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国际化贸易影响分析——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Openness on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 Trade—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Free Trade Zones

摘要: 在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国际经贸规则深刻重构的背景下，制度型开放已成为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制度基础。本文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国际化贸易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显著提升了区内企业国际化贸易收入，表明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国际化贸易具有稳健的正向促进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即制度型开放通过改善创新环境和要素配置条件，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进而增强其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政策效应在高技术行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高质量管理层企业更为显著。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为理解制度型开放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为完善自贸区制度设计与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Abstract: Ami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institutional opennes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firm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Pilot Free Trade Zones (FTZ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openness on firms’ international trade performance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Using panel data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10 to 2021 and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approa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FTZ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firms’ overseas trade revenues, indicating a robust positiv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openness on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 trade. Further analyses reveal that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mediating role. Institutional openness promotes firms’ digital innovation by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facilitating factor allocation,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 positive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for firms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technology-intensive firms, and firms with highly educated management teams. Overall, this study provides firm-level evidence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nd offer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FTZ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supporting firms’ deeper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markets.

1. 引言

自由贸易试验区强调通过制度创新与规则对接，系统重塑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作为中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自贸区在贸易规则对接、金融开放试点、跨境投资便利化以及数据要素流通等方面进行了持续探索，其政策目标已从“扩大开放规模”逐步转向“提升开放质量”。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主要探讨制度型开放是否真正改变了企业的国际化贸易行为？如果改变，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现有文献虽然从宏观层面讨论了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增长和贸易规模的影响，但在企业微观层面，关于制度型开放如何通过影响企业能力结构进而塑造国际市场行为的经验证据仍然有限。基于此，本文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从企业微观层面系统识别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国际化贸易收入的因果影响，并揭示制度型开放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机制。

2. 文献回顾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自由贸易区作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强化制度支持和政治资源配置，能够显著改善企业资源获取能力[1]。基于资源基础观，相关研究指出企业绩效的根源在于其资源禀赋结构及其配置方式[2]，而制度理论则进一步强调，企业必须嵌入特定制度环境之中，才能获得合法性与关键资源支持，从而维持组织生存与绩效表现[3]。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因素本身逐渐成为影响企业资源获取和国际化能力的重要外生变量[4]，并通过塑造企业资源结构与能力基础，间接影响其竞争优势与国际经营绩效[5] [6]。

从微观层面来看，已有研究从企业层面验证了制度型开放对企业能力结构和绩效表现的影响。Wang & Kong (2024)发现自贸区与企业可持续绩效显著相关[7]；Wang (2016)指出上海自贸区跨境投融资制度改革显著改善企业融资环境[8]；Wang、Xiao & Wang (2024)进一步提出自贸区建设能够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9]；Chen、Yuan & Cui (2020)发现自贸区政策有助于吸引外资企业进入[10]；Hsu、Huang & Huynh (2021)则从自由贸易港视角评估了制度型开放对FDI绩效的影响[11]。这些研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自贸区制度创新在融资环境优化、技术升级与企业绩效改善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主要从出口规模与出口绩效等维度评估自贸区和制度型开放的经济效应，鲜有文献直接从企业国际化贸易角度进行系统检验。已有研究中，仅刘玥岩(2022)以企业海外销售收入衡量出口效益，发现自贸区设立显著提升企业海外收入，并通过突破性创新发挥中介作用[12]；国际文献中，Tang等(2019)则从创新国际化视角验证了企业创新能力对海外销售绩效的正向影响[13]。总体而言，关于自贸区制度型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海外营业收入的微观经验证据仍较为有限，尚缺乏系统的因果识别与机制分析框架，这也构成本文进一步研究的重要现实动因。

因此，本文将企业国际化贸易收入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在统一的政策冲击识别框架下，系统检验自贸区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国际化贸易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融资约束、市场竞争与数字技术创新等机制变量，构建制度型开放影响企业国际化贸易的微观传导链条。

3.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3.1. 模型构建

自贸区政策的推出可以视为一项外生于企业层面的制度性冲击，本文借鉴Bertrand提出的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分析，缓解了其他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干扰[14]。鉴于我国自贸区设立时间的差异，本文采用多期DID方法分析自贸区设立对企业国际化贸易的影响。具体而言，以企业是否位于自贸区试点省份作为处理组划分标准，以自贸区正式设立年份作为政策冲击时间节点，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国际化贸易收入的差异变化，识别制度型开放的因果效应。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overseaincom{e}_{it}=\alpha +{\beta }_1\left(D_i\times T_t\right)+\gamma X_{it}+{\mu }_i+{\lambda }_t+{\epsilon }_{it}$

其中，$overseaincom{e}_{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i在t年份的海外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核心解释变量为$D_i\times T_t$ ，$D_i$ 为处理组虚拟变量，当企业所在省份属于自贸区试点省份时取值为1，否则为0；$T_t$ 为时间虚拟变量，当年份大于等于该省份自贸区政策实施年份时取值为1，否则为0；$X_{it}$ 为控制变量集合，包含企业层面的经营特征与治理结构变量；${\mu }_i和{\lambda }_t$ 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epsilon }_{it}$ 为随机扰动项。${\beta }_1$ 的估计值反映了自贸区政策设立对企业国际化贸易收入的净效应。若${\beta }_1$ > 0，说明自贸区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海外经营收入；反之，则表明政策效应不显著或为负向影响。

考虑到不同年份宏观经济环境及不同行业技术特征的差异可能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吸收个体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宏观和结构性因素的干扰。同时，标准误按行业进行聚类，以提高估计的稳健性。

3.2.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了更全面地考察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综合经营表现，本文采用企业的海外营业收入作为衡量企业国际化贸易收入的指标，包括企业通过直接出口获得的销售收入、境外子公司销售收入以及跨境服务收入等。由于上市公司披露口径限制，本文无法完全区分不同来源收入，但该指标仍可较好反映企业整体国际化经营能力。

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DID=D_i\times T_t$ ，用于识别自贸区政策实施后试点省份企业相对于非试点省份企业的海外收入变化，反映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其中当企业所在省份为自贸区所在省份时，$D_i$ = 1，否则$D_i$ = 0。当年份大于等于该省份自贸区正式设立年份ftz_year时，$T_t$ = 1，否则$T_t$ = 0。

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选取营业收入增长率衡量企业经营规模的动态变化，以资产负债率反映企业资本结构与财务杠杆水平；以员工人数刻画企业人力资源规模；以流动资产比率反映企业资产流动性及短期偿债能力；以董事会规模衡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特征。上述变量可能同时影响企业经营行为与绩效表现，因而纳入模型加以控制，以降低遗漏变量偏误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3.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分析自贸区建设对企业出口水平的影响。对原始样本进行一定筛选处理：剔除金融保险企业；剔除ST、PT企业；剔除数据严重缺失企业；剔除当年上市企业，并对各连续变量进行双边1%缩尾处理。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4. 实证分析

4.1. 自贸区设立对企业国际化贸易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相关模型假设，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个体和时间，分析自贸区设立对企业国际化贸易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

其中，(1)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且未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2)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3)列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4)列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并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为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不同模型设定下，自贸区设立的DID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在最严格模型设定下(第(4)列)，DID系数为0.08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在控制企业异质性和宏观时间冲击后，自贸区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海外营业收入水平，即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国际化贸易收入具有稳健的正向促进作用。

从控制变量来看，资产负债率和员工人数对企业海外营业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资本结构扩张和人力资源规模提升有助于增强企业国际化贸易能力；董事会规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有助于提升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相较之下，流动资产比率和现金资产比率在控制固定效应后不再显著，说明企业短期资产结构对国际化贸易水平的影响较为有限，而长期经营能力和组织结构因素在其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结合上述回归结果，制度型开放并非仅通过政策激励直接扩大企业贸易规模，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通过制度改革改变企业的成本结构和市场进入条件，使企业更有能力通过技术升级和数字化创新进入国际市场，从而推动海外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

4.2. 自贸区设立对企业国际化贸易影响稳健性分析

4.2.1. 平行趋势检验

本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方法构建平行趋势检验模型。具体而言，引入事件时间虚拟变量$D_{it}^j$ ，其中j表示相对于政策实施年份的时间，取负值表示政策实施前的提前期，取正值表示政策实施后的滞后期。政策实施当年及之后年份对应虚拟变量取值为1，其余年份取0；政策实施前一年(j = −1)作为参考期并在回归中剔除。模型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排除宏观年度变化和微观个体差异的影响，并对标准误按行业聚类进行稳健处理。

Table 1.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overseaincome	(2) overseaincome	(3) overseaincome	(4) overseaincome
DID	0.273^***	0.107^***	0.375^***	0.083^**
	(7.37)	(2.87)	(11.18)	(2.35)
营业收入增长率			0.00	0.001^***
			(−1.02)	(3.69)
资产负债率			2.939^***	1.085^***
			(30.62)	(4.88)
员工人数_人			0.000^***	0.000^***
			(24.42)	(6.67)
流动资产比率			−0.949^***	−0.33
			(−8.82)	(−1.37)
董事会规模_人			0.091^***	0.035^**
			(8.70)	(2.30)
营业收入_亿元			−0.000	0.000
			(−1.18)	(0.98)
现金资产比率			0.512^***	−0.24
			(2.95)	(−0.95)
Constant	19.235^***	19.337^***	17.414^***	18.625^***
	(732.99)	(872.45)	(152.52)	(72.12)
Observations	14808.00	14554.00	14808.00	14554.00
R-squared	0.00	0.85	0.20	0.85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下同。

Figure 1. Parallel trend test results

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从图1可以看出，在自贸区设立前五年至前一年(pre_5-pre_1)，各期估计系数均不显著，且不存在明显的系统性变化趋势，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具有良好的共同趋势，满足双重差分模型的识别前提。政策实施后，系数逐步增大，并在第三期显著为正，说明自贸区设立对企业海外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动态促进效应。

4.2.2. 安慰剂检验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并未因遗漏变量而产生误差，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将样本按照企业分组，然后在每个企业组内随机抽取1个年份作为其政策时间，进行1000次模拟回归。图2为模拟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拟回归的估计系数集中在0附近，且大部分模拟估计系数的p值都大于0.1，即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因此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不会是偶然得到的，因而可以排除基准估计结果受到了其他政策或者遗漏变量的影响。

Figure 2. Placebo test results

图2. 安慰剂检验结果

4.3. 自贸区设立对企业国际化贸易影响机制检验

前文基准回归已验证自贸区制度型开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国际化贸易水平，但政策效应本身尚不足以解释其内在作用逻辑。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济影响主要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实现：通关便利化降低跨境物流与合规成本，负面清单管理减少准入限制并提升市场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化则改善企业创新激励环境。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从融资约束、市场竞争与数字技术创新三个维度展开机制检验，以揭示制度型开放影响企业国际化贸易的具体传导路径。

1) 融资约束效应

制度型开放通过深化金融制度创新、放宽金融服务准入及推行投资便利化改革，系统性地优化了区内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这种制度红利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与信息不对称风险，显著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Singh (2009)基于资源基础观指出，技术能力与资源禀赋是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基石，而融资环境作为影响技术积累的关键权变条件，通过决定研发投入规模间接塑造企业的国际表现[15]。

根据表2第(3)列，证实政策实施后企业融资约束(SA指数)显著下降。结合第(2)列结果与第(1)列结果，制度型开放不仅通过降低边境后贸易成本直接赋能企业，更通过改善要素配置条件，为高研发风险的数字创新提供了必需的“耐心资本”，进而实现了企业国际化能力的微观重构。

2) 市场竞争效应

制度型开放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及完善公平竞争规则，显著降低了行政性进入壁垒，从而增强了区域内的行业竞争强度。竞争环境的强化产生了筛选效应，倒逼企业通过效率提升与产品差异化策略来应对市场压力。Azar (2017)指出，外部竞争压力是企业采纳技术创新的核心诱因[16]；Beleska-Spasova (2014)也强调，市场结构与竞争强度是企业国际化绩效的重要前置变量，企业必须通过战略调整与能力重构来适应环境动态变化[17]。

表2第(4)列显示，自贸区设立的DID系数在10%水平显著为负，表明行业市场集中度显著下降，竞争程度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第(2)列与第(1)列的数据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在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生态中，企业被迫放弃低端的成本竞争，转而通过数字技术升级来寻求差异化优势，最终转化为海外经营绩效的持续改善。

3) 数字技术创新效应

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组成部分，数字技术创新通过重塑生产效率、优化全球供应链结构及赋予产品数字化特征，显著提升了企业跨国经营的边际优势。制度型开放通过对创新制度环境与要素配置条件的整体性改善，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制度条件。Tang等(2019)与Ortigueira-Sánchez等(2022)的研究均证明，创新通过资源重组显著影响出口表现，且创新活动的国际化是提升国际绩效的核心路径[13] [18]。

本文以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衡量企业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具体而言，基于企业专利数据，筛选涉及数字技术关键词的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并按年度统计企业数字技术专利申请数量；为减小极端值影响，采用ln(1 + 专利数)进行度量。该指标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活动强度。表2第(2)列显示，自贸区设立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005，在1%水平下高度显著，说明制度型开放是数字创新的重要推手。与此同时，表2第(1)列显示在控制了创新变量后，DID对海外收入的影响依然稳健。这揭示了数字技术创新在制度红利与经营绩效之间发挥了关键的桥梁作用：制度型开放通过优化创新制度环境和资源配置条件，显著促进数字技术创新活动。在制度性创新环境改善的背景下，企业更有动力增加数字技术研发投入，推动数字技术在生产与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Table 2. Mechanism test results

表2. 机制检验结果

VARIABLES	(1) overseaincome	(2) digital	(3) sa	(4) hhi_a
DID	0.083^**	0.005^**^*	−0.004^*	−0.038^*
	(2.35)	(2.86)	(−1.76)	(−1.69)
Constant	18.625^***	0.041^***	−3.805^***	−2.648^***
	(72.12)	(5.97)	(−307.60)	(−28.44)
控制变量	Y	Y	Y	Y
固定效应	Y	Y	Y	Y
聚类稳健性	Y	Y	Y	Y
R-squared	0.853	0.853	0.981	0.852

4.4. 异质性分析

在前文基准回归与机制检验中，本文已经验证自贸区制度型开放整体上显著提升了企业国际化贸易水平，并通过融资约束缓解与市场竞争强化促进数字技术创新，进而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然而，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不同类型企业在资源禀赋、技术基础与管理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制度型开放的政策效应可能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从行业技术属性、要素结构以及管理层人力资本等维度对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

Table 3. Heterogeneity test

表3. 异质性检验

VARIABLES	(1) overseaincome	(2) overseaincome	(3) overseaincome	(4) overseaincome	(5) overseaincome	(6) overseaincome
DID	0.137^***	−0.017	0.138^***	0.089^**	0.094^***	0.09
	(3.23)	(−0.24)	(2.78)	(2.05)	(2.81)	(0.44)
Constant	18.633^***	18.594^***	18.505^***	18.803^***	18.569^***	19.207^***
	(67.68)	(41.3)	(54.15)	(61.01)	(69.18)	(30.43)
异质性分组	高科技行业	非高科技行业	技术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高等教育背景	无高等教育背景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聚类稳健性	Y	Y	Y	Y	Y	Y
R-squared	0.865	0.864	0.87	0.866	0.858	0.894

如表3异质性结果表明，自贸区制度型开放对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导向–能力匹配”特征。从行业技术属性维度看，政策效应主要集中在高技术行业与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而在非高技术行业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影响相对有限，说明制度型开放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数据与创新要素流通以及优化制度环境，更容易转化为技术导向型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而依赖成本与规模优势的传统企业对制度红利的边际响应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贸区推动企业由要素驱动向技术与创新驱动转型的结构性趋势。同时，从管理层人力资本维度来看，制度型开放的国际化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高管教育水平较高的企业中，表明政策红利并非单纯的外生冲击，而是需要管理层具备较强的制度认知能力与战略执行能力才能有效吸收与转化，高教育背景管理者更能够识别国际市场机会、理解制度规则变化，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具体的国际化战略行动[19]，从而显著提升企业海外经营绩效。

综合来看，自贸区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国际化贸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其政策红利主要集中于高技术行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管理层人力资本较高的企业。这表明，制度型开放并非对所有企业产生同质性影响，而是通过企业原有能力结构与管理认知条件实现“选择性放大”，进一步强化了“制度型开放–企业能力结构–国际化贸易”的作用逻辑。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自贸试验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的考察，系统评估了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国际化贸易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制度型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海外营业收入，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自贸区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强化市场竞争，有效激发了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活力，进而转化为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制度型开放的红利在不同特质的企业间存在“马太效应”，高技术行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拥有高素质管理层的企业能更有效地吸收制度红利，而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受益相对有限。

5.2. 政策建议

1) 深度整合“制度创新”与“数字赋能”，打造数字化国际竞争新优势

政府应进一步利用自贸区的制度洼地效应，完善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版权保护等新型制度供给。建立“自贸区数字创新专项基金”，精准支持区内企业进行底层数字技术研发。同时，搭建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平台，降低中小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开拓国际市场的门槛，实现制度红利向数字竞争力的转化。

2) 实施分类指导策略，提升传统企业对制度红利的吸收能力

针对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的“传统企业获益不足”问题，政策制定应更具精准度。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引导其利用自贸区的金融开放政策进行技改升级，而非简单的规模扩张。通过提供“数字化转型普惠金融产品”，缓解其在技术升级中的资金短缺压力，缩小不同技术密集度企业间的制度效应差距。

3) 强化人才战略与管理赋能，构建制度吸收的微观基础

实证结果强调了管理层素质的重要性，因此制度开放必须与人才开放并行。自贸区应出台更具吸引力的国际化高端人才引进政策，特别是具备“技术 + 管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同时，鼓励区内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开展“国际规则与数字战略”培训，提升现有管理团队对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识别与利用水平。

4) 优化营商环境的动态稳定性，降低国际化的制度性风险

建立制度创新评估与容错机制，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通过简化跨境投资审批流程、完善国际法律仲裁机制，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稳定的制度护航，将自贸区的先行先试优势转化为企业长期的国际化战略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