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所在，其治理效能如何关系到国家各项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发展阶段发生重大转变，基层社区逐渐作为国家政策执行和社会治理的主平台，任务越来越复杂多元。一方面，基层社区要做好自上而下的各项政策落实工作，确保政策意图有效转化为治理实践；另一方面，又需直面快速城市化推进、人口结构持续变迁、居民需求日趋多元化等外部环境变革带来的复合型挑战，治理场景的复杂性与日俱增。
在这个现实背景之下，基层社区普遍面临的“政策承压”问题，特指社区在资源供给有限、治理能力存在客观边界的情况下，需同时承接并应对政策系统内部传导与外部环境冲击形成的多种压力以及社区为化解压力，提升治理适配性而形成的适应性调试能力，即基于治理实际灵活调整行动策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运行机制的动态自我革新行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增进人民团结奋斗”“增强社会治理效能”[1]。在此精神指引下，探究基层社区如何应对压力，如何调适，具有重要的价值。政策执行的压力，社区治理的能力，这些是已有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更多从单维的压力或静态的能力视角出发，缺乏一个能够系统揭示“压力从何而来”至“社区如何应对”全过程的分析框架，尤其缺乏从韧性(Resilience)视角出发，将社区视为一个能动的具有学习与适应能力的复杂系统来进行动态的研究。
根据已有研究中的缺口和不足，本文借鉴目前环境管理领域中已经较为成熟的“DPSIR (驱动–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尝试将其与韧性理论相结合，以期构建兼具系统性与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并尝试对下列核心问题展开探讨：
基层社区在政策执行过程当中，面临何种结构的政策压力？这些压力的驱动源与具体表现如何？在多种压力之下，基层社区采取了怎样的“适应性调适”策略？在韧性的理论指导与DPSIR模型结合的基础上，又如何系统理解基层社区“压力–调适”的韧性建构过程？
2. 文献综述
在当前正面临多重现实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切入，围绕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展开探讨。本文拟将以“社区韧性”“政策压力与调适”与“DPSIR模型”为主题进行梳理与归纳已有研究。
“韧性”的概念最初源自物理工程领域，近年来被逐步引入到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领域，形成了“社区韧性”这一重要的研究视角。社区韧性的核心特征是能动性、冗余性和敏捷性[2]，其核心内涵已从传统强调抗灾恢复的静态能力，演变为一个多维度、动态演化且强调协同共治的复杂系统能力。这一内涵具体呈现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有学者指出，社区韧性是一个涵盖物理环境、社会网络、经济结构与治理制度的多维耦合框架[3]；另外，它具有显著的时空演化特性，其水平与表现随具体情境动态变化[4]，并且它的生成依赖于政府、社区、居民及市场等多方主体的价值共创与协同行动[5]；而在数字时代，技术赋能通过提升监测预警、资源调配与协同效率，正深度重塑着社区韧性构建的路径[6]。因此，现代社区韧性本质上是一个根植于具体社会——技术生态、通过多元共治和数字融合不断建构的动态适应能力体系。
在基层社区进行政策落地的实践时，政策执行并非简单地上传下达，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复杂过程。基层社区常常处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境地，承受着来自政策目标多重性、资源有限约束性、责任叠加性和居民需求异质性所带来的综合压力。有学者指出，政策压力在增大政策执行难度的同时，还会因资源有限约束性、异质性而制约政策效果，这种“政策承压”状态若得不到及时疏解，容易造成政策目标偏离、政策效果不佳甚至居民抵制等现象[6]，而其应对之道便是“适应性调适”，已有研究表明基层社区并非被动“承压”，而是会通过灵活变通执行路径、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社会协同等方式进行主动调适[7]，这些调适行为是社区韧性的具体表现，也是保障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关键机制。
DPSIR模型(Driving Forces Pressure State Impact Response) DPSIR模型是OECD于1993年基于PSP和DSP模型修订提出的一个分层理论模型，其被广泛用于环境系统中评价体系。该模型中涵盖了驱动力(Driving)、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和响应(Response)五大系统。其中，驱动力是最基本因素，是推动系统压力增加或减少的社会经济或社会文化因子；压力因素由驱动力产生，会更直接地作用于系统或资源；状态因素会受到压力的影响产生改变；影响则是由于环境状态改变产生的可观测到的正面或负面的结果；响应是驱动力、压力和状态因素相结合的结果，主要反映在政策、经济层面[8]。尽管DPSIR模型能有效表征复杂系统的概念和结构，但多用于资源和环境系统中，其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需要克服模型从环境科学迁移而来的局限性，特别是要对其构成要素(D、P、S、I、R)在社会治理语境下的内涵进行明确的再定义，并重视模型中本应包含而常被忽视的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分析。一个完整的应用不仅应展现从驱动(D)到响应(R)的单向传导，更应分析响应(R)如何作为新的驱动(D')反过来影响系统状态(S)，从而构成动态循环，这更符合社会治理的动态复杂性。在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中，DPSIR模型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诊断框架和分析工具，有助于揭示系统的因果逻辑链，同时拆解不同影响因素作用于社会系统的传导路径[9]。但在现有相关研究当中，将该模型与韧性理论进行跨视角融合，进而深入解析基层社区动态调适过程的研究仍较为匮乏。
综合来看，既有研究为本课题的推进奠定了可资借鉴的基础，但还存在以下研究空间：一是现有关于“政策压力”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没有对其生成与建构的维度进行解构与分析；二是现有研究对“适应性调适”的研究虽有涉及，但还没有从韧性理论核心层面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和解读，也没有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三是对“压力–状态–响应”这一系列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体化的分析范式；四是对于DPSIR模型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缺乏对其要素本土化界定和系统反馈机制的深入探讨。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韧性理论与DPSIR模型进行跨理论整合，构建“韧性-DPSIR”理论整合框架，并对模型中各要素在基层治理情境下的具体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同时强调反馈机制在“压力–调适”动态循环中的作用，从而更为系统、动态地理解基层社区在政策承压情境下的调适策略与韧性建构过程。
3. 文献计量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图1展示了以“社区韧性”为主题的知网文献数量走势，本次文献共检索到1659篇，纵轴代表变量的发文量，横轴代表发文年份。从图中可以看出，2015~2019年期间，发文量增长缓慢且数值较低，2019年为39篇；2020~2023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在2023年达到峰值，共发文402篇，2024~2026年期间，发文量趋于较高位且保持平缓。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Figure 1.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in CKNI with the theme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图1. 以“社区韧性”为主题CKNI中的文献数量
3.2. CiteSpace关键词突现分析
本部分与“CiteSpace关键词时间线谱图分析”部分均选取“发文量分析”部分中检索到的1659篇文献与本研究相关度较高的500篇文献进行了CiteSpace分析。从图2基于CiteSpace工具对“社区韧性”领域文献的关键词突现分析图可知，国内学者在2015~2025年从多维度解析该领域研究焦点变迁与前沿动态。在突现强度上，2024~2025年“韧性治理”以8.36的最高突现强度成为核心前沿议题，反映研究向治理实践路径转向，此外“老旧社区”(3.08，2023年)“评价指标”(2.49，2019~2021年)等中高强度关键词，分别凸显老旧社区作为重点实践场景、早期对韧性量化评估的理论探索需求，而“风险治理”“社区参与”等中低强度关键词则体现研究向微观实践要素延伸；从时间阶段看，2015~2019年为萌芽探索期，以“评价指标”“社会韧性”突现为标志，聚焦概念迁移与理论框架搭建；2020~2023年进入实践聚焦期，“新冠疫情”“疫情防控”推动研究转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灾害风险”“社区规划”拓展风险场景，2023年“老旧社区”“韧性建设”集中突现形成“场景–目标–措施”研究链条；2024~2025年步入创新深化期，“数字技术”“技术赋能”体现技术赋能趋势，“党建引领”凸显基层治理特色，“超大城市”“风险扰动”聚焦复杂场景与动态韧性维系；整体而言，研究呈现从“理论建构”向“实践创新”、从“危机响应”向“常态治理”、从“单一维度”向“多元整合”(技术 + 主体 + 场景 + 目标)的三大趋势，且与我国基层治理实际深度结合，本土化特征显著。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Figure 2. CiteSpace keyword prominence graph with the theme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图2. 以“社区韧性”为主题的Citespace关键词突现图
3.3. CiteSpace关键词时间线谱图分析
图3呈现了2015~2025年“社区韧性”相关研究领域的动态演进。从聚类角度看，时间线谱图通过8个核心聚类，直观呈现了研究从基础理论建构到场景化实践、再到危机响应与治理深化的完整演进路径。早期(2015~2019年)聚类以“社区韧性”“韧性”为核心，同步关联“指标体系”“评价体系”，聚焦“韧性”核心概念界定与量化评估框架搭建，构成领域研究的基础理论支柱；2020年后，“新冠疫情”“突发事件”聚类的出现与扩散，打破了早期单一理论聚类格局，与“社区韧性”“韧性社区”形成交叉关联，推动研究重心向“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倾斜；2023~2025年，“韧性治理”“老旧社区”聚类的凸显的同时，与“协同治理”等关键词深度绑定，标志着研究从“危机响应”转向“常态治理深化”，形成以“韧性治理”为核心、“老旧社区”为典型场景、“协同治理”为关键路径的实践导向聚类体系，而各聚类间的持续关联则反映出领域研究并非孤立推进，而是围绕“社区韧性”核心，实现了基础理论、危机应对、场景实践、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合与动态深化。
资料来源：CiteSpace。
Figure 3. CiteSpace keyword timeline map of CNKI literature on the theme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图3. 以“社区韧性”为主题的知网文献的CiteSpace关键词时间线谱图
4. 研究设计
出于合理性和逻辑性的考虑，本部分从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资料、研究框架3部分进行介绍。
4.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范式，综合运用以下方法：
4.1.1. 文献分析法
通过对国内关于社区韧性、政策压力与调适、DPSIR模型等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已有研究成果中的概念发展、理论逻辑、研究空白等方面，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的构建奠定基础。
4.1.2. 案例研究法
选取成都市黉门街社区作为研究案例，该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在老旧社区改造、数字化治理等政策上正积极摸索和尝试，因此，其面临的“政策压力”与采取的“适应性策略”具有典型性，可进行过程性分析。
4.1.3. 访谈法
对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等12位关键知情者进行访谈。访谈内容包括DPSIR框架中政策压力的感知、社区状态与调适策略等方面的因素。对访谈材料进行转录，并进行主题编码，如表1基于DPSIR模型搭建的访谈提纲的访谈记录编码体系表。
4.2. 数据来源与资料
本研究数据与资料的来源包括：一手数据(访谈材料、社区内部资料、参与式观察资料)和二手资料(相关政策文件、学术文献)。
Table 1. Interview record coding system table
表1. 访谈记录编码体系表
一级编码 |
二级编码 (DPSIR维度) |
三级编码 (具体子维度) |
四级编码(韧性调适类型/补充说明) |
A |
社区工作人员 |
D (驱动因素) |
D1——政策要求、D2——社会变化(老龄化/城市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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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压力) |
P1——任务叠加、P2——资源约束(资金/人力)、
P3——居民需求异质、P4——组织动员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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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状态) |
S1——基础设施落后、S2——组织能力不足、S3——服务供给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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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影响) |
I1——政策执行偏差、I2——居民不满、I3——组织活力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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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响应) |
R1——吸收型调适(短期应急)、R2——适应型调适(组织调整)、R3——转型型调适(制度创新) |
B |
居民代表 |
D (驱动因素) |
D1——政策要求、D2——社会变化(老龄化/家庭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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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压力) |
P3——居民需求异质、P5——政策普适与需求错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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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状态) |
S1——基础设施落后、S3——服务供给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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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影响) |
I2——居民不满、I4——政策使用不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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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响应) |
R4——居民参与、R5——需求反馈 |
C |
街道办负责人 |
D (驱动因素) |
D1——政策要求、D3——上级考核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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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压力) |
P6——统筹协调难、P7——企业参与积极性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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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状态) |
S4——资源调配能力有限、S5——政策传导机制单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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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影响) |
I5——社区执行效能受限、I6——政策落地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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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响应) |
R6——资源协调、R7——政策优先级分配、R8——协同机制搭建 |
资料来源：访谈资料。
4.3. 研究框架
在本研究中，DPSIR模型各要素在基层社区治理语境下界定如下：
驱动因素(D)：指引发政策执行需求与变化的根源性力量，包括国家战略部署、上级政策指令、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技术变革等宏观和结构性因素。
压力(P)：指由驱动因素转化而来，直接作用于基层社区并使其治理系统趋于紧张或失衡的具体负荷，表现为政策任务叠加、资源约束、责任超载、需求异质化等。
状态(S)：指基层社区在承受压力时所处的即时治理状况与能力基础，包括组织结构、资源禀赋(人力、财力、物力)、治理能力、社会资本等存量特征。
影响(I)：指压力作用于特定状态下的社区所产生的后果与效应，包括组织运行负荷加重、政策目标偏离、治理风险上升、居民满意度变化等正面或负面结果。
响应(R)：指社区为应对影响、改善状态、缓解压力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与策略，本研究结合韧性理论将其具体化为吸收型、适应型、转型型三类调适策略。
同时，本研究框架特别强调从响应(R)到系统状态(S)乃至驱动因素(D)的反馈机制。社区采取的调适策略(R)会改变其治理状态(S)，例如，新的协同机制可能提升组织能力，数字化转型可能改变资源结构。这种改变后的新状态(S')本身可能成为应对未来压力的新基础，也可能产生新的需求或问题，从而构成对原有驱动因素(D)的补充或修正(例如，社区创新的模式可能被上级吸纳，影响后续政策设计)，形成“D-P-S-I-R-S'-D'...”的动态循环。这一反馈回路是理解社区韧性何以在动态中建构、而非一次性回应的关键。
基于上述界定，本研究框架的逻辑主线如下：
D (驱动因素)：国家战略要求、政策制度压力、社会经济结构变化。
P (压力)：政策任务繁杂、资源限制、实施责任叠加、居民需求异质。
S (状态)：基层社区组织结构、资源禀赋、治理能力基础。
I (影响)：组织运行负荷、政策目标偏差、治理风险增大、社会稳定性变化。
R (回应)：回应性变革，如重构、再分配、治理转型、协同机制构建。
同时结合韧性理论将调适回应进一步划分为：吸收型调适、适应型调适、转型型调适，并置于“压力–调适–反馈–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中，旨在系统揭示基层社区“承压→失衡→调适→反馈→恢复或再平衡”的政策执行韧性逻辑。图4为本篇研究框架图。
Figure 4. Research framework chart
图4. 研究框架图
5. 案例分析
5.1. 案例背景
黉门街社区作为成都市武侯区下辖社区，社区人口老龄化、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较为严重，随着成都市“未来社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一系列城市政策的出台，成为观察基层政策执行力和调适力度的“压力观测点”和“压力试验场”。
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使社区治理的基层阵地范围更大，不仅要完成从上而下的政策服务，还要应对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结构调整带来的多样性挑战。以黉门街社区为例，辖区面积0.67 km2，7800余户，老旧小区(院落)多、驻区单位多、老年群体占比高。由于其特殊的历史与区位因素，社区在执行国家、市级政策的同时，不仅要解决基础设施老旧等硬件问题，更需解决公共服务提升、居民参与、多元化需求等治理问题。
5.2. 政策承压：从政策传导到社区落地的压力生成逻辑
(1) 驱动因素(D)
黉门街社区的政策压力，首要驱动源为上级政府的政策部署要求。成都市政府对社区治理能力建设、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社会服务全覆盖等方面的刚性要求对社区具有直接性导向作用，政策设计是为解决社区资源不足、服务能力较低等问题，提升居民美好生活品质、基层治理水平，而城市化进程、老龄化加剧是社会性因素，人口结构改变导致社区服务需求从生存需求向精神供给、居住品质等多方面需求转变，一定程度加剧了治理场景的复杂性。
(2) 压力源(P)
政策落地过程中，黉门街社区面临的压力呈现多维度叠加特征。政策任务的叠加，对社区提出了时间、质量方面的要求，形成了“多线作战”的压力；资源性约束与协调性困境，在政府经费支持和社会资金部分投入的基础上，社区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服务配套设施等仍存在资金不足、社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不足、居民的服务质量和生活品质要求持续上升等矛盾，形成并扩大“有限与更高”的结构性矛盾；居民需求异质性，“老旧小区改造”中的“适老”需求和“适青”需求对政策落地形成一定障碍；组织动员力偏弱，社区基层组织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有限，面对复杂的政策任务和多元主体的诉求，如何联动社区内外主体、统筹各类资源形成治理合力，成为现实挑战。
(3) 状态(S)
黉门街社区的治理状态呈现三大特征。其一，基础设施落后，小区的排水管网、活动公共设施无法满足现代治理需求，需要进行改造提升；其二，基层组织能力不足，虽然建立了社区居委会、党组织等基层治理架构，但是在服务需求的广泛性、政策的任务繁杂性上，仍需要增强灵活性、专业性；其三，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虽然做了初步的基础设施的改造，但是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没有长远规划，社会服务网络广度不足。
(4) 影响(I)
如果以上压力不能很好化解，就会产生一些治理风险。一是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任务繁重与资源短缺的双重约束可能导致政策落地偏离预期目标，难以实现治理效能提升的核心诉求；二是居民满意度下滑，居民可能对政府有意见，政策执行不到位极易引发居民不满情绪，尤其在老旧小区改造等直接关乎民生的项目中，可能诱发干群矛盾；三是治理系统失衡风险加剧，资源紧张与能力不足的叠加将导致治理效率下降，组织活力衰减，进而影响社区整体稳定。
5.3. 适应性调适：基层社区的压力应对实践
(1) 吸收型调适(短期应急)
面对上述政策压力，黉门街社区在临时应急中率先形成“缓冲带”，缓解临时性治理压力。面对资源缺口，社区书记运用“人情动员”，挖掘社区内“能人”资源(如退休工程师、热心企业主)提供临时性技术支持与资金；网格员扮演“信息编织者”，通过非正式沟通化解居民矛盾(如加装电梯争议)。
(2) 适应型调适(组织调整)
社区为适应复杂的情景与政策变化进行系统调整的路径是创新体制机制，建立“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多元治理体制，将社会组织、第三方服务机构引入社区，扩大社区供给。例如，社区副书记牵头构建“社区治理联席会”，以具体项目为纽带，促成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基于“微契约”参与(如物业参与助餐配送)；完善居民参与机制，培育居民积极分子，利用居民议事会、项目听证会等形式利用“熟人社会”规则进行情感动员与协商[10]，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反馈实现动态调整，增加社区服务的精准度。
(3) 转型型调适(创新机制)
在应急处置和结构优化基础上，社区还进一步探索长效治理。例如，面对长期资源匮乏，社区书记设立“社区发展基金”，通过举办“微公益大赛”生成示范项目，以此吸引多元资金，实现“自我造血”。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入社会资本，构建多元化资金供给体系，既减轻财政负担，也为长远发展积攒资金储备。推动数字化时，设计“代际数字伙伴”计划，构建支持性社会网络以跨越“数字鸿沟”。建立社区网上办事大厅，实现社区信息化，通过技术赋来提升公共服务响应效率，推动治理模式现代化。
(4) 案例总结
黉门街社区的经验表明，社区韧性并非先天俱备，而是在持续应对政策承压过程当中，通过有意识的多层次调适逐步建构的。其成功关键在于三重韧性培育：以党建引领凝聚多元合力，提升组织韧性；以机制创新拓宽资源渠道，夯实资源韧性；以技术赋能优化治理流程，提升政策韧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宏观的韧性维度，最终是通过社区书记、网格员、居民等具体行动者的日常策略性互动、对有限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以及对社区关系的精心维护而得以实现和维系的。同时，实践中仍然存在资源整合可持续性不足，数字化工具普惠性不够，长期韧性维持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在后续政策设计当中重点关注。
6. 分析与讨论
通过解析黉门街社区的压力应对实践可知，基层社区韧性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演进特征，结合前文构建的分析框架，本部分从政策压力生成、韧性调适与启示三方面内容展开分析与讨论。
6.1. 基层社区政策压力的生成逻辑
(1) 政策目标的复合性与冲突性
黉门街社区老旧小区改造的时间进度要求、工程质量标准与居民个性化需求形成三重约束，在有限的资源下，资金与人员调配是最大的矛盾。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策设计往往需同步回应社会保障、环境改善、老龄化应对等多重议题，目标叠加使政策执行呈现高度复杂性。
(2) 资源与责任的结构性失衡
黉门街社区虽获得财政支持，但仍难以覆盖基础设施改造与服务供给的全部需求，社区干部同时承担政策执行、日常管理与民生服务等多重职责，人力成本过高导致执行效能受限，形成责任重、资源少的治理困境。资源配置与责任分配的不对等是构成政策压力的重要来源。有学者指出，“责任下沉＋资源向上”的结构张力在基层治理场域较为突出[11]。
(3) 需求多元与政策普适的错位
居民需求异质性与政策统一性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政策压力。黉门街社区老年人养老医疗需求与青壮年教育文化需求形成显著差异，而政策设计的普适性特征难以精准匹配差异化需求，存在“政策供给”与“居民需求”之间的错位。一方面，这种矛盾增加了政府政策执行的博弈成本，另一方面，可能还会因为部分居民群体需求未得到满足而引发治理瓶颈。
从DPSIR框架的分析不难发现，基层社区政策承压是典型的系统性问题，宏观层面的驱动力(D)和社区微观治理状态(S)形成结构性张力，上级多重政策目标在资源有限的社区场域中交汇，转化为具体执行压力(P)，而社区原有的薄弱的治理基础(S)无法有效缓冲压力，进而产生负面治理影响(I)。这一逻辑链条表明，政策承压的缓解不能仅从社区自身行动入手，还要从政策设计系统性与资源配置均衡性层面，寻求根源性解决方案。
6.2. 适应性调适机制的内在逻辑
(1) 韧性视角下的调适本质
基层社区的适应性调适实质上就是通过调整组织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转变施政路径等途径实现压力缓冲的韧性塑造过程。在黉门街社区的实践中，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使得社区能够第一时间链接居民与社会资源，形成“社区 + 社会组织 + 居民”的协同治理模式，这种调整在短期内实现社区压力缓冲，更推动长期治理能力提升，集中体现组织韧性和政策韧性的双重培育。
(2) 多元协同与资源整合的关键价值
多元主体联动是资源汇聚的有力保障[12]。黉门街社区通过引入外部组织与社会力量，有效弥补自身服务短板；社区发展基金的设立破解财政资金短缺难题，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提升供给质量，志愿者队伍的参与缓解人力压力。这种多元主协同模式使社区有了应对外部冲击的资源韧性，成为社区压力应对的有力保障。
(3) 调适策略的递进性特征
DPSIR模型中R的维度是响应(Responsiveness)，表明适应性调适并非单一维度的压力回应，而是短期应急与长期适应的有机结合。黉门街社区的响应是短期通过资源临时性调用、志愿者动员等吸纳型调适稳定基本治理秩序；中期通过多元协同、居民参与等适应型调适优化内部结构；长期通过社区资金筹设、数字化转型等转型型调适实现治理模式革新。
这一过程与韧性理论的三个层次形成了精准的对应关系：吸收型调适即社区“免疫系统”，保持灵敏性；适应型调适即“学习系统”，通过结构优化，提升环境适配型性；转型型调适即“进化系统”，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开辟新的治理路径。三类调适层层嵌套、逐步推进，促使社区由被动压力应对者走向积极反应者、由实施主体走向创新主体。
(4) 调适过程中的反馈机制与韧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的调适响应(R)不仅旨在解决当下问题，其行动结果会形成重要的反馈，作用于系统。例如，黉门街社区建立的“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多元协同机制(适应型调适R2)，有效提升了资源整合与服务供给能力，从而改善了社区的治理状态(S'，如S2组织能力增强、S3服务供给改善)。这一新的状态增强了社区应对未来类似压力的基础能力。同时，社区发展基金的创新(转型型调适R3)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其成功经验可能被街道或区级政府注意并吸纳，从而潜在地影响后续相关的资金配套政策设计，这构成了对原驱动因素(D)的一种反馈与修正(D')。这种“响应→改变状态→影响后续驱动/压力”的反馈回路，是社区韧性得以在动态实践中持续演进、而非静态拥有的关键。它使得DPSIR模型从一个线性的因果解释工具，转变为一个能够刻画基层治理系统动态适应与学习过程的循环分析框架。
6.3. 批判性反思：调适的暗面与韧性治理的边界
尽管本研究聚焦于基层社区积极的适应性调适，但必须承认，在持续且超负荷的政策压力下，社区的行动谱系是复杂的，并非总是正向、建设性的。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需正视并探讨调适策略的潜在暗面及其边界。
在超负荷压力下，社区可能出现避责行为[13] (形式主义执行)、选择性执行、共谋[14]甚至消极抵制。本研究倡导的韧性治理并非无边界，其有效性和正当性需置于特定条件下进行审视。首先，社区韧性存在物理性和社会性极限，韧性建设不能替代根本性的资源公平分配与制度保障[15]。其次，韧性资源的获取和调适能力的分布可能是不均衡的，过度强调社区的“自我依赖”，可能掩盖结构性不平等，甚至加剧内部裂痕。最后，黉门街社区探索的转型性调适(如社区基金、数字化)依赖于关键行动者(如富有创新精神的社区副书记)和特定的机遇窗口，其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当核心人物变动或政策焦点转移后，这些创新机制能否制度化并持续运转？这是对社区内生韧性能否转化为稳定制度供给的严峻考验。
因此，未来的“韧性-DPSIR”分析框架需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在评估“响应”(R)时，应建立更细致的价值评判标准，不仅关注其“有效性”(是否缓解压力)，还需审视其“合法性”(是否符合程序正义)和“公平性”(是否惠及所有群体)。另一方面，需在框架中更明确地纳入权力关系视角，分析不同行动者(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居民、企业)在压力传导和调适过程中的权力博弈、利益分配，这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某些调适策略何以产生、以及为谁服务。
6.4. 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讨论
本文基于韧性理论与DPSIR模型的融合应用，为解析基层社区政策承压下的调适机制提供了整合性分析视角。通过对模型要素在社会治理语境下的再界定，并引入反馈机制的分析，通过黉门街社区的实证分析表明，基层社区对政策压力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是通过短期应急、中期优化、长期创新的系统性调节，并在反馈循环中不断调整与进阶，实现政策执行可持续性的主动建构过程。这一发现既为韧性理论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本土化的实证支撑，也拓展了DPSIR模型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场景，通过强调反馈机制丰富了其对社会系统动态性的解释力，为跨学科理论融合提供了实践范例。
实践层面，黉门街社区治理案例对基层治理工作有五点启示：组织韧性培育是核心支撑，要加强党建引领，上下联动，强化组织响应灵活性；资源整合能力提升是关键路径，要建立多渠道资金平台、社会动员体系，优化资源配置；数字化转型是重要赋能手段，需加快推进数字化平台建设，提升服务的精细化、精准化水平。此外，政策设计者应重视基层创新实践形成的反馈信息，建立有效的经验上传与政策调适机制，使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形成良性互动循环。同时，政策制定与评估需具备批判性视角：一是要设定合理的政策预期与社区负荷，避免因过度推崇“基层韧性”而无限加码；二是要建立监测机制，防范和纠正政策执行中的避责、选择性执行等消极策略；三是要在推动社区韧性建设时，同步嵌入公平性审查与弱势群体保障机制，确保韧性增益的普惠性。
7.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聚焦基层社区政策承压下的适应性调适机制，通过韧性理论与DPSIR模型的融合分析，对黉门街社区展开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政策承压与基层治理的关联性分析：黉门街社区案例显示，政策目标叠加、有限资源、诉求多元导致政策执行受阻。
第二，适应性调适机制的具体化：面对政策压力，黉门街社区通过组织韧性培育、资源整合优化、多元协同建构等手段形成系统性调适体系。其中，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成为提升调适效能的关键支撑，实现资源配置与政策执行的动态优化。研究也揭示，压力情境下社区的行动逻辑是复杂的，积极的调适与消极的规避可能并存，共同构成了基层应对的完整图景。
第三，分析框架的深化：本研究对DPSIR模型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进行了语境化界定，并强调了从响应(R)到状态(S)及驱动(D)的反馈机制在理解韧性动态建构中的核心作用。这使得“韧性-DPSIR”框架不仅能解析压力应对的线性过程，更能揭示社区通过调适实践影响系统、实现可持续学习的循环路径。同时，研究批判性地指出，韧性治理存在资源、公平与可持续性的边界，其发展不应掩盖宏观制度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要调整政策顶层设计的逻辑，避免政策目标过度叠加，并明确政策执行的优先级；二是加大组织建设投入和人员培训力度，同时要鼓励其他主体参与到基层治理中；三是要创新资源整合机制，拓宽社区资金渠道，提升社区自我发展能力；四是推动数字社区建设，为社区治理提供技术支持；五是在体制机制上，应建立容纳基层反馈的政策学习与调整通道，将社区有效的调适创新及时转化为制度性成果，优化政策驱动源，形成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良性互动；六是应建立韧性建设的评估与预警机制，不仅要关注社区应对压力的“效率”，更要评估治理过程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防止韧性实践异化为对不合理压力的被动适应或对内部不平等的固化。
目前，本研究尚存在几个局限：一是案例样本性质单一，推论效度有待检验；二是以定性为主，对调适策略的效果缺乏量化评估；三是对调适动态转换及反馈回路的实证追踪不足；四是对消极策略的讨论有待深入。未来应扩大样本对比研究，采用混合方法，加强对治理过程中反馈回路的实证追踪与模型构建，尤其值得深入的是，在理论层面应进一步探讨韧性治理的规范性边界，在实践中应发展出能够识别并抑制消极调适、促进公正韧性的制度工具与评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