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正在深刻重塑中国乡村的社会经济格局。“互联网+”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使电子商务成为驱动乡村发展的关键力量。数字乡村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应对乡村衰退的必要路径[1]。在此背景下，以“淘宝村”为代表的农村电商集聚现象快速兴起。有研究表明，淘宝村通过优化要素显著缩小了县域内的城乡收入差距[2]，不仅改变了乡村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更引发了乡村物质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剧烈变革。然而，中国乡村发展长期面临着严峻的“空心化”危机。受快速城镇化的影响，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乡村出现人口空心、土地闲置、产业及文化系统性衰退的特征。而“淘宝村”的出现正好反转了这一趋势，其核心在于返乡青年等“链接型人才”的回归，他们作为关键推动者，弥合了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之间的断裂[3]。尤其在长三角地区，互联网技术的进入让原本冷清的村落迅速演变为物流繁忙、人口回流、产业兴旺的活力空间。
目前，关于农村电商转型的内在机制仍需深入探讨。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分析农村电商的增收效应[4]，[5]，或从中描述电商村的空间形态特征。乡村电商空间的演化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6]，鲜有文献深入探讨这一转型背后的空间重构机制。为此，本文以“空间重构”为视角，融合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聚焦“空心村”向“淘宝村”的转型过程，重点探讨：电商如何通过技术嵌入激活乡村资源？政府、平台、村民及外来人口等多元主体如何在互动、协商与博弈中推动空间重构？通过揭示“技术–产业–社会–空间”联动重构的内在逻辑，本研究旨在为理解数字时代乡村转型提供理论依据，也为破解空心化、推进乡村可持续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2.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打破了传统上将空间视为静止容器的观念，提出空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场域与产物。该理论的核心在于“空间的三重辩证”：空间实践指可感知的物质空间活动与使用；空间表征是规划者、权力与知识体系所构想和支配的符号化空间秩序；表征空间则是使用者通过生活经验、记忆与象征所创造的具象化、抗争性的生活空间。三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动态的空间生产过程。
3. 解构“空心”：转型前乡村的多维空间困境
3.1. 数字技术空间的边缘化
在信息化浪潮初期，多数乡村仍处于“数字版图”的盲区，呈现为典型的信息孤岛。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宽带网络与移动通信基站的覆盖率低，信号的不稳定性，制约了乡村与外部市场的即时联系。物流环节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由于居住分散、订单密度低，快递服务往往止步于乡镇，导致进村成本高，流通效率低。与此同时，村民存在明显的数字素养断层。以老年人为主的留守群体普遍缺乏互联网设备及应用能力，使乡村在数字鸿沟中处于末端，难以捕捉数字时代的红利。
3.2. 产业经济空间的单一与凋敝
转型前的乡村经济空间呈现出高度的低水平同质化特征。产业结构上，以传统种植业与初级养殖业为主，产业链条短，农产品附加值微薄，且易受市场与自然风险的双重冲击。劳动力要素上，受城乡收入差距的推拉效应影响，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导致农业生产陷入“老龄化”与“副业化”困境，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现象频发。这种劳动力的流失进一步导致本地消费市场的萎缩，村内商业服务设施纷纷倒闭，使乡村经济空间丧失自我更新的内生动力。
3.3. 社会关系空间的疏离化
伴随经济活力的丧失，乡土社会的组织肌理也趋于断裂。长期存在的“留守–流动”人口结构，逐渐瓦解了传统的“熟人社会”网络。同时，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导致治理人才真空，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下降，公共事务参与匮乏，乡村共同体凝聚力持续弱化。这种社会关系的普遍疏离，使得乡村在面对外部市场冲击时，缺乏有效的集体行动能力和组织韧性。
3.4. 物质实体空间的闲置与衰败
上述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多重困境，最终映射在物理空间上，表现为一种“破败化”的物质景观。一方面，大量外迁户的宅基地与农房长期闲置，形成“人走房空”的荒废景象，部分危房甚至存在安全隐患，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尤其在空心化严重的村庄，“外扩内空”的宅基地闲置问题更为突出[7]。另一方面，乡村公共空间严重退化。由于缺乏资金维护与人气流失，原本的文化广场、水利设施等公共设施日渐老化破损，村容杂乱、道路泥泞、垃圾围村等问题凸显。这种物理空间的萧条，直观地构成了“空心村”最直观表征。
4. 电商驱动乡村空间重构的内在逻辑
从“空心村”到“淘宝村”的蜕变，并非简单的产业更迭，而是一个由数字技术诱发，经由经济要素集聚、社会关系重组，最终投射于物质实体空间的系统性重构过程。
4.1. 转型动因：多元行动者的共同驱动
从“空心村”到“淘宝村”的转型，是一场由多元力量共同驱动的深刻变革。作为政策引导者，地方政府将“数字乡村”战略嵌入治理议程，通过基础设施补贴、政策激励等手段，将电商塑造为破解空心化的发展工具，在乡土植入现代化的空间愿景。电商平台则以其强大的系统性规则深度介入，算法机制、流量逻辑和信用评价体系作为“非人类行动者”，重构了乡村的商业运行方式与社会互动模式，使本地资源逐步整合进平台主导的数字经济循环中。这一过程中，返乡青年成为的关键转译者，他们凭借外部经验与在地社会资本，将抽象的电商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乡土实践，其示范效应激活了更多村民的参与。在地村民则以务实的态度在观察与适应中卷入浪潮，既遵循平台规则，亦灵活调用传统社会网络，在“产居混合”的日常现实中寻求生计与空间的重构平衡。而外来从业者——如物流配送、运营支持等群体的进入，既弥补了乡村发展中的技能短板，亦可能引发资源再分配与社会结构的新张力。
4.2. 重构逻辑：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三维互动
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为本研究理解“空心村”向“淘宝村”的转型提供了分析框架。空间实践指向可被直接观察与感知的物质性活动，如电商物流路线的形成、宅基地向“前店后厂”的功能转换、以及公共空间向仓储或直播场地的转变。这些实践活动构成了转型中最直观、最基础的物质层面。空间表征则是由权力、知识与技术所主导的构想性空间。在乡村转型中，这体现为政府通过“数字乡村”等政策文本指引规划，电商平台借由算法规则、流量机制与运营标准所建构的商业秩序。二者共同试图定义何为“理想的”乡村电商空间。表征空间是使用者通过日常生活、记忆、情感与创造性实践所实际体验和活化的空间。村民与返乡青年在“产居混合”的院落中协调生计与生活，在平台的标准化流程外发展出基于本地信任的互助网络——这些都构成了充满能动性与抵抗性的生活空间。
4.3. 内在机制
4.3.1. 数字技术空间的“嵌入”与赋能
数字技术的嵌入是驱动乡村转型的先导力量，是“空间表征”向乡村渗透的首要环节。它通过硬件设施铺设和软件接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与外界的连接方式。在物理层面，宽带网络、移动通信与物流体系的覆盖，构建起一条“数字高速公路”，大幅削弱地理阻隔，使偏远乡村能以低成本接入全国市场，从地理边缘转变为网络节点。在商业层面，电商平台、移动支付与数字金融的下沉，为乡村提供了与城市同质的市场基础设施。这种机制使原本缺乏市场经验的农户，能够借助平台算法精准匹配需求，通过支付建立信任，快速获得现代商业能力。数字嵌入不仅是技术输入，更是市场规则与商业逻辑的普及，为后续产业转型奠定了技术与社会基础。
4.3.2. 产业经济空间的“生成”与集聚
数字通道的打通，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产业生成与集聚成为推动空间重构的核心引擎。一方面，电商平台使农产品、手工艺等小众资源精准对接到了大市场。这种供需匹配，推动乡村产业从传统的“生产导向”转向“市场导向”。初期电商在利润驱动下形成“一户带一村”的扩散效应，逐步演化为直播电商等新模式，如汪等人研究指出，直播电商村的形成往往具有产业延续性，其模式多从微商等社交电商转型而来，体现了乡村电商业态的自然演进与迭代[8]。另一方面，交易规模扩大催生了本地产业链延伸，从运营、加工、包装到物流、培训等环节在乡村高度集聚。这种产业集聚效应极大地提升了乡村的经济密度，不仅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还让很多原本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发展，为后来社会关系的重组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
4.3.3. 社会关系空间的“重组”与活化
在电商驱动下，推动乡村社会网络经历了从“血缘共同体”向“业缘共同体”的转型，成为乡村空间重构的组织载体。返乡青年、农民工以及本地能人等“新农人”的回归，带来了资金、技术与现代观念，打破了传统乡村的人口结构。这些“新农人”通过带头示范，把原本分散的农户重新组织起来，构建起以知识共享为核心的学习网络。同时，商业利益的联结重塑了邻里关系。邻居之间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如共享物流车、急单调货)。这种社会网络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的交织与距离衰减效应，深刻影响着人流、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的空间路径，进而驱动淘宝村形成近距离扩散的空间演化模式[9]。不仅增强了乡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也为其参与公共治理注入了新的组织活力。
4.3.4. 物质实体空间的“响应”与混合
在多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乡村物理空间通过功能混合与生产性重塑，实现从“空心”到“实心”的形态转变。农家院落成为“产居一体”混合的新空间，形成“前店后厂”、“下店上宅”成为主流的空间模式。客厅变成了打包车间，卧室兼作客服中心，庭院堆满了货物。这种布局虽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生活品质，却显著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使闲置空间转化为生产资本。与此同时，废弃校舍、闲置空地等公共空间也被改造为电商产业园或工作棚，重新激活了村庄的公共功能。正如李等人研究中提到，电商产业驱动下的乡村空间，常因原有空间与新经济模式不匹配而出现功能矛盾，但通过公共空间的功能适配与生产性改造，能实现空间对产业的赋能，推动生活场所向“生产–生活–生态”复合功能体转型[10]。这一系列物质空间的剧烈变迁，直观标志着“空心村”的消失与“淘宝村”的诞生，也意味着乡村空间完成了从单一生活场所向复合功能体的全面转型。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空间重构”为理论切入点，引入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三元论，深入剖析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空心村”向“淘宝村”转型的内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
1) 淘宝村的重构本质是政府、平台与个体在“空间生产”中的动态博弈。乡村转型并非单一的技术变迁，而是多方主体共同驱动的再生产过程：政府通过政策导向完成“空间的表征”，电商平台凭借算法逻辑重塑交易秩序，而返乡青年与村民则通过经营实践赋予物质环境新的社会意义，实现了乡村空间从“被动依附”向“内生发展”的根本转向。
2) 空间重构遵循“技术赋能–产业生成–社会重组–空间响应”的连锁机制。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前提条件；基于本地资源的产业集聚是核心动力；以“业缘”取代“血缘”的新型社会关系是组织载体；而物质空间的“产居混合”与功能置换则是上述转变的物理呈现。
3) 该机制的有效性依赖于特定的资源条件。研究表明，电商驱动的空间重构并非适用于所有空心村，其成功通常需具备以下关键要素：首先，一定的产业基础，如特色农产品或传统手工艺，以支撑电商市场的价值转化。其次，具有技术转译能力的“链接型人才”作为核心推动者，连接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最后，较好的区位条件，如临近物流节点或处于电商辐射圈内，可有效降低转型成本与风险。
5.2. 政策建议
5.2.1. 实施空间精准微改造，提升产居环境韧性
在推动电商驱动的乡村空间重构中，应当系统协调空间微改造、包容性治理和产业升级。首先，针对“产居混合”现实，需实施精细化的空间微改造以增强韧性。对于淘宝村“前店后厂”的高效模式，不宜简单以“退二进三”强制功能分离，而应转向精准化安全管理。建议政府通过专项补贴，引导农户在生产区与生活区之间增设标准化防火隔断或防火门，实现功能安全分隔。同时，可结合数字乡村建设，在生产节点安装联网烟感探测与用电监测设备，依托平台数据实现火灾隐患实时预警。此外，可利用村内闲置地块建设小型“共享仓储中心”，有序引导高风险物料从居住空间中适度外移。
5.2.2. 构建包容性治理体系，引导产业与社会协同升级
在推动电商驱动的乡村空间转型中，应建立多方协同的包容治理机制，以缓解潜在的社会排斥风险。可构建“政府–平台–村集体”联动体系，政府承担基础保障，平台提供数字技能培训支持。通过发展打包、保洁、分拣等电商衍生服务业，为未直接经营网店的村民创造在地就业机会，促进社区融入与社会关系重构。在此基础上，应推动产业向品牌化与根植性升级，引导电商村从低附加值销售转向融合乡土文化的文创化发展，深度激活内生动力。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模式转变，通过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体系，推动乡村走向可持续振兴[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