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情绪表达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影响

The Impact of Parental Emotional Expression on Adolescents’ Internalising and Externalising Problems

摘要: 处在青春期时期的青少年容易诱发多种异常行为，具体可分为内化倾向与外化倾向两大类。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期的内外化特征同父母情绪反馈有着紧密联系，且作为家庭组成中的核心要素，父母的情绪表达对后代的影响持久且深远，对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偏差具备一定的预测意义。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父母情绪表达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开展了大量研究。本文系统梳理了该领域的相关文献，发现父母积极情感表达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呈负向关联，即积极情绪表达有助于缓解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而父母负面情绪的表达则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呈正向关联，消极情绪的流露可能加剧青少年的症状表现。本研究旨在综合现有文献，为理解家庭情绪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提供理论参考，并为后续研究与实践干预提供借鉴。

Abstract: Adolescents in puberty are prone to various abnormal behaviours, which can be specifically divided into internalising tendencies and externalising tendencies. Referring to previous conclusions, externalising traits in childhood are closely linked to parental emotional feedback, and as a core component of the family, parents’ emotional expression has a lasting and profound impact on their offspring, possessing a certain predictive significance for psychological deviations in adolescent groups. In recent year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arental emotional expression affects adolescents’ internalising and externalising behavioural problem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is field and finds that: positive parental emotional expression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s’ internalising and externalising problems, suggesting that the expression of positive emotions helps to alleviate adolescen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tress; conversely, the manifestation of negative parental emotions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s’ internalising and externalising disorders, indicating that the display of negative emotions may exacerbate adolescents’ symptomatology. This study aims to synthesise existing literature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the family emotional environment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to offer guida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nterventions.

1. 引言

父母情绪表达对少年儿童内外化问题的影响已引起高度关注。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精神成长具有核心影响，且父母情感状态是家庭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的情感沟通或许可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但负面的情绪释放则极易导致内外化问题。本研究旨在探究父母情绪表达与少年内外化症候群的内在联系，进而提升对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理解及干预。

父母情绪表达(Parental emotion expressiveness)是情感社会化机制中的核心表现，具体指在家庭互动中，通过言语交流或身体语言等形式，展现出与情感深度共鸣的流露特征或固定的行为模式[1]，这种行为可划分为积极情绪表达(赞许、敬畏、感激等)和消极情绪表达(愤怒、对立、悲痛等) [2]。受父母情感表达的影响，青少年儿童会对生活环境产生特定的心理感知与情绪变化。以往研究主要围绕情感表达的宏观框架来考察其对青少年情感调节能力及异常行为的影响，却鲜少针对这一维度进行独立而细致的解析。不仅如此，情感表达往往作为中介变量用来衡量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干预效果，目前缺乏对其内在逻辑架构进行体系化研究，现有学术成果也暴露出部分不足。

2. 青少年内外化问题

2.1. 内化问题

青春期作为人体生理机能、精神面貌及社会互动均处在剧烈更迭的时期，该阶段中个人随时面对多元层面的转变。如果缺少高质的接纳与应对各种变化，该类群体极易陷入心理问题的漩涡，这包括适应性失调、情感波动、自伤风险，以及极其关键的内向化倾向[3]-[5]。目前，前人研究普遍主张青少年群体是内化问题发生频率最高的群体，这对他们的生长发育造成负面影响[6]-[8]。内化问题通常被看作精神病理学的核心分支领域，其涵盖了情绪或心境失衡[7]，其本质属性是无法妥善管理认知与情感，严重时会引发抑郁与焦虑症状，表现出孤独症特征、身体不适、学业受挫、社交融入困难、睡眠紊乱、物质滥用，甚至自伤或严重的攻击行为。总的来说，内化问题往往在幼年时期便已显露，并在青年早期逐步发展。据相关数据显示，逾三成的五岁至十七岁儿童少年曾面临过内化问题的挑战[9]。尽管西方专家对该群体的心理诱因进行了细致剖析，但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依然较为匮乏。我国拥有世界第二大体量的青年人群，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危机正日益突出[10]。鉴于此，迫切需要明确青少年内化现象的具体诱因和潜在规律，进而搭建科学的预防与干预架构。

2.2. 外化问题

青少年群体面临的内外化困扰构成了典型的社会性存在，这常被看作各类心理及行为偏差的萌发征兆，并对个人的生理与心理成长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干扰[11] [12]。所谓外化问题行为，即明显针对外界的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举动，此类表现属于表层化的消极情感，反映了个体因缺乏自我控制能力而采取的对外部环境产生负面回应的具体行动[13]。其核心表现包括肢体冲突、旷课以及吸食烟酒等[14]。有关数据显示，约六成的青年在发育阶段会表现出某种问题倾向，但其中仅有极小部分会在以后时期转化为剧烈的偏差行为[15]。在性别差异上，男性在外化问题方面呈现出更加显著的特点[16]。既往研究已从自我意识、自律性缺失等内在诱因及亲子关系、家庭氛围与职能结构等外部环境层面解析了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机制[17]。

2.3. 内外化共生现象

随着心理学科与精神病理学范畴的探索日益深化，科研人员察觉到，尽管外化及内化两类障碍的表层表现各不相同，但其诱发原理和演化轨迹确实蕴含着深层联系。这种特殊的交互特征被命名为“共发”(co-occurrence) [18]。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关于内外化症状并发状态的学术论证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成果。当前的有关研究已充分地阐明了内外化心理疾患在其起源及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紧密关联，并达成了“共发非例外，乃为常态”的认知[19]。对比单纯表现为外向或内向特性的群体，那些在青少年早期即表现出强烈同伴排斥倾向且内外化问题不断累积的少年，在青春期后期乃至成年阶段通常会遭遇更为复杂的心理和社会困境[20]。以具体实例说明，同仅具有外向或内向特质的群体相比，那些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的儿童及青少年，在迈入成年时期时更易产生自杀意念与行为[20] [21]，亦更有可能触犯暴力犯罪[21]或者其他违法行为[22]。此外，相比于非共发个体，内外化共发的少年在成年时期更可能引发各类并发症状，例如物质依赖[21] [22]、抑郁障碍[22]、广泛性心理社会适应障碍[23]。

2.4. 内外化问题的原因

从环境层面来看，家庭系统功能的不健全以及同伴关系质量低乃是导致青少年内外化问题发生的本质性风险源[24]。首先从家庭层面来看，当前关于婴幼儿、学龄期儿童及青少年的研究均表明，父母采取体罚、严苛管束或暴力侵害等负面教养模式，实为少年儿童内外化表现重叠的重要性诱因[25]。具体而言，家庭系统在行为控制、情感反应、角色分工等维度的功能失调，与青少年情绪综合征、焦虑、行为问题及注意力缺陷等内外化症状存在显著正相关[26]。家庭层面的资源(如亲密关系、归属感、积极家庭观念)及亲子互动中产生的共享积极情感具有潜在的缓冲作用[27]。倘若家庭运作机制出现偏差，青少年缺乏这种保护性情感体验而无法得到充分的心理支持，这或将对其心理素质造成消极影响，从而更易陷入情绪失调。此外，大量文献亦揭示出教养方式等家庭变量对个体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决定性影响作用[28] [29]。例如，在一项以中国初中及高中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中发现，父母心理控制程度能够正向预测其外化障碍的发生[30]，若父母运用高控制管教方式干预处于分离–个体化关键期的青少年的情绪变化与思维模式，将不仅使青少年主观上对父母强制性的意愿和要求产生强烈的烦躁与抑郁感，还破坏了其自主性需求，导致心理需求受挫，这将直接预测外化问题的发生[31]。从同伴关系来看，若青少年群体与负面社交圈层产生频繁的交集和互动，则更易产生内外化问题。一方面，同伴规范理论认为，当青少年感知到同伴群体中存在抽烟、打架、逃课等高频违纪行为时，会因自身行为准则与不良同伴标准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焦虑。为缓解这种焦虑，他们往往更容易采取消极冒险行为或表现出违纪倾向[32]。另一方面，青少年也可能将感知到的同伴违纪行为内化为群体行为标准，在社会比较与从众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主动调整自身行为以迎合群体期望。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青少年所感知到的同伴违法行为(perceived peer delinquency)能够显著预测其后续的外化行为，且这种预测效应在亲密同伴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33]。综上，同伴关系作为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环境变量，其质量高低对青少年心理行为发展同样具有深远影响。

个体层面上，从童年中期过渡到青春期的特点是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更大的学业挑战和期望，以及更大的成功压力。这一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情绪需求的急剧增长与情绪调节能力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适当的情绪调节可能是成功管理这种转变的关键因素[34]。大量文献表明，情绪调节与行为问题有一定的联系，情绪调节失败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问题行为。例如，Hessler和Katz发现情绪调节能力差的青少年更容易从事冒险行为[35]，如使用烈性毒品，这表明情绪调节能力差的青少年因难以使用有效的情绪管理手段来控制和降低内在体验，因而可能转向使用物质来处理他们强烈的负面情绪体验。除此之外，已有研究也多从气质因素这一个体特质考察其对内外化问题的影响，尤其是消极情绪性对儿童青少年内外化问题共发的影响。消极情绪性是指个体易产生愤怒、恐惧、悲伤、内疚等消极情绪的气质特征[36]，这一气质特征因与多种精神障碍存在广泛关联，而被视为诊断心理病理问题的风险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内外化心理病理问题都与消极情绪性有关，研究者在婴儿期[37]、童年中晚期[38]和青少年期[39]个体中发现，内外化问题共发者在消极情绪性的恐惧/悲伤维度和沮丧/愤怒维度上均高于纯内化或纯外化问题者，说明消极情绪性是预测儿童青少年内外化问题共发现象的重要因素。且一般而言，内化问题与消极情绪性中的恐惧/悲伤(Fear/Sad)正相关，外化问题与消极情绪性中的沮丧/愤怒(Frustration/Anger)正相关[37]。这种区分反映了不同情绪类型的功能性差异，即恐惧和悲伤与行为抑制系统(BIS)相关，导致退缩、回避等内化症状。而沮丧和愤怒与行为激活系统(BAS)相关，导致冲动、攻击等外化症状[40]。

现阶段的研究在个体特质、家庭教育及同伴关系等多样化风险因子解析了内外化问题的预测指标与深层路径，但理论架构和实证路径的设计层面仍存不足。研究表明，多元化的环境与个体属性间的协同作用，共同塑造了青少年群体的发育路径[41]。而针对遗传基因、大脑生理功能等生理性要素，以及外界环境对共现过程的特异性影响机理研究相对薄弱，致使当前零散的学术观点难以透彻剖析该现象的核心诱因。鉴于此，后续研究应探索能预测内外化问题共发现象的个体与环境因素，并整合运用“发展级联”视角去考察一种先前存在的心理病理问题(如外化问题)能否以及如何导致另一种问题(如内化问题)的发生发展。

3. 父母情绪表达对青少年内外化行为的影响

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最基础与最直接的环境因素，对青少年的发展和适应具有重要的意义。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42]认为，家庭是对个体发展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微系统。家庭功能(家庭成员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处理家庭问题和有效沟通的能力)是影响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并与其行为和情绪问题密切相关[43] [44]。家庭对情绪调节和调整的影响三方模型(TMIFERA)提出，三个主要的家庭相关因素影响情绪调节和内化问题，包括家庭情绪气候，教养实践以及父母情绪管理的观察[45]。大多数关于家庭对内化问题影响的研究都集中在教养实践上[46]和观察[47]，而家庭情感氛围的作用却被忽视了[48]。家庭情绪氛围是对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影响之一，反映在对家庭成员的关系品质和积极和消极情绪表达的频率上[49]。因此，有必要研究家庭情绪氛围在内化问题中的作用[49]。

近年来，学界已阐明父母情感社会化，尤其是其情绪表达模式，乃是决定儿童青少年社会性技能发展和问题行为演化的核心要素[50]。既往研究显示，家长的情绪外显映射出夫妻间关系的和谐与否。和谐稳固的婚姻氛围有助于长辈构建积极的情感表达范式[51]，在家庭空间中促进积极情感的传递与互动，从而有效增强儿童的情绪调控能力，并推动他们在亲社会行为层面的进步。倘若父母婚姻质量较差，则彼此间的矛盾冲突亦将增加，这或将诱导父母更频繁地运用负面情绪进行沟通，进而增加了幼儿产生异常行为的风险[52]。基于家庭系统理论中的溢出假说，婚姻作为亚系统范畴，通过父母的情绪传递路径间接影响亲子关系这一亚系统，消极的家庭表达水平与少年儿童的心理内化障碍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特征[53]。情绪社会化理论框架[45] [54]认为，父母情感呈现同青少年的情绪控制程度及行为偏差密切相关。首要维度，长辈正面的情绪展示使青少年坚信自身受到重视与爱护，从而倾向于采纳长辈制定的行为规范，降低外化倾向的发生，而长辈负面的情绪宣泄则令青少年对社会持有敌意，表现出攻击性或违规等行为。其次，具备支持性与正向情绪的父辈能帮助青少年缓解内心的困扰及多重压力，降低抑郁与焦虑症状的发生。此外，父辈积极的情感表达具有示范作用，引导青少年掌握合理的表情达意方式及其对他人的同理心，提升社会交往效率；而父辈频繁的消极情绪宣泄亦映射出其自身负面的情绪调节机制，会使青少年习得不良的应对策略，在社交实践中难以与他人建立融洽关系，易诱发内外化问题。实证研究同样表明，父母积极且温暖的情感交流影响青少年的安全依恋、情绪调适水平以及社会适应力，减少了内外化障碍的发生[2]。

在西方强调独立、鼓励自我表达的社会环境中，负面评价沟通更频繁的家庭往往同更为显著的心理内化问题联系紧密[55]。这种家庭环境或许会引发不可预测的波动，削弱青春期子女的情绪稳定性，诱发其负面心境与行为特征，并增加青少年间矛盾冲突的出现几率[56]。同西方研究相符，消极的家庭互动频率对东方文化背景(鼓励顺从、强度遵守社会等级秩序规则)下的青少年心理内化状态发展及稳定程度有着核心作用。先前的研究表明[57]，与西方父母对比，中国家长呈现出相对不足的负面家庭交流能力[58]。因此，有必要探索消极家庭互动在东方文化环境中针对内化障碍的具体效能。已有实证数据表明，相比于美国父母，中国家长展现出相对较低的负面情感表达水平[59]。长辈消极情绪宣泄与青少年的内在、外在症状均呈正相关，长辈积极情感传递同青少年的内在、外在症状均呈负相关，这些发现深刻印证了情绪社会化假说[2]。

4. 对内外化问题的干预手段

基于家庭层面的观察，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与内外化症状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此结论表明不良的家庭环境很可能与少年群体的行为偏差有着内在关联。因此，必须面向功能受损家庭中的青少年提供专门辅导，进而降低其内外化障碍出现的概率。对于家长而言，应当确保同子女保持坦诚平等的沟通，增强对孩子的重视水平并化解亲子冲突，从而减弱孩子内外化症状显现的可能性。

从青少年个体层面来看，伴随年龄的增长以及社会经验的积累，其自我调节能力也在不断强化。因此，当遭遇失败挫折时，当代青少年相较于过去，确实拥有更高的概率运用先前累积的经验与资源进行精确的情绪调控，从而在一定领域内化解或缓解由负面情绪引发的心理困扰与心理危机[60]。此外，完善的公共保障体系也能够促进青少年身心素质的良性发展。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能营造稳定的心灵环境，此类条件同样构成了抑制偏差行为的重要性防卫因素。随着成长背景逐步脱离家庭这一封闭空间并向社会过渡，校园与社会环境的作用力将日益增强，故而青少年应当积极构建高水平、长效的人际交往，搭建优良的社会互助体系，规避并减少内外化问题的产生。

5. 结语

目前已有的学术成果多集中于探讨父母间消极互动对子女内外化问题的消极影响，却忽视了其他家庭成员所具有的潜在重要作用。在中国，家庭在对后辈的照料分工上存在代际协作的特点。儒家孝道把“养儿防老”“子女赡养父母”和“祖辈照看孙辈”联结成一个代际互惠的整体，祖辈协助抚养孙辈被视为父母责任的延伸和道德义务，因此同样肩负着不可替代的监护义务[61]。尽管目前几乎没有直接研究祖辈情绪表达对孙辈内外化问题的实证研究，但现有研究表明，家庭中任何核心照顾者在情绪表达上若长期消极、压抑或与感知不一致，都与子女情绪表达受阻和问题行为增多相关。祖辈在三代同堂或“隔代抚养”中扮演主要照顾者，他们的情绪表达方式，很可能通过与父辈类似的机制影响孙辈。关于家庭养老的质性研究发现，代际沟通内容中，老年人情绪表达是核心议题之一，一些老年人长期向后辈表达负面情绪[62]。根据情绪感染理论(Emotional Contagion) [63]，人类具有自动模仿他人情绪表达的倾向，通过面部表情、声音语调、身体姿态等非言语线索，个体的情绪状态会在人际间传染。当老年人长期表达负面情绪时，孙辈可能通过无意识的情绪同步过程，将祖辈的焦虑、抑郁或愤怒内化为自身的情绪状态，从而增加了自身内外化问题发生发展的风险。因此，未来应当将关于同住祖辈以及完整家庭框架的研究视角纳入考量，以全方位地评估家庭沟通效能，而非仅仅局限于父母对子女内外化问题的影响。

此外，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父亲角色在家庭结构中扮演着与母亲截然相异的角色。中国儿童家庭养育投入现状报告显示，在性别分工上，中国的家庭教育仍未实现“父母共同参与，发挥双方作用”的局面，大多数照料工作仍然由母亲来承担。因此有关研究大多聚焦于母亲对青少年子女的影响，有关父亲因素的研究依然不足，特别是在其沟通方式与青少年外化倾向关联性的方向上[64]。未来研究有必要结合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和影响去探讨其与母亲角色的差异性作用。

最后，以往研究倾向于从社交环境的维度剖析青少年内外化倾向的内在机制[65]。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其社会交往范围从家庭扩展至学校与社区，同伴逐渐取代父母成为青少年情感支持、行为参照与价值认同的重要来源，同伴关系的质量与特征因而成为预测青少年心理行为发展的重要变量。所以，探究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对于减少并遏制青少年外化问题引发的危害拥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