湛的手工技艺与独特的审美判断力，完全内化于个人的身体记忆与心智之中。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操作模仿，而是一种深度的“具身化”过程。完美习得一项技艺是需要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身体上的训练，一名成功的匠人的培养更是需要十余道核心工序的反复练习，从一开始的化水熔炼金属、铸毛坯、到打叶出条进行塑形，再到核心的錾花，这都要求学徒们经过长期的练习和敲打，才能将材料的特性和工具的应用转化成自己的肌肉记忆。国家级传承人巴图陶高自13岁起就开始这种长时间的磨炼，耗时数十年才将技艺融会贯通。
身体化资本超越了纯技术，包含了一套“心手合一”的具身化知识与判断力。匠人不仅用手，更用眼和心去工作。其中包括审美与设计能力，他们需要能够准确理解并运用蒙古族传统纹样的文化内涵与美学规律，能够灵活运用到器物的创作当中，实现器物的布局合理、主次分明。还要有即兴灵活调整的智慧，因为每一块手工捶打的银片都存在微小差异，匠人必须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随时判断，动态调整錾刻雕琢的力度深浅与造型线条的延展走向，这正是手工制品区别于工业产品的“独一无二”的灵魂所在，造就了每一件手工艺品的不可复制性。
其次是跨领域的修养，如巴图陶高不仅精通银匠活，还通晓木工、绘画、皮艺等，这种综合性的文化素养使其能更好地理解传统器物的整体美学与实用逻辑。
从传承模式上，其传承已突破传统的家族或师徒单线模式，通过非遗工坊的“生产 + 培训”“创作 + 研学实践”等系统性教学，将内隐的个体知识转化为可部分传播的显性课程。巴图陶高等传承人不仅培养了16名亲传徒弟，其中多人已独立开店，更通过与高校合作组建教师团队，将技艺传授给大学生和广大农牧民。
3.2. 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的客观化资本形态
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的客观化文化资本，主要通过技艺物化呈现、品牌建设推进及产业规模拓展等具象形态得以彰显。在器物载体层面，其既涵盖头饰、手镯等传统装饰类制品，也包含银碗、酒具等兼具实用与仪式感的传统器具，同时衍生出银器镶嵌系列、回纹主题手镯、玛瑙陨石结合杯等现代文创产品，形成传统与创新兼具的产品矩阵。在创新设计维度，该技艺探索出“非遗 + 文物”的融合路径，设计团队从93件国家级文物中提炼中华共享文化符号，将其与传统铜银器工艺相结合，打造出多款市场认可度高、销售额亮眼的爆款产品，实现了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双重转化。在品牌塑造与产业赋能方面，政府主导投入近2900万元，建成占地面积达3100平方米的“金石交”同心创业街，该平台不仅为技艺传承与产品展示提供了核心载体，更直接带动90余户从业者入驻、450余人实现就业。
3.3. 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的制度化资本形态
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形态，表现在该技艺通过多层级、体系化的制度安排被社会正式认可、规范和赋能，从而获得合法性、权威性与持续发展保障的过程。该项技艺于2010年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级非遗名录，2011年，乌拉特中旗被评为“自治区级传统铜银器制作技艺之乡”。2015年，乌拉特中旗设立了手工艺产业奖励基金会。2016年，乌拉特中旗成立了传统手工艺协会。于2021年被正式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3年，内蒙古民间协会将乌拉特中旗评为“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铜银器文化之乡”，并同意建立“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铜银器文化传承保护基地”。2025年3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推介会上，“金石交”发起成立了民族手工业融创品牌建设共同体，旨在推动民族手工艺品的标准化建设并拓展全国市场。
4. 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资本转化困境
4.1. 身体化资本再生产危机
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正面临着身体化资本再生产危机，这一危机主要体现在传承主体代际结构的严重失衡上。目前掌握核心技艺的传承人多集中于60岁以上的年龄段，最资深的老匠人已逾八十高龄。这些老师傅不仅精于錾刻、掐丝、鎏金等复杂工艺，更承载着乌拉特部落独特的纹样体系和文化记忆。然而，年轻一代传承者数量严重不足，30岁以下全身心投入技艺学习的青年屈指可数。许多老手艺人的子女更倾向于选择稳定的城市工作，导致家族传承链条出现断裂。巴图陶高表示：“他自己本身就是传承人，传承这项技艺就是他的责任，家里就一个儿子，儿子不愿意学，就得交给徒弟，只要徒弟愿意学坐得住，他就可以把这项技艺全部教授给徒弟”。
传统师徒制在当代语境中的局限性被放大。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是一门需要花费长时间才能掌握的传统手艺，需要长时间的敲敲打打，一件复杂的制品需要银匠持久的耐力和一定的臂力，最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很熬人[6]。有的学徒需要学习三到六个月可以独立制作，有的学徒则要学习一年甚至两年才可以学的扎实。这种长周期、低回报的培养路径与当代青年的职业期望产生冲突。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当地青年更倾向于外出务工获取即时收入，能够忍受数年低回报学徒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更为关键的是，传授方式存在缺陷，传授方式多为手把手演示，导致许多技艺手法难以言传身教，导致学习效果不稳定。“近几年有大学生回来学习，他们虽然学得快，记忆好，但是坐不住，做两三个小时就不行了，学习一段时间就跑了”巴图陶高说。
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面临一定的传承危机。大多数人惊异于制作工艺和表现形式，忽略了技艺背后的文化传承和人文价值[7]。该技艺不仅是一项工艺技术，更是乌拉特部落历史记忆、宗教信仰和身份认同的载体。这些技艺背后的文化的传承，需要长期浸染在特定文化语境中才能领悟。随着牧民定居化、生活方式现代化和母语使用率下降，年轻人理解这些文化语境的难度大大增加。即使学会了工艺技法，也可能制作出形似而神离的器物，导致技艺的“文化魂”在代际传递中不断稀释。若不建立兼顾“技艺传承”与“文化传承”的现代培养体系，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很可能退化为失去灵魂的单纯技术，丧失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
4.2. 客观化资本增值路径狭窄
首先表现在产品同质化严重，更多局限于传统饰品、器具，与现代生活美学和消费需求脱节。当下消费者更青睐简约设计、多功能适配、轻量化的产品，而传统铜银器多偏重装饰性与仪式感，体积偏大、实用性单一，难以融入现代家居、办公、日常穿搭等场景。同时，产品未充分适应个性化、年轻化消费需求，一定程度上与主流消费市场需求脱节，仅能吸引少量传统文化爱好者与游客，受众群体狭窄。其次市场渠道单一，品牌影响力多局限于本地，未能形成高附加值的产业生态。在市场转化层面，乌拉特铜银器长期依赖传统渠道，拓展能力薄弱。过去多数产品仅通过本地集市、景区摊位或小型线下门店销售，即便近年来部分从业者尝试线上销售，也多停留在简单的电商上架层面，缺乏直播带货、内容营销、等新型推广模式。品牌影响力始终未能突破地域圈层，虽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本地传承核心区具有一定知名度，但在区外乃至全国市场的辨识度极低，难以形成广泛品牌认知。这种地域局限导致产品触达范围有限，无法对接更广阔的消费群体，市场需求规模难以扩大，进一步限制了资本增值空间。巴图陶高说“主要客户就是当地人，定做加工的很多也是当地人，买那些创新的、新式的、小件的东西都是外面的顾客来买的，现在这个银碗就是深圳的一个老板定制的，给他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打算做一批”，回去喝茶用。
4.3. 制度化资本支撑体系不健全
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的制度化资本支撑体系存在缺陷。在多元主体协同方面，“政府 + 高校 + 企业 + 传承人”之间形成了表面联动而实质脱节的尴尬局面。地方政府虽然将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列入非遗名录，设立了传承人补贴，并定期举办展览和大赛，但这些举措多停留在“活动化”“仪式化”层面。例如一年一度的非遗展示活动往往成为老艺人的集中亮相，结束后又回归各自为政的状态，缺乏持续性的创新支持机制。高校的参与则呈现出“学术研究”与“实践转化”的断裂：内蒙古地区高校学者对乌拉特铜银器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源流考据和纹样分类整理，这些成果很少转化为可供传承人使用的设计资源或教学材料。偶尔有设计师进行创新实践，也多为短期项目，成果难以量产和市场化。
5. 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的现代传承路径
5.1. 身体化资本：技艺“活化”再生产
创新传承模式，采用“双师制”的传承模式，也就是传承人 + 高校教师的模式，为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注入鲜活生命力。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涵盖熔铸、锻打、錾刻、镶嵌等十余道复杂工序，传承人凭借实操经验，精准把控原料配比的微妙平衡、锻打力度的轻重节奏，以及草原文化符号在器物上的灵动呈现，他们手把手传授的不仅是技艺手法，更是流淌在指尖的文化基因。而高校教师则发挥学术优势，梳理技艺的历史脉络与工艺原理，将口传心授的经验转化为系统的教学体系，同时引入现代设计思维、材料科学知识，指导学员在遵循传统技艺内核的基础上，探索与现代生活场景的融合路径。例如在高校开设的非遗实训课堂上，传承人现场示范铜银器纹样錾刻的力道技巧，高校教师则同步解析纹样背后的游牧文化内涵，并引导学员将传统图腾与现代首饰设计结合，既让年轻学习者掌握扎实的实操技能，又培养其文化创新能力，实现技艺传承与时代发展的同频共振。
5.2. 客观化资本：产品的IP化与产业升级
深挖文化IP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可以与年轻设计师、高校专业设计师生合作，开发具有现代生活美学的产品，拓展消费群体，吸引年轻消费者与收藏爱好者。拓展市场渠道，建立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渠道，线上开展直播带货，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设立“匠人直播工坊”，展示制作过程、讲解文化寓意，增强体验感与信任度。线下开设体验式门店，增强游客参与体验感，增设文化展示区。扶持本地从业者组建专业化运营团队，培训电商运营、内容创作、直播销售等技能。
5.3. 制度化资本：平台的“协同化”构建
强化校地企合作，以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的活态传承与产业升级为核心目标，深度固化与区内外高校、文化研究机构的长效合作机制。一方面，联合各高校共建乌拉特铜银器联合研发中心，聚焦传统工艺的现代化改良，针对传统制品实用性不足、与现代生活美学脱节的痛点，开展设计创新、材料轻量化、功能多元化等课题研究，推动传统錾花、锻打工艺与现代简约设计、国潮元素的融合，研发适配家居装饰、日常穿搭、文创礼品等多元场景的新产品；另一方面，依托非遗传承保护基地与高校实践教学平台，联合打造乌拉特铜银器专项人才培育基地，构建“非遗传承人 + 高校专业导师 + 青年学徒”三位一体的培养体系。该体系既邀请技艺精湛的资深传承人亲授传统工艺技法，也引入高校专业师资开设设计美学、品牌营销等理论与实践课程，定向培育兼具扎实传统技艺功底与前沿创新思维的复合型人才，从而有效破解技艺传承后继力量不足、从业者创新发展能力薄弱的行业瓶颈。
6. 结论
本研究以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的传承现状、转化困境与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了系统性探析。研究发现，该技艺作为一项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其存续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从静态“文化资源”向动态、可再生产的“文化资本”进行现代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具体体现为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身体化、客观化、制度化)的积累、转化与互动。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的现代传承，关键在于超越单纯的“保存”思维，转而积极促进其文化资本在三种形态上的有效积累与良性转化。唯有通过身体化资本的代际续接与创新内化、客观化资本的价值重构与市场链接，以及制度化资本的体系构建与协同保障三者联动，才能推动这项古老技艺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中焕发新的生机，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本研究不仅为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引与路径参考，也为广大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提供了基于文化资本理论的可资借鉴的分析框架与实践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