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付出行为中的反应性

Responsiveness in Giving Behavior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

摘要: 近年来，国内学者结合中国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背景，拓展了亲密关系中利他行为——牺牲的范畴，进而提出了付出感这一概念，并初步研究了付出感与关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对反应性在牺牲情境下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果，提出未来研究应该关注反应性在付出情境中的具体运作机制，同时关注个体的认知偏差尤其是相似性偏差如何影响PPR，进而影响付出评估，为推进亲密关系领域的付出感相关理论以及提高关系质量的干预工作提供支持。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scholars, drawing on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collectivism in China, have expanded the scope of altruistic behavior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particularly sacrifice—and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sense of contribution. Preliminary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nse of contribution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Meanwhile, 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begun to explore the role of responsiveness in sacrificial contexts. Building on a review of relev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he present article proposes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responsiveness operates in contribution-related contexts, as well as on how individuals’ cognitive biases—especially similarity bias—shape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PPR) and, in turn, influence evaluations of contribution. Such efforts would help advance theories related to the sense of contribution in the field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inform interventions aimed at improv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1. 引言

当人们被问及渴望在亲密关系中获得什么时，答案通常会具有一定差异，如陪伴、倾听、关注、支持等。研究者认为这些不同的人际过程可能涉及同样的基础，即反应性(responsiveness) (Reis & Gable, 2015)。反应性是指伴侣如何关心和支持对方的需求和目标，主要分为三种关键的方式，分别为理解(understanding)、认可(validation)、关心(caring) (Reis et al., 2004; Reis & Gable, 2015)，而感知伴侣反应性(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PPR)则是个体对伴侣如何关心和支持自己的感知。以往研究发现，伴侣对彼此需求和利益的回应是良好运作、满意和忠诚的关系的核心(Gordon et al., 2011; Joel et al., 2020; Reis & Gable, 2015)，同时，高PPR有利于人们在冲突时对关系感到满意(Gordon & Chen, 2016)。反应性涉及的三种方式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理解指伴侣准确知晓付出者的意图与需求；认可指伴侣对付出行为及其价值的肯定；关心则指伴侣以温暖、共情的方式回应付出(Reis & Gable, 2015)。这三者在付出情境中的作用权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在亲密关系中，利他行为十分普遍，因此，利他行为对亲密关系质量的影响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往往集中于牺牲这一行为进行研究。牺牲是指为了伴侣和关系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Van Lange et al., 1997; Righetti & Impett, 2017)，往往涉及伴侣双方目标的冲突(Righetti et al., 2020)。研究者认为牺牲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主动牺牲，是指为了伴侣或关系而主动做其他偏离自己喜好的事情，例如，主动与伴侣一起观看对方喜欢但自己不感兴趣的电影，另一种为被动牺牲，是指为了伴侣或关系而放弃自己喜好的事情，例如，为家庭而放弃职业生涯的升职机会等(Righetti et al., 2020)。

然而，研究者并没有考虑到不涉及目标冲突的利他行为。但是事实上，伴侣之间的利他行为范围广泛，有许多利他行为并不涉及放弃个人目标，例如，为生病的伴侣做一顿饭。忽略亲密关系中其他类型的利他行为不利于研究者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同时，在国内的集体主义文化情景下，“牺牲”往往包含了更加崇高的含义，并不适用于描述亲密关系中的利他行为，因此，国内有研究者扩充了牺牲概念的范畴，提出“付出感”这一概念。付出感是指个体对亲密关系中主动给予的感受，包括个体感知到对伴侣的付出行为、对伴侣的情感投入及实际付出行动后的主观感受(蒋欣桐，2021)。换而言之，在亲密关系的互动过程中，个体做出或大或小的付出行为后，对自身行为和态度产生的感知就是付出感。

以往研究发现，付出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是矛盾并且复杂的。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个体和伴侣的需要、利益是互相联系的(Joel et al., 2018)，付出相关行为能够创造互相信任的氛围(Van Lange et al., 1997)，因此，付出者不会计较行为的得与失。但是，社会交换理论和公平理论从公平和交换的视角解释亲密关系中的利他行为，这一理论认为个体在付出后将会期望得到回报(Blau, 2017)，并且强调收益和付出的平衡。并且以往实证研究也发现，关系中的公平感可以预测关系满意度(VanYperen & Buunk, 1994)。

因此，依据两种不同的对亲密关系付出相关行为的解释理论，研究者针对亲密关系中付出者在做出付出行为后是否期望伴侣回报同等甚至更多将个体分为有条件付出者和无条件付出者(蒋欣桐，2021)。有条件付出者在进行付出行为后，期望伴侣回报同等甚至更多，而无条件付出者在进行付出行为后并无期待回报。

国外学者已在亲密关系的牺牲行为领域开展了与反应性有关的系列研究(Visserman et al., 2022)，但是，尚未有学者关注付出行为与反应性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旨在回顾和梳理反应性模型的特点，以及在亲密关系中牺牲领域的研究和应用，目的在于综述已有成果，为今后国内外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2. 反应性模型(Model of Responsiveness)

2.1. 概述

以往研究者认为反应性可以分为理解、认可、关心三个关键成分，具体而言，理解是指个体理解伴侣的核心自我，包括他/她的需要和兴趣；认可是指个体尊重和欣赏伴侣的自我；关心是指个体表示温暖、亲切，关心伴侣的幸福，愿意照顾对方的需要(Reis & Shaver, 1988; Reis & Gable, 2015)。如图1所示，当亲密关系中的伴侣双方进行互动时，例如讨论冲突事件、进行一项活动、讨论未来的希望等，A会产生理解、验证和关心伴侣(B)需求、目标和愿望的意图，随后A会通过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向B展示他/她的意图。因此，B会通过A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感知到他/她的意图，形成感知伴侣反应性(Reis & Gable, 2015)。

一般而言，该模型认为相比较A实际的反应性，PPR对B的行为影响更大。一旦A未能表现出与预期反应性相适应的实际反应性，或B没有将A表现出的言语行为或非言语行为解读为反应性，均有可能影响B的个人结果和关系结果。

Figure 1. Responsiveness model (Solid arrows represent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and dashed arrows indicate intrapersonal processes)

图1. 反应性模型(人际过程用实心箭头表示；内心过程由虚线箭头表示)

2.2. 反应性对个人幸福感和关系幸福感的影响

过去，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反应性是良好亲密关系的核心(Gordon et al., 2011; Joel et al., 2020; Reis & Gable, 2015)。例如，在浪漫关系中，相比非反应性的互动，反应性的互动能够促进亲密关系的信任和亲密(Debrot et al., 2012; Gable et al., 2012; Gordon et al., 2012)。除此之外，感知到伴侣对个体的理解、认可和关心也有利于个体的整体心理福祉和健康(Reis & Gable, 2015; Stanton et al., 2019; Tasfiliz et al., 2018)。具体而言，PPR可以促进个体对个人缺点的开放性(Kumashiro & Sedikides, 2005)，提高自我整合(Weeks & Pasupathi, 2011)，帮助人们追求和实现自我的目标和愿望(Finkenauer & Righetti, 2011)。总而言之，PPR不仅能够促进关系，而且有助于提高个体对真实自我的接纳(Reis & Gable, 2015)，从而提高个人福祉。

以往的实证研究指出反应性可能以以下的机制影响个体和关系。首先，反应性减少了关系中的冲突，以有利于关系的方式促进了关系内的一致和合作(Reis et al., 2010; Reis & Gable, 2015)。同时，反应性促进和指定了有利于关系稳定和个人发展的一系列行动(Algoe et al., 2010; Kubacka et al., 2011; Mikulincer et al., 2014)。最后，反应性是接纳自我的基础，意味着关系中的个体未来需求得到满足的期望有可能实现，从而满足人们对关系依恋的需求(Reis & Gable, 2015)。

2.3. PPR的动机偏差

根据反应性模型，个体的行为主要受到感知伴侣反应性(PPR)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探讨PPR与实际伴侣反应性是否一致还是会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

一部分研究者认为PPR会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与实际伴侣反应性并非完全一致。例如，由于亲密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互惠原则，个体可能会将关于自己反应水平的信念投射到伴侣身上(Debrot et al., 2012; Lemay & Clark, 2008; Lemay & Neal, 2013)。除了相似性偏差以外，个体对反应性的诠释偏差也受到依恋类型和自尊水平的影响。例如，低自尊个体更容易将模糊不清的反应知觉为拒绝和贬低，而非支持和理解(Downey et al., 1998; Murray et al., 2003)，并且，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在讨论积极事件时，往往会知觉到更小的伴侣反应性(Shallcross et al., 2011)。

但是，有研究者发现，在亲密关系中伴侣对对方属性的感知表现出追踪准确性(Fletcher, 2015)。同时，另外一部分基于反应性的相关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实际伴侣反应性和PPR之间存在一致性，PPR基本可以反映实际伴侣反应性(Debrot et al., 2012; Feeney & Thrush, 2010; Gable et al., 2006, 2012)。因此，研究者目前普遍认为PPR既受到实际伴侣反应性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认知偏见的影响(Fletcher, 2015)。

3. 反应性在付出情境中的研究

3.1. 反应性在牺牲情境中的研究

一些先前的工作表明，在牺牲情境中，即在个体与伴侣产生目标冲突，一方进行妥协时，PPR在保持高关系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牺牲时，伴侣的反应性促进了个体对关系的承诺以及对伴侣的信任(Farrell et al., 2016)。相反，缺乏伴侣对牺牲行为的赞赏和认可，会引发个体在关系中的不满(Visserman et al., 2022)。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PPR促进了更积极的牺牲评价和更多的后续牺牲行为，部分原因是反应性促进了与伴侣的亲密程度，降低了对伴侣的消极情绪(Visserman et al., 2022)。

根据交互目标动力理论(transactive goal dynamic theory, TGD)，牺牲的消极影响是由于牺牲者认为个人的目标受到了伴侣的阻碍，因此会对伴侣产生负面情绪(Fitzsimons et al., 2015)。感知到伴侣对个体的理解、认可和关心，可以减少面对这种风险产生的消极情绪和防御性(Caprariello & Reis, 2011; Reis, 2018)。除此之外，PPR促进了个体更加开放的思维(Itzchakov & Reis, 2021)，从而促使个体能够更加全面地对牺牲进行评估，使消极牺牲评估转变为积极牺牲评估。

3.2. 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

反应性模型认为，PPR带来的理解、认可和关心能够减少个体在进行牺牲行为时产生的负面情绪，同时能够促使个体形成积极的牺牲评估，从而提高关系质量。然而，目前关于反应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牺牲领域，正如前文所述，在以集体主义取向为特征的中国社会中，付出和奉献更接近于是角色的天然特征(杨国枢，2005)。牺牲这一定义不足以充分概括亲密关系中的给予和利他行为。以往研究按照个体在付出后是否期望同等甚至更高的回报将个体分为无条件付出者和有条件付出者(蒋欣桐，2021)，无条件付出者在付出后不期望回报的行为模式与中国文化施恩不望报的内涵相吻合，因此，无条件付出者的个体在PPR水平较低时，并不一定会产生消极的情感体验(Goodwin & Tang, 1996)。相反，有条件付出者内心隐性期待回报与集体主义的角色要求的冲突，可能会导致有条件付出者产生近似于“牺牲”的情感体验，对伴侣产生消极情绪(Visserman et al., 2022)。

此外，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这种角色义务的期待在年轻一代中正在逐渐减弱和消失(Liu, 2025)，因此，在后续研究中一方面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中国式亲密关系根深蒂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现代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心理层面的转变。

3.3. 子成分对不同付出类型的可能作用路径

PPR中的理解、认可和关心在亲密关系中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分别指向了关系中的认知成分、价值成分和情感成分。无条件付出者更可能将自己和伴侣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在付出情境中PPR不同成分的影响可能直接影响关系质量和关系满意度，同时更有可能知觉更高水平的PPR。而有条件付出者更倾向于将亲密关系的付出视为一种社会交换，伴侣的理解、认可和关心在以往研究中被证实可以缓冲亲密关系中冲突时的消极体验(Farrell et al., 2016; Gordon et al., 2012; Visserman et al., 2022)，提高关系满意度。

此外，理解作为一种认知成分，可能通过影响有条件付出者对伴侣的认知从而影响其关系满意度，认可作为价值成分，与个体的自我价值感息息相关，有可能通过影响有条件付出者的自我价值感影响其关系满意度，关系作为情感成分，可能直接影响有条件付出者在亲密关系中的情感体验，从而直接影响其亲密关系质量和关系满意度。

4. 未来研究的展望

本文从牺牲情境出发梳理当前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以期为后续付出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依据。然而，当前研究还停留在牺牲情境中，仍然缺乏在付出情境中的研究以及反应性在付出情境中的具体运作机制研究，同时，鲜有研究关注个体的认知偏差，尤其是相似性偏差如何影响PPR，进而影响付出评估。

4.1. 反应性在付出情境中的研究

相比牺牲而言，付出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一定涉及目标的冲突，因此，付出对关系质量的影响机制仍然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研究发现，付出感高的个体对关系的承诺更高，并在信息加工过程中表现出恋人参照效应(周灵力，2018)。同时，付出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伴侣的关系质量，即较高的付出感可以促进关系质量，并且付出类型(有条件付出和无条件付出)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对付出的内隐态度在付出感和关系质量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蒋欣桐，2021)。总体而言，尽管研究者发现付出感对关系质量的影响受到付出类型的调节作用，认为这一调节作用是由于有条件付出者更容易产生对伴侣付出的期望，但是研究并没有对这一期望引发的心理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

然而，根据期望违反理论(Burgoon & Hale, 1988)，当行为超过期望时，个体会提高对伴侣的评价，进而促进关系，同时，当行为未能达到期望时，个体会降低对伴侣的评价，进而降低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感知伴侣牺牲超过期望时，会提高个体的牺牲欣赏(感激和尊重)，从而提高关系质量，但当感知伴侣牺牲未超过期望时，个体的牺牲欣赏和关系质量没有影响(Zoppolat et al., 2020)。

因此，对于不同付出类型的伴侣而言，反应性在付出情境中的影响机制可能是不同的。相比无条件付出个体，PPR对有条件付出者的影响可能要更高，更能提高有条件付出者对关系的满意度。同时，对于有条件付出者而言，他们期望自己在付出后，伴侣会做出同等甚至更高的回报，而对于无条件付出者而言，他们并不期望伴侣的回报(蒋欣桐，2021)，因此无条件付出者可能在进行付出评估时，更倾向于进行更积极的付出评估(如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满意度、更低的遗憾、更高的利益)，而有条件付出者在进行付出评估时，更倾向于进行更消极的付出评估，从而影响关系满意度。然而，当感受到伴侣的理解、认可和关心时，有条件付出者可能会将其视为付出的回报，从而提高付出评估，进而促进关系质量的提高。

4.2. 在付出情境中相似性偏差对PPR的影响

个体对伴侣表达理解、认可和支持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的知觉可能会受到认知偏差的扭曲，例如相似性偏差。受到互惠原则的影响，个体可能会将关于自己反应水平的信念投射到伴侣身上(Debrot et al., 2012; Lemay & Clark, 2008; Lemay & Neal, 2013)。因此，个体的PPR会受到个体认为自己理解、认可和关心伴侣的程度的影响。

有条件付出者期待亲密关系中的互惠和公平(蒋欣桐，2021)，因而更有可能受到相似性偏差的影响，而无条件付出者可能以更客观的视角去看待伴侣的反应，因而其PPR能够更充分地反映出实际伴侣反应性水平。同时，根据TGD理论，亲密关系是一个互动单元，关系双方由于交互密度的提高，彼此的目标也是交错影响的，因而，有必要对关系双方的相互作用进行讨论和分析。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探讨在付出情境下PPR对不同付出类型的付出评估的影响，以及其中的相似性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