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扩大，老龄社会特征日益凸显。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31,031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2.0%，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22,023万人，占15.6% [1]。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框架下，培育和发展银发经济已成为理论界与政策层面的重要议题。作为以满足老年群体需求为核心指向的经济形态，银发经济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培育新增长动能和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都阳(2026)指出，发展银发经济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其关键在于以普惠实用为导向，提供高质量、价格可负担的适老产品与养老服务[2]。然而，从现实情况看，银发经济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仍不同程度存在供给结构失衡、服务同质化以及与老年人实际需求契合度不高等问题。例如，截至2024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40.6万个，养老床位合计799.3万张(其中注册登记养老机构床位507.7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65.7%) [3]，但大量居家与社区层面的助餐、助医、精神慰藉等需求仍难以充分转化为可持续供给。
基于此，从老年人真实需求视角审视银发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于揭示当前发展困境的内在成因、校准银发经济的价值取向与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围绕老年人需求的结构特征、现实呈现及银发经济对其回应状况展开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
1.1. 理论基础：供需理论与福利经济学视角
本文将“老年人真实需求”界定为在生理机能变化、社会角色转型与制度环境约束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既包含可通过市场购买实现的显性需求，也包含因支付能力、信息不对称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难以显性化的隐性需求。在供需理论层面，市场价格机制主要反映“有效需求”，而非“需要”(need)本身；当需求存在但无法支付或无法被表达时，供需均衡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最大化[4]。在福利经济学视角下，养老与健康照护服务同时具有准公共品、经验品与优值品属性，易产生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与供给不足等市场失灵，需要公共政策通过财政补贴、社会保险与监管标准进行纠偏[5]。因此，本文以“真实需求–需求识别–供给适配–可及性实现”为分析链条，解释银发经济供需错配的结构性成因，并提出以真实需求为导向的制度与产业协同路径。
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为提高论证的可检验性与现实支撑，本文在规范性分析基础上补充采用权威统计与调查资料：(1) 国家统计局人口年龄结构数据[1]；(2) 《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关于养老服务供给、医养结合与银发经济经营主体的统计[3]；(3) 国家医保局关于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运行的统计[6]；(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关于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的统计[7]；(5) 全国老龄办发布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关于社区(村)养老服务需求结构的数据[8]；(6) 相关城市或行业调查对居家照护需求与支付意愿的测度(如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调研) [9]。文中涉及的全部数据均注明出处与年份，便于复核。
2. 老年人真实需求的结构特征与现实呈现
在银发经济快速扩张的现实语境中，“需求”日益成为政策制定与市场布局的核心依据。然而，现有研究与实践中对老年人需求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宏观统计层面或以消费能力为主要衡量标准，忽视了需求本身所具有的结构复杂性与生成逻辑。事实上，老年人真实需求并非单一维度的消费偏好，而是在生理条件变化、社会角色转型与制度环境约束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形成的复合型需求体系。只有从结构特征与现实呈现两个层面加以系统把握，才能为后续分析银发经济发展困境提供坚实的现实基础。
2.1. 老年人需求的多层次性与差异化特征
从总体上看，老年人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多层次结构特征。这种多层次性既体现在需求内容的纵向递进上，也体现在不同老年群体之间的横向差异上。在纵向维度上，老年人需求通常以基本生存保障为底层基础，包括稳定收入来源、基本医疗保障与安全居住条件等内容。这类需求具有刚性特征，是老年人维持基本生活秩序的前提。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与制度保障能力的增强，部分老年群体的需求逐步向生活便利性、健康管理与精神文化生活等更高层次延伸，形成从“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与“享受型需求”递进的结构格局。
然而，这种纵向递进并非在所有老年群体中同步发生，而是受到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与城乡属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收入水平较高、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更容易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康复护理、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领域；而经济条件相对有限、健康风险较高的老年人，则往往仍以医疗保障、生活照料与住房安全为核心诉求。由此可见，老年人需求并不存在单一的“平均状态”，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分层化格局。
在横向维度上，不同生命历程背景所塑造的价值观差异，也对需求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当前进入老年阶段的群体，普遍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其消费观念与风险偏好具有显著的代际烙印。部分老年人更强调节俭与安全，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价格的产品与服务；也有部分老年人对新技术与新业态保持相对开放态度，愿意尝试智能设备与数字化服务。这种代际内部的差异，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需求结构的复杂性。
因此，从结构特征上看，老年人真实需求并非简单叠加的消费清单，而是由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偏好所构成的多维体系。这一特征决定了银发经济发展不能以单一模式回应需求，而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与弹性的供给体系。
2.2. 老年人需求由“生存保障”向“生活质量”转型
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与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老年人需求结构正在发生重要转型，其核心表现为需求重心由单纯的生存保障向更高质量的生活追求转变。在早期老龄化阶段，老年人面临的首要问题集中于“有没有保障”，即是否能够获得基本养老金、是否能够负担必要医疗费用、是否具备基本居住条件等。随着制度覆盖面的扩大与保障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始关注“保障是否充分”“生活是否便利”“晚年是否有尊严”等问题。
这一转型在健康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意义上的医疗需求，主要集中于疾病治疗与急性护理，而当前老年人更加强调慢性病管理、功能维护与健康促进，呈现出从“治病导向”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导向”的转变。同时，在生活照料方面，需求也逐步由单一的“有人照顾”向“专业化、个性化、持续性服务”延伸。例如，对康复训练、营养指导、心理疏导等服务的关注明显上升。
在精神文化层面，老年人对社会参与、价值实现与情感联结的需求日益凸显。随着受教育水平整体提高与社会观念变化，部分老年人不再将晚年仅仅视为“休息阶段”，而是希望通过志愿服务、兴趣社团、继续教育等方式保持社会角色与社会联系。这种变化意味着，老年人需求已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而呈现出明显的精神化与社会化特征。张壮、韩靓(2026)也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通过激活老年人智力资本与参与潜能，不仅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供给压力，也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0]。
但这种由“生存保障”向“生活质量”的转型，并不意味着低层次需求的消失，而是在总体结构中权重发生变化。对于相当一部分老年人而言，基本保障需求仍然具有现实紧迫性。由此形成的结果是，老年人需求结构呈现出“叠加式升级”特征，而非“阶段性替代”。这一特征对银发经济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即既要夯实底层保障型产品与服务供给，又要逐步拓展质量提升型供给。
2.3. 老年人真实需求与市场表达需求的结构偏离
尽管老年人需求结构日趋复杂，但在现实运行中，被市场识别与放大的，往往是部分具有较强盈利潜力的需求类型，从而导致老年人真实需求与市场表达需求之间出现结构性偏离。所谓市场表达需求，主要是指在价格机制与商业逻辑作用下，通过购买行为被显性呈现出来的需求；而真实需求则包含大量因支付能力不足、信息不对称或制度限制而难以转化为市场交易的隐性需求。
这种偏离首先体现在对高端化、时尚化消费需求的过度强调。部分银发经济相关产业将发展重点放在高端康养社区、智能穿戴设备与休闲旅游产品等领域，而对价格敏感度较高、但覆盖人群更广的基础性服务关注不足。这在客观上放大了少数群体的消费偏好，却弱化了多数老年人的现实诉求。
其次，在信息获取与表达能力方面，老年人整体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数字鸿沟的存在，使部分老年人难以通过线上平台表达自身需求，其真实诉求难以进入企业决策与政策设计的视野。同时，一些需求具有高度个性化特征，难以通过标准化问卷或消费数据进行准确捕捉，进一步加剧了需求识别偏差。
再次，制度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需求的显性化程度。例如，某些公共服务若长期供给不足，老年人可能形成“低期望”心态，从而降低对相关服务的表达频率。这种被压抑的需求在统计层面呈现为“需求不高”，但并不意味着其真实不存在。
由此可见，市场所反映的需求结构，并不能等同于老年人真实需求结构。二者之间的系统性偏离，是理解银发经济发展困境的重要切入点，也为后文分析银发经济对需求回应失灵的问题奠定了现实基础。
3. 银发经济发展中对老年人真实需求的回应失灵
在老年人需求结构不断分化与升级的背景下，银发经济作为以满足老年群体需求为核心目标的经济形态，本应在需求识别、供给匹配与服务实现等方面形成有效回应机制。然而，从现实运行状况看，银发经济在多个层面上未能充分对接老年人真实需求，呈现出“规模扩张较快、适配能力不足”的矛盾格局。这种回应失灵并非个别环节的偶发性问题，而是贯穿于产品供给、市场运行与服务获取全过程的结构性现象，深刻制约着银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吉姣茹(2025)也系统梳理了我国银发经济的发展现状，指出当前仍面临供需结构错配、专业人才不足、金融支持有限和监管滞后等突出问题[11]。
3.1. 产品与服务供给的同质化与表层化
当前银发经济领域中，产品与服务供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同质化与“套餐化”倾向。从机构养老服务内容看，某全国性养老消费调查显示，养老机构在提供基本生活照料之外，最常见的扩展服务集中在医疗服务(81.86%)、娱乐休闲(54.85%)等标准化模块，而文化教育类服务占比仅为41.35% [12]，表明供给侧在服务组合上高度趋同、深层次与差异化供给不足。在经营主体方面，《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2024年从事老年产品和服务的相关企业注册7.76万家[9]，但大量主体仍采取复制既有模式的“跟随式创新”，导致功能设计趋同、服务模式相似、差异化不足。企业在进入银发经济领域时，往往以市场中已有成功案例为参照，通过复制成熟模式快速布局，而缺乏基于老年人真实需求差异的深度开发。这种“跟随式创新”在短期内有助于降低经营风险，但从长期看，则削弱了供给体系对多样化需求的回应能力。李荣昆等(2026)提出，应坚持“以需定供”的发展思路，通过产业协同与生态优化，提升银发经济对老年人真实需求的响应能力[13]。
同质化背后，还伴随着供给内容的表层化问题。部分产品与服务更多停留在形式层面，强调“适老化外观”或“老年专用标签”，却未在功能设计与使用场景上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实际能力变化与生活习惯。同时，供给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重机构、重硬件”的倾向：例如截至2024年末，医养结合机构超过8400家、床位总数超过210万张[3]，而与居家生活紧密相关、但更依赖精细化服务组织的助餐、助浴、陪诊、心理支持等服务仍存在供给短板。供给表层化还体现在对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回应不足。尽管市场上出现了部分老年教育、文化娱乐与社交产品，但整体规模较小、内容雷同，且多以短期活动或碎片化服务为主，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服务体系。这使得老年人在精神层面的真实需求难以得到长期满足。
总体而言，供给同质化与表层化使银发经济在形式上呈现出“产品丰富”的景象，但在实质上却难以精准触及老年人真实需求的核心。这一矛盾是银发经济回应失灵的重要表现之一。
3.2. 市场逻辑主导下需求识别机制的失真
银发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逻辑不可避免地受到盈利目标与资本回报预期的影响。在这一逻辑主导下，企业在识别需求时，往往优先关注支付能力较强、消费潜力较大的群体，从而在无形中重构了“被看见的需求”结构。这种以盈利预期为导向的需求识别方式，与老年人真实需求的分布格局存在明显张力。长期照护需求就是典型例证：国家医保局披露，截至2024年末全国49个长护险试点城市参保人数达1.88亿人、当年享受待遇人数146.25万人[6]，说明相当规模的照护需求主要依赖社会保险实现，而非通过一般市场交易自然显性化。
具体而言，部分企业通过市场调研所获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已有消费行为与线上平台反馈，而这些数据本身就具有选择性偏差。能够频繁参与线上消费、主动表达意见的老年人，往往具有较高数字素养与经济条件，其需求更容易被捕捉并放大；而那些经济条件有限、信息获取渠道受限的老年人，其需求则容易被忽视。久而久之，企业对“老年人需要什么”的认知逐渐固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与服务布局，进一步强化了需求识别的路径依赖。
且市场逻辑还倾向于将复杂需求简化为可量化、可标准化的指标，以降低运营成本与管理难度。然而，老年人真实需求具有高度情境性与个体化特征，许多需求难以通过单一指标加以衡量。陪伴、尊重与安全感等需求，很难被直接转化为明确的产品参数，但却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当需求识别机制过度依赖量化指标时，必然会对这些“难以量化但高度重要”的需求形成系统性忽视。
需求识别失真还表现在对需求变化趋势把握不足。部分市场主体更关注短期消费热点，而缺乏对人口结构演变与老年人生活方式长期变化的前瞻性分析。这导致银发经济供给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追热点式发展”，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产品与服务结构。
3.3. 服务供给结构与老年人实际可及性错配
即便部分产品与服务在功能设计上能够回应老年人真实需求，但在现实层面，仍存在服务供给结构与老年人实际可及性之间的明显错配。所谓可及性，不仅指物理层面的可达性，还包括经济可负担性、制度可获得性与使用可操作性等多个维度。从需求侧看，《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显示，老年人对社区(村)养老服务的需求中，上门看病服务(29.1%)、助餐服务(22.1%)、文化娱乐服务(22.1%)等位居前列[8]，但这些高频需求恰恰更依赖社区端的组织供给与持续运营，因而更容易在可及性环节出现“最后一公里”断裂。
在空间层面，优质养老服务与配套设施往往集中于城市核心区域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而农村地区与城市边缘地区供给相对不足。这种空间分布不均，使大量老年人难以获得与其需求相匹配的服务。即便在城市内部，不同社区之间的服务供给水平差异也较为明显。
在经济层面，部分银发经济产品与服务定价偏高，超出多数老年人的支付能力。以居家照护为例，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调研显示，有专业居家照护服务需求的老年人达到33.4%，其中78.5%的老年人可接受的月度护理费在2000元以内[9]，而市场化上门照护往往难以在该价格区间提供稳定、足量的专业服务，导致真实需求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尤其是在长期护理、康复服务与高品质居住服务领域，价格门槛较高，使“有需求但无能力购买”的现象更为突出。
在使用层面，老年人对新产品与新服务的学习成本较高，而配套的培训与支持体系相对薄弱，导致“服务存在但难以使用”的问题。数字鸿沟是重要原因之一。CNNIC发布的第五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达1.6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2.0% [7]，意味着仍有相当比例老年人难以通过线上平台完成需求表达、服务预约与权益申领，从而加剧服务可及性不足。
综合来看，服务供给结构与可及性错配，使银发经济即便在供给规模上不断扩大，仍难以在实际效果上满足老年人真实需求。这种错配与前述供给同质化、需求识别失真相互叠加，共同构成银发经济回应失灵的结构性根源。
4. 以真实需求为导向的银发经济优化路径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到，银发经济对老年人真实需求回应不足，并非单一主体失灵所致，而是需求识别机制、供给结构与制度环境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因此，应对银发经济发展困境，关键不在于简单扩大产业规模，而在于围绕老年人真实需求这一核心变量，对发展理念、运行机制与制度安排进行系统性重构，推动银发经济由“供给驱动型扩张”向“需求导向型优化”转变。
4.1. 构建以老年人真实需求为核心的需求识别体系
优化银发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是建立更加科学、全面、动态的需求识别体系，使老年人真实需求能够被准确捕捉并持续反馈至政策制定与市场决策层面。当前需求识别过度依赖消费数据与企业调研结果，容易造成结构性偏差。为此，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引入多主体参与、多渠道汇集的需求采集机制。
具体路径上，可探索“数据要素–AI分析–社区网格化闭环”的需求识别机制：一是以街道/社区为最小治理单元，依托网格员、家庭医生团队与养老服务站点，建立老年人“需求台账”和“能力评估档案”，并与民政救助、医保结算、长护险评估等数据按授权实现贯通；二是对台账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形成统一的需求标签体系(如助餐、助医、助浴、康复、陪诊、心理支持、适老化改造等)，在保护个人信息前提下引入机器学习对需求进行分群与趋势预测，识别“隐性需求”与高风险人群；三是将识别结果反馈到供给侧：对社区端高频需求实行服务清单化、套餐化与派单化管理，对市场主体开放脱敏后的需求热力图与服务缺口清单，形成“需求识别–供给对接–满意度回访–模型迭代”的闭环。上述机制可与国家层面提出的“建立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推动评估结果互认”要求相衔接[14]，以提升需求识别的动态性与可操作性。
一方面，应强化公共部门在需求识别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定期开展覆盖城乡、不同收入层次与不同健康状况老年群体的专项调查，系统掌握老年人生活状况、服务使用情况与未被满足的需求类型，并将相关数据纳入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决策体系。相较于企业调研，公共部门主导的调查更有条件关注低收入、高龄、失能等弱势老年群体，从而弥补市场机制的选择性偏向。
另一方面，应探索将社区作为需求识别的重要节点。社区与老年人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更容易发现其真实困难与实际诉求。通过完善社区走访制度、建立老年人需求档案、引入社区工作者与社会组织参与评估，可以在微观层面形成对个体需求的持续追踪。这种“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方式，有助于提升需求识别的细致程度与现实贴合度。
4.2. 推动银发经济供给体系由同质扩张向精准适配转型
在需求识别更加清晰的基础上，银发经济供给体系应从追求数量增长与模式复制，转向强调精准性与适配性。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根据老年人需求结构的分层化与差异化特征，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产品与服务体系。
首先，在基础性需求层面，应重点强化普惠性供给能力。例如，在生活照料、基本医疗、康复护理等领域，通过政策支持与标准引导，鼓励发展价格可负担、质量稳定的服务项目，确保多数老年人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这类供给应以覆盖面与稳定性为主要目标，而非以高利润率为导向。
其次，在发展型与改善型需求层面，可引导市场主体开展差异化创新。例如，围绕健康管理、文化教育、休闲娱乐与社会参与等领域，开发具有层次区分的产品与服务组合，使不同经济能力与偏好的老年人都能找到适合自身的选择。这种差异化供给，有助于避免同质竞争导致的资源浪费。
再次，在产品与服务设计过程中，应强化“适老化导向”，将老年人生理特征、认知特点与使用习惯纳入核心设计逻辑，而非仅在外观或宣传层面体现“适老”元素。通过引入老年人参与测试、开展使用体验评估等方式，提高供给与真实使用场景之间的匹配度。
总体而言，供给体系转型的目标，不是简单增加品类数量，而是提升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契合程度，从而实现银发经济由“看似繁荣”向“有效满足”的转变。
4.3. 完善公共政策引导与制度协同机制
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市场问题，也是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在以真实需求为导向的转型过程中，公共政策应发挥更为积极的引导与协调作用，为市场主体行为提供清晰预期与制度约束。孔胶胶等(2026)从社会保障视角指出，社会保障制度是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石，其完善程度直接影响银发经济的可持续性[15]。
在制度协同设计上，可重点完善“长护险–养老金–产业补贴”的挂钩机制：(1) 长护险端：以失能等级评估为入口，建立与服务清单相匹配的支付标准，将居家上门护理、机构照护、康复辅具租赁等纳入可支付范围，并把服务质量评价、用户满意度与机构/企业结算比例挂钩，形成“以需定支、以质定补”的支付激励。鉴于长护险试点已覆盖49个城市、参保人数达1.88亿人[6]，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可直接撬动长期护理服务的普惠供给扩容。(2) 养老金端：探索将基本养老金待遇发放、个人养老金账户与养老服务消费支付场景衔接(如允许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费用使用个人养老金账户支付)，并对低收入、高龄、失能老年人叠加服务补贴，增强其有效需求转化能力。(3) 产业补贴端：将财政补贴、税费优惠与企业/机构“服务普惠性”指标挂钩(如服务覆盖低收入与失能群体比例、单次服务价格区间、社区网点布局密度等)，避免补贴资金过度流向高端项目和硬件建设，促进供给结构向基础性、刚性需求倾斜。
一方面，应优化财政支持与补贴政策的导向。刘西涛、李瑞婧(2026)通过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银发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16]。将资金更多投向能够回应基础性与普惠性需求的领域，而非单纯支持高端项目或硬件建设。例如，在长期护理服务、社区养老服务与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方面，加大针对服务使用端的补贴力度，提高老年人对相关服务的可负担性，从而扩大真实需求向有效需求的转化空间。
另一方面，应加强政策之间的协同性。当前银发经济相关政策分散于养老、医疗、住房、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缺乏统一的需求导向整合机制。通过建立跨部门协调平台，以老年人真实需求为共同基准，对相关政策进行统筹设计，有助于避免重复建设与政策碎片化。
同时，还应完善行业规范与服务标准体系，将“需求适配度”纳入评价指标。例如，在养老服务机构评估、产品质量认证与项目验收中，增加对老年人满意度与需求回应情况的考核，引导市场主体从“追求规模”转向“注重匹配”。
综上所述，以老年人真实需求为导向推进银发经济优化，应从需求识别、供给结构、政策引导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推动银发经济发展逻辑由“资本驱动”向“需求驱动”转型，从而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更加坚实与可持续的经济支撑。
5. 结论
基于老年人真实需求视角的分析表明，当前银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需求识别失真、供给结构同质化与服务可及性不足等问题，其本质在于发展逻辑仍以市场表达需求和资本回报导向为主，未能有效回应老年人需求结构的多层次性与差异化特征。
展望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赵清、王明生(2025)提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价值层面内在契合共同富裕目标，体现了普惠、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要求[17]。在国家重大战略规划与制度创新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一个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加契合老年人真实需求的银发经济体系将逐步形成，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构建积极老龄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NOTES
*共同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