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核心人口趋势，我国作为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进程呈现速度快、规模大、程度深的特征，截至2024年末，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22.0%，65周岁及以上占比15.6%，正从中度老龄化加速向深度老龄化迈进。这种人口结构变革不仅是重要民生议题，更深度影响金融市场供需结构、产品创新与政策调控[1]，老年与中青年群体在储蓄、投资等方面的行为差异，会传导至养老基金、银行经营等核心环节。老龄化对金融市场兼具挑战与机遇，既加剧养老金支付压力、凸显传统金融产品适配不足等问题，也催生养老金融等新兴增长点[2]。深入探究二者互动关系，可填补现有研究视角空白[3]，为金融机构应对挑战、政策制定者完善监管提供实操与决策参考，对深化相关理论研究、助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2.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特征与发展趋势
2.1. 老龄化现状：规模持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自20世纪末启动，进入21世纪后加速推进，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占比稳步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1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2亿人，占总人口16.1%，2024年末这一规模增至3.10亿人，占比提升至22.0%，9年间老年人口增加0.88亿人，占比提高5.9个百分点；同期65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从1.44亿人增至2.20亿人，占比从10.5%升至15.6%，已超过国际通用的14%深度老龄化社会判定标准。伴随老年人口规模增长，老年人口抚养比同步攀升，养老负担持续加重，2015年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3.7%，2024年已提高至22.8%，意味着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15~64周岁)需抚养22.8名老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的养老压力显著加大，直接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与长期可持续性构成挑战[4]。
2.2. 老龄化核心特征：区域失衡、城乡差异与高龄化凸显
我国人口老龄化除规模扩大、程度加深外，还呈现区域失衡、城乡差异显著及高龄化、失能化凸显的核心特征[5]。区域上，东部经济发达、医疗资源集中，老龄化程度远超中西部，2024年上海、江苏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分别达23.4%、19.8%，远超全国15.6%的均值，而西藏、青海等西部省份占比不足10%。城乡维度，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守老人问题突出，2024年农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28.3%，较城市高出9.6个百分点，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9.5%，显著高于城市的18.2%，且农村养老与金融保障资源匮乏。同时，医疗水平提升推动老年人口高龄化加剧，2024年末全国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560万人，占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1.5%；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规模扩大，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我国失能老人约3500万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11.6%，对长期护理保险等养老金融服务需求迫切[6]。
2.3. 发展趋势：老龄化进程将持续深化，峰值逐步临近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报告及国家统计局权威预测，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在2035~2050年步入峰值阶段，2035年末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超30%，正式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末这一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4.5亿人左右，占比提升至35%以上，老龄化程度将处于全球较高水平，与之相伴的是养老负担的持续加重，预计2050年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达50%以上，即每2名劳动年龄人口需抚养1名老年人口，这将给养老保险基金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承压[7]；值得注意的是，老龄化带来压力的同时，中青年群体的养老规划意识也逐步提升，养老金融需求持续释放，据《中国居民养老财富管理发展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居民启动养老规划的平均年龄稳定在37岁，42%的受访者认为应在30~39岁开启养老筹备，83%的受访者明确除退休金外还需筹备50万元以上养老资金，其中39%的受访者目标储备金额达200万元以上，这种提前筹备养老的意识与资金需求，将为金融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与业务增长支撑，也为应对老龄化带来的金融挑战创造了重要机遇[3]。
3.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影响
3.1. 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影响：支付压力加大，体系改革迫切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采用“三支柱”模式，其中第一支柱为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第三支柱为个人养老金及商业养老金融产品，人口老龄化对三大支柱均产生显著影响，且对第一支柱的冲击最为直接。作为养老保障的核心，第一支柱面临明显的收支平衡压力。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扩大与抚养比上升，基金支出增速持续高于收入增速。据人社部与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10.73亿人，其中参保离退休人员1.47亿人，较上年增加543万人。2024年全国总体养老金调整比例为3%，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20元。支出规模持续扩大，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导致缴费基数增长乏力。部分省份已出现基金当期收支缺口，需依靠中央调剂金与财政补贴弥补，长期可持续性面临挑战[8]。
作为补充的第二支柱，覆盖范围有限、补充作用不足的问题在老龄化背景下更为突出，其覆盖人群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民营企业与灵活就业群体参与率极低。截至2024年末，全国仅有15.93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242万人，仅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3.0%，投资运营规模3.6万亿元，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差距较大，难以有效分担第一支柱的支付压力。
处于起步阶段的第三支柱虽发展潜力逐步释放，自2022年试点的个人养老金制度于2024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截至2024年末在售各类产品达1010款，涵盖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品类，截至2025年3月专项产品调整为998款(其中储蓄类466款、基金类288款、保险类211款)，但实际参与效果不及预期，账户空置率较高，大量资金停留在活期存款状态未得到有效投资，产品适配性不足、存取限制严格、税收优惠力度有限等因素，导致其补充作用尚未充分发挥[9]。
3.2. 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经营模式承压，转型需求迫切
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核心，其经营发展与人口结构变化高度关联，人口老龄化通过储蓄、信贷、中间业务及货币政策传导等维度，既给传统经营模式带来挑战，也催生了新的业务机遇[10]。储蓄端，老年群体是储蓄核心持有者，《中国居民养老财富管理发展报告(2025)》显示，其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超40%的比例达45%，高于年轻群体的35%。老龄化加剧使储蓄呈现长期化特征，但老年群体低风险偏好倒逼银行提高存款利率，推高资金成本，且老年养老医疗支出增加可能导致储蓄率长期下降，影响资金来源稳定[11]。信贷端，中青年是传统大额信贷核心需求者，老龄化导致其占比下降，放缓信贷增速；而老年群体“小额、短期”医疗养老信贷需求，与银行传统模式不匹配，需优化产品服务。中间业务方面，养老金融需求崛起带来发展机遇，但也推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尤其非跨区域、非东部银行更突出，且老年群体易受金融诈骗，增加合规与声誉风险。此外，老龄化会改变银行资产配置，弱化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对其流动性管理与资产配置能力提出更高要求[12]。
3.3. 对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风险偏好下移，配置结构优化
人口老龄化通过改变居民的生命周期消费与投资行为，深刻影响整体金融资产配置结构，老年群体与中青年群体在风险偏好、投资目标上的显著差异，会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持续传导至金融市场。具体来看，老年群体的核心投资目标是保障资产安全性与流动性以支撑养老生活，风险偏好显著低于中青年群体，《中国居民养老财富管理发展报告(2025)》数据显示，38%的受访者仅能接受10%以内亏损，整体以稳健投资为主，银行存款、理财和商业养老保险仍是三大核心配置品类，这种偏好会推动金融市场资产配置结构向低风险、长期化方向调整。同时，随着金融知识普及与数字经济发展，老年群体资产配置多元化趋势逐步显现，已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金融素养、增加金融信息关注度等途径优化老年群体资产配置结构，且这种效果在城市家庭和经商家庭中更为突出。此外，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促使中青年群体提前开展养老规划，养老投资的长期化特征愈发明显，2025年居民启动养老规划的平均年龄稳定在37岁，42%的受访者认为应在30~39岁阶段开启养老筹备，已实施养老规划人群的投资期限高达7.7年，远高于无规划群体的2.5年，这类长期养老投资需求将为资本市场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助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与结构优化[13]。
4. 金融市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困境
4.1. 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发展失衡，协同效应不足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存在明显的结构失衡问题：第一支柱“一枝独大”，承担了主要的养老保障责任，但面临支付压力大、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第二支柱覆盖范围窄、发展不均衡，对民营企业与灵活就业群体的适配性不足，难以发挥广泛的补充作用。第三支柱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存在产品同质化严重、税收优惠力度有限、账户管理机制不健全、市场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三大支柱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信息不通、资源共享不足，难以形成协同应对老龄化的合力，整体养老保障效能有待提升。
4.2. 金融机构产品与服务适配性不足，创新能力薄弱
金融机构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存在产品与服务适配性不足、创新能力薄弱，以及风险管控准备不充分等突出问题。从产品供给来看，当前养老金融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明显，多以稳健型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为主，产品设计缺乏精准定位，难以匹配不同年龄、收入水平及风险偏好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比如针对高龄失能老年群体的长期护理保险供给不足，面向低收入老年群体的普惠金融产品稀缺，适配中青年群体长期养老投资需求的产品创新性也有待提升[2]。在服务适配层面，老年群体普遍面临金融知识匮乏、数字操作能力较弱等现实困境，但金融机构的服务体系对此适配度不够，线下网点缩减给老年群体办理业务带来不便，线上服务界面缺乏适老化改造、操作繁琐，针对老年群体的金融知识宣传教育针对性不强，导致其易遭受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等风险，且部分机构缺乏专业的老年金融服务团队，服务意识有待强化。在风险管控方面，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储蓄结构变化、信贷需求调整、货币政策传导弱化等问题，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部分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仍沿用传统经营模式，未建立完善的老龄化风险评估与应对机制，对老龄化带来的长期风险预判不足，风险管控水平难以适配实际需求[11]。
4.3. 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市场发展环境有待优化
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市场发展环境待优化，是金融市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困境，核心体现在税收激励、监管规范与金融消费者教育三个层面。税收激励方面，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力度有限、抵扣流程繁琐，对中低收入群体吸引力不足；企业年金与商业养老保险税收优惠覆盖范围窄，难以充分激发企业与个人参与积极性，直接制约养老保险二、三支柱发展，影响养老金融市场活力[14]。监管规范层面，养老金融横跨多领域，缺乏统一监管标准与跨部门协调机制，存在监管重叠与空白，部分产品信息披露不足、销售误导，老年群体权益难保障，机构合规与风控标准不明确，市场秩序需进一步规范[15]。此外，金融消费者教育滞后，老年群体金融知识匮乏、易遭诈骗，部分中青年对养老金融产品认知不足、参与度低，针对不同群体的精准宣传教育缺失，尚未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16]。
5. 金融市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优化策略与政策建议
5.1. 完善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强化协同发展效应
完善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强化各支柱协同发展，是应对老龄化养老保障压力的核心路径，需兼顾单一支柱效能提升与整体联动。第一支柱作为核心，需重点增强长期可持续性，通过稳步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优化基金投资运营机制、拓宽合规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同时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完善中央调剂金制度，缩小区域与城乡养老待遇差距，保障基金收支动态平衡。第二支柱需突破覆盖窄、不均衡瓶颈，针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推出定向支持政策，简化企业年金设立流程、降低参与成本，将灵活就业群体、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优化投资运营模式以提升收益吸引力。第三支柱需以税收递延激励为核心破解参与度低、产品适配不足问题，结合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养老需求，建议将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比例设定为个人缴费基数的5%~10%，区分不同收入群体实行差异化比例——中低收入群体按10%执行，高收入群体按5%执行，既避免税收优惠过度向高收入群体倾斜，又能有效提升中低收入群体参与积极性；同时简化税收抵扣流程，实现缴费、抵扣、领取全流程线上办理，搭配税收递延优惠与产品收益联动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个性化养老金融产品，健全账户管理机制、优化存取规则[11]。在此基础上，需强化三大支柱协同衔接，搭建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完善资金转移接续机制，加强政策协调与监管规则统一，形成上下联动、互补共生的养老保障合力，全方位提升养老保障体系整体效能。
5.2. 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创新，提升适配性与服务质效
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创新、提升老龄化适配能力与服务质效，需从产品供给、服务改造与风险管控三个核心维度发力[17]。在产品创新层面，重点推动商业银行设计挂钩养老服务的信托产品，结合不同群体养老需求打造差异化品类：一是面向健康活力老年群体，推出“养老财富增值 + 基础养老服务”信托产品，委托资金主要投向低风险固定收益类资产，收益可兑换居家保洁、健康体检、旅居养老等基础服务，设定5~10年封闭期，兼顾资产保值与服务便捷性；二是面向高龄失能老年群体，设计养老保障与重度护理服务信托产品，允许委托人设定信托受益人及护理服务标准，资金优先用于支付专业护理、康复医疗、机构养老等费用，剩余资金可按约定传承或领取，同时联动正规养老服务机构建立服务准入与考核机制，确保服务质量；三是面向中青年群体，推出长期养老储备、未来服务锁定类信托产品，鼓励提前储备养老资金，约定退休后可兑换对应年限的养老服务，锁定未来养老服务价格，规避养老服务通胀风险。此外，保险公司需扩大商业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供给，基金公司则应优化养老目标基金设计，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养老投资需求。在服务适配改造上，需兼顾老年群体的实际使用困境，金融机构应合理保留线下网点人工服务窗口并配备适老化设施，同步优化线上服务界面，简化操作流程、推出大字版APP与语音导航等适老化功能，同时组建专业老年金融服务团队，为老年群体提供一对一咨询、产品推介与风险提示服务，切实提升其服务获得感与安全感。在风险管控环节，商业银行需建立完善的老龄化风险评估模型，加强挂钩养老服务信托产品的资金监管，严格审核合作养老服务机构资质，防范服务违约与资金挪用风险，优化资产配置结构，降低风险承担水平[4]；各类金融机构均应强化内部合规管理，规范产品销售与信息披露流程，防范销售误导风险，同时加强对老年群体的金融风险警示，建立金融诈骗预警与处置机制，全方位保障老年群体合法权益，为养老金融业务稳健发展筑牢风控防线[12]。
5.3. 优化政策支持与监管环境，激发市场发展活力
优化政策支持与监管环境、激发养老金融市场发展活力，需统筹推进税收激励、监管规范与金融消费者教育三大关键举措。在税收激励层面，应进一步完善养老金融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个人养老金缴费抵扣额度、扩大抵扣范围并简化抵扣流程，增强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吸引力；对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个人给予针对性税收减免，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同时针对低收入群体、农村老年群体等推出定向税收支持政策，提升养老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从监管规范角度，需建立统一的养老金融市场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明确银行、保险、基金等多领域监管标准，消除监管重叠与监管空白；强化养老金融产品全流程监管，规范产品设计、销售推广与信息披露等环节行为，严厉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建立养老金融机构专项评级体系，将服务老年群体成效纳入评级核心指标，引导机构规范合规经营。同时，要加强系统性金融消费者教育，由政府牵头联合金融机构、社区、媒体等多方力量，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精准化宣传教育，面向老年群体重点普及金融风险防范、养老产品选择等实用知识，面向中青年群体侧重传导养老规划重要性及养老金融产品核心特征，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多样化活动，提升宣传教育实效性，营造全民关注、主动参与养老金融的良好市场氛围。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2020~2024年权威数据与知网核心文献，系统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及应对困境，核心结论如下：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区域失衡、城乡差异显著及高龄化凸显等特征，且将持续深化，对金融市场产生长远影响；其既给养老保险体系、商业银行运营等带来养老金支付压力加大等挑战，也催生了养老金融等发展机遇。当前金融市场应对老龄化仍面临“三支柱”体系失衡、金融机构产品服务适配不足、政策监管不完善等问题，破解关键在于构建体系完善、机构转型、政策优化的协同格局。未来可从三方面深化研究：一是聚焦数字经济背景下养老金融创新，二是深挖区域城乡老龄化差异的异质性影响，三是借鉴国际经验探索适配重度老龄化的金融路径。应对人口老龄化是长期系统工程，金融市场肩负重要使命，未来随着各项举措落地，将逐步构建适配老龄化社会的金融格局，为老有所养提供坚实保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致 谢
感谢导师的悉心指导，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