膝关节冠状面对线分型(CPAK)的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Coronal Plane Alignment of the Knee (CPAK) Classification

摘要: 膝关节冠状面对线(CPAK)分型通过算术髋–膝–踝角(aHKA)与关节线倾斜度(JLO)将膝关节冠状面对线分为九种表型，为膝关节置换的个体化对线提供了标准化评估工具。本文综述其分型方法、分布及在全膝、单髁置换与截骨术中的应用。现有证据显示，CPAK分型在指导对线策略选择方面具有参考价值，但其与术后临床结局的关联尚不一致，且该系统仅涵盖冠状面，未整合三维对线与软组织因素。未来需结合多维评估体系开展前瞻性研究，以推动个体化膝关节重建的发展。

Abstract: The CPAK classification divides coronal knee alignment into nine phenotypes based on the arithmetic hip‑knee‑ankle angle (aHKA) and joint line obliquity (JLO), providing a standardized tool for assessing patient‑specific alignment in knee arthroplasty. This review outlines its methodology, distribution, and applications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UKA), and osteotomy. Current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CPAK classification is useful in guiding alignment strategy selection; however, its association with postoperative clinical outcomes remains inconsistent. Moreover, the system is limited to the coronal plane and does not incorporate three‑dimensional alignment or soft‑tissue factors. Future prospective studies integrating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are needed to advance individualized knee reconstruction.

1. 引言

随着膝关节骨关节炎患病率的逐年上涨，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数量也在逐年上升，如何获得最佳的术后力线以获得良好的临床功能和患者满意度，一直是骨科领域的重要讨论议题。传统的机械对(mechanical alignment, MA)原则旨在建立中立的机械轴和水平的关节线[1]。尽管机械对线具有良好的长期生存率[2]，但它采用“一刀切”的方法，没有考虑到个体在结构对线方面的差异，常需进行广泛的软组织松解[3]，这可能是导致部分患者术后不满意的重要原因之一[4] [5]。与机械对线等系统对线理念相反，最近的个性化对线理念，如调整机械对线(adjusted mechanical alignment, aMA)、运动学对线(kinematic alignment, KA)、限制运动学对线(restricted kinematic alignment, rKA)、解剖学对线(anatomic alignment, AA)和功能性对线(Functional alignment, FA)等强调根据患者个体的对线情况进行个性化对线[6] [7]。在此背景下，MacDessi等[8]于2021年提出的膝关节冠状面对线分型(Coronal Plane Alignment of the Knee (CPAK) classification)系统，为理解和描述膝关节的个体化冠状面固有对线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系统化的框架。CPAK分型基于两个关键参数——算术髋–膝–踝角和关节线倾斜度，将膝关节的冠状面对线特征划分为九种表型。本文将对CPAK分型的方法、流行病学分布、在不同膝关节重建手术中的应用及其对临床结果的影响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2. CPAK分型方法

CPAK分型由两个变量组成：算术髋–膝–踝角(aHKA)、关节线倾角(JLO)。aHKA为胫骨近端内侧角(MPTA)与机械股骨远端外侧角(LDFA)之差，aHKA = MPTA − LDFA。aHKA为正值表示结构性内翻，负值表示结构性外翻。中立aHKA的边界为0˚ ± 2˚。在MacDessi的研究中，患有骨关节炎的膝关节的aHKA与其对侧无骨关节炎膝关节的mHKA显著相关[9]，这一结果支持aHKA可以预测膝关节磨损前的原始对线状态。同时aHKA不受关节间隙狭窄或胫股关节半脱位的影响，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患者的结构性对线[10]。关节线倾角(JLO)是站立时膝关节关节线相对于地平面的倾斜程度，其计算公式为JLO = LDFA − MPTA。JLO描述的是关节线的顶点方向，如果这两个角度之和为180˚，则关节线为中立，即与地面平行。近端顶点关节线的JLO大于180˚，远端顶点关节线的JLO小于180˚。中立JLO (neutral JLO)的边界为180˚ ± 3˚。这两个参数共同定义了膝关节的冠状面形态学特征。

基于aHKA和JLO的组合，CPAK分型将膝关节划分为九种表型，即CPAK I型：内翻对线，远端顶点关节线；CPAK II型：中立对线，远端顶点关节线；CPAK III型：外翻对线，远端顶点关节线；CPAK IV型：内翻对线，中立关节线。CPAK V型：中立对线，中立关节线(即传统机械对线的目标)；CPAK VI型：外翻对线，中立关节线；CPAK VII型：内翻对线，近端顶点关节线；CPAK VIII型：中性对线，近端顶点关节线；CPAK IX型：外翻对线，近端顶点关节线。测量胫骨近端内侧角(MPTA)和股骨远端外侧角(LDFA)需要拍摄双下肢全长片或者全下肢CT扫描，在双下肢全长片测量MPTA和LDFA具有良好的组内和组间观察者可靠性[11]，且双下肢全长片获取成本低、时间快，在临床应用中更加广泛，但与CT评估相比，双下肢全长片测量可能低估胫骨近端内翻和股骨远端外翻[12]，可能导致CPAK 1型和2型膝关节的比例被低估。因此在获取图像和测量角度时，需严格遵循标准化方案，减少肢体扭转、旋转和膝关节固定屈曲、过伸等带来的误差[13] [14]，对于测量结果存疑或复杂病例，建议结合CT数据进行综合判断。

3. CPAK分型分布

3.1. CPAK分型的地理差异

CPAK分型的分布表现出显著地理变异，反映了不同人群下肢结构对线差异[15]-[17]。MacDessi等[8]的最初研究将CPAK分型应用于比利时健康人群和澳大利亚骨关节炎人群，发现CPAK 1型、2型和5型是最常见的表型，且两组人群的频率分布相似。随后，在全球不同地区人群中进行了验证。最近的一篇系统综述显示，在骨关节炎人群中，全球最常见的表型为CPAK 1型(33.1%)、2型(25.9%)和3型(14.4%)，在健康人群中，则以CPAK 2型(34.9%)、1型(21.5%)和3型(19.3%)为主[15]；在亚洲国家，中国骨关节炎人群最常见为CPAK 1型、2型和4型，健康人群中分型以2型、3型和1型为主[18]；中国台湾地区主要是2型，1型和3型[19]；印度骨关节炎人群中主要为1型、4型和2型，而在健康人群中为2型，1型和5型[20]；韩国健康人群中主要为2型，1型和3型，骨关节炎人群中为1型，2型和4型[21]。在欧洲国家，法国骨关节炎人群中主要以1型、2型和5型为主[22]，而健康人群中为2型、1型和3型[23]；意大利骨关节炎人群中主要为1型、2型和3型[24]；比利时健康人群中以2型、1型和5型为主[8]。总体而言，CPAK 1型在亚洲骨关节炎和健康人群中更为普遍，可能是因为在亚洲人群中胫骨内翻的频率更高且程度更大[25]。在澳大利亚，目前只有对骨关节炎人群的研究，最常见的2型、1型和3型[8] [26]。在非洲只有1项研究，Coetzee等[27]研究了608个骨关节炎膝关节，3型最常见(28.6%)，其次是2型和1型，外翻相关的CPAK 3型(28.6%)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呈现出独特的分布特征。这些地理差异强烈支持针对特定人群制定个性化膝关节置换手术策略的必要性。外科医生在应用CPAK分型时，需考虑患者所属人群的流行病学背景。

3.2. CPAK分型的性别差异

多项研究探讨了CPAK分型性别差异。总体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表现出内翻对线，而女性则更多地表现为外翻对线。Huber等[28]研究发现内翻对线在男性中更为常见，外翻对线在女性中比例更高。男性中最常见的类型是CPAK 1型(38.8%)和2型(27.3%)，而女性则在CPAK 1型(22.7%)、2型(27.3%)和3型(25.7%)中的分布更为均匀，3型(外翻对线，远端顶点关节线)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与此相同，在奥地利骨关节炎人群中，CPAK 1型和2型在男性中更为普遍，而女性中CPAK各型的分布模式则更为均衡[29]。然而，并非所有研究都发现性别与CPAK分布存在显著关联。在Li等[30]对中国骨关节炎患者的研究中，虽然男性内翻比例高于女性，但在CPAK类型的分布上未发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别差异，该研究认为CPAK分型可以可靠地反映结构性对线，而不受性别影响。这种不一致可能源于样本量、人群背景或统计方法的不同，也提示性别对CPAK分型分布的影响可能不如地理因素那样恒定。

4. CPAK分型在全膝关节置换术(TKA)中的应用

在MacDessi等[8]最初的研究中，比较了KA和MA在不同CPAK分型中的软组织平衡，发现在所有的CPAK分型中KA TKA实现最佳平衡的比例均高于MA TKA，特别是在CPAK 1型、2型和4型膝关节中更为显著。CPAK分型被认为是指导个性化对线策略的实用工具，能够帮助医生识别哪些膝关节可能从KA中获益最多，从而避免“一刀切”方法的弊端。随后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对线方式TKA术前、术后表型变化及其对患者临床结果的影响，CPAK分型作为预测临床结果的工具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关于CPAK表型恢复与术后临床结局的关联，现有研究存在明显分歧，一些研究发现，恢复患者原始的CPAK表型可能带来更好的功能结果。Pangaud等[31]研究了TKA术前、术后aHKA、JLO及CPAK类型变化对临床结果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械对线全膝关节置换术(TKA)后，术前主要CPAK表型为1型(44.9%)和2型(23.1%)；术后主要转变为5型(37.1%)和4型(28.1%)，仅14.6%实现CPAK表型完全恢复。恢复CPAK表型的患者在KOOS评分中“日常生活”(79.2 vs 62.5, P < 0.05)和“生活质量”(73.8 vs 62.9, P < 0.05)显著改善。仅恢复aHKA的患者总KOOS评分显著更高(75.8 vs 67.7, P < 0.01)。aHKA恢复与“日常生活”子量表改善相关(P = 0.01)，但对疼痛、症状、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子量表无显著影响。仅恢复JLO的患者KOOS“日常生活”子量表评分显著更高(74.4 vs 60.9, P < 0.05)。JLO恢复与SKV评分改善相关(R² = 0.03, P < 0.01)，但对疼痛、症状、生活质量及遗忘关节评分(FJS)无显著影响。这表明机械对线难以复制患者术前表型，而CPAK表型恢复可能与更好的功能结果相关。Franceschetti等[24]回顾性分析180例接受机械对线(MA)全膝关节置换术(TKA)患者的1年随访数据，进一步分析不同术前表型的MA TKA结果，结果显示，术前内翻aHKA膝关节在膝关节协会评分(KSS)、牛津膝关节评分(OKS)和遗忘关节评分(FJS)上显著低于中立和外翻aHKA膝关节(P = 0.028、0.019和0.003)。Konishi等[32]研究术前术后CPAK表型及其变化对TKA患者临床结果的影响，发现术前CPAK分型以1型最常见(55%)，术后以5型为主(26%)，术前至术后aHKA变化是KOOS-12和FJS-12的显著负向预测因素，而术后顶点近端JLO则是KSS 2011和KOOS-12的显著负向预测因素。这表明维持术前术后内翻或外翻对线的一致性并避免术后顶点近端JLO，可显著改善TKA患者的临床结果，提示基于术前CPAK分型制定个性化手术目标可能优化临床结果。相反，Agarwal等[26]人研究机器人辅助机械对线全膝关节置换术(MA-TKA)中CPAK分型变化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发现术后改变CPAK类型后，患者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他们认为20%的TKA患者不满意可能由其他因素引起，而非只是冠状面对线变化引起。Kraus等[33]研究发现仅11.5%患者术后CPAK类型恢复至术前，结果显示CPAK类型恢复与否也与术前或术后临床结果无显著关联，他们认为术后结果受三维假体位置、软组织平衡及运动学等多因素复杂交互影响，单纯冠状面解剖匹配(CPAK分型)并非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尽管MA术后CPAK类型的改变很常见，但这种改变总体上可能不会显著影响临床结果。研究结果存在分歧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手术技术的差异，Agarwal等[26]采用机器人辅助TKA，其对线精度显著优于传统手工TKA，且软组织松解更精准，可能减弱了冠状面表型改变对临床结局的影响，而Pangaud等[31]和Konishi等[32]采用传统手工TKA，对线误差较大，软组织松解范围更广，表型改变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研究设计不同，支持表型恢复有益的研究多为针对性的亚组分析，而持相反观点的研究多为整体分析，未对CPAK具体分型进行分层，如CPAK Ⅰ型等内翻表型的表型改变影响可能远大于中立或外翻表型；第三，临床结局评估指标的差异，Pangaud等[31]侧重患者主观功能评分，而Agarwal等[26]以患者满意度为主要指标，未纳入假体生存率等客观指标。患者满意度受多重因素影响，如疼痛缓解、假体舒适度等多因素，冠状面对线只是其中一项。此外，现有研究多为回顾性研究，样本量较小，且未控制假体类型和手术入路等混杂因素。临床结局评估指标与随访时间不一致，也未考虑研究间的种群差异，导致CPAK分型影响存在争议。未来应开展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随机研究，控制人群特征、假体类型等因素以减少偏倚。

许多研究研究了CPAK分型与对线理念之间的关系。Franceschetti等[34]对比了机械对线(MA)与非限制运动对线(KA) TKA在内翻患者中的临床结果，发现KA在整体内翻人群及CPAK 1型膝关节中KSS评分(84.6 vs 73.9, P < 0.001)和遗忘关节评分(FJS, 90.5 vs 80.4, P < 0.001)显著高于MA，但在CPAK 4型中两种技术临床无明显差异，提示保留关节线倾斜度可能是影响术后结果的关键因素。这与Ettinger等[35]的随机对照研究结果类似，该研究对比了限制性运动对线(rKA)与机械对线(MA)，发现rKA组在术后1年的遗忘关节评分(FJS)显著更高(62.2 vs. 52.4, P = 0.04)，且膝关节协会评分(KSS)中的满意度和期望子评分在1年和2年时均显著优于MA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内翻CPAK分型患者中，rKA组的FJS在1年(63.1 vs 44.9, P = 0.03)和2年(71.1 vs 46.0, P = 0.005)时均显著高于MA组，而中立CPAK分型患者两组无显著差异。Loh等[36]进一步比较了限制性与非限制性运动对线TKA的临床效果。对于CPAK 1型患者，限制性KA-TKA在6个月时的膝关节协会客观评分(KSS)和患者满意度显著高于非限制性KA-TKA (分别P = 0.04和P = 0.02)，且2年时牛津膝关节评分(OKS)仍有优势(P = 0.03)。CPAK分型强调了术前分型和JLO在临床结果中的重要性，恢复膝关节分型或关节线倾斜角(JLO)等可能有助于改善临床结局。上述研究表明，CPAK分型可有效指导TKA对线理念的选择，尤其是CPAKⅠ型等内翻表型患者更可能从KA或rKA中获益。但现有证据仍存在异质性，未来应优先开展前瞻性随机研究，重点减少偏倚，明确不同术前CPAK分型与特定对线理念的适配关系。

5. CPAK分型在单髁膝关节置换术(UKA)中的应用

单髁膝关节置换术(UKA)成功高度依赖于精确的假体位置和良好的韧带张力平衡。UKA通过替换磨损的间室，理论上可以部分恢复关节的原始几何形态和对线。然而，大多数研究观察到，UKA术后患者的CPAK分型常常发生改变。Brauw等[37]研究了1000例内侧UKA患者在术前和术后的CPAK分型变化，发现术前最常见的是CPAK1型(45.0%)，男性中I型更常见，在女性中则为5型。术后2型占比最高，大部分膝关节(45.1%)维持了术前CPAK分型，特别是在2型和3型中。Zhao等[38]则比较了内侧与外侧UKA患者的CPAK分型差异及其术后变化，发现术前内侧UKA最常见CPAK 1型，外侧UKA则以3型为主，在术后两组均以2最常见，但CPAK分型维持率较低仅31.3%；无论内侧还是外侧UKA，术后对线均倾向于调整为中立，都观察到显著的术前表型多样性和术后改变。传统上，UKA使用MA进行，改变下肢冠状面对线趋近于0˚ [39]，以最大程度减少未受累间室的疾病进展，避免畸形过度矫正。

CPAK分型的变化或保留是否会影响UKA的临床结果，现有证据同样存在分歧。Jiang等[40]研究了222例活动平台UKA中恢复术前aHKA对患者中长期预后的影响，结果显示，76.13%的患者术后aHKA恢复，该组患者5年假体生存率(99.4%)显著高于aHKA未恢复组，在患者报告结局方面，aHKA恢复组HSS评分、KOOS日常活动/运动/生活质量亚量表评分及达到患者可接受症状状态(PASS)的比例均显著优于aHKA未恢复组，这表明，单髁膝关节置换术后使患者恢复术前的冠状面对线可能会有更好的患者结果。这与Kim等[41]研究一致，他们分析了164例UKA患者中CPAK分型变化与患者报告结局(PROMs)的关系，将CPAK分型变化分为未改变、轻微改变(相邻类型转换)和显著改变(跨类型转换)三类，结果显示保留术前CPAK分型的患者在术后1年膝关节结局评分显著更高，而CPAK类型变化程度(轻微和显著)对PROMs无显著影响，在UKA中维持患者原有的CPAK类型对获得良好临床结局至关重要。然而，Sahbat等[42]则报道CPAK分型维持组与改变组在术后5年的临床评分及假体生存率上无统计学差异。Vossen等[43]也报道了相同的结果，他们研究了接受内侧UKA的618例膝关节，虽然术后保留CPAK分型和关节炎前冠状面对线的患者Kujala评分显著更高，但在膝关节损伤和骨关节炎结局评分(KOOS)、患者满意度和假体生存率方面没有发现显著差异。在外侧UKA中，术后保留和改变的表型之间也没有发现PROM的显着差异[44]。这些结果表明，UKA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精确的假体植入、韧带的适当张力以及患者选择，因为UKA更多是在正常韧带范围内的表面置换手术，现有研究中临床结果的争议主要源于假体选择、手术部位和随访时间的差异。CPAK分型在预测和指导UKA手术以优化临床结果方面的作用，尚需更多高质量、长期随访的研究来证实。

6. CPAK分型在截骨术中的应用

膝关节周围截骨术，如胫骨高位截骨术(HTO)和股骨远端截骨术(DFO)，是通过矫正下肢力线、转移负重区域的保膝手术。其目的是将力线从磨损严重的间室转移到相对健康的间室，从而缓解疼痛、延缓关节炎进展。目前关于截骨术与CPAK分型相关研究有限。Genechten等[45]研究分析了135例接受内侧开放楔形胫骨高位截骨术(MOWHTO)后2年的患者不同内翻表型的临床结局差异，结果显示，最常见的术前表型为CPAK 1型，而术后为CPAK 6型。所有CPAK分型术后临床结局评分无显著差异。而Erdem等[46]回顾了147例MOWHTO患者中机械轴位置(WBL)和CPAK分型对临床结果的影响，发现术前82.3%患者为CPAK 1型，术后多数转变为5型和6型，表型向CPAK5、6型转变、50%~60% WBL及水平关节线恢复与更好的临床结果相关。Cho等[47]发现术前和术后关节线倾角(JLO)是OWHTO术后对线变化的预测因素，术前顶点远端JLO且术后中立JLO倾向于出现内翻进展，而术前中立JLO且术后顶点近端JLO倾向于出现外翻进展，这些发现突出维持患者术前JLO的重要性。膝关节周围截骨术中JLO是非常重要的，CPAK分型中包括下肢对线(aHKA)和JLO，在截骨术中改变下肢对线是手术的主要目标，通常也会伴随着JLO的改变，因此CPAK分型对于评估术前和术后的对线类型、设定力线目标以及比较不同截骨术的临床结局可能具有重要价值。未来研究或许可以探索CPAK分型与截骨术后关节线变化、韧带张力以及远期TKA转化率之间的更深层次关系。

7. CPAK分型与膝关节软组织平衡的关系

膝关节的稳定性依赖于其周围的韧带结构，包括内侧副韧带(MCL)、外侧副韧带(LCL)、前交叉韧带(ACL)和后交叉韧带(PCL)等，这些韧带的张力和长度随膝关节的活动而变化，同时受冠状面对线影响。Ophoff等[48]过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分析了84例TKA患者术前不同CPAK分型下的膝关节内外侧副韧带长度变化，研究发现，MCL的伸长行为与对线类型显著相关，尤其在深屈膝时，而LCL在所有分型中均呈现随屈曲逐渐松弛的一致模式。这表明不同CPAK分型的膝关节的侧副韧带在活动度范围内的“紧张–松弛”转换模式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骨骼几何形状改变了韧带的附着点相对位置和力线方向，支持在TKA中采用基于对线特征的个性化软组织平衡策略。Holland等[49]通过模拟发现，不同CPAK分型在整个活动范围内的间隙应力曲线形态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不同分型达到平衡所需的不同张力和截骨量。多项研究比较了机械对线(MA)和运动学对线(KA)在不同CPAK分型中的效果，证实KA更符合患者的固有韧带张力特征。KA的目的是恢复患者固有的解剖形态，其保留与原始CPAK分型匹配的韧带张力状态。在机器人辅助TKA的研究中，对于CPAK 1型患者，KA在伸展过程中实现膝关节平衡而没有软组织松解的患者比例高于MA [50]。Tachibana等[51]也发现在CPAK 1型患者中，采用改良运动学对线(mKA)相较于MA，能更好地保留膝关节在中、深度屈膝时的外侧松弛度，有助于改善活动度和临床结果。对于内翻等特定CPAK分型，采用恢复其固有对线的策略(如KA)，可能比将其统一矫正至中立位的策略(如MA)，更能获得生理性的韧带张力，从而获得更好的软组织平衡和临床效果。但需注意的是，也有研究指出CPAK分型不能可靠的预测术中关节间隙的大小[52]。

8. CPAK分型的局限性

首先，CPAK分型基于两个影像学参数aHKA和JLO将患者分为9种不同的表型[8]，尽管该分型系统纳入了JLO，但并未考虑关节间隙狭窄或胫股关节半脱位，并且忽略了由骨关节炎软骨不对称丢失导致关节线会聚角(JLCA)的变化，JLCA与HKA会共同影响关节线倾角[53]。Şahbat等[54]发现CPAK分型中JLO仅在不到一半的膝关节中检测到真实的膝关节顶点位置。对于aHKA，在单侧骨关节炎患者中，aHKA与对侧健康腿的mHKA呈强相关性，但由于骨关节炎膝关节存在骨侵蚀和屈曲挛缩，关节炎前对线与aHKA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更大，特别存在膝关节关节外畸形时，Loddo等[23]发现在存在关节外畸形的情况下，CPAK分型不能用于确定节段性冠状位关节外膝关节畸形。其次，CPAK分型缺乏对软组织的评估，忽略了软组织的可变性。膝关节的稳定性不仅依赖于骨骼对线，更关键的是由内外侧副韧带、交叉韧带、关节囊等构成的软组织平衡。CPAK分型基于aHKA和JLO这两个骨性参数构成，它假设同一CPAK分型的膝关节具有相似的软组织张力特征，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研究发现，在同一CPAK分型，膝关节在伸直位或屈曲位的内外侧关节间隙存在着显著的变异[55]。另一项研究也表明，CPAK分型并不能可靠地预测TKA术中的胫股关节间隙[52]。第三，CPAK分型无法充分区分严重和轻微畸形。aHKA和JLO在中立边界的每一侧都只分为一个类别，这限制了该分型全面识别冠状面对线表型的能力。第四，CPAK分型仅描述了冠状面，而对于矢状面、轴面和旋转则没有涉及。Ziegenhorn等[56]发现冠状面对线与股骨扭转之间存在关联，但与此相反，León-Muñoz等[57]却得出相反的结果，他们发现冠状面对线与股骨远端旋转之间没有相关关系。Corbett、Sasaki等也发现CPAK分型与三维对线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58] [59]，强调对膝关节进行三维评估的必要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增进对三维对线的理解。

9. 总结

CPAK分型为膝关节的个体化解剖评估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系统化的框架，是近年来膝关节置换领域的重要进展。本综述系统性地阐述了其方法学原理，并深入分析了其在全球不同人群中的流行病学分布特征。在临床应用层面，CPAK分型在指导TKA对线理念选择方面展现出明确的价值，尤其是在预测不同对线方法(如KA vs MA)下术中软组织平衡的差异方面。然而，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CPAK分型或其改变与TKA、UKA及截骨术后患者报告的临床结局之间存在稳定、强健的关联。其根本局限性在于该系统仅涵盖了二维冠状面信息，未能整合矢状面、旋转面及软组织张力等关键三维动态因素。未来的研究应着力于通过结合多个扩展到冠状面以外的系统，以更全面地指导临床决策，可以在优化患者特异性TKA方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基金项目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对外合作研究项目(2022dwhz19)。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