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文化心理学逐渐从以“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二分框架，转向对更具情境性与生态基础的文化逻辑的深入探讨。在这一转向中，荣誉(Honor)文化作为一种以社会评价、声誉维护和道德责任为核心的文化取向，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既有研究表明，荣誉文化并非仅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或少数地区，而是一种在资源不确定、制度保障相对不足的社会环境中反复出现的文化心理适应机制(Uskul et al., 2019)。
然而，当前关于荣誉文化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议题偏向：一方面，大量研究集中于荣誉受损所引发的攻击性、报复行为及群际冲突，尤其是在美国南部、地中海地区和南亚地区的相关研究中，荣誉往往与暴力、羞辱和社会不稳定紧密相连(Uskul, Cross, & Günsoy, 2023; Foster et al., 2022; Lin et al., 2022)；另一方面，与荣誉获得、荣誉认同及其潜在积极功能相关的研究则相对匮乏。这种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学界对荣誉文化“高风险”“负性导向”的刻板认知，也限制了对荣誉这一文化心理机制的全面理解。
在中国情境下，对荣誉文化的研究还面临着额外的理论挑战。中国长期被视为以面子文化为主导的社会，荣誉文化是否具有本土适用性、其与面子文化之间的边界与联系如何界定，仍有待系统梳理。事实上，从历史文献与社会实践来看，中国传统社会在家族责任、道德声誉、性别规范及名誉维护等方面，均呈现出与经典荣誉文化高度相似的心理与行为逻辑，这为荣誉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再审视提供了重要依据。
基于此，本文在系统回顾荣誉文化的概念源流与结构模型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荣誉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历史根基及其与面子文化的异同，并进一步提出将研究视角从“荣誉受损”转向“荣誉认同与荣誉获得”的必要性。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并展望未来方向，本文旨在为荣誉文化研究的理论拓展与本土化探索提供新的思路。
2. 荣誉(Honor)文化概念源流
2.1. 荣誉文化研究起源
荣誉文化研究的开创性工作来自于Nisbett和Cohen (Nisbett & Cohen, 1996)，在此之前，主要有三个学术研究支流为其奠定了基础。
第一股势力是来自地中海地区的人类学家，他们认为荣誉是该地区社会价值中的重要维度。研究者认为，荣誉是一个人在自己和社会眼中的价值。这包括个人的自尊和社会形象，即个人如何评价自己以及他人如何评价自己(Pitt-Rivers, 1966)。在荣誉文化背景下，荣誉和尊重很容易丧失，而且一旦丧失就很难恢复(Stewart, 1994)。因此，人们会采取各种行为来赢得或保持他人的尊重，例如，遵守当地的荣誉准则，或捍卫自己的名誉不受侮辱。Goldschmidt发表了他们关于文化与生态学的著作，开启了第二股学术潮流，其强调文化传统和生存方式(农耕与放牧)都与四个东非部落成员的特征、态度和行为有关(Goldschmidt, 1965)。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的关注点转移到了美国南部(Gastil, 1971)，研究者认为美国南部与其他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学特征，典型表现即是将羞辱过后回应诉诸于暴力(Hackney, 1969)。这三方面的研究为Nisbett和Cohen的假设奠定了基础，即美国南方的暴力和凶杀案高发可以用荣誉文化来解释。
2.2. 定义及结构
目前荣誉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荣誉的结构或组成部分。其一是围绕对荣誉文化行为的评价，将荣誉定义为“一个人在自己眼中以及在社会眼中的价值”(Pitt-Rivers, 1966)，阐述了两个核心维度：个人对自我价值的感知评价以及他人对个人价值的评价，即通过将荣誉这个文化性质的概念同可测量的个人行为联系起来，然后将行为与他人的评价联系起来进行阐述，相应地，文化群体对其成员行为的期望或标准被称为荣誉准则(Honor Code)。相比面子文化和尊严文化，社会形象在荣誉文化中更受重视。
其二是将荣誉视为多方面的方法(Honor as Multifaceted)。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将荣誉视为多方面的方法，这种方法将荣誉定义为具有四个不同的方面或荣誉符号：基于道德的荣誉、女性荣誉、男性荣誉和家庭荣誉(Rodriguez Mosquera, 2016)。当个体认为个人行为符合这些荣誉准则的价值观和规范时，则获得或拥有荣誉。因此，获得荣誉意味着保持与荣誉准则规定的行为一致的社会形象或声誉。
基于道德的荣誉(Morality-based Honor)是个体被认为是一个诚实和值得信任的人。基于道德的荣誉是群体生活的关键，因为它促进了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强调获得值得信赖的声誉加强了社会纽带，促进了人际关系(Abu-Lughod, 2016)。
基于家庭的荣誉(Family Honor)强调其特征是基于共同社会形象的相互依存(Rodriguez Mosquera, 2016)，所以这也可以说是基于群体的荣誉，以保护群体内的集体荣誉为中心。家庭荣誉是家庭成员共同维护的社会价值，对家庭成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责任保护家庭免受侮辱和其他形式的贬低。与此同时，这种高度相互依存的家庭荣誉逻辑也可能转化为持续的心理负担，并带来情绪与社会层面的个人成本(Rodriguez Mosquera, Tan, & Saleem, 2014)，引发代际冲突、角色张力以及对个体选择自由的限制。
性别荣誉(Gendered Honor Codes)；荣誉文化中的声誉问题不仅围绕着正直、美德和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且往往是针对性别的，包括男女不同的荣誉准则。对男性来说，拥有荣誉意味着保持力量、坚韧、勇气、保护自己免受侮辱的警惕性、保护女性的意愿以及对家庭的权威。对女性来说，拥有荣誉意味着保持贞洁和对男性、家庭忠诚的声誉(Gilmore, 1987)。
综合来看，既有研究从行为评价与多维结构两个层面共同揭示了荣誉的文化内涵与心理功能。一方面，荣誉作为一种以社会评价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强调个体行为是否符合群体所共享的荣誉准则，其核心在于维持积极的社会形象与声誉；另一方面，将荣誉视为多方面构成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荣誉并非单一的心理或道德评价，而是嵌入于道德规范、家庭关系与性别角色之中的复合性文化结构。具体而言，基于道德的荣誉为荣誉体系提供了价值根基，通过塑造诚实、可信赖的社会形象，促进群体内部的信任与合作；家庭荣誉则将个体荣誉扩展至群体层面，使荣誉维护成为家庭成员之间高度相互依存的责任，从而在强化群体凝聚力的同时，也可能引发内外部冲突；性别化的荣誉准则进一步体现了荣誉文化中的角色分化，其中男性荣誉往往与力量、支配与对侮辱的敏感反应相联系，并更容易与报复性或对抗性行为相关，而女性荣誉则更多围绕贞洁、忠诚与道德约束展开，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维护家庭与社会秩序的调节性功能。
因此，无论是从行为评价视角还是多维结构视角来看，荣誉都应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明确生态与社会根基的文化心理机制。它通过塑造自我价值的社会来源，影响个体对尊重、羞辱与责任的感知方式，进而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引导个体及群体的动机取向与行为选择。
3. 荣誉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历史根基与现实转化
在以面子文化为主导的中国社会中，荣誉文化是否具有研究价值及其本土适用性，一直是文化心理学与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尽管当代中国社会中公开的、以暴力或极端方式维护荣誉的行为已大幅减少，但从历史传统与文化结构来看，中国社会并非完全缺乏荣誉文化的心理与制度基础。相反，荣誉作为一种与社会评价、道德责任及群体声誉密切相关的价值体系，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曾以特定形式深刻嵌入性别规范、家庭结构与社会秩序之中。
基于此，本节将从两个层面论证荣誉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生命力”。首先，通过回顾中国早期社会中与男性气质、女性贞洁及名誉维护相关的历史实践，揭示荣誉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文化根源；其次，结合尊严文化、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的三分文化框架，对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在自我价值来源、社会结构及行为规范上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这一梳理，旨在说明荣誉文化并非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排斥，而是在历史演变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与面子文化形成了复杂的分化与交织关系，从而为在中国情境下开展荣誉文化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3.1. 中国早期的荣誉文化
狭义来看，典型的男子气概常被认为起源于地中海地区的荣誉文化传统。在这一文化语境中，荣誉并非单纯的个人品质，而是一种高度依赖社会评价的价值形式，其核心特征在于个体对羞辱与声誉受损的高度敏感。个体是否“有荣誉”，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在自我评价，而更取决于其在社会互动中是否能够获得他人的尊重、认可或敬畏。当荣誉受到挑战时，个体往往会采取行动，以恢复受损的社会形象并重申自身的社会地位。因此，在荣誉文化中，自尊与社会地位紧密相连，最终建立在他人对个体价值的承认之上(Miller, 1993)。类似的荣誉逻辑亦可在中国早期历史叙事中得到体现。相关的中文古代传记文献，如《左传》《春秋》《史记》等，记录了大量围绕名誉受损与复仇行为展开的故事。在时局动荡、制度保障有限的历史情境中，为了应对不确定性，维护家庭、财产与个人名誉逐渐被视为男子气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类荣誉文化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复仇往往被理解为赢得荣誉、洗刷耻辱的正当手段，从而持续塑造并激励着早期中国男性的荣誉行为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这类复仇实践应被理解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反应机制，而非可迁移至现代法治社会的行为规范。
早期中国男子气概与地中海地区的荣誉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男性必须控制周围人的行为，特别是女性亲属的性行为。因此，女性贞操的观念在早期中国(指新中国成立前、近代或更早的封建时期)的社会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贞洁牌坊”。中国早期的女性贞洁伦理并非孤立的道德要求，而是在男性荣誉逻辑的社会结构中被持续生产并强化的结果(Hinsch, 2011)。由于男性荣誉的评价范围往往超出个人层面，延伸至家庭与更大的社会共同体，个体为了避免“连带蒙羞”，倾向于控制与自身声誉相关的他人行为；其中，对女性亲属的性行为控制尤为突出，并逐渐制度化为强调贞洁与忠诚的规范实践(如贞节观、贞洁牌坊等)。在这一逻辑下，寡妇守节被赋予“烈女”意义，而再婚则容易被社会评价为“不忠”甚至“不耻”，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性别化的荣誉规范。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女性贞洁与“贞洁牌坊”等制度视为荣誉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历史表现，并不意味着对其正当性的认可。相反，从现代性别平等与个体权利的视角来看，这类制度体现的是荣誉文化在父权结构下的结构性压迫形态，其心理与社会代价尤为集中地由女性承担。因此，这一历史形态更多具有分析意义，而非规范或实践意义，其所体现的荣誉逻辑在当代社会需要经过深度去性别化与去压迫化的重构，方可能具备积极心理功能。
3.2. 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比较
不同于以往跨文化心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二分框架，荣誉文化是主要基于不同自我价值来源与社会结构，Leung和Cohen (2011)提出具有不同文化逻辑的三种文化症候，即尊严(Dignity)文化、荣誉(Honor)文化与面子(Face)文化的三分文化框架理论，将文化心理学研究关注点从东西方比较转移到了关注相对较少的环地中海、南亚及南美等地区。
自我价值来源和社会结构是用来区分三种文化的主要依据。尊严文化的自我价值来源是个体内在的、不可剥夺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与他人无关的，不受他人评价的影响。在尊严文化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具有同等的自我价值(魏新东等，2023)。尊严文化的社会结构也相对平等，法律体系健全，能够有效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Miller, 1993)。荣誉文化的自我价值来源是个体内在的价值与他人的评价。在荣誉文化中，个体不仅要注重自身内在的价值，也要努力获得他人的认可。如果他人不认可，则个体就无法真正拥有荣誉。荣誉文化的社会结构通常比较不平等，资源匮乏，法律体系不完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通过暴力来维护自身的地位和利益(Uskul et al., 2019)。面子文化的自我价值来源是他人的评价。在面子文化中，个体非常重视他人的看法，努力维护自己的面子。如果丢了面子，会感到非常羞耻(Leung & Cohen, 2011)。面子文化的社会结构通常比较稳定，等级制度森严。在这种环境下，人们需要通过谦逊和合作来维护社会秩序(Ho, 1976)。
文化的三分框架是一种简化的模型，在现实世界中，往往会出现混合的情况。比如纵向来看，中国古代也存在如：陪葬、不洁女性游街示众等荣誉杀人伤人事件(Mann, 1997)，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已不存在此类现象，更多的以面子文化为主；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心理机制可能与其历史生计结构与社会组织形态相关，例如，具有较强牧业、游牧传统的边疆地区(如内蒙古、西藏部分地区)更可能形成以声誉防御与报复规范为核心的“荣誉逻辑”；而宗族/谱系组织更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如广东、浙江部分地区)则更容易出现以社会评价、声望展示与“面子竞争”为特征的互动规范(Cao et al., 2021; Freedman, 2021; Defu, 2022)。以上研究提示，不同生态条件与社会组织形式可能与荣誉或面子价值的侧重存在关联，但这一推断在中国情境中仍缺乏系统的经验研究支持，有待未来通过区域比较或民族志方法加以检验。
综上所述，对荣誉文化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回顾，涵盖了其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表现和影响。在中国，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中国的荣誉文化注重对家族和社会的责任感，强调个人品德和行为对整个家族的影响；而面子文化更侧重于个人形象和社会地位，注重外部表现和社会关系的维护。这两种文化在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同时也存在相互交织的部分。基于上述观点，国内对荣誉文化展开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荣誉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并为文化心理学研究视角提供有益启示。因此，对荣誉文化在国内进行深入研究具有学术和社会意义，有望为增进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规范的理解提供深刻见解。
4. 荣誉文化研究的转向：积极功能与文化适应视角
迄今为止的荣誉文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负面后果，如以美国南部、地中海地区、西班牙，以及北印度等地域的荣誉文化的相关研究，或者关注当荣誉普遍丧失时会发生什么，特别是人际关系中的荣誉与侵犯、报复的联系(Uskul et al., 2019)，相反，与荣誉相关的积极或非侵犯性后果、获得荣誉时会发生什么等积极问题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放下对荣誉文化的认知偏差后，更多地关注荣誉作为美德及其积极后果，以及当荣誉或荣誉感知得到增强时会发生什么，将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荣誉，也对面子、尊严文化之间有更好的认识。
4.1. 荣誉认同对个体的积极影响
决斗、骑士精神和荣誉谋杀等都是具有社会、历史及地域特异性的荣誉行为的具体例子。尽管上述行为的对象、目的和形式不同，但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意图——明确自身地位，保护自己的声誉，以维护自身的高荣誉形象(Cross et al., 2013)。但若期望将荣誉文化的相关研究转向积极方面，就不能只关注荣誉引发复仇、羞辱等负性结果的事件。其中很重要的认识是，将荣誉看作是普遍可用的知识体系或文化心态的一部分，这种对荣誉的感知，甚至可以通过细微的环境线索来获取，并影响着个体的目标选取和思维过程(Oyserman, 2017)。
荣誉是社会对德才兼备的个人和群体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社会声望和地位。荣誉意味着“有道德”(思想正确)和“有原则”(正直)的行为和反应，相应地，看重荣誉或者有荣誉感的人和团体也是值得信赖的，总之，公认的荣誉感对于减少公开冲突以及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者利用概念隐喻理论对荣誉感知的空间隐喻以及荣誉认同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展了相关研究(Lin & Oyserman, 2021)。被试会使用正确的空间位置(右及上)作为具体化隐喻，来理解荣誉这一抽象概念，并在现实世界中对选择和感知产生后续影响，认可荣誉价值观的人对荣誉概念的这种具体化隐喻更为敏感。
相关的实验结果提供了两条未来荣誉研究的方向。首先，反复接触与荣誉相关的目标刺激，可能会使荣誉心态或荣誉感知更容易获得；其次，可获得的荣誉心态可能会增加相关内容、目标和心理过程的可获得性。这意味着，人们将更有可能考虑自己是否受到尊重，将更关心维护自己的声誉，并将使用有规则、可理解的心理过程(更好、更坏)来理解较为模糊的情境。
4.2. 文化变迁现象下的荣誉价值观的保护作用
近三十年来积累的科学证据表明，个体的心理倾向于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相适应。例如，不同文化群体的个体在自我模型(Vignoles et al., 2016)、情绪模型(De Leersnyder et al., 2021)和认知过程模型(Nisbett et al., 2001)上存在系统性差异。根据这一推理，个体的心理结构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特征之间有更强的契合(即文化契合)通常被认为与更高的幸福感有关。当个体的心理取向与其所处文化环境之间形成较高程度的契合时，往往更容易获得稳定的自我感、意义感与幸福体验(Oyserman, 2017)；相反，当文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而个体缺乏相应的心理资源时，则更容易出现适应困难与心理压力。
社会流动与文化变迁正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以及教育扩张，使得农民工、新生代城市人口、少数民族群体和大学生等群体持续处于高度流动与角色转换之中。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身份认同方式与价值秩序不断被打破与重构，个体在新的社会情境中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位置、责任与价值来源，从而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与心理负担(蔡华俭等，2020)。在这一背景下，单一文化逻辑往往难以为个体提供清晰而稳定的生活指引。例如，面子文化在熟人社会和稳定关系网络中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但在高社会流动、低熟人密度和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环境中，其作用可能受到限制；与此同时，现代社会所强调的契约原则、平等规则与个体自主，又可能与传统集体主义语境中的等级秩序和关系义务发生张力。不同文化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并存与冲突，使得个体在“如何生活”“何以为重”的判断上面临更加多元而不确定的选择情境(陈欣银，2024)。
正是在这种高度流动与价值多元的文化变迁情境中，荣誉价值观可能发挥独特的心理保护作用。相较于主要依赖关系评价的面子文化，荣誉价值观强调道德正直、责任担当与可持续的社会声誉，这种以“值得尊重”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能够为个体提供相对稳定的自我评价标准。通过将自我价值锚定于道德承诺与社会责任，荣誉价值观有助于缓冲身份不稳定与关系断裂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并为个体在陌生或不确定环境中维持自尊、意义感与行为一致性提供心理资源。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系统回顾了荣誉文化研究的理论源流与结构框架，梳理了荣誉文化在不同社会生态中的表现形式，并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语境，讨论了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差异。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到，荣誉并非单一维度的社会评价机制，而是一套嵌入于社会结构、道德规范与人际关系之中的文化心理系统，其功能既可能表现为冲突与对抗，也可能体现为责任、信任与社会整合。现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将荣誉文化与攻击性行为、暴力反应及社会不稳定联系在一起，这一研究取向固然揭示了荣誉受损情境下的重要心理机制，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荣誉作为一种社会美德和规范体系所具有的积极功能。事实上，荣誉认同可能通过强化道德自我、促进声誉维护以及增强社会信任，在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发挥稳定与保护作用。将研究视角从“荣誉被侵犯时会发生什么”拓展至“荣誉被认可和强化时会产生何种心理后果”，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荣誉文化的双重功能。
未来研究在推进荣誉文化积极功能的实证检验时，有必要在实验层面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的社会评价线索。正如前文所述，荣誉文化与面子文化在自我价值来源上存在关键差异：前者强调个体是否“值得尊重”与是否符合道德原则，而后者更侧重个体在他人眼中的社会形象与关系评价(Leung & Cohen, 2011; 魏新东等，2023)。基于这一理论区分，未来研究可通过情境启动范式，分别操纵以他人评价为核心的社会形象威胁情境，以及以道德原则或责任承诺为核心的声誉威胁情境，比较个体在亲社会行为、规则坚持与高成本道德选择中的差异表现。通过考察个体在不同评价线索下的行为反应及情绪体验，有助于进一步检验荣誉认同是否在特定条件下促进稳定、自主且具有社会整合意义的心理功能。在结果变量上，面子驱动的行为更可能表现为回避冲突、从众或表面顺应，而荣誉维护则可能体现为原则性拒绝、道德坚持与对社会规范的主动捍卫。在情绪层面，二者亦可通过羞耻、焦虑与道德自豪、尊重感等体验加以区分(Rodriguez Mosquera et al., 2008)。通过此类实验范式，有助于澄清荣誉文化是否在特定条件下促进稳定、自主且具有社会整合意义的心理功能。
此外，在中国社会快速变迁与高度流动的背景下，荣誉文化的研究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松动和现代制度的扩展，个体在面子、尊严与荣誉等多重文化逻辑之间进行选择与调适，这一过程可能深刻影响其心理适应、价值认同及幸福体验。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荣誉价值观在社会流动、代际变迁和文化混合情境中的作用机制，并结合实验、纵向或跨文化方法，检验荣誉认同是否能够在不确定环境中发挥心理缓冲与适应功能。
总体而言，对荣誉文化的研究不应止步于其负性后果的揭示，而应在更广阔的文化心理学框架中，重新审视荣誉作为一种社会评价体系和道德资源的复杂功能。这一研究取向不仅有助于推动荣誉文化理论的发展，也为理解中国社会中的价值观变迁与个体心理适应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