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儿童和青少年面临的外化问题日益严重，成为社会和家庭关注的焦点。外化问题表现为攻击性、违纪行为等(Achenbach, 1966)。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对其学业、社交和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家庭环境在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亲子依恋作为家庭环境中的核心变量，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Brumariu & Kerns, 2010)。在这一背景下，依恋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来理解这些现象。研究者们发现了依恋在儿童和青少年外化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安全型依恋的个体相较于不安全依恋个体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表现更少的内外化问题行为(Rice, 1990; Cooper et al., 1998; Fearon et al., 2010; Madigan et al., 2016; Groh et al., 2017)。
由于在依恋提出的年代，母亲往往是孩子的主要抚养者有时甚至是唯一的照顾者，父亲往往被视为家庭生活的参与者，而并不是积极的参与者。因此，亲子依恋的研究中往往以母亲为中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母亲参与劳动的情况增多，家庭角色发生了改变，父亲在儿童养育中的参与增多，父子依恋在儿童养育和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开始被重视起来，因此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对个体成长的影响是否是相同的。由此延伸出了依恋领域一个重要的问题，对青少年来说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究竟哪个更加重要。研究者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假设，但是却有着不一致的结果，例如，有研究表明，父子依恋与青少年更少的外化问题有关(Bureau et al., 2017, 2020; Peng et al., 2022)，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母子依恋与青少年更少的外化问题相关(Pan et al., 2017; Hoeve et al., 2012)。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研究设计或样本的差异引起的，例如：研究设计的差异(横断研究与纵向研究)、样本文化背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背景)、性别比例等。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元分析整合现有的研究，量化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对外化问题的影响，比较二者的相对重要性，解决结果的不一致性。同时也可以通过元分析的形式识别潜在的调节变量，比如文化背景、性别、依恋对象、年龄是否会调节亲子依恋对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影响。
1.1. 外化问题
青少年问题行为因为其普遍性、严重性和持久性一直受到心理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自1966年内化和外化两个术语被使用后(Achenbach, 1966)，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便被广泛地划分为内化和外化两大类问题行为。Achenbach和Edelbrock根据经验提出了一套儿童精神病理学分类系统，确定了儿童问题行为的两个宽带维度：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内外化问题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问题，而是指一类具有相同类似特征的行为。外化问题的内涵较为广阔，不同的学者对其定义及具体包含内容有一定的差异，如Achenbach (1966)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青少年一系列控制力弱或外部表现出来的行为症状归纳为外化问题，例如偷窃、说谎、打架等行为。同时DSM-IV中认为外化障碍通常包括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行为障碍(Conduct Disorder, CD)和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
由于外化问题行为涉及的具体行为较为宽泛，因此本研究结合了前人元分析中所选取的外化问题具体指标(详见表1)对本文中的外化问题进行了界定。具体来说，本元分析选取了攻击性、反社会行为以及违法行为(违纪行为)作为衡量外化问题的具体指标。值得注意的是，注意力缺陷或多动障碍往往涉及临床样本和特殊群体，为了提高本元分析的普适性暂时没有纳入相关的研究，仅仅纳入了普通的青少年群体。
Table 1. Other Meta-analytical definitions of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nd specific indicators
表1. 其他元分析对外化问题的定义及具体指标
1.2. 亲子依恋对外化问题的影响
依恋指孩子及其抚养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联结能够对儿童后续的心理健康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依恋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以理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如何影响儿童及青少年在外化问题上的表现。在早期成长过程中，儿童与主要依恋对象的互动和交流使他们形成了关于自我和他人的认知结构，即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 IWM)，不同的内部工作模型会对个体后续的社会功能产生不同影响。具有安全依恋的儿童通常能够建立积极的内部工作模型，而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则往往形成相对消极的内部工作模型。这种内部工作模型的差异能够解释依恋关系为何会对个体的外化问题产生重要影响。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研究者发现安全的依恋关系则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青少年的外化问题，具有安全依恋关系的青少年报告更少的外化问题(Muris et al., 2003; Li et al., 2019; Natarajan, 2013; De Santis et al., 2021)。由此，可以明确地看出亲子依恋在儿童青少年的外化问题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正如前文所述，随着研究者对父子依恋的关注，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是否一致也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以下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母亲作为儿童的主要抚养者，母子依恋对各类问题行为的影响更为突出。Pan等(2017)的研究证实，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关联强度显著高于父子依恋；Hoeve等(2012)的元分析亦发现，对母亲的依恋对犯罪行为的影响效果显著优于对父亲的依恋。第二种观点指出，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分别关联儿童不同维度的能力发展。研究表明，母子依恋质量与儿童自我理解、内部冲突处理技能相关，而父子依恋则与儿童应对学校及同伴关系等外部环境的能力密切相关(Steele & Steele, 2005; Boldt et al., 2014)。例如，赵凤青等(2022)发现，母子依恋对抑郁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而父子依恋的预测效应不显著。第三种观点主张，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无显著差异。Deneault等(2021)的研究显示，二者均与儿童反社会行为相关，未发现显著性差异；另有研究证实，安全的父子与母子依恋对儿童外化问题均具有保护作用(Peng et al., 2022; Shuang et al., 2022)。
综上，现有研究关于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对外化问题的影响结论不一致，因此有必要通过元分析整合相关研究，将依恋对象作为类别调节变量，明确二者在外化问题中的相对重要性。
1.3. 调节效应
性别可能在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Matetovici等(2025)对446对2~5岁亲子的研究显示，母子二元关系中，安全依恋与外化问题的负相关、回避型依恋与外化问题的正相关，均显著强于母女与父女二元关系；且男孩的安全依恋与外化问题的负相关、回避型依恋与外化问题的正相关强度，均显著高于女孩。其机制可能在于母亲对男孩的社会不接受行为更为关注，男孩的外化问题更易破坏母子关系并触发更多问题行为，且男孩早期童年对环境更敏感，依恋质量对其外化问题的影响更突出。Yang等(2024)基于1349名儿童9~15岁的纵向追踪研究进一步验证：父亲童年中期参与度通过提升父子亲密感、母亲参与度通过降低自身敌意，均能间接减少男孩青春期外化问题，且这两条路径仅在男孩群体中显著。Peng等(2022)及Zhang等(2021)的研究亦佐证，男孩的外化问题行为受父子依恋的影响更显著，消极父亲参与与男孩外化问题的正相关远高于女孩。综上，性别是明确的调节变量，男孩的父子依恋、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关联均更为突出。
年龄可能是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关系的潜在调节因子，推测年龄越大，二者关联越弱。随着儿童进入青春期，独立意识逐步增强，与父母的情感联结可能弱化，而同伴依恋持续强化，父母在依恋阶层中的地位下移，同伴或成为主要依恋对象(Hazan & Shaver, 1994; Brown & Larson, 2009)，这可能削弱亲子依恋对外化问题的直接影响。同时，青春期是亲子冲突的高发阶段，可能导致青少年的父母依恋水平下降，进而增加外化问题的发生概率。
文化作为重要的背景因素变量，在外化问题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者发现不同文化对外化行为的接受度、处理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会调节父母教养与外化问题的关联。Lansford等(2018)对9国12个文化群体(涵盖中国等东方国家文化背景与美国、瑞典等西方国家文化背景)的纵向研究证实，文化不仅能独立解释8.6%~12.1%的儿童外化行为初始水平变异，更通过共享规范放大或缓冲个体层面的影响；Pinquart (2021)的元分析进一步验证，文化通过多重维度调节二者关系。在部分东亚文化背景下，外化行为(如攻击、违抗)常被视为破坏集体秩序的行为，更易受到社会约束与家庭规范的影响，父母通过情感联结传递规范、约束行为的作用较为突出；而在一些强调个体自主性的社会中，部分外化行为可能被解读为个性表达或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父母包容度相对更高，教养方式更侧重情感支持而非强制约束。文化不仅能独立解释外化问题的变异，更通过规范认可、法律政策、价值观等途径，影响父母教养与外化问题的关联强度与发展轨迹。这一效应在跨国家、跨地区研究中均得到验证，是外化问题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因此应将其作为本元分析的调节变量。
1.4. 目前的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综合以往的研究结果，对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对外化问题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因此，对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估计，并进行了调节变量的分析。
依据以往研究结果作出以下假设：1) 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都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 依恋对象对亲子依恋和外化问题的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父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相关性更强。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库和搜索策略
搜索策略和结果如图1所示。按照PRISMA指南，我们系统地检索了截至2025年8月30日在六个
Figure 1. Flow chart of search
图1. 检索流程图
外文电子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PsychINFO、ProQuest、EBSCO和PQDT Global)以及三个中文电子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中发表的文献。我们使用不同的关键字单独或组合来探索每个数据库的标题和摘要。这些关键词包括依恋(父子依恋、母子依恋、亲子依恋)和外化问题(攻击、反社会、外化、违法行为、注意力和多动问题)。
2.2. 研究筛选和选择
元分析所使用文章的入选标准为：1) 受试者为儿童和青少年，年龄在6岁及以上，样本量大于20人；2) 研究需报告外化问题与父母依恋的相关性；3) 父母依恋与外化问题行为的相关系数已被报道或可转化为相关系数。此外，为了减轻发表偏倚对元分析的影响，文章尽可能纳入了未发表的硕博论文。
元分析的排除标准为：1) 没有报告外化问题的具体指标，如文章只报告了整体水平上的外化问题；2) 研究所纳入的人群为特殊群体，如：临床样本群体或留守儿童群体。
2.3. 数据编码
首先，我们对文献中父母依恋与内外化问题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编码，如果文献中没有报告r值，但报告了F、t、χ2、β或Odds Ratio，则在编码前先将其转换为r值。其次，对每项研究中所测量的内外化问题行为类型进行了编码，外化问题行为包括攻击、违法行为、反社会行为。我们还将每项研究的来源特征进行编码，包括作者姓名、出版年份以及数据收集地点。
除了前面提到的变量，我们还将每项研究中样本的相关变量进行了编码，包括(a) 参与者的平均年龄，(b) 样本量，(c) 女性参与者的百分比，(d) 参与者所属文化，(e) 外化问题行为类型，(f) 依恋对象(父亲、母亲)，(g) 父子或母子依恋的平均值。女性参与者的百分比、参与者的平均年龄、父子或母子依恋的平均值被视为连续变量，参与者所属文化、外化问题行为的类型、依恋对象被编码为分类变量。此外，如果一项研究报告了多个样本，则每个样本的效应量都包括在分析中。同时如果一个样本按照性别分开测量，则将数据视为独立的样本。当一项研究为纵向研究时，将所有的相关性提取并平均获得平均效应量(Zhang et al, 2022)。
2.4. 数据分析
2.4.1. 发表偏倚控制与检验
采用漏斗图、Egger’s回归统计来评估发表偏倚。当漏斗图对称时，Egger的检验不显著，缺失研究的数量大于Rosenthal的标准，认为不存在发表偏倚。如果存在发表偏倚，通过剪补法来进一步评估发表偏倚。
2.4.2. 元分析和元回归
元分析使用相关系数(r)作为效应量，同时为了避免因为从同一研究中提取多个效应量而导致的元分析的结果被夸大，研究采用三水平元分析来解决效应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具体而言，首先提取完毕效应量后，通过CMA 3.0软件将所有的相关系数转换为Fisher’s z分数，然后进行Meta分析。使用Fisher’s z-score及其方差来区分多水平荟萃分析模型的三个方差组成部分：观察到的效应大小的抽样方差(水平1)、研究中效应大小之间的方差(水平2)，以及研究之间效应大小的方差(水平3)。在R (4.3.3-win版本)中使用metafor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并使用限制性最大似然法(REML)估计模型参数。
首先我们估计了个体的父子依恋或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其次如果在研究内或研究之间观察到显著的异质性，将进一步进行调节因素的分析。在所有的分析结束后，为了方便解释和理解将Fisher’s z分数重新转换为皮尔逊相关系数。
3. 结果
3.1. 纳入研究特征
本综述选取了42篇符合条件的文献(详见表2)，包括46个独立样本，88个效应量，涉及62,436名参与者，参与者平均年龄为14.89岁(49.95%为女性)。
Table 2. Systematic overview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表2. 纳入研究的概述
Study id |
k |
N |
age |
%female |
attachment type |
Outcomes |
culture |
Study design |
3 |
2 |
453 |
16.48 |
66.40% |
MA; PA |
EX |
W |
C |
5 |
2 |
705 |
15.02 |
49.93% |
MA; PA |
EX |
E |
C |
11 |
2 |
2982 |
17.28 |
53.72% |
MA; PA |
EX |
E |
C |
12 |
4 |
294 |
14.56 |
53.00% |
MA; PA |
EX |
W |
C |
15a |
2 |
203 |
17.45 |
54.20% |
MA; PA |
EX |
W |
L |
15b |
2 |
335 |
14.28 |
55.00% |
MA; PA |
EX |
W |
L |
20 |
2 |
385 |
18.83 |
55.00% |
MA; PA |
EX |
W |
C |
23 |
2 |
554 |
17.2 |
55.95% |
MA; PA |
EX |
W |
C |
24 |
2 |
289 |
10.5 |
48.20% |
MA |
EX |
W |
C |
30 |
2 |
174 |
12.09 |
27.00% |
MA; PA |
EX |
W |
C |
36 |
2 |
689 |
11.32 |
48.77% |
MA; PA |
EX |
E |
C |
42 |
2 |
284 |
8.49 |
37.68% |
MA; PA |
EX |
E |
L |
52 |
2 |
3213 |
NR |
51.00% |
MA; PA |
EX |
E |
C |
54 |
2 |
217 |
19.82 |
73.73% |
MA; PA |
EX |
W |
C |
79 |
2 |
1155 |
13.91 |
53.10% |
MA; PA |
EX |
E |
C |
81 |
1 |
400 |
14.5 |
48.50% |
MA |
EX |
E |
C |
82 |
1 |
403 |
14.5 |
51.36% |
MA |
EX |
E |
C |
92 |
2 |
314 |
NR |
47.13% |
MA; PA |
EX |
E |
C |
100 |
2 |
380 |
NR |
47.89% |
MA; PA |
EX |
E |
C |
101 |
1 |
560 |
18.75 |
48.93% |
MA |
EX |
E |
C |
103 |
2 |
420 |
NR |
49.00% |
MA; PA |
EX |
E |
C |
108 |
2 |
8166 |
10.34 |
49.80% |
MA; PA |
EX |
E |
C |
109 |
2 |
561 |
NR |
54.72% |
MA; PA |
EX |
E |
C |
113 |
2 |
2626 |
14.68 |
44.09% |
MA; PA |
EX |
E |
C |
115 |
2 |
297 |
14.95 |
49.49% |
MA; PA |
EX |
E |
C |
116 |
2 |
6587 |
NR |
50.75% |
MA; PA |
EX |
E |
C |
117 |
2 |
15,737 |
15.04 |
51.40% |
MA; PA |
EX |
E |
C |
118 |
2 |
670 |
13.5 |
46.27% |
MA; PA |
EX |
E |
C |
119 |
2 |
926 |
14.74 |
41.04% |
MA; PA |
EX |
E |
C |
122 |
2 |
670 |
NR |
46.27% |
MA; PA |
EX |
E |
C |
124 |
2 |
191 |
20.64 |
69.63% |
MA; PA |
EX |
W |
C |
128 |
1 |
892 |
9.54 |
38.34% |
PA |
EX |
E |
C |
132 |
2 |
394 |
17 |
36.10% |
MA; PA |
EX |
E |
C |
139 |
2 |
370 |
16.64 |
46.75% |
MA; PA |
EX |
E |
C |
142 |
2 |
217 |
19.82 |
73.73% |
MA; PA |
EX |
W |
C |
146a |
2 |
146 |
16.97 |
0.00% |
MA; PA |
EX |
W |
C |
146b |
2 |
209 |
16.97 |
100.00% |
MA; PA |
EX |
W |
C |
148a |
2 |
3102 |
13.13 |
0.00% |
MA; PA |
EX |
E |
C |
148b |
2 |
3199 |
13.13 |
100.00% |
MA; PA |
EX |
E |
C |
152a |
2 |
189 |
16.85 |
0.00% |
MA; PA |
EX |
W |
C |
152b |
2 |
304 |
16.85 |
100.00% |
MA; PA |
EX |
W |
C |
156 |
2 |
640 |
10.97 |
42.03% |
MA; PA |
EX |
E |
C |
157 |
2 |
103 |
NR |
NR |
MA; PA |
EX |
E |
C |
159 |
1 |
663 |
12 |
54.75% |
MA |
EX |
E |
C |
160 |
2 |
640 |
11 |
42.03% |
MA; PA |
EX |
E |
C |
161 |
1 |
528 |
16.04 |
37.10% |
MA |
EX |
W |
C |
注：k = 效应量数量；MA = 母子依恋(Maternal Attachment)；PA = 父子依恋(Paternal Attachment)；EX = 外化问题(Externalizing Problem)；W = 西方文化；E = 东方文化；C = 横断面研究；L = 纵向研究。
3.2. 发表偏倚评估
根据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以及父子、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漏斗图结果，以及Egger’s回归分析(详见表3)结果判断，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父子依恋与外化问题、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发表偏倚均不显著。
Table 3. Egger’s linear regression
表3. Egger’s线性回归
变量 |
k |
p |
截距 |
95%CI |
Fail-safe N |
PCA-EX |
88 |
0.110 |
−0.317 |
−0.385; −0.249 |
174,039 |
PA-EX |
41 |
0.230 |
−0.285 |
−0.358; −0.211 |
33,320 |
MA-EX |
47 |
0.137 |
−0.335 |
−0.409; −0.261 |
55,008 |
注：k = 效应量数量；PCA = 亲子依恋(Parent-Child Attachment)；CI =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3.3. 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
3.3.1. 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联系
我们研究了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包括来自46个独立样本的88个效应值，共包含62,436名参与者(见表4)。总体而言，在亲子依恋和外化问题之间观察到显著的负相关(r = −0.267, p < 0.001)。这一发现表明，亲子依恋水平较高的个体不容易出现外化问题，而亲子依恋水平较低的个体更容易出现外化问题。
Table 4. Main effect of attachment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表4. 依恋与外化问题的主效应
nsa |
k |
N |
Mean z (SE) |
95%CI |
t value |
Mean r |
%var at
level 1 |
Level 2 |
%var at
level 2 |
Level 3 |
%var at
level 3 |
46 |
88 |
62,436 |
−0.267 (0.014) |
−0.295; −0.239 |
−18.910*** |
−0.261 |
8.771 |
0.001*** |
16.592 |
0.006*** |
74.636 |
注：nsa = 独立样本数量；k = 效应量数量；N = 参与者数量；Mean z = 平均效应量(Fisher’s z)；SE = 标准误；Mean r = 皮尔逊相关系数；Var = 方差；Level 1 = 观测效应量的抽样方差；Level 2 = 研究内效应量间的方差；Level 3 = 研究间效应量间的方差。*p < 0.05。**p < 0.01。***p < 0.001。下表同。
3.3.2. 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联系
表5提供了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关系的调节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女性参与者比例的调节效应未达到显著水平(F(1, 84) = 3.495, p = 0.065 > 0.05)，这表明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关联不受性别因素的调节，即个体的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关系并未因性别差异而发生显著变化。研究样本的文化背景为显著的调节变量(F(1, 86) = 7.618, p = 0.007 < 0.01)，表明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关联效应大小会随样本的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显著变化。具体来说，相较于东方文化背景的被试，西方文化背景被试的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间的关联效应更小。除此之外，依恋的对象也是一个显著的调节变量(F(1, 86) = 16.037, p < 0.001)，表明相较于父子依恋，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关联更为紧密。
Table 5.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表5. 依恋与外化问题关系的调节效应
Moderator |
nsa |
k |
Intercept/mean z (95%CI) |
β (95%CI) |
Mean r |
F(df1, df2) |
Level 2 |
Level 3 |
Female% |
45 |
86 |
−0.268 (−0.297; −0.239)*** |
−0.060 (−0.124; 0.004) |
− |
F(1, 84) = 3.495 |
0.001*** |
0.007*** |
AGE |
38 |
72 |
−0.255 (−0.279; −0.232)*** |
0.003 (−0.005; 0.011) |
− |
F(1, 70) = 0.527 |
0.001*** |
0.003** |
Culture |
46 |
88 |
|
|
|
F(1, 86) = 7.618** |
0.001*** |
0.005*** |
Eastern culture (RC) |
30 |
55 |
−0.290 (−0.321; −0.259)*** |
|
−0.278 |
|
|
|
Western culture |
16 |
33 |
−0.211 (−0.259; −0.163)*** |
0.079 (0.022;0.136)** |
−0.206 |
|
|
|
Attachment figure |
46 |
88 |
|
|
|
F(1, 86) = 16.037*** |
0.001*** |
0.007*** |
Mother (RC) |
45 |
47 |
−0.286 (−0.315; −0.256)*** |
|
−0.275 |
|
|
|
Father |
40 |
41 |
−0.245 (−0.275; −0.215)*** |
0.041 (0.021; 0.061)*** |
−0.238 |
|
|
|
注：RC = 参照类别。
3.4. 父子依恋与外化问题
3.4.1. 父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联系
上文调节效应分析已证实，依恋对象是影响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关联强度的显著调节变量，且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关联程度高于父子依恋。为更精准地揭示不同依恋对象(母子、父子)与外化问题间的具体关联特征，深化对二者关系异质性的理解，本研究进一步将依恋对象区分开来，分别针对母子依恋、父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关联开展元分析。首先聚焦父子依恋，探讨其与外化问题的关联模式及强度。元分析共纳入40个独立样本的41个效应值，涵盖59,593名参与者(见表6)。结果显示，父子依恋与外化问题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240, p < 0.001)，这一发现表明，个体的父子依恋水平越高，出现外化问题的概率越低；反之，父子依恋水平越低，出现外化问题的概率则越高。
Table 6. Main effects of different attachment figures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表6. 不同依恋对象与外化问题的主效应
依恋 对象 |
nsa |
k |
N |
Mean z (SE) |
95%CI |
t value |
Mean r |
%var at
level 1 |
Level 2 |
%var at
level 2 |
Level 3 |
%var at
level 3 |
母亲 |
45 |
47 |
61,544 |
−0.284 (0.015) |
−0.314; −0.253 |
−18.810*** |
−0.276 |
9.987 |
0.002 |
21.192 |
0.006 |
68.821 |
父亲 |
40 |
41 |
59,593 |
−0.245 (0.016) |
−0.277; −0.213 |
−15.405*** |
−0.240 |
9.487 |
0.001 |
9.622 |
0.006 |
80.891 |
3.4.2. 父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二元调节模型
进一步对父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关系开展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分析表明，研究样本的文化背景的调节效应显著(F(1, 39) = 6.647, p = 0.014 < 0.05)，表明了父子依恋与外化问题间的关联强度会随样本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背景被试的二者关联效应显著小于东方文化背景被试。此外，年龄、性别比例对父子依恋与外化问题关系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说明这两个变量没有对二者的关联强度产生显著性影响。
Table 7.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表7. 父子依恋与外化问题关系的调节效应
Moderator |
nsa |
k |
Intercept/mean z (95%CI) |
β (95%CI) |
Mean r |
F(df1, df2) |
Level 2 |
Level 3 |
Female% |
39 |
40 |
−0.246 (−0.279; −0.214)*** |
−0.020 (−0.118; 0.077) |
− |
F(1, 38) = 0.675 |
0.002 |
0.006 |
AGE |
32 |
33 |
−0.239 (−0.269; −0.208)*** |
0.004 (−0.006; 0.014) |
− |
F(1, 31) = 0.612 |
0.001 |
0.004 |
Culture |
40 |
41 |
|
|
|
F(1, 39) = 6.647* |
0.001 |
0.005 |
Eastern culture (RC) |
26 |
26 |
−0.269 (−0.303; −0.234)*** |
|
−0.260 |
|
|
|
Western culture |
14 |
15 |
−0.183 (−0.240; −0.126)*** |
0.085 (0.018; 0.152)* |
−0.180 |
|
|
|
3.5. 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
3.5.1. 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联系
完成了父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元分析后，进一步对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进行元分析，该元分析共纳入45个独立样本，47个效应量，共包含61,544名参与者(见表6)。总体而言，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276, p < 0.001)。这一结果表明，个体的母子依恋水平越高，出现外化问题的概率越低；反之，母子依恋水平越低，出现外化问题的概率则越高。
3.5.2. 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二元调节模型
表8呈现了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样本性别占比为显著的调节变量(F(1, 44) = 6.514, p = 0.014 < 0.05)，表明母子依恋和外化问题之间的效应量随着女性占比的增大而增大。此外，研究样本的文化背景亦为显著的调节变量(F(1, 45) = 6.914, p = 0.012 < 0.05)，表示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间的关联效应强度会随样本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变化，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背景被试的二者关联效应显著小于东方文化背景被试。
Table 8.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表8. 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关系的调节效应
Moderator |
nsa |
k |
Intercept/mean z (95%CI) |
β (95%CI) |
Mean r |
F(df1, df2) |
Level 2 |
Level 3 |
Female% |
44 |
46 |
−0.285 (−0.316; −0.253)*** |
−0.073 (−0.130; −0.015)* |
− |
F(1, 44) = 6.514* |
0.000 |
0.008 |
AGE |
36 |
38 |
−0.266 (−0.291; −0.241)*** |
0.004 (−0.005; 0.013) |
− |
F(1, 36) = 0.791 |
0.001 |
0.002 |
Culture |
45 |
47 |
|
|
|
F(1, 45) = 6.914* |
0.003 |
0.003 |
Eastern culture (RC) |
29 |
29 |
−0.307 (−0.341; −0.273)*** |
|
−0.293 |
|
|
|
Western culture |
16 |
18 |
−0.227 (−0.278; −0.175)*** |
0.080 (0.019; 0.141)* |
−0.221 |
|
|
|
4. 讨论
本元分析共纳入42项符合标准的研究，涵盖46个独立样本，提取88个效应量，总共涉及62,436名参与者。分析结果显示，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文化背景、依恋对象是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关系的显著调节变量；性别占比虽未对整体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关系产生显著调节作用，但其为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关联的显著调节变量，而年龄则未对亲子依恋及分依恋对象(父子、母子)与外化问题的关系产生显著调节作用。上述结果进一步明晰了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关联特征及二者关系的异质性影响因素，为深入理解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关联机制提供了系统的实证依据。
4.1. 亲子依恋对内外化问题的影响
4.1.1. 主效应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了亲子依恋与儿童青少年外化问题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rPCA-EX = −0.267, p < 0.001)。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没有差异，同时也再一次支持了依恋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亲子依恋对个体的社会情感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Bowlby, 1982; Brumariu & Kerns, 2010)。
4.1.2. 依恋对象的调节效应
根据元分析结果，我们发现了依恋对象能够显著调节亲子依恋和外化问题之间的关系(F(1, 86) = 16.037, p < 0.001)，具体来说，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关系比父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负性关联更强(rMA-EX = −0.276 < rPA-EX = −0.240)。这与我们的假设并不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母子依恋对儿童青少年的外化问题的影响相较于父子依恋更强。该结论符合我们前文中提到的第一种假设，即母亲作为孩子的主要养育者，母子依恋对外化问题的影响更强。
外化问题的发生机制复杂，母子依恋对其的影响并非单一过程，而是通过多重路径实现。母子依恋的显著影响源于母亲在养育过程中通常承担着更核心的情感支持和行为管理职责，较高的情感连结与依恋安全感能有效降低个体的攻击性和行为问题(Fearon et al., 2010)。Grossmann等(2002)的纵向研究证实，母亲作为儿童的主要照料者，高水平的母子依恋能够为儿童提供痛苦时的情感安慰与安全基地，这种角色使其能更直接地参与儿童的情绪调节、规则内化过程，而这些正是抑制外化问题的关键环节。相较于母亲，父亲的养育角色则有所不同，Grossmann等(2002)的研究发现，父亲的核心贡献在于通过敏感且具挑战性的游戏支持儿童的探索行为与心理安全感，更多负责引导儿童发展独立性与处理外部环境的能力(Steele & Steele, 2005; Boldt et al., 2014)，而非直接参与行为约束或情绪调节。这种角色差异使得父子依恋对外化问题的直接抑制作用弱于母子依恋，进一步印证了母子依恋在调控儿童青少年外化问题中的主导地位。然而，父子依恋的影响并非可有可无，其独特价值在儿童发展中同样不可或缺。Pleck (2012)的研究指出，父亲参与并非单一的互动行为，而是涵盖积极互动、温暖回应、物质与社会间接照料等多维度的综合建构，尽管这些维度不直接聚焦于行为约束或情绪调节，但通过为儿童积累社会资本、提供资源支持、塑造同伴关系等路径，能间接降低外化问题的发生风险。因此，父子依恋并非母子依恋的补充，而是以差异化路径构成儿童行为发展的重要保护因素，同样需要鼓励父亲深度参与儿童的日常照料与规则教育，形成家校协同、父母互补的养育格局。
4.1.3. 文化的调节效应
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的关系受到文化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来自东方文化背景的被试比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被试在外化问题上更多受到亲子依恋的影响(F(1, 86) = 7.618, p = 0.007 < 0.01)，无论是将亲子依恋合并还是独立分析时结果都相同。这一文化差异可能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个体的自我构念、文化对社会行为的期待以及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
首先，从个体层面来看，在重视群体归属与人际和谐的文化环境中，个体更倾向于形成依存型自我构念，其自我认知与社会关系网络深度交织，行为选择常以关系维护与社会期待为导向(Markus & Kitayama, 1991)。这种构念使得亲子依恋能够更有效地传递群体规范、强化人际责任意识，从而抑制攻击、违抗等可能破坏关系的外化行为。而在强调个体独特性与自我实现的文化语境中，独立型自我构念更为普遍，个体行为更多以内化标准与个人目标为参照。在此类文化背景下，亲子依恋对行为的直接约束作用相对弱化，部分外化行为甚至可能被理解为个体自主性的表达，而非对规范的违背。这种构念差异构成文化调节效应的重要心理机制。
其次，文化对社会行为的规范与期待亦调节亲子依恋对外化问题的作用强度。跨文化研究表明，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东亚社会中，“维护关系和谐”与“避免人际冲突”是高度共享的文化价值维度，相关社会规范对攻击、违法等外化行为持有明确否定的态度(Leung et al., 2011)。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攻击、违法、反社会等外化行为本质上是对群体规范的直接违背，不仅会受到社会层面的强烈否定，也会被家庭视为教养效能低的表现，面临更严苛的负面评价。因此，父母在教养过程中更倾向于将行为约束与规范内化于亲子互动，通过情感联结强化儿童对社会规范的认同，进而增强依恋关系对外化行为的抑制作用。相较之下，在育儿目标更侧重个体自主性与自我实现的文化环境中，父母对儿童行为的引导方式更多表现为建议、协商与情感支持，而非直接干预或强制约束。这一教养取向使得亲子依恋在行为控制层面的功能相对弱化，其核心作用更集中于情感联结与自主性培养(Bornstein, 2012)。
4.1.4. 性别的调节效应
根据元分析调节效应分析可以发现性别对于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显著作用未达到显著水平(F(1, 84) = 3.495, p = 0.065 > 0.05)。但在进一步分析揭示了性别比例的不同作用，女性性别比例在母子依恋与外化问题之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F(1, 44) = 6.514, p = 0.014 < 0.05)，而这一现象在父子依恋中并未得到体现(F(1, 38) = 0.675, p = 0.675 > 0.05)。这表示母子依恋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样本中母子依恋对外化问题的影响更强，而男性样本中则相对较弱。
这一结果可从两方面简要解释：其一，青春期女孩对父母的依恋质量与亲密倾向显著高于男孩(Buist et al., 2002; Ruhl et al., 2015)，其情感需求更依赖亲密关系，母亲的情感支持与行为示范对女孩更具针对性；其二，根据性别理论(West & Zimmerman, 1987)，社会社会化过程将“情感依赖、亲密”界定为女孩的适宜行为，男孩则被鼓励独立内敛，这种导向使女孩对母子依恋中的情感联结与行为示范更敏感，进而强化了母子依恋的影响。
4.1.5. 年龄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假设年龄可能是亲子依恋与内外化问题关系的潜在调节因子，即年龄增长会减弱亲子依恋的影响，但分析未支持该假设(F(1, 70) = 0.527, p = 0.470 > 0.05)，核心原因如下：
个体早期与主要依恋对象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型具有稳定性，该模型作为认知他人与环境的基础框架，涵盖关系信任、情绪调节能力及行为模式，一旦形成不易发生根本性改变。即便年龄增长、生活环境变迁，亲子依恋对内外化问题的影响仍能保持一致性，这与Chris Fraley (2002)提出的“早期依恋经验对个体心理与行为发展具有长期预测作用”相符。具体而言，早期依恋塑造的“关系原型”会持续激活并影响人际决策(Chris Fraley, 2002)，且这种稳定性通过“动态平衡”机制维持，个体倾向于选择或塑造与原型一致的环境，进一步强化早期认知与行为模式(Young et al., 2019)。
这使得亲子依恋的影响具有跨时间一致性：早期安全依恋可通过传递社会规范、强化情绪调节能力，持续抑制外化与内化问题；不安全依恋形成的风险倾向则会持续作用于个体适应过程(Malekpour, 2007)。实证研究亦支持该结论：Chris Fraley (2002)的元分析表明，早期依恋经验对个体19年内的发展具有中等预测力，Young等(2019)也证实，婴儿期安全依恋能显著预测成年期“稳定性”元人格特质(宜人性更高、责任心更强、神经质更低)，且该效应独立于后续环境干扰。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父母依恋与儿童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关系，发现亲子依恋与外化问题显著负相关，表明依恋质量越高越不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此外，文化背景、性别、依恋对象对这一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总体而言，结果支持了父母依恋在儿童心理健康中的保护作用，并为未来的干预设计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