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主义数字交往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发展，既是对技术革命的主动回应，更是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深刻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具有科学的解释力。对数字时代大学生遭遇数字交往各种“困扰”现象进行分析，厘清大学生数字交往“困扰”的症结所在，并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高校教育，构建一个以学生为主体、公开透明、虚实交融的马克思主义数字交往的发展路径。这一图景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内核，也结合时代特征进行理论创新，为构建数字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指引与实践路径。
Abstract: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the digital era represents not only an active response to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but also profound contemplation on the fu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retaining its scientific explanatory power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By analyzing the various “Perplex” phenomena in digital communication encountered by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root causes of such “Perplex” and proposes a development path for Marxist digital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the people, characterized by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al and physical realms. This vision adheres to the core values of Marxism while innovating theory in line with contemporary features, offering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onstructing a new form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1]。由此可知，数字、数据、资本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改变了经济形态，重塑了生产关系，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人类交往生态的变革，使数字交往成为人类交往史上的又一次重要飞跃。高校大学生人数众多，是数字化社交媒介的重要主体，数字互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大学生群体的真实情感维度。但一项针对国内多所高校大学生的实证问卷调查显示，超九成受访大学生呼吁建立温暖有序的网络空间[2]，而一所大学的心理健康中心也发布了《虚拟社交正在偷走大学生的现实社交能力》报告[3]，这些内容都揭示了大学生在数字交往过程中遭遇了“困扰”。如何应对这种“困扰”对大学生交往的侵蚀，这是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面临的新课题。
2. 现实挑战：数字时代大学生遭遇数字交往“困扰”
2.1. 数字交往成为大学生新的交往形式
交往普遍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4]因此，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认为，交往作为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是随着社会历史地发生和发展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产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并在反作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制约着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数据赋能和网络空间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出现，构成了一个全新的数字交往空间，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形态更替的必然结果。数字交往使得大学生的信息表达形式、传递方式、存储方式及生成方式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使大学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深刻改变。这一变革表现在网络交往的形成和发展上，从交往信息表达形式看，称之为“大学生数字交往”。
2.2. 大学生数字交往“困扰”的表现
第一，情感符号化。某些“算法”将大学生的数字交往情感变成可以操控的符号，数字时代的交往呈现出强烈的碎片化和符号化特征。一些应用正在将大学生的情感需求转化为可以被算法控制的符号形式，将大学生的情感诉求简化为点赞、评论和转发等操作，这不仅忽视了大学生的情感深度，还通过算法将情感控制在特定范围内，使其无法形成有意义的深度交往。有媒体就算法推荐话题面向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展开问卷调查，近八成受访大学生认为需要减少对算法推荐的依赖[5]，就深刻的反应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第二，主体性解构。数字平台滥用大学生的数据信息导致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受损。福克斯指出：“信息资本主义的结果是人被否定和人被社会的本质中异化。”[6]在数字经济平台上，用户的数字交往主体地位并不得到保障，他们的行为数据转化为可以被商业利用的“商品”，用户的发言权和控制权在数据化的过程中逐渐消逝，大学生的情感和行为逐渐被算法控制，某种意义上渐渐失去自主性和主体性。第三，内容拜物教化。在一些不正确的商业理念的引导下，数字交往内容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实体意义，变得过度依赖于商品化的内容。一是将分享、互动等数字交往内容“商品化”。这种“商品化”不仅忽视了内容的真实性和价值，还通过算法将内容“打包”为有商业价值的数据产品。二是交往关系被“商品化”。用户之间的互动、情感连接都被视为可以被利用的资源，用于创造新的商业价值。这种商品化的交往模式不仅弱化了数字交往的社交属性，还使大学生在数字空间中逐渐失去对真实情感和关系的连接能力。
3. 回应难题：马克思主义对数字交往“困扰”的解释
3.1. 正确看待西方传统交往理论的解释力
第一，理性主义把人的交往抽象化。西方传统交往理论在解释数字交往问题上也遇到了一定程度的困难并做出回应。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7]，用“理性”处理人的交往关系。后来这种理性演化为“理念”“上帝”等形而上的学说。这种将交往视为人的精神活动的做法遭到费尔巴哈的反对，他认为“人的存在只归功于感性。理性、精神只能创造著作，但不能创造人”[8]，突出感性的人，将交往看作感觉、知觉、表象等认识形式的运动。但近现代以来，这种感性主义的交往方式遭到冷落，相继出现“自我系统”“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性主义”等交往理论。可知，西方传统交往理论的思想资源和经验对新问题也积极做出“某种”回应。第二，用语言替代人真实的交往关系。尽管有人用哈贝马斯的理论对现存的交往“困扰”作出了积极的理论回应，并建构了以主体间理性交往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尝试为治理“现代性”病态社会提供“药方”。但该理论忽略现实中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个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从物质生产的个人转向了语言交往、道德规范、法律建制等由物质关系决定的“第二性范畴”，最终把个人的发展转化为意识发展的过程。这并没有很好的抓住现代社会中资本作为支配交往的力量，哈贝马斯的理论尝试用“交往范式”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看不到物质因素的作用，反而从话语交往和道德规范寻求解释。当然，当代西方学界如尼克·斯尔尼塞克提出的“平台资本主义”和肖莎娜·祖博夫的“监视资本主义”理论，深刻探讨了数字时代人与物质技术的关系问题，二者的核心目标均指向重塑技术与人性的关系，拓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伦理维度，为构建更公正的数字交往未来提供了批判性工具。但它们多局限于技术治理或权力结构分析，未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入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层面。而马克思主义在与这些前沿理论的对话过程中，也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力。
3.2.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有效回应数字交往“困扰”的症结所在
第一，从生产关系中解释人的数字交往的症结。马克思主义的交往概念绝不是把“人”作为抽象概念，那样会重新回到西方传统交往理论的“理性”窠臼。交往是马克思从人的现实存在中概括出来的历史性范畴，交往属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他将人的交往置于物质关系、生产关系中，既“见物”也“见人”。数字交往过程既具有社会性特征，又体现着人的自主能动性，这是人的主体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展现的必然结果。因此，数字交往的本质是人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主动参与数字劳动、数字生产、数字生活的动态交往过程，数字交往的个人是具有能动性真实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符号。第二，解释了大学生在数字交往中“困扰”机制的运行过程。首先，用户行为数据被无偿占有并商品化，个体失去对自身信息的控制权。数字交往的实质是对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再利用，数据成为支配交往的决定力量。数字平台或企业通过数据监测大学生数字交往的动态，构建各种数字交往工具，掌握大量有价值的交互数据。其次，算法通过“行为修正”(如推送个性化内容)潜移默化地操控用户选择，削弱批判性思维。数字平台使个人失去对交往内容的自主选择权，交往行为更多表现为算法推送的被动接受。这种行为限制了大学生的议题设置能力，导致交往内容单一化。受商业化逻辑主导的议题往往占据重要位置，如热搜、榜首、热点等，这些都源自算法的精准推送，使大学生在交往过程中处于浅层化的被动状态。最后，主体间关系弱化是商业逻辑在数字时代的深层表现。商业逻辑通过算法构建信息茧房，使大学生失去对数据和知识的所有权。这种由商业主导的交往机制实质上一种不公平的生产关系，不仅削弱了数字交往的积极作用，还加剧了社会成员间的疏离感。
4. 未来可期：构建马克思主义数字交往的发展路径
4.1. 发展以人为主体的数字经济
新时代的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主体的价值导向，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双重路径，消解商业逻辑对大学生数字交往的侵袭。其一，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将数字经济纳入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9]共产主义原则是对私有制和商业逻辑的无序扩张的积极扬弃。这要求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在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遏制其无序扩张，确保数字技术红利惠及全社会，为大学生数字交往开辟新空间。其二，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大学生数字劳动的主体地位，提升数字交往满意度。学者提出：可以通过网络交往和网络人际关系积极影响生活满意度[10]。劳动是人类最为关键的交往形式，也是彰显人的主体地位最为直接的自主活动。马克思指出，人需要占有生产力才能实现自主活动和普遍交往[11]。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与技术创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力量，确保大学生在积极拥抱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确立主体性地位，进而提升数字交往的满意度。
4.2. 数字经济平台需构建公正平等的交往伦理环境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位旨归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数字经济平台必须用技术赋能符合正向发展的伦理数字交往环境，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重视物质生产对人的作用，也重视对人的现实境遇的关切与解释，揭示马克思交往理论所蕴含的丰富的辩证法，体现交往的根本追求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应借用伦理的手段规约和引导技术的向善向好、不伤害、负责任，把技术本身引向技术进步和社会和谐相协调的方向，即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向[12]。互联网平台应遵守的相关算法伦理规制，建立算法透明度审查制度，有效限制商业算法对用户注意度的过度掠夺。同时，数字经济平台需以打造安全可信的数字环境为导向，通过完善数据隐私保护法规、强化平台责任主体意识，构建安全可靠友善的数字交往防护体系。
4.3. 高校积极开展数字交往教育
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们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13]因此，人的全面性是现实关系与观念关系的统一，数字交往需服务于人的能力提升与社会关系良性建设，而校园数字交往教育有望成为一条塑造这种“全面性”的重要路径。一是高校应将算法素养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大学生网络交往实践是促进自我成长的重要途径，需要高校发挥正向引导和价值引领的作用[14]。高校应开设相关课程帮助学生理解算法推荐机制背后的技术伦理与商业逻辑，提升学生的媒介批判能力与自主选择能力。二是建设数字校园。开展数字素养教育与技能培训，组织校企合作实践项目，使大学生掌握数字技术主动权。三是强化大学“虚拟与现实”的融合教育，更新社交观念。坚持网络社交和现实社交共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15]。强调数字交往的人文精神、伦理道德教育，平衡虚拟空间的开放性与现实社会的规范性，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模式，促进交往关系的真实性与伦理价值的完整性。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24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数字交往”境遇与破解研究》(项目编号：2024KY1696)阶段性成果；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课题《广西抗战文化“数字化”融入高校党史教育的创新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25C43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