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成为促进不同文化相互理解与沟通的重要桥梁。《目瑙斋瓦》以朴实精练的语言、起伏有致的节奏和形象生动的修辞手法，记载了景颇族人民从远古到现代的发展演变过程。其内容涵盖了从神话传说到社会万象的广阔图景，涉及景颇族政治、历史、哲学、艺术、习俗与伦理等众多领域，是景颇族传统文化中一部珍贵的集大成之作与“百科全书[1]”。史诗的传承不仅是语言的传递，更是文化的传播[2]。因此，作为景颇族历史与文化的活态载体，《目瑙斋瓦》的英译实质上是对其文化深层内核的一次世界性阐释，对于推动该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深化外部世界对景颇族的认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然而，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它涉及到文化、历史、社会等诸多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选择直接影响着翻译质量和文化传播效果。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正是研究译者行为的一个新兴重要视角。在翻译研究的多元视域中，该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由周领顺创立以来，为该领域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范式。该理论的核心“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思想，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策略与方法的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在翻译研究领域具有独特价值与广泛影响力。基于此，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对《目瑙斋瓦》英译中的“求真”与“务实”表现进行探究，以期深入理解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文化传播意图，为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提供借鉴。本次研究对象，是由李向前搜集整理中文底本，再经杨慧芳、陈萍、陶玥英译的《目瑙斋瓦》英译版。
2.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求真”与“务实”理论剖析
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使得翻译研究的关注点逐渐从客体(文本)转向主体(译者)，从而也使得译者成为翻译批评的重要对象[3]。“译者批评”就是如此，它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翻译研究开始关注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4]。译者行为批评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它不仅关注译文质量本身，更重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选择及其背后的原因，从而全面、客观地评价译者的翻译行为。
译者行为的准则是：“求真为本、求真兼顾务实；务实为用、务实兼顾求真。而不管翻译还是翻译评价，追求的都是‘求真’和‘务实’间的理想平衡。”([5], p. 31)“求真”是指译者为实现务实于读者/社会的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是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5], p. 76-77)。“求真”要求译者深入理解原文的意义，尊重原文的文化特色，避免因主观因素而对原文进行歪曲或篡改。在语言层面，“求真”体现为译者对词汇、语法、句式等的准确翻译；在文化层面，“求真”则表现为译者对文化专有项、民俗习惯等的恰当处理，力求让目的语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文的文化魅力。“务实”则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文化背景和阅读需求，根据具体的翻译目的和语境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以实现翻译的预期功能和效果。它要求译者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对译文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使译文更加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和文化习惯，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求真”与“务实”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双维的、互动的、相互制约的和一体的关系[6]。不管翻译还是翻译评价，追求的都是“求真”和“务实”间的理想平衡([5], p. 31)。译者需根据不同的翻译情境和需求，合理调整二者的比重，以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
3. 《目瑙斋瓦》及其文本概述
3.1. 文化背景
《目瑙斋瓦》作为景颇族的创世史诗，承载着景颇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漫长的岁月中，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景颇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7]。在景颇族的文化体系中，《目瑙斋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景颇族人民的精神支柱和文化象征。在景颇族的重大节日和祭祀活动中，如目瑙纵歌节，吟诵它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人们通过吟唱这部史诗，缅怀祖先的功绩，传承民族的文化基因，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目瑙斋瓦》以宏大的叙事结构、优美的语言和深远的意境，凝聚了景颇族对宇宙自然、社会生活以及精神信仰的整体认知。正因如此，《目瑙斋瓦》兼具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与人文研究价值，它既是景颇族传承自身文化的重要依据，也为外界提供了一个理解其民族精神的独特窗口，同时更是学术层面研究景颇族社会历史发展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3.2. 《目瑙斋瓦》的文本特征
《目瑙斋瓦》的中译本在语言上，既保持着贴近族群生活的朴实精炼，又具备传递厚重文化的表现力，尤其频繁运用重复、对仗等手法，既强化了语言的韵律感，也让史诗内容易于传唱与记忆。结构上，全文可分为天地的形成、平整天地、洪水、宁贯督娶亲、目瑙的来历以及大地上的生活六大部分，各个部分既有独立的叙事重点，又通过内在逻辑紧密衔接，共同构成完整的叙事体系，使整体内容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内容题材广泛，涵盖神话、传说、历史、生活等多个领域，从开天辟地的神话到创世英雄宁贯督的传奇，再到取火找水、种地建房等日常生产生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景颇族人民的智慧、创造力以及历史文化脉络。
《目瑙斋瓦》的英译本在遵循英语语言规律与读者接受习惯的基础上，着力贴合中文版朴实精炼的核心特质，形成了兼具忠实性与适配性的风格。语言层面，译者以精准传递内涵为核心，既保留景颇族文化的独特性，又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理解障碍，使译文语言既符合英语表达规范，又不失中文版的文化质感。译文在风格上，译者始终以坚持再现中文质朴的风格，避免使用复杂晦涩的词汇与冗长缠绕的句式，选用简洁平实的表达传递内容。在内容呈现层面，译文全面覆盖中文里涵盖的神话、传说、历史、生产生活等领域信息，在转化过程中注重保留原文的叙事基调，既传递出创世叙事的庄重感，也体现生活场景的平实感，精准展现景颇族的文化内涵与精神风貌。
4. 《目瑙斋瓦》英译中的“求真”表现与分析
在《目瑙斋瓦》的英译过程中，译者的“求真”行为主要体现在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两个方面。
4.1. 语言层面的“求真”
(一) 词汇层面
在翻译景颇族特有的文化概念时，译者会根据词汇所承载的文化深度与特性，灵活采用多种方式，以期实现“求真”。
首先就是“音译 + 注释”结合的方式，这既保留了词汇的民族标识性，又能清晰传递其核心含义。例如对于景颇族神话中的“木夺神浪直卡能旁”([8], p. 30)，译者将其译为“Mado Shinlan Jahka Ninghprang,/The God of War”([8], p. 30)，音译部分“Mado Shinlan Jahka Ninghprang”直接保留了该神祇名称在景颇语中的原始发音与形态，确立了其作为一个独立、特定的文化符号的身份。紧随其后的注释“The God of War”则起到了关键的解释说明作用，它明确界定了这位神祇在其信仰体系中的核心职能与社会角色，即掌管战争。第二种方式是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比如“火地”([8], p. 279)译者将其译为“slash-and-burn Earth”([8], p. 279)。这是一种基于概念功能对等和术语通用性的考量所做出的高效选择，因为“火地”的本质并非一个独一无二、必须通过音译来保留其文化身份的专有名称(如神祇名)，而是一个指向一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普通名词，所以翻译的首要任务是准确、直接地传达其核心内涵。“slash-and-burn”作为一个在人类学和农学中已广为人知的术语，精准地概括了刀耕火种这一生产方式“砍伐–焚烧”的关键环节，能够使英语读者瞬间建立起准确的概念关联，理解这是一种通过焚烧植被来获取肥力的土地。整个翻译通过一个高度凝练的复合形容词，在读者看到的第一时间就完成了概念的传递与解释，无需任何额外注释，实现了沟通效率的最大化。再比如对“给先叶”([8], p. 390)这一植物的翻译“a plant whose leaves are shaped like a machete”([8], p. 390)译者所采用的既非“音译 + 注释”，也非寻求一个现成对应词的“意译”，而是一种“描述性翻译”。这种方式的核心理念是，当源语言中的词汇所指代的事物在目标语言文化中完全空缺，且其名称本身具有清晰的描述性特征时，可以直接将这种特征翻译出来，以构建一个在目标语读者认知中能够成立的、全新的形象。“给先叶”作为一个根据植物形态命名的俗名，其核心信息就在于“叶子形状像给先(一种景颇族常用的砍刀)”。“a plant whose leaves are shaped like a machete”这一译法，精准地捕捉并传递了这一核心信息：它首先界定这是一个“植物”，然后通过一个定语从句，用具象的、跨文化认知中通用的“machete (大砍刀)”作为参照物，生动地描绘出叶子的独特形状。这种译法瞬间在读者脑海中建立起一个视觉形象，其解释的直观性与效率十分高效。因此，从完整保留语音形态的“音译求真”，到捕捉核心文化特征的“意译求真”，再到重塑视觉形象的“释译求真”，其最终目的皆是为了在异语文化中，最大限度地锚定并传达汉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本质。
对于生产生活具象词，译者注重捕捉词汇的“场景感”，选择与原文语义、情感色彩最贴近的英语词汇。史诗中描述“至尊的官位，我们要坐；美味的官腿，我们要享用；无偿的官工，要给我们做；如山的官谷，我们要收”([8], p. 193)时，译者译为“The supreme position,/We want to take./Delicious meat tribute,/We want to enjoy./Free labor tribute,/We want to receive./Mountain-high piles of grain tribute,/We want to collect.”([8], p. 193)四个动词“take, enjoy, receive, collect”的选用，构建了一个从权力夺取到物质享用的、逐层递进的生动画面。首先，“坐”官位若直译为“sit”则平淡无奇，而译为“take”则瞬间注入了一种主动争夺、强行占有的力量感与斗争性，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夺取权力宝座的动态场景。其次，“享用”官腿译为“enjoy”，超越了简单表示“吃”的“eat”，它准确地传达了在占有美味贡品时那种心满意足、沉浸于其中的感官愉悦，强化了享有特权的意味。再次，对于“做”官工，译文没有使用主动的“do”或“perform”，而是选用了“receive”，这一选择精准捕捉了原文中“给我们做”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与场景。它并非描述执行劳作的“做”，而是从受益者的角度，描绘了接受并拥有民众所提供无偿服务的状态，生动勾勒出说话者自视为权力核心、理所应当接受服务的形象。最后，“收”官谷被译为“collect”，此词常与系统性的征集、积累相联系，相较于泛指获取的“get”，它更能贴切地展现将民众奉献的大量谷物如仪式般汇集起来的盛大场景，与原文“如山”的比喻形成了完美的意象呼应。因此，这组动词绝非简单的语义对应，而是一系列精心斟酌的“场景化”语言；它们共同作用，在词汇层面成功地实现了对原文的“求真”，将说话者意图继承官位、统御一切并享有民众奉献的强烈诉求与内心图景刻画得淋漓尽致。
(二) 语法层面
汉语的语法结构与英语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汉语中常省略主语、多用短句串联场景、语序灵活。译者在语法层面的“求真”，并非机械复制汉语语法，而是在符合英语语法规范的基础上，最大程度保留原文的表达逻辑与句式节奏，避免因语法转换导致叙事逻辑的断裂或情感的弱化。
针对主语省略现象，译者通过“结构重构”与“成分显化”的方式，在遵循英语语法规范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的语义内容与逻辑关系。当原文呈现客观场景描述时，如“太阳出来的地方，竖起了目瑙桩”([8], p. 312)，译文采用“地点状语 + 被动语态”的结构进行处理，“In the place where the sun rose/Were set up the Manau columns”([8], p. 312)，既完整保留了原文的空间意象，又通过被动语态避免了主语的强行添加，实现了语法正确性与叙事客观性的统一。而当原文隐含明确的动作逻辑与潜在主语时，如“将来的日子，如果需要财产，如果需要宝物，沿着野象的足迹，找到野象安息的地方，就会得到无尽的财富”，译者则是通过补全泛指主语“you”并构建完整的句式链，将隐含的祈使意味和逻辑关联显性化，在严格遵循英语主谓结构要求的同时，准确传达了原文的指导性语义和行动逻辑。
针对短句串联特征，译者拒绝将短句合并为冗长的复合句，而是通过“句式并行”与“结构对应”方式，在遵循英语语法规范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短句串联的韵律节奏与画面叠加的叙事效果。例如描述大地上的人们举办完“目瑙”的场景：“红米堆成山了，鸡猪数不清了，牛马满山坡了，金银门开了，繁衍路通了”([8], p. 330)，这五个结构工整的短句，译者运用了“分号连接”与“句号分隔”来重构场景单元：将前三个描述物质丰饶的短句译为“Red rice piled as high as a mountain;/Chicken and pigs too many to be counted;/Oxen and horses scattered over the hillsides.”([8], p. 330)，通过分号维系了三个场景的共时性与画面感；后两个象征性短句则转为句号隔开的独立句“Their door to gold and silver was opened;/Their road to prosperity was paved.”([8], p. 330)，既通过被动语态“was opened”和“was paved”实现了语法正确性，又借助“door to gold and silver”与“road to prosperity”的平行结构，还原了原文的隐喻色彩与庆典氛围。这种处理方式，既避免了强行合并句法对原文画面冲击力的损害，又通过英语可接受的连接手段，在异语语法中重现了原文的节奏。
针对语序灵活特点，译者在不违反英语语序核心规则的前提下，适当调整成分顺序，保留原文的“话题焦点”。中文中常将“话题”置于句首，以突出叙事核心，面对中文里描写鸟类参加完天上的目瑙后返回大地时“来到康星央枯地方，那里有一棵黄果树，上面结满了熟透的黄果。百鸟看见了，他们是多么高兴。”([8], p. 316)这一以空间场景为引、最终聚焦于鸟类情感反应的描述，译者并未机械照搬中文的线性语序，而是将结果性情感“They felt so happy”提前至主句位置，并使用不定式结构“to have seen…”将所见内容后置作为原因补充。这种处理既符合英语习惯将重要信息前置、次要背景后置的“末端重心”原则，又通过“felt so happy to have seen…”的因果链重构，准确还原了百鸟因见黄果而喜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译文仍将地点状语“In the place called…”置于句首，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由空间到行为的叙事顺序，实现了英语语法规范与中文话题焦点之间的有效平衡。这正是译文并非追求表层的语序对应，而是致力于在合乎目标语法的框架内，精准传递原文的语义重心与逻辑脉络。
(三) 修辞层面
句法重复又称结构重复，主要用于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中，起到强调或表达特定意义的作用。翻译时，应保留此类平行结构[9]。《目瑙斋瓦》作为景颇族创世史诗，其语言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丰富的修辞运用，重复、对仗等手法不仅塑造了生动的叙事画面，更承载着景颇族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情感。
重复是《目瑙斋瓦》增强语言韵律感与情感浓度的核心手法，常通过关键词、句式的重复，强化史诗的传唱性与感染力。译者在处理重复修辞时，通过英语中“词汇复现”、“句式平行”等方式，还原中文的节奏张力，避免因删减重复导致情感弱化。针对中文中反复出现的“……的创造，……的繁衍，生下了……”这一核心句式，译者把握到其作为该史诗叙事骨架与仪式套语的功能，将其系统地译为“The creation by…/And the multiplication by…/Produced/Bore/Made…”。这一译法通过固定保留“The creation by…/And the multiplication by…”的并列名词结构，精准对应了原文的并列主题。同时，通过使用“Produced”“Bore”“Made”等近义词交替翻译“生下了”，在维持句式高度平行的基础上，避免了译入语中可能产生的单调感，实现了语法正确性与修辞表现力的统一。这种处理方式，成功地将原文中通过重复所营造的创世过程的庄严感、连续性及其吟诵特质，有效地移植到了英语语境中，实现了在修辞效果层面上的深度“求真”。
对仗同样也是史诗构建语言美感的重要手段，译者在处理对仗时采取了“结构呼应”与“意象并置”的策略，着力于再现原文内在的韵律与关联。以史诗中描绘宁贯督探寻财富的典型句式“在落着……的地方，挖出了……”为例，其译文处理为“Where the elephant’s… had dropped,/He dug out…”。中文通过统一的结构框架“在落着A的地方，挖出了B”，构建了地点与发现物之间稳定而富有韵律的因果对仗。译者捕捉到这一修辞功能，在译文中以“Where…”这一统一的状语从句结构对应原文的地点短语，并以“He dug out…”这一稳定主谓结构承接结果，从而在英语中再造了“特定地点–特定发现”的平行逻辑。这种处理，既严格遵守了英语的语法规范，避免了为追求形式对称而产生的不自然表达，又通过“Where…had dropped,/He dug out…”的句式复现，在深层结构上保留了对仗所特有的节奏感。最终，译文成功地将中文语言形式上的对仗美感，等效地传递给了英语读者，实现了对仗修辞在功能层面的“求真”。
4.2. 文化层面的“求真”
从文化层面来分析《目瑙斋瓦》的中英对照文本，我们会发现译者的“求真”集中体现在对景颇族世界观、社会结构与仪式性文化内核的忠实再现和移植上。
首先，也是最核心的，是译者对景颇族创世观与秩序观的完整传递。史诗中反复出现的固定句式：“……的创造，……的繁衍，生下了……”被系统地译为“The creation by…/And the multiplication by…/Bore…”。这不仅仅是句式的对应，更是对景颇族关于世界生成逻辑的一种文化翻译。它确立了一种神圣的、具有仪式感的因果链条：世界万物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由多对特定的创造主体，通过“创造”与“繁衍”这一核心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译者保留这一结构，就是在英语语境中强行植入并固化了景颇族独特的宇宙生成模型。
其次，译文深刻地“求”了景颇族古代社会制度与习俗之“真”。例如在“宁贯督娶龙女”的篇章中，整个求婚过程的核心并非浪漫情感，而是一套严谨的、基于名字匹配的社会契约制度。译文通过保留“名字相称/相配”(well-inherited/well-matched)这一核心情节，并再现其三次问答的仪式性流程，向英语读者揭示了一个关键文化事实：景颇族传统婚姻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由语言和规则所构建的社会共识之上，这背后是严格的族外婚制度和维系社会平衡的智慧，译者忠实呈现了其作为社会制度载体的本质。
再者，译者致力于再现景颇族文化中的仪式感与神圣性。无论是为新生儿“敷上金粉”并取名，还是用“花椒叶”和“圣洁的泉水”为龙女洗礼，这些细节在译文中都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这些行为并非日常动作，而是承载着特定文化信仰的仪式。保留它们，就是承认并传达了景颇族文化中通过特定物质和行为与超自然领域沟通、实现身份转变，如成为社会成员、祛除龙性的思维方式。同样，鸟类、动物在史诗中被赋予掌管屠宰、祭坛、领舞等社会职能，这反映了景颇族“万物有灵”[10]的原始信仰体系，译文对此的如实呈现，正是对这套精神世界观的“求真”。
因此，译者在文化层面的“求真”，其高明之处在于超越了表层的词汇对应，深入到了文化的层面。通过译文，译者系统地重构了景颇族关于世界如何起源、社会如何组织、以及人如何与超自然共处这一整套文化核心矩阵。这使得英语读者接触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孤立的故事，而是一个自洽的、具有内在逻辑的景颇族文化认知体系。
5. 《目瑙斋瓦》英译中的“务实”表现与分析
《目瑙斋瓦》英译中的“务实”核心目标，是在尊重原作文化内核的基础上，打破语言与文化壁垒，让英语读者能够顺畅理解史诗内容、感受景颇族文化魅力，最终实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这种“务实”并非对“求真”的妥协，而是通过灵活的翻译策略，在异文化语境中为“求真”创造更易被接受的条件，具体体现在适应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满足文化传播与接受需求两大维度。
5.1. 适应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
英语与汉语在语言逻辑、表达习惯、叙事节奏上存在显著差异，景颇族文化语境更是英语读者陌生的领域。译者为了降低理解门槛、契合阅读预期，从语序调整、逻辑外显两个层面进行“务实”处理，让译文既符合英语语言规范，又贴近英语读者的认知模式。
汉语常以场景铺垫到核心信息的语序叙事，习惯将时间、地点、原因等背景内容置于句首，核心动作或结果后置，而英语更倾向核心信息到背景补充的语序，优先呈现主语、谓语等关键成分，再通过从句或状语补充细节。译者通过语序调整，避免英语读者因语序错位产生理解卡顿。以史诗中描述瓦囊能退拉同能星能锐木占一起为石岩和大地创造伙伴的三个句子为例，中文采用的是身份定语 + 特征描述的典型汉语表达结构：“它就是石岩的伙伴，大地的朋友，会叫会跳的黄猴”([8], p. 22)。若严格遵循此语序进行直译，会将句子核心信息“黄猴”置于句末，导致英语句子头轻脚重，使读者在冗长的修饰成分中迷失重点。因此，译者将语序重构为“The Yellow Monkey, who could bark and jump,/A companion of the rock/And a friend of the Earth”([8], p. 22)，把主体“黄猴”及其最鲜明的特征“会叫会跳”前置，使其成为句子的焦点，而将身份说明处理为补充性的同位成分。同样地，在处理另外两个平行句式时，译者延续了这一务实策略。“整天蹲在石头上的灰猴”被译为“the Gray Monkey squatting on the rock all day”“居住在石岩上的黑猴”被译为“the Black Monkey living on the rock”，都是将猴子的种类和核心行为特征作为主句内容优先呈现，而将“石岩的伙伴，大地的朋友”这一重复出现的表达统一处理为后置的并列成分。这种既忠实于原文，又充分考虑读者接受的翻译方法，真正实现了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让目标读者能够顺畅理解并欣赏源语文化的独特魅力。
《目瑙斋瓦》中文语言简洁凝练，常依赖语境隐含逻辑关系，如因果、条件、转折等，读者需结合上下语境才能领会，若直接保留隐性逻辑进行翻译，译文读者不免难以理解，因此译者选择通过添加逻辑连接词、补充显性逻辑句式，将原文的逻辑显性化，帮助读者顺畅梳理叙事脉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文中的句子“爷爷呀，进门听不到孩子叫，我们心里急得焦”([8], p. 215)。此句通过事件的自然并列来暗示因果关系，“听不到孩子叫”是原因，“心里急得焦”是结果，这种连接对于中文读者而言不言自明。然而，译者并未直译为“Grandpa, we entered but heard no sound of the baby, we are burning with anxiety”([8], p. 215)而是明确地添加了连接词“Because”，将其处理为“Grandpa,/We are burning with anxiety/Because we can’t hear the sound of the baby.”这一调整将隐含的因果关系显性化，直接回答了“为何焦急”的疑问，使得译文读者能够毫不费力地跟上叙述者的情感逻辑，从而更顺畅地理解文本所表达的急切与忧虑之情，有效实现了跨文化沟通的目的。
5.2. 服务跨文化传播目标
《目瑙斋瓦》英译的核心目标，是突破语言与文化边界，将这部凝聚景颇族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的创世史诗推向国际受众，不仅让英语读者了解其天地形成、人类诞生、族群发展的叙事脉络，更能透过文本感知景颇族独特的宇宙观、生存智慧与文化特质，实现民族文化的有效跨语境传递。为达成这一传播目标，译者围绕史诗的文本属性与文化内涵展开针对性“务实”调整，在严格尊重原文核心信息与文化本质的前提下，为英语读者构建顺畅的阅读与理解路径，确保文化传播的有效性与深度。
在叙事结构上，译者注意到《目瑙斋瓦》作为口传史诗，其文本内部存在大量的重复句式与平行结构，这是其仪式性与记忆功能的体现。译者并未简单删除这些“冗余”，而是通过英语中的平行结构、分号连接、句式对应等手段，在保留原文修辞效果与叙事节奏的同时，使其更符合英语书面文学的阅读习惯，避免了因结构生硬而导致的阅读疲劳。在语言风格上，译者致力于在史诗的庄重典雅与目标读者的阅读流畅性之间寻求平衡。通过选用具有文学色彩的词汇、保持适度的句式复杂度，以及再现原文的比喻和象征，译文成功传递了《目瑙斋瓦》作为创世史诗的崇高感与艺术美感。因此，译者在“服务跨文化传播目标”这一维度上的“务实”努力，本质上是为“求真”的文化内核铺设一条通达的传播路径，其最终目的是让异文化读者不仅能读懂《目瑙斋瓦》的故事，更能窥见其背后深邃的民族精神与世界观念，从而实现真正有效且富有深度的文化交流。
6. 结语
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框架，聚焦于《目瑙斋瓦》英译者的“求真–务实”行为路径，研究发现：在这部景颇族创世史诗的英译实践中，译者以“求真”为根基，通过词汇音译、语法逻辑还原、文化意象保留等策略，精准传递史诗的语言特质与文化内核，坚守了景颇族文化的本真性，让景颇族核心文化符号及典故传说的民族特色得以完整呈现。同时以“务实”为路径，通过语序调整、逻辑显性化、注释补充等方式，适配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认知背景，为跨文化理解搭建桥梁，有效降低了异文化受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二者并非对立，而是形成动态平衡，语言转换中依词汇文化属性灵活调配，文化传递中以核心意象“求真”、辅助信息“务实”，叙事呈现中保核心情节、调节奏适配，最终实现了文化不稀释、传播不阻断的效果。截至2026年2月，该英译本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24所国内知名高校及民族区域特色高校图书馆正式收录，高校的集体馆藏构成了对译本的学术层面集体认证，直接印证其在民族文学研究、翻译学及区域文化研究领域的专业认可度。虽因史诗本身的受众特性，译本暂未形成规模化大众商业销量与广泛书评反馈，但其译介策略既适配专业学术圈层的研究与阅读需求，为跨文化学术研究筑牢认知基础，也为普通大众了解景颇族文化提供优质文本载体，实现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传播的双重适配，切实验证了译文在降低不同群体理解门槛、推动景颇族文化跨圈层国际传播的实际成效，也为民族文学作品的英译实践提供了守本与传声兼具的可行范式。
基金项目
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项目，项目名称：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目瑙斋瓦》英译中的“求真”与“务实”，项目编号：2025YUFEYC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