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进程加速交汇的背景下，老年数字鸿沟已成为制约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数字时代社会公平的重要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分析框架，从“两种生产”理论、人口质量理论及技术异化理论出发，系统研究老年数字鸿沟的产生原因，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群体偏好”、实施主体的“数字偏好”及老年人数字素养不足是导致老年数字鸿沟的关键原因。因此，治理应坚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通过市场适老化改造、政府制度保障、家庭与社会数字反哺等多路径协同，构建涵盖顶层设计、基础设施、能力建设与友好环境的综合治理框架，推动数字时代老年群体友好型社会发展。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accelerated digitalization,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the elderly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issue hindering their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undermining digital-era equity. Us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y—specifically examining the “two types of production” theory, population quality theory, and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theory—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causes of this gap. Key factors identified include digital technology’s “group preferences”, the “digital preferences” of implementing entities, and insufficient digital literacy among older adults. To address this, governance should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ng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with “value rationality”. Through coordinated efforts—including market adaptation for aging populations, government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and digital support from families and society—the study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encompassing top-level desig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capacity building, and user-friendly environments. This approach aims to foster a digitally inclusive society that empowers the elderly.
1. 引言
随着数字化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群体在适应数字社会过程中面临的“不敢用、不能用、不会用”等困境日益突出，老年数字鸿沟已成为关涉社会公平、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的重要问题。这一现象深刻折射出技术革新、人口结构变迁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亟待深入的理论阐释与系统的治理应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虽未直接聚焦老龄化议题，但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在“两种生产”的统一、人口质量提升与人口增长规律等核心观点中，为理解人口结构与技术变革之间的张力提供了科学框架。此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以及关于技术发展与社会形态变革关系的论述，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技术异化现象及老年数字排斥的深层动因提供了批判性视角。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视角，系统剖析老年数字鸿沟产生原因，从“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马克思主义核心命题出发探索其治理路径，为建设包容和谐的老龄友好型数字社会构建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核心范畴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并未专门研究人口老龄化及老龄人口构成等问题，但是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框架中考察人口现象、人口过程和人口规律，进而科学阐明了人口运动、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1]。其核心观点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2.1. “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石，深刻阐述了关于人自身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统一及其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2]。社会生产正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辩证统一。在数字社会中，“两种生产”的辩证关系体现为：数字物质基础设施的快速迭代与老年群体数字化能力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技术生产日益偏离对全体人群尤其是老年群体需求的满足，导致数字产品与服务异化，形成技术排斥与社会不公。
2.2. 人口质量理论
人口质量被马克思主义重视的现实原因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中，一定的人口数量对推动生产力发展有重要作用，且人口质量与社会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到人口质量主要表现在人口劳动能力和人的精神水平。人口的劳动能力包括劳动群体的身体状况、职业素质和科学教育。人的精神水平主要关注的是人的道德水平，马克思指出道德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统一，恩格斯也提出不存在永恒的道德观念，人口质量理论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对于人口质量理论内涵的把握和目标的追求。
2.3. 人口增长理论
马克思主义人口增长理论主张人口增长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影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人口的增长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而生产力本身又受到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制约。”[3]马克思主义人口增长理论包括：人口增长随着物质资料生产变化而变化；人口增长受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或者延缓社会发展。人口增长受到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经济制度对人口增长发挥调节作用。因此人口增长理论为辩证分析各类人口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3. 老年数字鸿沟产生原因
3.1. 资本逻辑下的技术异化与数字排斥
从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视角审视，老年数字鸿沟所呈现的“不敢用”困境，本质上是技术异化在数字时代的突出表现[4]。数字技术本应成为推动人类解放、促进全面发展的有力工具，但在平台资本主义环境下，被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企业为逐利，将研发资源集中于年轻高消费群体，对老年群体进行系统性边缘化，造成适老化设计缺失、操作复杂等“技术性排斥”。这种由资本逻辑引发的“群体偏好”，让技术异化为排斥特定群体的手段，背离了技术服务于人的初衷。截至2024年12月，10~19岁、20~29岁、30~39岁和40~4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13.0%、13.1%、19.0%和17.1%；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2023年12月的32.5%提升至34.1%，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5]。在网民群体中，老年群体比重逐年上升，因此破解老年数字鸿沟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更具备重要性。但从手机页面设计到应用开发，从在线支付到线上预约，互联网企业的技术研发对老年群体重视程度不高[6]。这成为数字化社会老年数字鸿沟问题的典型表现。
3.2. 数字技术实施主体的“数字偏好”
部分老年群体也在数字化社会进程中出现“不能用”的数字鸿沟难题。在数字化技术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类型的组织部门，其为数字化技术的实施主体，但是在不同组织部门中存在“数字偏好”现象，即借助不同网络平台提高办事效率，节约时间和人力资本，提升组织运行效能。如医院借助大数据平台和云计算功能对患者的就诊信息和治疗信息进行采集、分析和处理，为就医精准化提供科学可行的决策。数字化技术和平台的针对性运行对于不同类型的组织部门潜移默化促进其“数字偏好”。但是对于无法智能化使用这些平台的老年群体来说，无疑是造成“数字鸿沟”的关键原因。
3.3. 老年群体缺乏数字素养
部分老年群体对数字技术的认知程度不高，由此出现了“不会用”的数字鸿沟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老年群体对于网络真假信息的辨别能力不强，以及受到生理、心理特征等影响，会出现“数字障碍”的现象，一部分老年人认为自己身体机能下降，认为掌握数字技术难度高从而对其产生排斥心理。老年群体属于信息获取与辨别的弱势群体，加上现在网络诈骗事件时常发生，部分老年人对互联网平台产生恐惧心理，对数字技术避而远之[7]。老年数字鸿沟现象深层次反映数字时代人口质量发展不平衡。按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老年群体数字技能结构性缺失限制其社会参与，形成“数字贫困陷阱”。同时要注意到，老年群体并非单纯“被动落后者”，而是在数字化浪潮中遭到系统性排斥，面临如互联网医院挂号时操作难与线下服务缩减的“双重排斥”，主体性被严重削弱。
4.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视域下老年数字鸿沟的治理路径
4.1. 市场：超越资本逻辑的适老化设计与技术伦理重构
当前数字技术“群体偏好”本质是物质生产被资本逻辑绑架、对老年群体自身生产特征的系统性忽视，需通过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平衡。首先，企业要推动互联网平台适老化建设和改造，根据和老年群体相关的生理、心理特征和习惯爱好等，着重引导和老年群体日常衣食住行相关的领域进行适老化改造。其次，根据老年群体的需求，研发更多除智能手机之外的具备适老化特点的数字智能化设备，并提供无障碍和关怀版本，让老年群体可以高效且便捷地参与到数字社会。此外，尽可能地针对老年群体开发数字资源，增加优质数字资源的供给，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的需求[8]。最后，要重构技术的价值尺度，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非资本增殖作为技术发展的根本目标。
4.2. 政府：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依据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原理，当前实施主体“数字偏好”与线下服务缩减，反映了老年人口增长带来的新需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不足之间的矛盾，需通过制度优化重塑平衡。因此顶层的政策设计是破解老年数字鸿沟、构建高效完备的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政府在提供政策支持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创新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治理理念，为消弭数字鸿沟提供法律法规和完备的监管制度，严厉打击网络诈骗行为，保障老年群体参与数字社会生活的合法性和安全性，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格局，建设友好型数字化社会。
4.3. 家庭与社会：数字素养反哺
老年群体“不会用”实质是数字时代人口质量短板，需通过系统性培育补齐。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与社会支持。在数字时代，数字素养已成为人的劳动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动员家庭与社会的力量，利用教育反哺和同辈学习等方式，提升老年人利用互联网工具的能力。子女通过与父母沟通和互动传授新媒体使用经验，朋友和同龄群体为老年人提供使用体验，同龄群体互相学习会有助于沟通交流，提高学习效率。老年群体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社区等开展的学习课程，重建对网络平台的信任，主动学习数字信息技术，主动适应信息化社会的积极学习态度，拥抱舒适和便捷的数字生活。
5. 结语
老年数字鸿沟在数字化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并呈现出复杂样态。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视角，从“两种生产”理论、人口质量与人口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中剖析老年数字鸿沟产生原因，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群体偏好”实质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技术异化；实施主体的“数字偏好”反映了治理方式与老年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老年人数字素养不足则是数字时代人口质量发展不平衡的具体表现。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治理路径应该坚持人民至上以及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重视和调节不同群体的利益，从参与性、全方位、可持续的核心理念出发，构建政府主导、家庭和社会参与、市场适配、老年群体主体性发挥的老年数字鸿沟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