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将乡村振兴提升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并通过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城乡要素流动机制、完善涉农产业扶持政策等制度安排，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政策保障和实践方向。在这一宏观政策框架下，Z省作为先行区，其对探索实践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其中H市J企与X村的结对帮扶项目，因其显著的“造血”成效与系统的共生模式，成为解读新时代村企关系的典型样本。
Z省作为乡村振兴综合改革的先行区，依托“千万工程”的深厚基础，率先在乡村产业体系构建、农村治理体系创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此外，近年来Z省不断探索村企合作新机制，通过构建乡村特色产业体系、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培育乡村治理新模式等举措，实现了乡村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改善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协同推进。
然而，针对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仍不够充分。一方面，既有成果多聚焦于单向帮扶的政策解读或个案成效描述[1]，缺乏对村企间双向互动与协同进化机制的深入剖析。另一方面，尽管共生理论为理解组织间关系提供了框架[2]，但其在乡村研究中的应用多停留于静态的结构分析，未能充分揭示“双向赋能”的动态过程、共生界面的演化机制及其对系统整体绩效的塑造作用[3]。理论研究的滞后，使得实践中村企合作常面临利益联结松散、合作模式不可持续、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等共性挑战。因此，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基于共生理论构建分析框架，以Z省X村与J企的合作实践为案例，综合运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案例分析等方法，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三大维度解析村企合作如何实现由“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的转变，旨在揭示村企共生关系的形成机制、演化路径与经济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可复制的村企共富模式，为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2. 理论逻辑与分析框架
2.1. 共生理论对村企双向赋能的理论逻辑
“共生”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DeBary提出用来描述猫与三叶草因食物链关系而产生的共生现象[4]。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共生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中产生了长远的发展和影响。袁纯清(1998)首次将共生的概念引入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中。他提出，共生理论是一种广泛的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理论的核心由三大要素构成：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要素的总和构成的外生条件；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方式[2]。共生界面的形成即为上述三要素的驱动下，由单元互动和能量交换共同塑造，实现互为依存和相互关联的关系，进而形成共生系统[5]。
近年来，村企合作逐渐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发展乡村产业意义重大。基于此，国家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调动一切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6]。村企合作成为激活农村要素、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7]。立足村企合作的底层逻辑，曲海燕等(2023)认为利益联结是村企合作产生的根本动机，以利益、规则、市场和价值共同体建设为导向的互动体系，是可持续开展村企合作的内在逻辑[8]。从村企合作模式来看，唐惠敏等(2022)发现目前村企之间多存在着以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为基本特征的“村企混合型治理结构”[8]；陆继霞等(2024)提出“双向赋能”的村企合作模式，即村企之间优势互补、功能互助[8]。在村企合作内在机制方面，李海金等(2024)结合嵌入性理论提出村企通过资源、组织、关系互嵌助推乡村产业振兴[8]。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共生理论开始被广泛用于解析农村经济、产业协同和社区治理等领域中，特别是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展现出其科学性。学者们普遍认为，构建起村企协同共生的新型互动关系是促进村企共赢、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性手段。陆秋霞等(2021)提出通过村企“资源–资本”内外联动整合、现代规则与乡土规则的相互弥合、利益分配公平与多元利益诉求的激励调合，能形成优势互补和功能互助的“双向赋能”村企合作模式[9]。互利性共生单元体现为社会创业通过政府、企业、社区等多主体互动提升乡村经济与社会效益，同时乡村为社会创业提供文化资源与市场空间，形成双向价值流动与共创[10]。王丰等(2019)指出村企合作已成为许多地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式，以及弥合城乡发展鸿沟、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11]。
纵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对村企合作能够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观点已基本达成一致，但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现象描述和模式分类阶段，缺乏一个具有普适性与系统性解析“双向赋能”的内在理论机制；其次，较少理论将村企合作置于共生理论的框架下进行分析，探索其从“输血”到“造血”的逻辑机制。由此，本文提出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旨在将村企合作的双向赋能机制结合共生理论的内在逻辑进行系统地阐释，为具有相同发展环境的村企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式框架。
2.2. 共生理论对村企双向赋能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文中的理论梳理和研究缺口，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系统的村企双向赋能分析框架(见图1)，对村企共生的机制进行详细解析。该框架以共生单元即乡村和企业、共生环境即政策和市场等、共生模式即为村企之间的互动方式为根基，解构了共生界面的生成与运行逻辑，并最终推动共生系统完善的机制。我们认为，村企共生的可持续性，在于能否实现村企之间“赋能–反哺–共赢”的闭环逻辑。
具体而言，在共生环境中，村集体和企业这两个共生单元分别发挥比较优势，为双方的发展提供生产要素和制度性资源等外部条件上的支持，是推动共生模式形成的基本动力来源；在共生模式中，村企之间通过资源输入、价值回馈与协同融合构建形成了双向的互动结构模式，资源的单向输入由此通过能力支持转化为双向增益，形成了可持续的共赢互动模式；该互动模式进一步为共生界面的形成输出能量，使得村企能够进一步优化合作；最终，村企得以构成一个动态演化的共生系统。“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通过共生界面形成了一种共同进化、协同发展的村企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共生系统。共生系统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动态演化过程。生物学中的共生关系通常经历寄生、偏利共生到互惠共生的演变，这一框架同样适用于村企合作分析。寄生阶段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依赖与资源汲取；偏利共生阶段则是一方受益而另一方不受显著影响；互惠共生阶段则是双方通过能量交换实现共同增益。从寄生到互惠的跃迁，往往需要特定的临界点事件，如制度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建立、信任积累等，推动共生单元从被动依附转向主动协同。下文将结合X村与J企的实践，解析这一演化路径及其触发机制。
Figure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diagram of mutual empowerment and symbiosis between villages and enterprises
图1. 村企双向赋能共生理论分析框架图
3. 案例探析：X村与J企的双向赋能实践
3.1. 研究设计：案例选取与资料来源
为揭示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背景下村企共生的形成机制与协同进化逻辑，本文采用了个案研究法开展纵向追踪研究，通过识别X村发展中的核心要素、互动过程与成效转化，归纳乡村共生共同体建构路径。个案选择聚焦X村的典型性，X村从2003年集体收入不足30万元的贫困村，发展为2023年旅游收入超5000万元的示范村，是村企共生与多方协同的成功样本，其兼具实践代表性与理论研究价值。调研团队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收集一手资料，结合村企档案、政策文件、公开报道等交叉验证，确保资料真实有效，为研究结论提供坚实支撑。
3.2. 案例描述：一村一会如何实现共生
X村位于H市Y区J镇，辖22个村民小组、997户3429人，村域面积12平方公里，呈“三山环抱，一水绕田”地貌。J企是“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这一发展中的“村”与“企”的共生经验可从以下两个角度去观察。
一是共生单元。X村拥有生态、农业、文化、治理、区位等多重原生优势，奠基其发展共生环境的基础。生态上，村域12平方公里内80%为山林，“三山环抱，一水绕田”的独特地貌具有天然审美价值；农业上，铁皮石斛等特色农产品兼具品质与经济价值，成为吸引旅客体验的热点；文化方面，传统民俗手工艺、X村遗址等历史土壤，为产业融合提供丰富素材；从治理角度，X村“樟树下议事”不仅是独特文化标识，更形成了以“四议六步法”为核心的民主协商机制——通过“议什么、谁来议、怎么议、议的效力”明确协商边界，依托“群众提出–支部讨论–党员表决–村民实干–专人监督–群众评议”六步流程，构建起村级事务全过程民主协商体系。该机制有效解决了土地流转、项目开发等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争议，村级重要决策法律顾问参与率达100%，群众满意率99.1%。J企主张以专业化的运营模式推动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村民主体、企业运营、利益共享”的乡村振兴路径。公司通过整合X村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致力于打造“美好乡村生活体验目的地”的品牌形象。公司创新性地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聘请具有旅游专业背景的运营团队，以市场化手段盘活村级资源。在治理结构上，公司董事会成员由村两委班子成员构成，确保村民作为集体资产所有者对公司发展的决策监督权。
二是共生环境。作为共存价值实现载体，X村提供共存环境体系下多元核心资源，为J企构建价值实现生态。凭借“四议六步法”的高效治理能力，降低J企对接乡村的沟通与落地成本；依托毗邻H市主城区的区位优势及“未来乡村”数字化红利，承接城市消费外溢，为J企整合的企业资源提供广阔市场与变现渠道。J企基于共生需求的精准适配，通过“共富基金”以扶持产业发展、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等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并搭建“村企共富联盟”发挥社会治理协同作用，为企业资源找到了下沉路径，也为村庄产业升级提供了资本支撑；以“归巢计划”、“领头雁计划”、“新农人计划”解决乡村人才短缺，也为企业培育了本土化运营团队；荣誉背书与“以商引商”既为村庄引流，也让参与企业获得品牌曝光与市场回报。而X村的反馈式共生，推动J企从“资源整合者”升级为“乡村共生生态构建者”，实现“赋能–反馈–再赋能”的动态共生进化。
而随着时代发展，政策导向、市场变化与发展诉求的多重推力，共同搭建起了全新的共生环境：国家“万企兴万村”、“千万工程”等政策的落地，不仅为村企合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与制度保障，同时通过省市区三级政策倾斜、共富基金扶持、基础设施升级等红利，降低了双方合作的门槛与风险，为共生搭建了政策桥梁；城市消费升级催生的生态旅游、研学体验等多元化需求，与X村的原生资源高度契合，为村企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让共生具备了价值变现的现实基础；而乡村振兴战略下，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诉求，进一步倒逼村企打破壁垒、深度联动——X村需要J企的市场资源与运营能力盘活存量优势，J企需要村庄的资源载体与场景支撑实现产业下沉，这种“相互需要、彼此成就”的核心诉求，最终推动双方走出了“单向帮扶”的传统模式，迈向“资源共享、利益共担、价值共创”的共生之路。
4. 案例剖析：X村与J企的共生模式研究
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村企合作的模式不断创新，如何构建持久、对称、共赢的共生机制，实现从“输血帮扶”到“造血共富”的系统转型，仍是乡村振兴规划的关键课题。X村与J企的合作探索模式，依托“双向赋能”与“系统共生”的创新模式，实现从传统乡村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未来乡村”的跨越式发展，这得益于X村与J企之间强共生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共生模式。
4.1. J企资源输入与能力建设
4.1.1. 经济赋能输出：产销驱动价值提升
Figure 2. J enterprise empowerment model diagram
图2. J企赋能模式图
为应对农村产业发展中能量生产不足、要素传导不畅及资源分配失衡等问题，多元主体在产业融合中发挥比较优势。J企构建“农业为基、文化为魂、旅游为桥”的农文旅融合界面，系统推进X村产业升级与价值链延伸(见图2)。在资源整合初期，土地流转价格、项目收益分配等涉及村民核心利益的事项均通过“四议六步法”协商确定。以“古城e铺”平台建设为例，村两委牵头组织村民代表、企业负责人、专家团队召开5轮协商会议，最终确立“村集体持股 + 企业运营 + 收益分红”的利益联结机制，既保障村民长期收益权，又赋予企业灵活经营权。首先，在供给侧层面坚持以当地茶叶为核心产业，通过智能灌溉等绿色技术，融合水稻、铁皮石斛等周边农业，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其次，在品牌销售层面商会突破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流通障碍，打造“古城e铺”电商平台贯穿产销全链条，自主建立的特色品牌推动初级农产品向商品化、品牌化跃升；最后，在产业全链条路径下，J企聚焦文化资源转型，提升产业空间聚集度与产业关联度，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增值。2023年，X村农业总产值突破3400万元，旅游总收入达5100余万元，村民人均收入增至5.12万元，形成“生产提质–销售扩容–产业融合”的经济循环。
4.1.2. 人力资源保障：生态人才培养建设
“共生能量”的产生依赖主体间的功能互补，村民、企业、村集体等作为人才培育的共生单元，在情感共鸣与价值契合层面需要实现人才与产业就业的双向适配，J企所构建的分层、精准的人才培育体系打破了传统帮扶中的非对称关系。其中第一层次是“引凤归巢”，企业精准提供创业扶持与政策引导，吸引高校毕业生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第二层次是“精炼骨干”，商会立足本土村民骨干，通过系统化学习现代管理、营销与服务知识，培育了一批能够带动产业发展的“本土首席执行官”；第三层次是“大众培育”，针对民宿运营、电商直播、特色餐饮等紧缺技能，年培训超200人次。例如，体系化赋能J企不仅提供320个稳定就业岗位，更是培育数十名独立运营电商的创业领头人，在外部引进激活与内部培育主导的人才梯队建设下村民从传统生产者进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取得此成绩的背后，人才培育体系的落地曾面临村民参与意愿不足的信任摩擦。为此，商会调整策略，依托“圆桌畅聊会”、“乡贤会”等协商平台，邀请已受益村民现身说法，并建立“问题收集–整改办理–专人监督–定期回访”的民意反馈闭环。平台上线以来，收集意见建议584条，问题解决率达98%，村民参与率从初期的32%提升至87%。
4.1.3. 治理体系优化：数字赋能智慧乡村
为构建数据深度融合共享、业务流程高度协同、主体间实现价值共创与对称互惠的治理体系，J企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治理与服务场景。其一，赋能产业治理精细化，企业协助开发村企服务APP，实现用工需求与订单信息的高效匹配，同时嫁接物联网传感器对茶园进行生长全时监测，为精准农业与企业采购提供了数据决策支持；其二，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企业积极推广“共享法庭”数字化平台，将调解、咨询、立案等司法服务延伸至村口，构建政府与企间制度化、常态化的互动渠道。数字共生模式下，村企构建起“技术降本，治理增效”的新格局，创新模式嵌套与迭代升级，巧妙适配乡村数字化建设中需求复杂、资源分散的现实要求。
4.2. X村价值反哺与能力支持
4.2.1. 资源价值反哺：要素支撑回馈发展
共生模式下的互补效应要求各主体基于资源禀赋差异进行功能分工与优势互补，同时整体效应则需打破分散状态，通过系统化重组形成资源共生体，因而X村通过自身资源禀赋，为企业长续发展提供要素支撑(见图3)。首先，土地资源资本化盘活通过作价入股与长期租赁等灵活制度以及土地流转租金与项目分红等发展红利，极大减轻企业前期资产投入压力；其次，特色文化授权与转化为文旅项目注入差异性竞争力及产业内涵，促成文化资源向消费资本的转化；最后，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不仅让村民作为雇员参与项目运营，也成为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维护社区和谐的重要软性资源。
4.2.2. 品牌价值建设：品牌文化增益转化
品牌共生的终极竞争力在于将文化基因转化为可交易的信任资本，企业与区域IP的联动需通过外部环境适应与内部环境优化双向赋能。一方面，乡村公共品牌为企业提供制度嫁接，X村以“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IP为共生纽带，联合商会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强化自身合规经营，有效优化了商会的乡村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乡村IP文旅为企业提供市场环境，为商会经营开辟了体验式消费市场，而本土文化以品牌叙事为核心，为企业承载文化传承的信任资本，实现文化软实力与品牌价值增效的共生共赢格局。
Figure 3. X village empowerment model diagram
图3. X村赋能模式图
4.2.3. 环境价值推进：政治保障降本增效
X村作为核心共生单元，借助政府政策协同优化共生环境，构建了对J企的反哺机制。首先，政策制度的落地构成反哺基础，X村以党建引领深化基层建设，通过“四议六步法”民主协商机制，吸纳乡村精英进入基层党组织，增强党组织在协调集体经营与企业经营内在冲突中的治理能力。在此基础上，“樟树下议事”品牌成为制度化降低村企对接成本的载体——村级决策法律顾问全程参与、协商事项“一事一档”备案、全过程公示接受监督，形成可信承诺机制，使村企合作从“人情信任”转向“制度信任”；其次，规则资源的配置强化共生效应，一方面以基础设施建设、文化资源创新等政策配套，为J企提供低成本的发展载体；另一方面通过人才培育扩充企业的人员储备，进一步降低企业要素获取成本；最后，政策资源的连结深化共生关系，X村的政策背书赋予径山商会更加灵活的资源配置空间，实现了从政策落地到成本降低再到效能提升的长效机制，为商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4.3. 系统共生演进机制与协同融合
从共生演化视角审视，X村与J企的合作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经历了从初始帮扶到深度互惠的阶段性跃迁。第一阶段可视为寄生或单向帮扶期，早期J企以捐赠和扶持为主，村集体被动接受资源输入，缺乏自主发展能力，双方尚未形成稳定的能量交换机制；第二阶段为偏利共生期，随着“古城e铺”平台建立、农文旅项目启动，J企开始以市场化手段盘活村庄资源，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务工获得收益，但项目决策权仍集中于企业，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健全，村民参与度有限。第三阶段进入互惠共生期：关键触发事件是“四议六步法”民主协商机制的全面推行与共富基金的设立。2019年前后，小古城村在径山商会支持下，将“樟树下议事”制度化，形成完整协商闭环，并通过“众人议事厅”线上平台实现民意实时反馈。同时，商会成立共富基金，用于扶持产业发展与人才培育，构建起“村集体持股 + 企业运营 + 收益分红”的利益联结机制。这些制度创新有效化解了信息不对称、信任缺失等摩擦成本，使村民从被动参与者转变为共同决策者，企业则从资源整合者升级为共生生态构建者，最终实现“赋能–反哺–共赢”的对称互惠共生。这一演化路径表明，共生关系的质变依赖于治理机制与利益分配的制度化突破。
Figure 4. Village-enterprise win-win development mechanism diagram
图4. 村企共赢演进机制图
经此演变，X村与J企依托资源交换与价值共创，构建起双向互惠的共生体系(见图4)。作为村企共生的底层支撑，资源交换层通过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通形成互补格局，村庄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为J企文旅项目开发提供物理空间；J企则引入现代农业技术，推动农田生产向智能化管理转型。在此基础上，产业融合成为价值增值的核心环节，增强了乡村经济的内生发展动力。双方联合打造“径山研学 + 农事体验”复合型项目，J企整合文旅渠道设计精品线路，X村则提供采茶制茶、民族手工等沉浸式服务，创造就业岗位300余个，推动村民收入多样化。产业融合带来的价值增值最终通过利益共享层实现均衡分配，成为共生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村庄以民主协商机制保障村民话语权，J企设立共富基金反哺乡村建设，双方联合组建“共富发展基金会”，扶持小微企业、青年创客，形成乡村与企业利益共享的可持续生态，让共生能量在多方主体间实现均衡分配。综上，三层联动机制环环相扣，促成了X村与J企的深度共生，推动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层联动机制的有效运转，还需依托完整的界面实现共生单元与共生环境的融合，这一载体的优化成为村企共生良好的关键。在资源交换与产业融合的基础上，通过搭建更加高效的要素流通通道，结合共生环境中的政策支持体系，突破制度壁垒，推动乡村土地资源与企业技术的市场化对接，让X村的资源禀赋与J企的能力优势在流通中实现价值最大化。同时，借助数字技术搭建信息交互平台，整合X村生产数据与径山商会的需求信息，形成实时反馈的动态机制，让村企互动精准契合市场机遇与生态文化发展导向。共生界面的持续优化，既串联起资源交换、产业融合、利益共享的三层联动逻辑，又让共生单元的互动充分借力政策、市场、生态构成的正向共生环境，最终推动共生系统向更稳定的互惠形态发展。这一演化过程内含着对多重摩擦成本的系统消化：从土地流转中的信息不对称成本，通过“三议三不议”原则和第三方评估机制化解；到人才培育中的信任构建成本，依托“众人议事厅”线上平台和民意反馈闭环消弭；再到经营理念冲突中的制度协调成本，借助党组织引领和“四议六步法”协商机制弥合。三类摩擦成本的逐层化解，推动共生界面从松散走向紧密，从单向帮扶走向深度互嵌。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共生理论分析表明，X村与J企的成功合作，本质上是构建了一个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共生”持续演进的协同系统。双方通过“三力驱动”与“三维反哺”的深度互动，在资源交换、价值共创与利益共享中实现了对称互惠共生，最终催生了经济增效、治理改善的综合成果。这一实践揭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构建可持续的共生机制。未来推广“万企兴万村”行动，应注重强化制度化利益联结、优化数字化协同界面、激发多元主体内生动力，推动村企关系从外部帮扶迈向深度互惠，从而为共同富裕筑牢系统主性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