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档案管理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及路径研究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ways of Digital Archival Management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与数字中国建设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本文聚焦数字化档案管理这一核心要素，探讨其能否显著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研究将国家档案局推行的“档案工作服务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试点”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6~2023年中国各省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评估了该政策的实施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档案管理试点能显著提升当地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处理后结果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构建“档案 + 治理”赋能体系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政策参考。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China,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promoting rural moderniz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re element of digital archival management, exploring whether it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earch treats the “Pilot Project of Archival Work Serving Rur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itiat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Chinese provinces spanning 2016 to 2023, the study employ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approach to evaluate the policy’s implementation effects.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pilot of digital archival manage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local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results remaining robust after parallel trend tests and placebo tests. The study’s conclusion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references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rchival work and building an “archive + governance” empowerment system.

1. 引言

在数字中国与乡村振兴双重战略的交汇期，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破解农村基层治理困境、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动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强调“加强数字化治理建设”。档案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资源，记录了乡村演进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轨迹。然而，长期以来农村档案管理面临着资源碎片化、信息化水平低、价值激活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档案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

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的施行，进一步明确了电子档案与传统载体档案具有同等效力，并对档案数字化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标志着档案管理从传统的“重存轻用”向“数智赋能”的深度转型，为档案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法治遵循与制度契机。在此背景下，国家档案局联合多部委深入推行的“档案工作服务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试点”工作，不仅是落实“数字乡村”战略的具体实践，更是一场关于“治理逻辑重塑”与“资源配置优化”的准自然实验。

该试点政策通过整合农村土地承包、承包地流转、集体经济审计以及村民自治等核心业务数据，构建起“一村一档”的数字化资源池。这种“档案 + 治理”的新模式，试图通过数据的互联互通打破农村传统的“信息孤岛”，利用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为基层微权力运行提供“数字硬约束”，并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档案查阅“一网通办”，从而在提升行政效率、维护农民权益、化解基层矛盾等方面释放出巨大的政策红利。因此，深入探讨数字化档案管理在试点中的运行路径及其对乡村振兴产生的实证效应，对于完善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档案赋能业务的理论框架[1]、档案数字化转型的演进逻辑[2]以及乡村振兴水平的综合评价[3]。但在数字化档案如何通过政策干预直接转化为乡村振兴动能的实证研究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空间。本文将“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利用DID模型进行因果识别，旨在为数字化档案管理赋能乡村振兴提供经验证据。

2. 数字化档案管理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分析

数字化档案管理本质上是对传统档案管理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其核心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农村各类档案资源进行数字化转换、整合与利用，从而激活档案资源的内在价值。根据资源基础理论，档案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其数字化管理能够有效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信息支持。

数字化档案管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相互交织、互为支撑，共同作用于乡村振兴的核心维度[4]。数字化档案管理不仅是一种技术应用，更是一种制度创新，它通过改变信息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使用效率，深刻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数字化档案管理通过整合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数据信息，为农业产业链优化提供决策支持。数字化档案系统能够记录和存储土壤普查、气候数据、种植历史、农产品销售等全链条信息，形成完整的农业数据资源体系。这些档案数据经过分析挖掘，可以为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农产品质量提升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对历年农业生产档案的分析，可以找出最适合当地气候土壤的作物品种和种植方式，引导农民进行科学种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农业经营管理方面，数字化档案管理实现了农业经营档案的电子化与系统化，包括土地流转合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档案、农业合作社管理档案等。这些档案的数字化管理大大降低了农业经营主体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5]。数字化档案管理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一方面，通过挖掘和整理农村历史文化档案，如传统工艺、民俗文化、历史遗迹等档案资料，为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另一方面，数字化档案管理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信用支撑和品质保障。农产品电商平台可以接入数字化档案系统，为农产品提供产地证明、质量检测报告、生产流程记录等档案信息，增强消费者信任度，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

数字化档案管理为乡村规划提供历史数据和现实依据，使乡村规划更加科学合理。城乡规划部门可以利用土地利用档案、宅基地档案、基础设施建设档案等，分析村庄演变规律和现有空间格局，制定符合村庄实际的发展规划。完整的乡村振兴规划档案可以帮助规划师更好地理解村庄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需求，制定出更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划方案。数字化档案管理通过记录和传播绿色生产技术和环保理念，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向绿色化转型。例如，建立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档案，收集整理测土配方施肥、生物防治、节水灌溉等绿色技术的应用方法和效果评价，为农民提供可学习、可复制的技术模式。这些技术档案的数字化共享，加速了绿色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

数字化档案管理通过对农村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和数字化保存，有效防止了乡村文化的断层和流失[6]。通过收集整理家谱村史、民俗艺术、传统技艺、口述历史等档案资料，建立乡村文化数字资源库，实现乡村文化的永久保存和活化利用。

数字化档案管理通过挖掘和利用红色档案资源和道德教化素材，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丰富内容。通过整理革命历史档案、村规民约档案、先进典型事迹档案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提升农民思想道德素质。高青县在村级档案收集整理过程中，发现并数字化了一批珍贵红色档案。在舆论引导方面，数字化档案管理通过村务公开和党务公开增强农村事务的透明度，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基于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考量，本研究选取2013~2023年我国31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国家档案局发布的《全国档案事业统计年报》、历年《各省统计年鉴》以及样本省份档案局(馆)的年度工作报告。

文中控制变量数据的二级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各省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局。对缺失部分，本文通过各县(市、区)政府官网的统计公报、各省份和城市的统计年鉴进行填补。为消除极端值对实证研究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双侧缩尾处理。

3.2. 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水平。为避免各项指标单位的影响，本文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基础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最后结合全部指标构建市级样本在样本期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变量。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一级、二级指标的设定、计算、属性和权重详见表1。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表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属性
产业兴旺	土地生产率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有效灌溉面积	正向
	农业劳动生产率	第一产业增加值/乡村人口	正向
	农业生产效率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正向
生态宜居	森林覆盖率	林业面积/总面积	正向
	化学物质投入强度	农业生产中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负向
	农村用水安全	用水普及率	正向
乡风文明	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	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	正向
	农村文娱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正向
	农村娱乐活动可及性	农村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	正向
治理有效	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负向
	最低生活保障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乡村人口数	负向
	农村基层组织	主任、书记“一肩挑”/村委会主任	正向
生活富裕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向
	收入结构	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向
	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食品支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负向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档案管理。本文将2016~2023年“档案工作服务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试点”政策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将政策实施的个体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数字化档案管理的政策变量。具体而言，本文将“档案工作服务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试点作为处理组，政策实施的个体虚拟变量值设为1；控制组政策实施的个体虚拟变量值设为0。根据试点地区的试点时间，对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7]，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① 税负水平(Levy)，以地区税收收入和对应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本文利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经济发展。② 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可为农村产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支持，因此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乡村振兴。本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③ 工业化水平(Indus)，以工业增加值与相应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④ 社会消费水平(Scon)，以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4) 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基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包括样本量、平均值、中位数与标准差。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乡村振兴水平	ln_RRI	1016	−1.255	−1.257	0.131
数字化档案管理	policy	1016	0.067	0.000	0.25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_pgdp	1016	10.944	10.897	0.512
金融发展水平	fin_depth	1016	2.855	2.681	0.833

3.3. 基准模型

本文采取双重差分法(DID)进行政策效应评估，以有效控制其他共时性因素影响以及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事前差异，本文选取多期双重差分法。具体模型如下：

$\ln RR{I}_{it}=\alpha +\beta \times polic{y}_{it}+\gamma \times Control\_v_{it}+cit{y}_i+yea{r}_t+{\epsilon }_{it}$ (1)

(1)式中：表示ln_RRI_it县在t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自然对数；policy_it表示i市在t年是否存在为试点城市，即前文提到的政策实施的个体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Control_v_it表示控制变量；city_i表示县域固定效应；year_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_it表示随机扰动项。估计系数β度量了试点城市在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政策冲击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1)列仅将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档案管理对乡村振兴水平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仅控制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时，数字化档案管理与乡村振兴水平没有稳定的显著关系。在此基础上，表3(2)、(3)、(4)和(5)列依次加入控制变量，系数水平为正且显著。这表明随着负税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社会消费水平等控制变量的加入，加强数字化档案管理能显著促进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gital archive management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表3. 数字化档案管理对乡村振兴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乡村振兴水平
	(1)	(2)	(3)
数字化档案管理	−0.113	−0.017	0.0087^**
	(0.0133)	(0.014)	(0.004)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054	0.0684^***
		(0.037)	(0.008)
金融发展水平			0.008
			(0.004)
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016	1016	1016
调整R^2	0.83	0.80	0.78

注：^*、^**、^***分别为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表4同。

4.2.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效果评估，要求处理组和控制组必须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否则将导致估计结果有偏。考虑到政策效应的产生可能存在滞后性，以及政策效应的发挥程度可能会受到后期其他相关政策影响，本文将试点实施时间前的第4年、第3年和第2年作为平行趋势检验政策实施前的参考年份，此三期的回归系数是平行趋势检验关注的对象。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政策实施前样试点城市乡村振兴发展差异均不显著，表明样本处理组与控制组在试点实施前乡村振兴水平无显著差异，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Figure 1. Parallel trend test results

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4.3. 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遗漏变量、随机因素等的影响，本文通过随机设定政策实施年份和试点城市，构造理论上不会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的虚假政策变量，将该变量替换至(1)式中进行检验，根据回归估计系数的分布来判断结论的可靠性。为增强安慰剂检验的效力，本文将上述过程重复500次，最后绘出虚假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布图。若随机设定的政策变量估计系数分布在0附近，即意味着模型设定中并未遗漏掉足够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真实可靠。根据绘制的估计系数分布图，虚假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集中分布于[−0.005, 0.005]区间，显著异于真实政策变量的系数估计值，表明在模型设定中并不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核心结论仍旧稳健。

4.4. 异质性分析

数字化档案管理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可能呈现出地理分布上的异质性，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表4可知，在中部地区，数字化档案管理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数字化档案管理对西部乡村振兴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小于中部。造成该结果可能的原因：东部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完善，数字化档案管理的边际贡献已经递减，其效应已被其他更先进的数字技术所覆盖；中西部地区处于数字化转型的“红利期”。通过数字化档案管理解决信息不对称、提升行政效率，能产生“补短板”的效果，因此表现出更强的提振作用。结果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的复杂性、条件性和长期性。

Table 4.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digital archive management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表4. 数字化档案管理对乡村振兴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变量	区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数字化档案管理	−0.003	−0.052	0.021
	(0.01)	(0.045)	(0.028)
常数项	−0.798^**	−0.354	−0.807
	(0.34)	(0.731)	(0.661)
N	352	320	34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2010~2023年中国九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了涵盖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四个维度的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异质性分析，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档案管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边界，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数字化档案管理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其效应发挥依赖于关键宏观条件的协同。基准回归结果逐步引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金融发展水平”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由负转正，且统计显著。它表明数字化档案管理并非孤立起效的“万能钥匙”，其赋能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支持环境之上。

第二，数字化档案管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其效果受区域发展阶段与结构性约束的深刻调节。东部地区属于经济发展前沿地区，乡村面临高土地成本、深度老龄化、产业升级压力等更强的结构性约束，单一的治理数字化改进的边际收益可能被这些宏观负向力量抵消，甚至因初期投入而产生短期成本效应，体现了“数字红利”的递减规律。中部地区揭示了“追赶陷阱”或“资源挤占”效应。在亟需全方位投资的地区，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入数字化档案建设，若未同步提升组织能力与配套政策，可能短期内挤占对更紧迫的硬件设施或民生项目的投入，导致“数字化悬浮”。西部地区呈现正向系数，这与国家战略倾斜和其较低的数字化起点有关。

第三，数字化档案管理的系数虽在整体上显著为正，但效应值相对较小。作为一项旨在优化治理流程、激活数据要素的“新型基础设施”和“制度性创新”，数字化档案管理对乡村振兴的赋能可能是一种“慢变量”和“催化剂”。其价值不在立竿见影地拉动经济增长，而在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保障主体权益，为乡村社会资本的培育、产业生态的优化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创造更优质的制度环境，其效应释放具有间接性、条件性和长期性。

5.2. 政策启示

第一，服务“产业兴旺”路径。打造可信数据资产，赋能农业产业链。推动建立覆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电子信用档案”，整合其土地规模、种植记录等信息，对接金融机构，破解农村信贷抵押难题。建设“特色农产品数字身份档案”，提升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利用档案数据分析区域种植传统和气候数据，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决策支持。

第二，服务“生活富裕”路径。推进服务数字化，保障权益促公平。以数字化档案为基础，全面推进“一网通办”向乡村延伸，实现社保、医保、民政、户籍等高频服务事项的线上查询与办理，切实降低农民办事成本。建立“集体资产数字化监管平台”，将资源、资产、资金“三资”情况全面公开，保障村民知情权与监督权，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收益公平分配，助力缩小城乡收入比。

第三，服务“乡风文明”路径。系统开展“乡村记忆工程”，利用多媒体技术对村史村志、家风家训、非遗技艺、古建古树、乡贤事迹等进行数字化采集、建档和展示，建设数字村史馆、网上家风馆。将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道德评议结果等数字化存档与公开，助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通过数字化手段记录和表彰好人好事，营造见贤思齐的氛围。

第四，服务“生态宜居”路径。助力生态管理，支撑绿色规划，建立“乡村生态环境档案”，动态记录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数据，以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进展与成效。将档案数据应用于乡村规划编制，确保规划尊重自然和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