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贾平凹的作品被英译作为文化对外输出的成果，让英语国家读者得以窥视神秘而古老的东方大国。贾平凹小说译作丰富，能为我们从整体和稳定的维度描述中国文学英译总体特征提供丰富的研究对象；同时，大量译作贯穿了中国新时期以来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社会飞速变换的各个时期，一定程度折射和勾勒出不同时期中国文学外译大致图谱和变化发展。长期以来，大量学者聚焦于贾平凹作品英译文本的翻译策略、文本意图、译文表达、文体风格、叙事风貌等方面的研究，都属于语言本体研究。但是，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翻译概念的不断拓展，翻译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不再被视为孤立的语言转换，而是一项受特定文化情境影响的实践行为，揭示语言维度之外翻译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方面。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认为，社会空间中存在不同的场域，行动者携带资本进入场域，资本的多寡折射行为主体间的权力关系。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认为，翻译网络中的行动者可以分为较强与较弱两类，前者“不可或缺，所有其他行动者如果想要达到各自的目的，就必须通过他/它(们)这一关”，后者往往“调整自己的方向和目标，与强势者朝共同方向与目标前进，以获取利益”[1]。翻译活动的行动主体之间，往往存在主导翻译活动的中心力量，是“译什么，怎么译”的主导性因素，其他主体则在这一中心力量限定的能动空间内建构翻译活动。本文从中获得启示和借鉴，以翻译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决定翻译走向的主体界定“译出”“译入”，即如果中国文学翻译行动者网络中占主导地位、决定翻译走向的行动者来自中国本土文化系统，可视为“译出”，即使网络中掺入目标与行动者；如果占主导地位的行动者来自目标语文化系统，可视为“译入”，即使网络中掺入中国本土行动者。并将选取英译小说的翻译策略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系统对比，论证两种路径的差异和利弊，从中寻找历史智慧和教训，为中国文学翻译提供借鉴和参考。
2. 贾平凹小说英译概况
贾平凹是中国新时期作家的杰出代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紧贴时代脉搏并以商州和西安为创作根据地，回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复杂问题和尖锐矛盾，引起了国内外翻译界的重视。
本文对1978~2018年间贾平凹小说英译情况进行了梳理，详情如表1所示：
总体上来看，贾平凹小说英译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目前为止，共有约30篇作品被选为英译材料。按不同时期划分，70至80年代、90年代两个时期英译数量分别为9、10，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翻译速率。90年代末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英译数量为1，几乎陷入停滞期。21世纪第二个10年英译数量上升到7，英译速率逐渐回升。呈现由“萌芽期、发展期、沉寂期到喷涌期”[2]四个阶段的特点。英译作品数量并不是持续增加，而是曲折变化，最终趋于上升。按照“译出”“译入”划分，自上个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第二个10年，贾平凹小说“译出”作品数量不少于17，“译入”方面数量约为10。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Jia Pingwa’s novels from 1978 to 2018
表1. 1978~2018年贾平凹小说英译出版情况统计
作品 |
英译名 |
译者 |
出版社 |
年份 |
《果林里》 |
The Young Man and his Apprentice |
佚名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78 |
《帮活》 |
A Helping Hand |
佚名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78 |
《满月儿》 |
Two Sisters |
佚名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79 |
《端阳》 |
Duan Yang |
佚名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79 |
《林曲》 |
The Song of the Forest |
佚名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80 |
《七巧儿》 |
Qi qiao’er |
佚名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83 |
《鸽子》 |
Shasha and the Pigeons |
Hu Zhihui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83 |
《蒿子梅》 |
Artenesia |
Yu Fanqin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87 |
《人极》 |
How Much Can a Man Bear? |
Zhu Hong |
巴兰坦书局 |
1988 |
《水意》 |
Flood Time |
Xiao Fengxia |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
1990 |
《天狗》1 |
The Heavenly Hound |
Li Rui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91 |
《鸡窝洼人家》 |
The People of Chickens Nest Hollow |
Suzanne Conbery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91 |
《火纸》 |
Touch Paper |
Divid Pattinson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91 |
《浮躁》 |
Turbulence |
Howard Goldblatt |
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 |
1991 |
《晚雨》2 |
Heavenly Rain |
Richard Sekdin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96 |
《五魁》 |
The Regret of a Bride Carrier |
Josephine Matthew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96 |
《白郎》 |
The Monk King of Tiger Mountain |
Josephine Matthew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96 |
《美穴地》 |
The Good Fortune Grave |
Ling Yuan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1996 |
《古堡》 |
The Castle |
Shao-pin Luo |
约克出版社 |
1997 |
《高兴》 |
Happy |
Nicky Harman |
卫报 |
2008 |
《黑氏》 |
The Country Wife |
Hu Zongfeng |
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出版社 |
2010 |
《古炉》 |
Old Kiln |
Cannan Morse |
纸上共和国 |
2011 |
《倒流河》 |
The Backflow River |
Nicky Harman |
翻译比赛作品 |
2013 |
《废都》 |
Ruined City |
Howard Goldblatt |
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 |
2015 |
《高兴》 |
Happy Dreams |
Nicky Harman |
亚马逊文化发行事业部 |
2017 |
《带灯》 |
The Lantern Bearer |
Carlos Rojas |
中国时代出版公司 |
2017 |
《土门》 |
The Earthen Gate |
Hu Zongfeng |
山谷出版社 |
2018 |
1收录《天狗》《鸡窝洼人家》《火纸》三部小说的译作。2收录《晚雨》《白朗》《美穴地》《五魁》四部小说的译作。
3. 贾平凹小说英译策略及原因
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怎样处理差异，取决于译者所依据的翻译策略。一般而言，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根据对差异的处理方式可两分为凸显差异的“异化”和掩盖“差异”的归化，分别产生接受的陌生与亲切。译者的翻译活动不是于“真空中”完成，翻译策略的选择有着深刻的现实思考。由于“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在翻译时纯粹差异游戏论断中，差异更具体地说应该是文化差异”[3]，译者对文化信息的处理，最能体现翻译策略的取向。我们以90年代前“译出”的《果林里》《满月儿》《帮活》《七巧儿》、90年代“译出”《鸡窝洼人家》《火纸》《天狗》、21世纪10年代“译出”的《土门》与“译入”的《浮躁》《废都》《高兴》这些文化信息更为丰富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对贾平凹小说“译出”“译入”翻译策略进行研究。
3.1. 贾平凹小说“译出”翻译策略及原因
在21世纪前“译出”的小说，均为中篇小说。我们将以上厘定的贾平凹小说中所有原文微观文化信息(指直接或显性表达特定文化的语句)及其译文全部析出，对翻译策略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和统计，如表2~表5所示：
Table 2.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Jia Pingwa’s short stories
表2. 贾平凹短篇小说翻译策略统计
翻译方法 |
条数 |
占比 |
翻译策略 |
占比 |
消删 |
10 |
31.2% |
归化翻译策略 |
81.2% |
释义 |
12 |
37.5% |
替换 |
4 |
12.5% |
直译 |
3 |
9.3% |
异化翻译策略 |
18.8% |
文中加注 |
2 |
6.2% |
直译加注 |
1 |
3.1% |
Table 3.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People of Jicowawa”
表3. 《鸡窝洼人家》翻译策略统计
翻译方法 |
条数 |
占比 |
翻译策略 |
占比 |
消删 |
1 |
3.7% |
归化翻译策略 |
70.4% |
释义 |
14 |
51.8% |
替换 |
3 |
11.1% |
增写 |
1 |
3.7% |
直译 |
8 |
29.6% |
异化翻译策略 |
29.6% |
Table 4.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used in “Tengu”
表4. 《天狗》翻译策略统计
翻译方法 |
条数 |
占比 |
翻译策略 |
占比 |
消删 |
1 |
5.8% |
归化翻译策略 |
82.4% |
释义 |
7 |
41.2% |
替换 |
5 |
29.4% |
增写 |
1 |
5.8% |
直译 |
3 |
17.6% |
异化翻译策略 |
17.6% |
Table 5.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Fire Paper”
表5. 《火纸》翻译策略统计
翻译方法 |
条数 |
占比 |
翻译策略 |
占比 |
消删 |
4 |
28.6% |
归化翻译策略 |
71.4% |
释义 |
3 |
21.4% |
替换 |
2 |
14.3% |
增写 |
1 |
7.1% |
直译 |
4 |
28.6% |
异化翻译策略 |
28.6% |
根据上列统计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以及90年代两个时段的贾平凹小说“译出”活动中，译者更倾向于使用掩盖“差异”“陌生”、提升译文“可读”、照顾读者接受的归化翻译策略，并不特别凸显原文的文化光芒。这一策略的背后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此阶段“译出”活动均由中国文学出版社主导。中国文学出版社隶属于中国外文局，而后者作为国家代言人所赞助的翻译活动必然要符合国家战略导向。故受外文局赞助，译者统一贯彻源自国家战略导向的翻译规范，翻译思想具有同一性。90年代前，外文局通过学术座谈的方式要求“对外宣传要考虑国外读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样”“要设身处地地替外国读者着想，下决心使我们的宣传能让外国读者明了”[4]。90年代，外文局以正式发出《改进中译外工作，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件，要求从业者“为读者考虑”“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应概念和词语，在读者中产生相同效果的外文”[5]。外文局代表国家权威机构指导中国文学出版社的具体英译实践，其指令必然成为译者信奉的原则。通过表2~5可知，以中国文学出版社为代表的国家级出版机构此阶段英译的贾平凹小说翻译策略“归化”的倾向，是国家战略导向指导下的具体实践。
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本土文学作品对西方读者是陌生异质且新奇的，采用提升译文“可读”、照顾读者阅读习惯的“归化”策略，有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展开，外文局对旗下出版机构资金投入大幅缩减，必须在市场中掘金维持运转。这无疑会改变翻译的表意策略和成规面貌，在服务国家诉求的同时，翻译生产时尽量消除“陌生”，生产出大众“易读”的译本，毕竟译本的认同度与出版社的收益高低是呈正比关系的，有效的举措无疑是采取能够提升译文“可读”的“归化”策略。
21世纪10年代“译出”的《土门》译本，是唯一标有尾注的译作。这些解释性材料包括历史人物、民间传说、民间文化、政治事件等，译者通过直译将这些文化信息保留在译文之中，然后在文后进行详细注解。除去上述信息，我们对《土门》其他微观文化信息翻译策略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如表6所示：
Table 6.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umen”
表6. 《土门》翻译策略统计
翻译方法 |
条数 |
占比 |
翻译策略 |
占比 |
消删 |
0 |
0 |
归化翻译策略 |
31.7% |
释义 |
10 |
22.6% |
替换 |
4 |
9.1% |
直译 |
30 |
68.3% |
异化翻译策略 |
68.3% |
可见，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译出”活动在翻译策略上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是“深度翻译”手段的使用，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环境中；其次是强化“存异”的翻译倾向。两种手段都将民族文化信息进行最大程度的保留，营造出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
我们知道凭个体旨趣自发从事翻译的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其文化身份密切相关。文化身份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对某种文化观念的趋向，受个体生活环境、求学经历、职业信仰等的影响。就译者而言，其文化身份一旦得到自我认同，便在双语转换间做出文化选择，形成不同的文化结果。译者胡宗峰，在周秦故里(陕西凤翔)度过少年时光，“家乡泥土中蕴含的文化气息让我(胡宗峰)受益匪浅”[6]。求学时期，西安悠久的文化传统“激发了我(胡宗峰)学习祖国文化经典的决心”“更爱璀璨的中国文化”[7]。高校任职期间，全心全心投入陕西文学翻译工作，认为“我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努力，才把我们的文字打磨得如此动人和美丽”，翻译时一定要“保卫和弘扬汉语”(胡宗峰微信平台)。可见，胡宗峰热爱民族文化的文化身份，是《土门》翻译策略的重要形成原因。当然，这也是中国具体社会现实控制的必然结果。《土门》英译时，中国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已实施近20个年头，其重要意义深入人心。胡宗峰作为中国高校知识分子和国家体制内人员，响应国家战略是其责任和义务，《土门》翻译策略的抉择，也是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种回应。
3.2. 贾平凹小说“译入”翻译策略及原因
英美世界“译入”的《浮躁》《废都》和《高兴》都为长篇小说，限于篇幅，我们将以原文人物对话中包含微观文化信息的语句及其译文进行收集和分析，管中窥豹，探究其翻译策略的使用倾向。如表7~9所示。
可见，《浮躁》《废都》的翻译，异化策略占比都达到六成左右，呈现出更大程度靠近原文文化的翻译倾向。《高兴》翻译，归化策略占比接近九成，更大程度掩盖“差异”，明显呈现出靠近读者的翻译倾向。
根据前文分析，《浮躁》的翻译策略由葛浩文自主决定，让我们重返《浮躁》翻译前(20世纪90年代前)葛浩文的活动轨迹，揭示翻译策略的形成原因。总体而言，该时期葛浩文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教学，其翻译实践一则服务自身学术需求，二则服务于大学出版社。主要活动于学术领域。这一领域
Table 7.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Fickle”
表7. 《浮躁》翻译策略统计
翻译方法 |
条数 |
占比 |
翻译策略 |
占比 |
消删 |
0 |
0 |
归化翻译策略 |
33.9% |
释义 |
17 |
21.4% |
替换 |
7 |
12.5% |
直译 |
37 |
66.1% |
异化翻译策略 |
66.1% |
Table 8.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Ruined City”
表8. 《废都》翻译策略统计
翻译方法 |
条数 |
占比 |
翻译策略 |
占比 |
消删 |
3 |
3.1% |
归化翻译策略 |
42.7% |
释义 |
37 |
38.5% |
替换 |
2 |
2.1% |
直译 |
54 |
58.3% |
异化翻译策略 |
58.3% |
Table 9.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Happiness”
表9. 《高兴》翻译策略统计
翻译方法 |
条数 |
占比 |
翻译策略 |
占比 |
消删 |
8 |
12.7% |
归化翻译策略 |
87.3% |
释义 |
25 |
39.7% |
替换 |
15 |
23.8% |
增写 |
7 |
11.1% |
直译 |
8 |
12.7% |
异化翻译策略 |
12.7% |
关注学术研究的习惯和倾向，必然形成葛浩文严谨求真的学者习惯，往往以原文为归依从事翻译，避免原文变异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并且，该时期葛浩文初涉翻译，资本积累尚不雄厚，在场域的位置和话语权不足以摆脱学术翻译规范，“一旦因为追求语言的流畅而削弱了学术性，译者将会更关注后者”[8]。
《废都》翻译策略也由葛浩文自主决定。此时(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葛浩文，凭借杰出的翻译成就，在中国文学翻译领域积累出无以匹敌的资本，可以摆脱限制而自行制定规则。在此情况下，其文化身份成为翻译走向的主导因素。文化身份是人类个体社会化过程的结果，其形成与个体的民族国别、生活轨迹紧密相关。葛浩文在美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毫无疑问拥有强烈的美国文化身份。但文化身份不是固然的静态体，它随着时空的转换而不断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拉开中国文学翻译的帷幕，葛浩文与中国文学文化相缠相扰，走过来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他表示“我不能说学习中文救了我的命，但它将我的生命从最初的枯燥和平凡中拯救出来”“美国人爱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学”[9]。《废都》译本更大程度保留中国文化色彩，尽量表现文化间的差异性，是葛浩文热爱中国文化这一身份的折射。当然，《废都》翻译策略虽由葛浩文自主决定，但作为一名翻译老兵，葛浩文深谙翻译之道，必然按照服务对象的翻译目的、立场、标准等确定相应的翻译行为。
《高兴》由商业机构赞助翻译，赞助主体的商业属性决定它必须产出迎合大众趣味和阅读习惯的译文，才能获取商业回报的最大化。而译者韩斌并非学者型译者，而是一名专业译者(2011年辞去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教师职业，专职翻译工作)。被商业出版机构雇佣，意味着韩斌必须与出版社“共谋”，实现翻译产品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在语言转化时考虑读者的审美习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由于英美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强势地位，从非英语国家译入英语的文本，几乎都难以避免地会采用归化策略，从而淡化原文的异质性，以迎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大众读者和他们的代表仍坚守‘译者隐身’的翻译信念，将成功的翻译定义为：透明到看上去根本不像外国作品的翻译”[10]，也即翻译研究文化学派学者赫曼斯所言的“归化翻译策略乃‘正确翻译’，也是‘经典化’的翻译模式”[11]。这种对待翻译产品的传统，影响并塑造大众读者的审美态度，更倾向接受“归化”手段产出的译文。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贾平凹小说“译出”“译入”所呈现出来的翻译策略，其背后的制约因素大相径庭。总体而言，第一，21世纪之前的“译出”活动受赞助人的操控较为明显，译者没有选择翻译策略的权利，而到了21世纪10年代，译者有较大自由度选择翻译策略；而在“译入”活动中，译者有较大自由度选择选择其翻译策略。第二，“译出”路径的翻译策略，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21世纪之前以照顾读者接受的“归化”策略为主，以“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为目的，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以凸显原语文化光芒的“异化”策略为主，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为目的，两者都以本土关怀为归依，更大程度受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诉求的影响和制约。“译入”路径翻译策略的形成缘由相比而言更为多元化：(1) 为满足学术需求，接受英美世界学术翻译规范的反馈；(2) 为攫取商业利润，受英美文化强势地位形成的翻译主流规范及其影响下英美读者阅读习惯和接受传统的制约；(3) 为实现个体理想，受译者个体文化态度的影响。
4. 结语
当下，“中国翻译业态已经从‘翻译世界’转为‘翻译中国’”，而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与中国影响力日渐扩大的现实，昭示着“翻译中国”必然长期存在“译出”“译入”两种路径。贾平凹小说英译实践历时长、译作丰富、主体多元，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译出”“译入”的总体面貌和图谱，能够为许多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需要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未能获取相关的出版社档案、编辑内部通信等一手资料，上述关于翻译策略动因的分析主要是基于所选英译材料的推断，未来若能发掘更多机构内部文献，将有助于进一步验证和深化本文结论。限于篇幅，文章仅从贾平凹小说英译翻译策略角度进行对比研究和探讨，后续研究还可以从贾平凹小说英译接受效果、行为主体、过程环节等角度继续深入研究，为更好促进传递中华文化本质精华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