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其根本性质在于存在论层面的深刻革新，这一革新的核心内容是在本体论领域内得以启动并逐步深化的。该变革的理论轨迹最早显露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早期文本的论述之中；其后，在马克思于1845年春季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内，这一变革思想得到了高度凝练的概括性表达。值得强调的是，这份包含十一条论纲的文献，进一步构成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5年至1846年间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依赖的基础性理论纲领。在这段为期近三年的思想发展与演变过程中，马克思最终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革命，而此次革命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便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历史观念体系。有必要指出，唯有当研究者深入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内部所蕴含的存在论视野，这一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真正意涵才能够得以充分彰显，同时，马克思所发动的这场哲学革命的完整意义也才能获得恰当而准确的理解。本文将以“感性活动”“现实的个人”以及“生产与交往形式”等若干关键范畴作为主要立足点，尝试对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展开的存在论境域进行系统的分析与理论阐释。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the philosophical transformation achieved by Marx lies in a profound innovation at the ontological level, which was initiated and gradually deepened within the realm of ontology. The theoretical trajectory of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first revealed in the early text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subsequently, in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completed by Marx in the spring of 1845, this transformative thought was concisely and comprehensively expressed. It is worth emphasizing that this document, consisting of eleven theses, further served as the foundational theoretical program for the “German Ideology” co-authored by Marx and Engels between 1845 and 1846. During this nearly three-year period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Marx ultimately achieved a theoretical revolution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and th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outcome of this revolution was the scientific historical concept syste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is necessary to point out that only when researchers deeply grasp the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inherent with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the true meaning of this theory be fully revealed, and the complete significance of the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initiated by Marx be appropriate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ood. This article will take several key categories such as “sensuous activity”, “real individuals”, and “forms of production and interaction” as the main points of departure, and attempt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ontological domain within whic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unfolds.
1. 领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1.1. 对费尔巴哈的继承与批判
1.1.1. 对费尔巴哈的继承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思想遗产的继承，其核心理论环节体现在他对后者所提出的“感性对象性”原则进行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之中。具体而言，费尔巴哈在哲学上虽然将人理解为一种“感性对象”，却未能进一步将人把握为一种“感性活动”的存在。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特定理论起点之上展开其思考：他不仅接纳了费尔巴哈所强调的感性原则，更对其进行了具有根本意义的改造与推进，并由此提出了一个蕴含深刻存在论内涵的崭新原则——“感性活动”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与确立，标志着马克思在哲学上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范式转换：即从对人之存在的静态的、直观的感性对象理解，跃升至一种历史的、实践导向的感性活动理解，从而实现了哲学视域的实质性提升。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肉体的、有生命力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是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力量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 p. 103)人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其本质不仅在于拥有感性的对象，更在于通过对象性的活动来现实地确证自身的存在。这种活动绝非思辨的抽象，而是具体的、感性的实践。一个存在物若在其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它便不成其为对象性的存在物，也因此被排除在现实的自然界与生活之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以太阳与植物的关系为例，生动阐明了这种感性对象性的相互依存与生成关系：太阳是植物得以生长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植物本身则作为太阳唤醒生命力量的确证。“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1], p. 103)这一比喻深刻揭示了存在是在主体与对象、活动与确证的辩证互动中得以生成的。
1.1.2. 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部著作中，对费尔巴哈所做出的哲学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贡献大体可被梳理并归纳为三个主要层面：其一，费尔巴哈深刻揭示出，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宗教哲学，其理论形态不过是人的本质在纯粹思辨领域发生异化后所形成的另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与存在样态。其二，通过系统性地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费尔巴哈开创了所谓“真正的唯物主义与实在的科学”，从而在哲学基础上确立了社会关系所具有的根本性地位。其三，费尔巴哈在哲学史上重新赋予感性存在以重要的理论地位，明确提出哲学应当从感性出发的基本主张，并进一步指出，这种感性原则理应成为辩证法、乃至否定之否定方法的真正出发点与立足点。尽管费尔巴哈在对传统哲学——尤其是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工作中取得了上述显著成就，并且这些成就确实构成了马克思自身思想演进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然而，马克思同时也深刻认识到其理论内部所包含的根本性局限：具体来说，费尔巴哈所建立的唯物主义仍然停留在直观性与非历史性的层面，未能将感性真正理解为一种实践性的、活动着的人类存在方式，因此最终无法真正进入社会历史在其现实性中所展开的动态运动过程。但是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手稿》中指出：“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经验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1], p. 93)费尔巴哈的哲学的局限被马克思指出，认为费尔巴哈在批判传统哲学时，未能辨识并吸收黑格尔“否定之否定”辩证法中所蕴含的积极能动因素。这一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尚以隐含、间接的方式存在；而到了几个月后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明确而彻底地同费尔巴哈的思想进行了清算，标志着其哲学立场与方法的根本性转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 p. 499)费尔巴哈仅仅将“感性”理解为直观的、被动的客体形式。与之根本不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将“感性”阐释为能动的“感性活动”或实践，并以此为基础，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哲学划清了界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 p. 20)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未能认识到人的活动本身即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在马克思的存在论视野中，这种“客观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建构感性客体的活动”，即感性活动或实践。这一批判进一步表明，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始终局限于直观性与客体性的静态层面，而未能进入现实生成与历史建构的实践维度，从而使其哲学无法真正理解人与世界在历史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费尔巴哈：“他把人只是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3], p. 20)马克思进一步揭示，费尔巴哈虽然承认人是感性对象，但他仅仅停留在这一直观的认知上。他未能理解，人作为类存在并非一种既定的、静态的自然事实，而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在持续的感性活动中被自身创造并重塑的现实过程。人不是被给予的“对象”，而是自我生成的主体。这一根本的盲点再次确证了费尔巴哈哲学所持的纯粹直观态度：他只看到了既成的感性事实，却未能把握其背后生成的历史性实践。
1.2. “感性活动”原则的提出
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形成与确立，其根本路径建立在对德国古典哲学传统既批判又综合的理论努力之上。具体而言，他一方面继承了源自费尔巴哈哲学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即对象性原则；另一方面，他又对黑格尔辩证法体系中所蕴含的、关于精神之能动性活动的思想内核进行了深刻吸收与转化。正是通过对这两大思想资源的创造性改造与辩证扬弃，马克思才得以最终突破旧有哲学范式的理论限制，进而提出具有奠基性意义的“感性活动”原则，该原则构成了其哲学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值得深入探究的是，这一原则的初始形态与其核心理论秘密，实际上早已蕴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早期文本的论述脉络之中。换言之，正是在这部被后世视为其思想“诞生地”的《手稿》内，马克思首次以明确的概念形式提出了“感性活动”这一关键范畴。我们能够注意到，在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诸如实践、劳动等相关术语，并非偶然或零散的表述，而是其整体思想探索趋向集中的理论体现。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马克思将实践的本质内涵界定为人的对象性活动，这一界定标志其哲学思考已实现根本转向：即从对感性世界的静态直观或对精神运动的抽象思辨，转向对现实历史进程中人之能动性感性创造活动的深刻把握，从而为其后续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必要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1], p. 53)这种自我区分与自我对象化的能力，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特质。不仅如此，人不仅将自身的生命活动作为对象，也同时将周围环境乃至整个外部世界作为对象。因此，人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拥有外部对象的活动，是一种通过改造外部对象来实现自身目的、并在这一过程中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这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实践或感性活动的核心内涵，它超越了费尔巴哈式的被动直观，揭示了人是在能动地、历史地建构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同时建构着自身。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3], p. 26)正是人所具有的自我意识能力，使其能够完成一种根本性的区分：即将自身从周遭环境中清晰地分离出来，并在此过程中确立自身作为主体的地位，同时把环境把握为客体——亦即对象。由此，一种自觉的、带有反思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得以建立起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动物由于缺乏类似的自我意识，其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种本能性的、未经分化的直接同一状态；这种同一性意味着，动物与其环境之间并未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象性关系。若从存在论的高度加以审视，所谓“关系”并非某种先验存在或固定不变的静态架构，而是在历史过程中，通过人与人之间持续进行的感性交往活动被不断构造与重塑的产物。具体而言，正是这种主体间展开的感性交往实践，不仅在历时性维度上塑造并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样态，同时也作为一种关键的中介机制，参与并建构了人与物——亦即人与非人存在者——之间的具体现实关系。因此，一切对象性关系的根源，都在于人的感性活动与社会交往之中。在《手稿》对“感性活动”原则有着经典的诠释：“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 p. 102)通过这段话，可以把握马克思“感性活动”概念的核心要义。首先，感性活动构成了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表达形式，它同时是人作为人完成自我确证过程所依据的根本性方式。进一步而言，这种活动自身内在地具备一种对象性特征；然而需要特别澄清的是，此处所指的“对象”其性质并非源自主体在纯粹思维范围内所进行的“自我设定”。而是主体在外部世界中建立的“异己对象”，是人的本质力量在感性世界中的客观化。再次，感性活动的主体并非抽象的思维主体，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实践”等概念本质上均指向感性活动或感性对象性活动。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同样频繁运用“感性活动”这一原则，来解释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生成问题。从上述理论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所提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其构成具有双重理论来源：一方面在于该原则批判性地继承了源自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感性”概念所包含的现实性与直接性基础；另一方面在于它同时吸纳并转化了黑格尔辩证法体系内所强调的“活动”原则之中蕴含的能动性与否定性内核。
它本质上是对二者哲学局限的克服，也是对其中合理内核的批判性综合与创造性发展。
2. 作为历史前提的“现实个人”的存在论境域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被视作历史唯物主义奠基性文本的著作中，其整体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现实的个人”这一核心范畴作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在其中明确提出了关于“历史的前提”的根本性问题，并将这一前提的本质内涵，归结于“现实的个人”的实际存在。此处所指的个人，绝非某种抽象意义上的、脱离具体情境的孤立实体；相反，他们是处于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嵌入于具体社会关系网络之内，并通过从事实际的生产活动，从而持续创造着自身历史的、具体而历史性的存在者。这一理论出发点的确立，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哲学断裂：马克思由此与以往那些将历史理解为观念演进或精神外化的哲学传统实现了彻底决裂，转而奠定了一种以人的现实生命过程——即其感性的、实践性的生存活动——作为基础的、全新的历史理解范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过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 p. 11)这个“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的人，这个现实的个人包括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个“现实的个人”本身就包含历史性，是一个发展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现实的个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者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3], p. 11)“现实的个人”将“感性活动”确立为其自身存在的根本性依据。个人的肉体存在并非仅仅是生物学意义里自然既定的东西，而是在不断发展的历史活动过程里持续被塑造与构建的动态“感性存在”，作为这样一类感性的存在体，“现实的个人”在结构上囊括相互关联的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指向其开展活动所凭借的客观物质生活情形；第二个维度涉及他内在已有的、跟感性实践相呼应的感性意识。正是这种带有双重维度的个人，构成了历史开启的切实前提，进而使“历史”成为实际模样，从“现实个人”的存在论角度看，历史世界实际上是不断形成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宣称，现实生活中，个人丰富多样的感性活动共同促成了这个感性世界。现实感性世界源自现实个人本质力量的历史性呈现，并利用此类活动不断完成重塑，以“感性活动”为根基的现实个体，不只是历史展开的开端，更是历史成为实际情况的必要条件。
3.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存在论境域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碰到的理论跟实践的难题，其根源可查找出是他首次深入接触物质生活关系这一客观社会领域，彼时他已明确地察觉到，“利益是最讲实际的，世上没有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更现实的事了”这一现实逻辑，这种对现实的认识激励他进一步去探寻物质生活关系的内在构成形式，而该领域正是国民经济学(也叫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畴。经过系统研究以英国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有理论体系，马克思慢慢察觉到，这些理论没能把物质生活关系的本质结构阐明，反而遮蔽了其中蕴含的非理性特点以及内在矛盾，这类理论往往把特定历史条件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看作是自然且永恒的，以此掩盖了其历史暂时性背后暗藏的社会对抗逻辑和剥削真相。凭借这一批判性认知，马克思的研究方向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其工作重点由起初阶段对政治经济学的接纳性考察，全然转变为对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系统性批判，正是基于这种批判性重构的理论视角，马克思慢慢揭示出：生产力与交往关系(后者在他理论成熟阶段进一步演变成生产关系概念)实际上是人类共同实践活动两个不同方面的代表，生产力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化关系，即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能力与途径；而交往关系呈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对象化关联，即指在生产过程当中形成的社会联系与组织形式，二者彼此的矛盾运动，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者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表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3], p. 25)在这段论述中，生产关系被表述为一种共同活动方式。在相关文本中，交往形式也被用来表达相近含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非彼此独立的两个实体，而是同一社会生产过程的不同方面，从来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纯粹生产力。生产力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实践，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起点，也是马克思超越传统哲学、确立实践存在论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4], p. 591)马克思不仅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亦常表述为交往形式——之间的辩证关联作出了明确界定，而且进一步确立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以及这些范畴彼此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共同构成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核心框架。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本质关系，实质上可被理解为交往形式与个人的现实活动之间的关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活动——亦即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了人类所有其他社会活动形式得以展开的根本性基础。并从根本上决定着它们的形态与发展。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思想意识活动，其根源与形态都受到物质活动方式的制约。由此可见，生产力并非某种外在的“物”，也非纯粹的意识活动，而是人们现实进行的、共同的感性活动本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形式”这一概念后来发展为“生产关系”。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概念的存在论根据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感性交往活动历史地固定下来的形式。如果脱离了这一存在论基础，“生产关系”就容易蜕变为抽象的“经济关系”，丧失其作为历史性、实践性社会形式的本质。总之，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统一于现实的感性活动之中。生产力是这种活动的能动方面与创造力量，交往关系则是其在社会形式上的凝结与表现。正是感性活动的历史展开，推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而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历史进程。
4. 结论
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内蕴的存在论维度展开系统性剖析，该理论自身的本真意涵及其对于当代社会现实的深刻解释力得以清晰地彰显。这一阐释路径促使我们能够以更为直接且确切的方式，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结构中深植的存在论视野。必须指出，唯有当其存在论根基得到充分澄清与确认之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完整意义才可能彻底呈现，其内含的具有革命性的理论特质也方能获得整体性揭示。基于此，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根本性突破才能被准确理解，其思想贡献所具有的理论深度与辐射广度亦将由此获得充分承认。进一步而言，马克思所构建的这一新的存在论范式，实质上是将真理问题安置于历史性与时间性交织的生成过程之中加以考察，从而确立了一种深刻植根于人类感性实践的历史-生存论理论架构。在这一视域下，“感性的”即是“社会的”，它并非静态的感性对象，而是内含历史性、这种实践是一种在时间维度中持续展开的活动过程。就其本质而言，历史本身正是人的感性生命通过异化及其后续扬弃这一辩证运动，不断生成现实社会形态的动态过程。进一步说，正是在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具体展开中，人所处的现实社会结构及其在时间中的历史性演变，才得以被持续地塑造并获得阶段性的重构。
基金项目
2025年研究生科研课题：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境遇研究(2025YJS_20241030511409_29)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