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产业化浪潮的推动下，文化遗产地已从单纯的历史记忆载体，演变为承载经济增值、文化传承与社区存续多重价值诉求的复合型场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持续倡导“以社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强调本地居民在遗产管理与价值创造中的核心地位，其COMPACT倡议实证表明社区深度参与是遗产可持续治理的关键[1]。然而，全球范围内的遗产旅游开发始终深陷共性悖论：资本主导的“加速变现”逻辑与遗产保护的“公益属性”、社区生活的“日常属性”形成尖锐张力，衍生出空间挤压与生活场域异化、文化异化、利益分配失衡等一系列冲突性问题。如何超越“保护与开发对立”的二元思维，实现从冲突对抗到协同共创的治理转型，已成为全球遗产治理领域亟待破解的前沿命题。
现有学术研究为理解旅游地社区问题提供了多元理论视角，在情感与价值共创两大领域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情感研究领域，现有研究集中于情感维度划分[2] [3]、地方依恋机制[4]、情感与旅游影响感知关联[5]、情感空间建构[6]、幸福感生成路径[7]等方向，这些方向既涵盖情感的内在构成与生成逻辑，也延伸至情感的空间表达与实践结果，全面覆盖了旅游地居民情感从“是什么”到“如何形成”再到“产生何种作用”的研究链条，呈现出对情感议题多维度、深层次的探索特征。但不可忽视的是，情感研究多聚焦单一维度的作用机制，未充分融入价值共创的多主体互动场景。实际上，旅游地居民的情感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多元互动共同塑造了居民的生态情感，进而影响其参与价值共创的行为意愿。在价值共创领域，现有研究集中于多主体角色定位[8] [9]、资源整合模式[10]、价值共创机制[11]、商业模式创新[12]、冲突与协同治理[13]等方向，这些方向从基础的主体分工与资源调配入手，逐步拓展至宏观的系统构建与实践治理。但主流价值共创理论过度强调合作的和谐性，未能充分认识到冲突的建构性价值。价值共毁与价值共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转化关系，这种转化机制在遗产地治理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14]。然而，现有研究虽在情感与价值共创领域各自形成了清晰的研究脉络，但两大领域之间的关联性探索仍有明显不足，同时，较少将情感纳入分析框架，导致对旅游地社区治理中“情感–共创”的联动逻辑阐释不足。更为深层的是，文化遗产地的治理困境根植于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研究表明，不同遗产地的居民生计策略选择存在显著地域分异，山岳型景区与城镇型景区的影响机制各不相同[15]。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地理区位的特殊性，更揭示了遗产地治理需要超越“一刀切”的模式，寻求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平遥古城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城，其发展轨迹生动体现了这种复杂性。自199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平遥经历了从“历史古城”到“旅游名城”的深刻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居民的生计策略呈现出显著的适应性特征，“旅游经营 + 常年务工”的复合型模式成为主要选择[16]。这种适应性不仅体现在生计方式上，更深刻地反映了居民在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智慧。
基于此，本文以平遥古城为案例，构建“结构张力–情感投射–资本中介–能动实践”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旨在弥补现有研究的理论不足。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突破情感研究的个体主义局限，将居民情感重新置于社会过程中心，揭示其作为“结构性张力具身化表达”的社会属性，建立情感与制度场域的辩证关联；其二，重构价值共创理论的内涵边界，提出“反向共创”核心概念，系统阐明冲突在倒逼制度改革、催生共创秩序、重构权力关系中的建构性价值；其三，搭建“结构–情感–资本–行动”的整合分析框架，系统解析旅游地从冲突到共创的完整演化机制，为遗产地治理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
2. 文献述评
2.1. 旅游地居民情感研究的“去社会化”陷阱及其超越
旅游地居民情感是当地人对旅游业发展所持有的主观感受与态度的总和，它深刻影响着当地的旅游氛围与社会风貌。传统旅游研究对居民情感的探讨，在带来初期洞察后，已逐渐陷入理论的瓶颈。其主流范式大致可分为两类：Ajzen (1991)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为此构建了经典分析框架[17]，将情感简化为预测特定行为的前因变量，为解析居民旅游支持意愿提供了基础工具。二是地理学中的“地方依恋”研究，Low & Altman (1992)奠基的该理论深化了对人地情感联结的理解[18]，成为解读这一关系的核心视角，但目前研究大多仍停留在对情感类型的静态描述与测量上。这两种路径共享一个核心局限，即情感的“去社会化”：它们倾向于将情感从其赖以生成的权力结构、制度环境与历史变迁脉络中抽离出来，将其物化为一种漂浮的、驱动行为的个体心理属性。这种“见木不见林”的视角，使其无力将居民个体的“私人困扰”与旅游地发展中的“公共议题”相联系，从而遮蔽了情感作为社会冲突与秩序缩影的深层意涵。为突破此理论陷阱，必须将居民情感重新置于社会过程的中心，视其为一种深刻的社会实践。本研究据此提出，旅游地居民情感应具有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结构性张力的身体化感应器”与“社会位置的意义化诉说”。这一理论转向在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中已初现端倪，并为我们提供了超越“二元割裂”的辩证视野。
首先，情感绝非孤立的心理波动，而是宏观结构性矛盾在微观个体生活中的具身化体验。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相对剥夺感”，便深刻地反映了其在利益分配、社会保障等结构性比较中所产生的心理失衡，是发展资源分配不公这一核心矛盾的主观映射[19]。同样，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成本感知”与“获益感知”的差异，亦非纯粹的个人计算，而是其基于自身在地方权力与利益格局中的位置，对结构性张力做出的情感回应[20]。进而，这种由结构张力所激发的情感并非一种被动地承受，而是一种能动的、指向实践的“诉说”。它通过与不同主体的互动，嵌入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寻求意义的表达与行为的出口。居民在与他人、地方及环境的持续性互动中激发的“生态情感”能够显著转化为参与旅游“价值共创”的实际行动，清晰地展现了情感从内在的“情动”到外在的“身动”的转化逻辑[2]。在主客互动中，居民的“情感团结”亦受到功能性互动与社交性互动的差异化塑造，并最终影响其欢迎、理解与助人等行为意向。这进一步表明情感是社会行动的意义源泉与关系纽带[21] [22]。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感诉说的内容与方式，深受其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位置与权力关系的塑造。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居民对地方发自内心喜爱的“真有之情”与基于责任与义务的“应有之情”通过“情感团结”共同影响其价值共创意愿，深刻揭示了情感表达如何被文化规范与社会角色所规制[3]。而在乡村旅游推动下，居民的“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之间形成的多维互动，更凸显了情感在其社会角色转换和生计策略调整中的核心驱动作用[23]。最终，情感的社会性在居民与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得以制度性呈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通过影响其“参与度”和“获益感知”，进而塑造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而“地方依恋”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调节角色[24]。这一机制在居民“回流就业”的决策中同样清晰可见，“地方情感”“政府信任”与“支持度”共同构成了驱动其回乡意愿的关键组态路径[25]。
2.2. 价值共创理论的“去冲突化”预设及其重构
与情感研究的“去社会化”并行的是价值共创理论的“去冲突化”倾向。源于Vargo & Lusch提出的服务主导逻辑，强调多主体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价值生成[26]，描绘了一幅多主体平等参与、和谐交换资源、共同创造价值的理想化图景。这种叙事将“合作”预设为共创的唯一合法形态，本质上是一种“过程和谐”的乌托邦。尽管后续研究提出了“价值共毁”概念以作修正，但多数文献仍将冲突视为共创失败的结果或需要被“管理”和消除的负面现象，未能洞察到冲突在共创生成过程中的建构性角色。这种对冲突的系统性忽视，使其理论叙事难以回应平遥古城等遗产地在旅游开发中出现的激烈利益博弈与集体诉求表达现实。
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经济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真正的发展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可持续性，同时提醒我们，一个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场乌托邦，必然会引发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27]。于此，本文提出“反向共创”这一核心概念，活态文化遗产地中，因遗产保护、在地生活、商业开发三重制度性秩序失衡引发的居民合规性集体诉求，通过倒逼治理主体正视结构性矛盾、修订制度规则、完善社区常态化参与渠道，最终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形成、三重秩序达成动态均衡的实践过程。本文认为，冲突，特别是以集体维权形式出现的对抗性实践，并非共创道路上的“障碍”，而是共创的一种激烈且必要的“助产士”。它通过议题的暴力性设置、共识的痛苦性凝聚与权力的对抗性重构，能够倒逼僵化的制度结构进行改革，催生新的游戏规则与协商平台。这一论断在经验研究中得到多维印证。首先，冲突本身即结构性矛盾不可调和的集中爆发，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相对剥夺感”及其引发的维权行为，正是对利益分配不公、文化话语权丧失等深层矛盾的直接回应[19]。这种冲突将潜在的“价值共毁”风险显性化，迫使各方正视问题的存在。进而，冲突过程能够激烈地重塑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与权力结构。研究表明，居民与游客间的互动并非总是和谐的“价值共创”，功能与社交互动中的错位同样可能引致“价值共毁”，而后者恰恰是触发关系反思与规则重构的契机[28]。在家庭旅游情境中，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互动脚本不一致可能导致价值共毁，但双方通过“共同恢复”机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反而更可能实现从共毁向共创的转化[29]。这揭示了冲突作为关系“重启”按钮的建构性功能。尤为关键的是，冲突能够以一种破坏性姿态，执行建构新秩序的历史功能。对非遗进景区、古城菜市场旅游化改造等案例的研究发现，多主体在“政策响应”与“文化传承”的价值主张驱动下，通过动态的服务交换与资源整合，能够在特定情境下共创价值[11]。这些新的制度安排与协作平台，往往并非源于预先设计的和谐蓝图，而是对既有冲突的回应与制度化解决。在平台经济领域，区块链等共识机制的应用，正是为了治理因数字化缺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价值共毁”风险，通过技术手段重塑信任关系与互动规则，实现从共毁到共创的转化[30]。因此，冲突绝非价值共创的简单对立物。冲突以一种破坏性的姿态，执行了建构新秩序的历史功能，它是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则在社会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对“价值共毁”恢复机制[29]及平台生态中价值转化[30]的研究，恰恰从反面论证了冲突作为价值生成催化剂的核心命题，为本研究提出“反向共创”概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经验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反向共创’效应的实现并非必然，它依赖于特定的条件，如维权行动的理性与合法性、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性，以及是否存在将对抗性诉求转化为建设性议程的社会中间力量。缺乏这些条件，冲突仍可能滑向纯粹的‘共毁’。”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平遥古城作为深度案例开展研究，核心基于其在遗产旅游地治理中的典型性与复杂性。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城，平遥古城自199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完整经历了从“历史古城”到“旅游名城”的转型，遗产保护、在地生活与商业开发三重制度性秩序的张力在此集中显现，居民情感演化与行动实践的阶段性特征清晰可辨，既存在因利益分配、空间挤压引发的冲突性实践，也形成了多方协同的共创探索，为解析“冲突–共创”的演化逻辑提供了鲜活的实践场域；同时，其独特的“公私交织产权结构”“票号文化积淀”与“社区生态完整性”，使结构性张力的具身化过程更具辨识度，能够为“结构张力–情感投射–资本中介–能动实践”整合框架提供充分的经验验证。
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路径，以深度案例分析法为核心，整合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文献分析与实地调研等多元方法，形成“主位体验 + 客位分析”的研究闭环：半结构化访谈聚焦居民情感生成、社会资本运作与行动决策的微观过程，能够精准捕捉“情动–身动”的转化细节；参与式观察通过长期嵌入古城社区日常生活与旅游实践场景，记录居民与政府、资本、游客的互动行为，还原结构性互动的真实情境；文献分析系统梳理平遥古城旅游开发政策文件、学术研究与媒体报道，厘清三重秩序的历史演化脉络；实地调研则重点考察古城空间形态变迁、商业布局调整与遗产保护实践，为理解结构张力的物质载体提供直观依据，多元方法的互补性确保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与厚度。
3.3.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贯穿2024年8月~2025年6月，采用“多时段、多主体、多维度”的策略开展：访谈对象通过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涵盖不同年龄(18~75岁)、职业(旅游经营者、非遗传承人、普通居民、退休人员等)的居民21人，累计完成21份有效访谈记录(平均时长45分钟)，访谈提纲围绕结构张力感知、情感体验、社会资本网络、行动实践等核心维度设计；参与式观察累计时长超60天，重点记录民宿经营互动、社区议事、遗产修缮、冲突事件应对等场景；文献数据涵盖1997年以来的古城保护条例、资金补助办法等政策文件17份，1997~2020年关于平遥古城旅游发展、社区变迁、治理困境的核心学术文献与相关媒体报道120余篇，形成“访谈资料 + 观察记录 + 文献数据”的多源数据体系，通过三角验证提升数据有效性(见表1)。
Table 1. Demographic profile of interviewees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编号 |
年龄 |
性别 |
职业/身份 |
编号 |
年龄 |
性别 |
职业/身份 |
R01 |
42 |
男 |
普通居民 |
R12 |
36 |
男 |
旅行社经理 |
R02 |
65 |
女 |
退休人员 |
R13 |
31 |
女 |
民宿负责人 |
R03 |
38 |
女 |
普通居民 |
R14 |
26 |
男 |
导游 |
R04 |
55 |
男 |
非遗传承人 |
R15 |
28 |
女 |
景区交通从业者 |
R05 |
29 |
女 |
旅游企业雇员 |
R16 |
46 |
男 |
餐饮店管理者 |
R06 |
66 |
男 |
退休人员 |
R17 |
39 |
女 |
文创产品销售 |
R07 |
47 |
男 |
普通居民 |
R18 |
53 |
男 |
纪念品店主 |
R08 |
33 |
女 |
餐饮经营者 |
R19 |
34 |
女 |
售票人员 |
R09 |
26 |
男 |
自由职业 |
R20 |
48 |
男 |
保安 |
R10 |
59 |
女 |
非遗传承人 |
R21 |
34 |
女 |
旅拍店老板 |
R11 |
48 |
男 |
普通居民 |
|
|
|
|
3.4. 数据分析
平遥古城为深入剖析居民情感与行动的演化逻辑，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指导下的三级编码程序对质性数据进行分析。该方法不预先设定理论假设，强调从数据本身生成概念与理论，研究者对全部访谈转录文本、田野观察笔记进行逐行逐句的贴标签式分析，将原始语句转化为初始概念。开放性编码旨在保持开放心态，捕捉一切与居民情感、行动、关系及结构相关的信息碎片，共生成45个初始概念；主轴编码将分散的初始概念进行反复比较、聚类，归纳出更具抽象性和解释力的核心范畴，并挖掘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持续比较，最终凝练出结构张力、情感投射(积极/消极情动)、资本中介(联结型/桥接型)、能动实践(身动模式)等核心范畴，并初步搭建起“情境条件(结构)→情感与意愿(中介)→行动策略(结果)”的故事线。选择性编码旨在从已发现的核心范畴中，系统地选择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核心范畴”，并将其与其他范畴系统性地联结起来，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叙事。本研究确定“从冲突到共创的演化”为核心故事线。围绕这一主线，对所有范畴进行整合与精炼，明确“结构张力”是演化起点，“情感投射”是内在动力机制，“资本中介”是转化条件，“能动实践”是外在表现，“秩序重构”是最终结果(见表2)。
Table 2. Coding scheme of residents’ emotions and actions in heritage tourism sites
表2. 遗产旅游地居民情感与行动的文本编码表
原始语句(代表性摘录) |
开放性编码(初始概念) |
主轴编码 (核心范畴) |
选择性编码 (理论整合) |
A. 结构性张力的具身化感知 |
|
|
|
“看着邻居家院子改成客栈生意红火，心里是羡慕的…但水不够用了，晚上也吵，又觉得烦。”(R08) |
a1. 利益羡慕；a2. 生计焦虑；a3. 环境侵扰感 |
经济价值显化与
生活成本感知 |
结构性张力
(商业开发 vs. 在地生活) |
“祖上留下来的老宅，自己想修不能随便动，得等审批，感觉这不是自己的家似的。”(R02) |
a4. 产权无力感；
a5. 归属感剥离 |
权利受限与
尊严受损 |
结构性张力
(遗产保护 vs. 在地生活) |
“好好的老字号，现在卖的‘特产’都是义乌来的小商品，就包装是平遥的。文化成了
卖包装。”(R04) |
a6. 文化符号空心化；
a7. 真实性危机 |
文化真实性的
商品化稀释 |
结构性张力
(商业开发 vs. 遗产保护) |
B. 情感投射：情动的分化 |
|
|
|
“平遥出名了，我们说是古城里的人，外面人也高看一眼，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荣耀。”(R06) |
b1. 集体荣誉感；
b2. 文化自豪 |
文化认同强化与
价值确认 |
积极情动
(价值认同) |
“政府搞的那个修缮补贴，我家申请到了。
虽然钱不多，但感觉被看到了。”(R11) |
b3. 制度性获益认同；
b4. 尊严与话语权获得感 |
制度性参与带来的尊严感 |
积极情动
(导向合作) |
“答应好的补助，流程走了三年还没下来，
心都凉了。”(R08) |
b5. 承诺落空；
b6. 系统性失望 |
制度信任破产 |
消极情动
(信任瓦解) |
“动我家的祖宅，就是动我们家族的根！
那不是钱能衡量的！”(R07) |
b7. 精神根基被侵犯的
愤怒；b8. 底线被突破感 |
底线失守与神圣性侵犯 |
消极情动
(导向维权) |
C. 资本中介：情动向身动的转化枢纽 |
|
|
|
“这种事我们几家街坊一商量，就一起去找
管委会了，人多力量大。”(R07) |
c1. 邻里共识；
c2. 集体行动动员 |
联结型社会资本
(地缘网络的内聚
动员) |
资本中介
(封闭型动员) |
“我们这条巷子十几户，有个微信群。
谁家有事，群里一喊，大家马上就能凑一起
商量对策。”(R06) |
c3. 地缘即时通讯网络；c4. 高频互助 |
内生性紧密网络的凝聚力 |
资本中介
(快速反应能力) |
“后来我们这通过政府介绍，联系上了大学的保护专家，帮我们做了个专业方案，说话才有底气。”(R09) |
c5. 寻求外部专家；
c6. 专业资源引入 |
桥接型社会资本
(跨领域链接) |
资本中介
(开放型赋能) |
“我们几家民宿老板联合起来，找专门的人
做‘沉浸式文化体验’设计，产品升级了，
价格也上去了。”(R13) |
c7. 横向业缘联盟；
c8. 外部知识引入 |
外生性异质网络的赋能 |
资本中介
(专业支持) |
“政府定了规矩，大家不乱涨价、
不恶意竞争，生意才能长久。”(R13) |
c9. 行业自律；
c10. 规则共建 |
制度化规范形成 |
资本中介
(规范固化) |
“现在管委会搞议事会，流程是公开的。虽然结果不一定全如意，但至少有机会说话，过程是公正的。”(R03) |
c11. 对程序正义的信任；c12. 规则内化 |
非正式规范与
制度化信任 |
资本中介
(有序协作) |
D. 能动实践：情动与资本的耦合形态 |
|
|
|
“实在没办法，大家就联名写信，到上面去
反映，必须给个说法。”(R07) |
d1. 集体信访；
d2. 制度内维权 |
对抗性实践 |
对抗型身动
(高捍卫意愿 + 封闭资本) |
“那次水污染，我们去了管委会，不立刻解决就不散。事情才彻底被重视。”(R04) |
d3. 集体性抗议；
d4. 越级上访 |
防御性集体维权 |
对抗型身动
(反向共创触发器) |
“我在自家院子搞了个非遗体验，既不影响
住家，游客也喜欢，多了份收入。”(R10) |
d5. 微旅游创业；
d6. 空间自适应 |
创造性调适 |
调适型身动
(混合意愿 + 初步桥接) |
“不让大改结构，我就在内部做文章。把偏房改成带传统文化元素的特色客房，既保留了
风貌，又提升了体验和收入。”(R13) |
d7. 微观空间创造性
适应；d8. 与规则弹性
协商 |
个体的策略性创新与协商 |
调适型身动
(正向共创的微观实验) |
“现在修缮方案我们都参与讨论，街区怎么管我们也有代表在理事会里，感觉自己是主人了。”(R11) |
d9. 制度化参与；
d10. 共治身份认同 |
协同性治理 |
协同型身动
(成熟共建意愿 + 制度化资本) |
“我们现在的社区代表可以定期参加管委会的联席会议，我们的建议很多都写进了新规划。”(R11) |
d11. 制度化渠道常态化
参与；d12. 被授权的社区自我管理 |
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共同治理 |
协同型身动
(制度化共创的稳定形式) |
E. 冲突演变：反向共创与秩序重构 |
|
|
|
“那几年闹得最凶的时候，反而促成了第一次居民听证会，虽然难，但总算能坐在一起谈了。”(R02) |
e1. 维权触发对话；
e2. 新议事平台产生 |
冲突制度化 |
反向共创机制
(倒逼秩序重构) |
“正是前几年因为搬迁补偿闹得那么厉害，
才明确要求必须有居民代表参与评估。”(R16) |
e3. 激烈维权倒逼政策
修订；e4. 权力–权利关系强制性调整 |
冲突的制度化吸纳与回应 |
反向共创机制
(催化新制度) |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单纯对抗没用，完全
不管也不行。保护、生活、赚钱，得像揉面
一样，找到那个平衡点。现在的各种委员会和公约，就是在商量怎么办。”(R11) |
e5. 多元价值进入协商
框架；e6. 三重秩序动态妥协与共生 |
动态均衡认知与
实践的形成 |
三重秩序动态均衡 |
为防止概念遗漏和理论上的漏洞，需要对编码的饱和程度进行检验，以提高研究的可靠性。通过对随机抽取、事先预留的三份文本资料进行完全相同的扎根理论分析，未发现新的概念范畴。由此认为，本研究所构建的概念框架在理论上已达到饱和。
4. 情感的演化逻辑：结构形塑、价值显化与情动分化
平遥古城居民的情感演化，遵循着“结构形塑底色–刺激引发迸发–互动生成情动”的递进逻辑。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心理反应，而是深植于历史社会结构、并被特定场域中的互动关系所驱动的社会实践。
居民对古城的情感底色，在根源上是历史进程与社会结构长期共同作用的“嵌入性产物”。明清票号文化所积淀的“重商崇信”传统，为这份情感注入了深厚的“文化荣誉”基因；而长期存在的复杂产权结构——三千余处院落公私交织，以及“房管所管理–居民被动居住”的传统治理模式[31]，则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塑造着一种矛盾性的情感体验：它既强化了“古城是家园”的切身归属感，又不断滋生着“想保护却无权限”的深层无力感。这种由历史传统、产权制度与治理结构共同雕琢的情感基质——融合了敬畏、归属、被限制与无力——构成了居民情感世界的初始基调，其强弱差异则直接对应于个体在结构中的位置：“咱家祖上就跟票号打交道，说起来心里是自豪。可这院子啊，说是你的又不完全算，修也不能随便修，干着急。”(受访者：R02)票号后裔的情感底色中荣誉感更为凸显，而长期被排斥在治理进程之外的普通居民，则更多地承载着结构性的无力感。
旅游开发作为一种强烈的“结构性刺激”，骤然打破了情感底色的相对平衡状态。它将那些原本隐匿于日常实践之中的价值维度——经济利益、集体荣誉与文化传承——强力地推至台前，从而驱动居民情感从一种“潜隐底色”向具有明确指向和更高强度的“显性情感”迸发。这一迸发的核心，在于居民对古城之“爱”的深化与复杂化。旅游使得古城超越了其作为“遗产遗迹”的单一符号，转变为与每位居民生计与尊严息息相关的“价值复合体”：“以前就觉得是住人的老地方，现在不一样了，全世界的游客都来瞧，咱靠着它吃饭，也更知道它的金贵了。”(受访者：R13)当民宿经营与餐饮服务创造出切实的经济收益，当古城的世界文化遗产身份成为居民引以为傲的社会资本，当传统工艺因旅游需求而从“日用而不觉”变为“被凝视的文化瑰宝”，居民对古城的珍视便不再是抽象的情怀，而是建立在多重价值显化基础上的、更为深刻和具体的情感联结。高达58.6%的居民认为旅游增强了其文化认同，这一数据正是情感在结构性刺激下实现迸发与深化的经验证据[32]。
然而，情感的深化本身蕴含着辩证的张力，其最终转化为驱动行动的“情动”，则关键在于居民与政府、外来资本等主体之间的“结构性互动”。正是在这些日常的、制度化的交往实践中，情感能量被激活并呈现出“积极情动”与“消极情动”的二元分化路径。积极情动的生成，有赖于居民在互动中感知到“可期待的价值实现”。当旅游收益能够以相对公平的方式在社区内扩散，激发“羡慕心”与“希望感”。当治理结构的转型，如《平遥古城保护修缮工程资金补助办法》的实施)赋予居民在修缮保护中“说得上话的真权利”，使其从被动者转变为参与者，获得尊严与认同。“这回是自己做主修老屋，国家还补钱，心里踏实，觉得这古城真是咱大家的。”(受访者：R11)当制度与市场共同支持文化传承，政府与高校合作建立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中心，采用“传统桢杆筑墙工艺 + 三维扫描技术”对古城墙进行修复——便创造出一种“结构性的融合”，技术治理的现代性结构并未简单取代传统，而是通过与在地知识结构进行制度性嫁接，为文化的“真实性”提供了新的存续路径。同样，冠云牛肉等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升级在市场化中取得成功，其意义在于构建了一个“可盈利的传统”之结构性范例，使居民在参与经济结构的过程中，非但没有丧失主体性，反而获得了捍卫文化身份的自信与资源。让居民看见“根脉延续”的清晰图景——在这些时刻，情感便转化为合作、参与共创的积极动力。
与之相对，消极情动的爆发，则源于居民感知到其生存与精神的“底线被结构性力量洞穿”。当祖先崇拜的物质载体——祖宅——因开发而改造，触动的不仅是空间权益，更是精神根基与家族尊严的彻底瓦解。“祖上留下的宅子，格局都改了，这哪能行。”(受访者：R09)当古城水系因旅游排污或过度抽取而“活水变死水”，直接威胁到世代依赖的生存根基；当政府或企业的承诺屡成“空头支票”，导致社区信任体系彻底破产，使居民产生被系统性欺骗的屈辱感——在这些触及生存权、精神信仰与人格尊严的底线时刻，情感便会从温和的不满激化为强烈的愤怒与维权意志，驱动着合规性诉求行动的生成。
5. 从情动到身动：意愿生成、资本赋能与转化实践的辩证逻辑
在平遥古城从冲突走向共创的社会变迁场域中，情动并非天然演化为具身化的身动，其转化遵循“情动孕育身动意愿、社会资本赋予身动能力、意愿与能力的辩证耦合实现情动向身动跃迁”的核心逻辑。这一过程既非线性的心理－行为推演，也非脱离社会现实的主观建构，而是情感能量与社会资本相互渗透、动态适配的实践过程，其内在机理与转化形态始终围绕“意愿－能力”的耦合关系展开。
情动作为身动意愿的情感本源，其生成与分化为身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心理驱动力，而三种积极情动与三种消极情动共同勾勒出意愿生成的多元谱系。“旅游来了，肯定是好事，院子里能多点收入，跟人讲讲老城的故事自己也提气。可有时候也烦，人太多了，吵得很，家门口的路说修整就修整，也不提前跟你好好言语一声。”(受访者：R16)积极情动维度下，“看得见的公平与摸得着的实惠”通过邻里旅游经营致富、就业机会增加等具象体验，将抽象的发展价值转化为“参与共享”的行动渴望，催生以主动参与为核心的“共建型意愿”——当身边人通过民宿经营、非遗展演获得可观收益时，居民对古城的情感认同便转化为参与旅游开发、分享发展红利的实践向往；“说得上话的真权利与被尊重的尊严”打破了居民在公共事务中的制度化失语状态，权利实现的体验激发了“表达诉求、参与决策”的公共行动意愿——从民居修缮方案讨论中的话语权回归，到社区公共空间规划中的意见被采纳，每一次权利的落地都让居民更倾向于以行动表达诉求、维护权益；“断不了的根与看得见的传承”则将文化认同从内隐的心理情感外化为“守护遗产、传递技艺”的实践意愿，当推光漆器、平遥牛肉等传统技艺因旅游开发获得新生时，居民对文化的热爱便转化为学习技艺、传承文脉的行动自觉。消极情动维度下，“祖宅被改造的神圣与尊严丧失”触碰了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精神底线，催生“捍卫神圣、抵制侵害”的维权意愿——祖宅作为家族精神寄托的载体，其被惊扰或迁移所引发的情感冲击，直接转化为阻止不当开发的行动诉求；“活水变死水的生存根基毁灭”直指居民世代依赖的生态生存权，激发“维护环境、保卫家园”的防御性意愿——护城河的污染、地下水的过度开采等问题，让居民从对生活品质的担忧转化为参与环境治理、抵制污染行为的行动决心；“承诺变废纸的信任破产”则点燃了对结构性不公的道德义愤，催生“寻求公正、矫正失衡”的维权意愿——政府或企业在旅游开发中的承诺落空，使居民从失望与不满中生成通过集体行动争取公正待遇的实践导向。
社会资本作为身动能力的核心载体，其三维结构的有机互动，为身动意愿的落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践支撑。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物质基础，通过“联结型”与“桥接型”资本的双重建构赋予行动动员能力：联结型资本根植于地缘、亲缘形成的封闭性网络，凭借长期共同生活积累的情感联结与信息互通优势，能够快速凝聚同质群体[33]，实现情感能量的即时传导与行动的快速动员——无论是邻里间对环境问题的联合关注，还是家族内对祖宅保护的一致行动，都依赖于这种紧密网络的动员效能。“街里街坊的，谁家有个啥事，在巷口头一说，大家心里就都有数了，该联名联名，该一块去(反映)就一块去。”(受访者：R11)桥接型资本则突破群体边界，通过与外部专家、媒体、开明官员及市场主体的联结，为行动引入资源、信息与合法性支持，拓展行动的辐射范围与影响力(罗伯特·帕特南，2011)——居民通过与遗产保护组织合作获得技术支持，通过媒体曝光获得社会舆论关注，都是桥接型资本赋予行动能力的具体体现。信任模式作为社会资本的情感内核，通过降低合作成本、减少行动风险赋予行动协作能力：基于情感认同的特殊信任确保了小规模行动的高效协同，邻里、家族间的相互信任使行动无需复杂的契约约束便能快速推进；基于规则与制度的普遍信任则为跨群体、规模化的合作行动提供了心理保障，当居民相信参与决策能获得公正对待、合作经营能实现利益共享时，跨群体协作的意愿与能力便会显著提升，两种信任形态的互补使不同类型的身动意愿都能获得协作支撑。行为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制度内核，通过明确行动边界、确立行动准则赋予行动有序性能力：内隐的习俗与默契规范着日常化、小规模的行动，邻里间对抵制污染行为的默契配合、对传统技艺传承的共同坚守，都遵循着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外显的公约与规则则约束着组织化、规模化的行动，民宿协会制定的经营规范、文化传承中心确立的技艺传授准则，使情感驱动的行动摆脱盲目性，实现“有序表达”与“有效实践”的统一。
意愿与能力的耦合状态直接决定了情动向身动转化的具体形态，在平遥古城的社会实践中，这种耦合关系呈现出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身动模式。第一种是对抗型身动，其核心特征是“强烈捍卫型意愿与封闭联结型资本的耦合”。当居民的生存根基、精神信仰或人格尊严遭受直接冲击时，消极情动催生的捍卫型意愿表现得尤为强烈，而以地缘亲缘为核心的联结型社会资本则发挥快速动员作用，将愤怒、不满等情感能量转化为集体信访、媒体曝光、法律诉讼等合规性诉求行动。这种身动的核心在于意愿强度对能力规模的补偿——封闭网络的动员范围虽有限，但强烈的情感意愿使其能够形成集中冲击，通过“反向共创”的方式打破利益失衡的僵局，迫使相关主体正视诉求、调整行为。这种对抗性身动并非单纯的破坏行为，而是情感能量借助基础社会资本实现的正义诉求表达，是推动利益格局调整的重要实践力量。
第二种是调适型身动，其核心特征是“共建型意愿与桥接型资本的初步耦合”。当旅游开发带来的发展机遇与现实矛盾并存时，积极情动催生的共建型意愿与消极情动残留的捍卫型意愿相互交织，而社会资本则开始从封闭的联结型向开放的桥接型演进。居民依托初步形成的桥接型资本，在实践中探索“创造性自适应”的行动路径：“光抱怨游客吵没用。我把院里拾掇出来，弄点老茶叶，让愿意静下来的人体验。钱挣得不多，但清静，来的都是真喜欢老东西的人，我也高兴。”(受访者：R18)这种身动的核心是“试探性共创”——通过小规模、灵活性的行动验证共建路径的可行性，积累跨群体合作的信任资本，在实现个体与家庭发展目标的同时，为集体层面的合作实践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样本。
第三种是协同型身动，其核心特征是“成熟共建型意愿与制度化社会资本的深度耦合”。当公平的利益共享机制与制度化的参与平台得以确立，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情感认同从“利益关切”升华为“价值共生”，成熟的共建型意愿成为行动的主导导向，而社会资本则实现制度化沉淀——关系网络嵌入稳定的合作架构，信任升华为对制度与共同价值的普遍信任，行为规范外化为明确的共治准则。此时，情感能量通过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资本顺畅转化为常态化的共治行动：“现在大家坐一块儿商量事多了。定个统一的标准，防止恶性竞争，把服务质量提上去，最终对谁都好。感觉我们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在一起维护‘平遥民宿’这个牌子。”(受访者：R13)居民通过民宿协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将对公平经营的期待转化为规范市场秩序的实践。这种转化标志着“制度性共创”的形成，其本质是意愿与能力的高度匹配——成熟的共建意愿为行动提供清晰的价值导向，制度化的社会资本为行动提供稳定的组织支撑。
三种身动模式并非相互割裂的独立形态，而是意愿与能力耦合关系在不同实践情境下的具体呈现。从对抗型到调适型再到协同型的演进过程充分证明，情动为行动提供内在动力与价值导向，社会资本为行动提供外在支撑与实践路径，二者的有机结合使居民从情感体验者转变为社会变迁的能动实践者，最终推动旅游地从冲突走向共创的可持续发展。
6. 演化叙事：平遥从“冲突”到“共创”的辩证历程
平遥古城从冲突走向共创的深层社会学机制，最终通过“身动”这一具身化实践对三重制度性秩序的动态调适过程得以完整呈现。作为情感能量与社会资本耦合的产物，身动在实践中分化为积极与消极两种基本形态：前者以建设性实践推动三重秩序的主动协同，催生正向共创；后者则以对抗性实践对失衡秩序进行强力纠偏，孕育反向共创。反向共创的效能直接决定了秩序演化的终极走向——当对抗性诉求成功转化为制度性改革，三重秩序实现从失衡到均衡的跃迁，便完成从冲突到共创的创造性转化；反之，当维权诉求及方式非合法化或冲突持续激化，秩序张力突破临界点，则不可避免地滑向价值共毁。
平遥古城远非均质的物理空间或静态的历史遗存，其本质是一个由遗产保护、在地生活与商业开发三重制度性秩序相互渗透、竞争并试图取得动态平衡的“社会剧场”。地方政府在主导遗产保护秩序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商业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与居民的生活诉求；在地居民虽以生活秩序为核心关切，但其对祖宅的修缮既涉及保护秩序的真实性原则，又可能蕴含商业开发的潜在价值；旅游企业主体在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回应保护秩序的文化真实性与居民生活秩序的可持续性。这种秩序渗透的复杂性使得任何单一的身动实践都必然同时面对三重秩序的张力，而共创的本质正是在于找到能够兼顾三重秩序核心诉求的调适路径。“我们住在这里，修房子得照着老样子来(保护)，想跟着旅游发展挣点钱(开发)，可归根结底还得能安安生生过日子(生活)，哪头都得顾着点。”(受访者R：20)
遗产保护秩序由国家意志与专业权威主导，遵循“冻结时间”的核心逻辑，其空间实践集中体现于城墙、票号等核心遗产要素的修复与管理；在地生活秩序由数万常住居民的日常实践所维系，以“延续生命”为根本逻辑，扎根于四合院、街巷公共空间等生活场域；商业开发秩序则由资本与市场力量驱动，奉行“加速变现”的逻辑，重塑了民宿、商铺等商业空间。关键在于，这三重秩序的发展往往呈现非同步性：某一秩序可能已达成相对共生状态，而其他秩序仍处于激烈调适阶段。当商业开发秩序通过标准化管理实现效率提升时，保护秩序可能因过度商业化而面临真实性危机，生活秩序则可能因空间挤压而陷入困境。“游客多了生意好，但整条街都卖差不多的东西，喧嚷嚷嚷的，老味道、老街坊的那种感觉就淡了。我们这些老住户，有时候都觉得像是在别人的景区里活着。”(受访者：R07)这种非均衡发展构成了平遥古城社会变迁的常态，也决定了共创实践必须采取差异化的调适策略(见表3)。
Table 3. Three-fold institutional orders and their inherent tensions in the Ancient City of Pingyao
表3. 平遥古城的三重制度性秩序及其内在张力
制度性秩序 |
核心逻辑 |
主导主体 |
空间载体 |
核心张力 |
遗产保护秩序 |
真实性、完整性 (冻结时间) |
政府/管委会 |
城墙、票号、街巷肌理 |
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限制现代生活需求 |
在地生活秩序 |
日常性、发展权 (延续生命) |
在地居民 |
四合院、公共空间、
家庭作坊 |
生活与旅游的冲突：空间与
资源被挤压 |
商业开发秩序 |
利润率、体验感 (加速变现) |
旅游企业 |
民宿、商铺、演艺场所 |
文化与商品的张力：文化被
简化、异化为商品 |
积极身动作为正向共创的实践载体，源于积极情动与成熟社会资本的深度耦合，其核心效能在于以建设性行动弥合三重秩序的内在张力。在遗产保护与在地生活秩序的协调维度，居民以“古城守护人”身份参与遗产监测与修缮，将在地生活智慧融入保护实践；在商业开发与在地生活秩序的适配层面，居民通过民宿协会制定行业规范，将四合院的生活场景转化为高品质的旅游体验资源；在遗产保护与商业开发秩序的平衡领域，非遗传承人通过“技艺深度体验”工作坊，实现“真实性保护”与“市场化活化”的有机统一。“以前觉得啥都是上头定的，我们就是听。现在不同了，街巷怎么整修、垃圾怎么清运，我们也能提意见。虽然慢，但真有效果。感觉我们不是在‘忍受’这个古城，而是在一起‘经营’它。”(受访者：R11)
消极身动作为反向共创的实践基础，源于消极情动与社会资本的特定耦合，其核心功能在于以合规性诉求行动打破僵化的秩序格局。当商业开发秩序过度扩张，直接侵蚀在地生活秩序的生存根基；当遗产保护秩序被工具化，导致居民精神尊严与文化权利被系统性剥夺；当三重秩序的张力突破居民的生存与精神底线，消极身动便以各种对抗性形态爆发。这种消极身动所催生的反向共创，本质上是一种通过破坏性实践寻求秩序重构的机制。然而，其成功与否仍取决于能否找到兼顾三重秩序的调适路径：成功的反向共创能够促使各方重新审视秩序间的张力，建立新的平衡机制；失败的反向共创则往往源于对某一秩序的单方面强调而忽视其他秩序的核心诉求。
从正向共创到反向共创，平遥古城的实践清晰展现了共创的辩证逻辑。尤为关键的是，真正的共创要求三重秩序均达到共生状态，任何单一秩序的优先发展都不足以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共创并非简单的多方合作，而是通过持续的身动实践，在不断调适中找到三重秩序的最大公约数，建立起能够容纳秩序张力、实现协同发展的制度性架构。最终，平遥古城的经验表明，旅游地从冲突走向共创的转变，本质上是不同主体通过身动实践，在秩序渗透与张力中不断寻找动态平衡的过程。“要让老房子不倒，让老手艺活着，还得让老百姓的日子有奔头。这三件事，少了一件，平遥就不是平遥了。”(受访者：R12)
7.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平遥古城二十余年发展历程的深度剖析，本研究立足文化遗产旅游产业化的治理悖论，以平遥古城为活态遗产典型，通过“结构张力–情感实践–资本实践–秩序重构”整合框架，澄明了遗产地从冲突到共创的深层演化机理。核心发现如下：文化遗产地本质是遗产保护、在地生活与商业开发三重制度性秩序相互嵌入博弈的“复合场域”，其治理困境的根源并非简单的“保护与开发对立”，而是现代性进程中资本逻辑、国家意志与日常实践的结构性矛盾具象化；居民情感绝非漂浮的个体心理变量，而是“权力技术作用于身体”的情感实践，其从潜隐底色到显性情动的演化，既是结构性张力的具身表达，也是主体对社会位置的意义诉求，构成集体行动的情感本体；社会资本作为情动与行动的实践中介，通过联结型与桥接型资本的辩证、信任模式的转化、规范形态的互构，赋予情动能量“从心到身”的转化能力，二者耦合形成对抗性抵抗、试探性调适与制度化协同的实践谱系；“反向共创”作为核心分析概念，打破了价值共创理论“去冲突化”预设，证成冲突作为“否定性辩证法”的实践形态，三重秩序的动态均衡并非源于预设和谐，而是正向共创与反向共创相互作用的动态迭代的制度优化过程。
理论层面，本研究的学术突破集中于三方面：其一，在情感社会学与旅游研究交叉领域，突破计划行为理论与地方依恋研究的“去社会化”陷阱，将居民情感锚定于布迪厄式场域冲突与福柯式权力技术，构建“结构形塑–情动生成–实践转化”分析链条，澄明情感作为“情感实践”的社会属性与实践效能，丰富了情感社会学在空间治理解析中的理论张力；其二，以波兰尼“双向运动”理论为内核修正价值共创范式，将冲突从“需消解的负面因素”提升为“共创生成的核心机制”，提出“反向共创”命题，填补主流理论对实践冲突与秩序重构的解释盲区，推动理论从“和谐合作范式”向“辩证生成范式”转型；其三，打破“结构–行动”二元对立，搭建整合分析框架，将权力运作置于研究中心，揭示遗产治理的本质是“多主体通过情动动员与资本运作，在三重秩序中争夺符号与物质资源的实践过程”，为相关研究提供兼具宏微观视野的理论工具，呼应吉登斯“结构二重性”与布迪厄“实践逻辑”的核心命题。
实践层面，本研究的经验启示为全球活态遗产治理提供社会学意涵的行动指引：活态遗产可持续治理需超越“技术化管理”与“工具化协商”的浅层逻辑，直面资本扩张与在地性存续的核心矛盾。治理者需确立情感治理意识，将居民情感视为权力运作与秩序失衡的“晴雨表”，通过利益共享机制制度化、参与式治理平台常态化，保障居民发展权与话语权，实现“情感认同–利益共享–治理参与”的良性循环；需激活社会资本辩证效能，培育地缘亲缘型联结资本凝聚社区共识，拓展外部对接型桥接资本打破治理封闭性，构建“内生凝聚–外生赋能”的资本运作形态；需坚守“三重秩序动态均衡”目标，在遗产保护真实性、在地生活可持续性与商业开发效率性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通过制度创新将冲突转化为秩序重构动力，推动遗产地从“资本主导的开发场域”转向“多元共生的共同体空间”，深度落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社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致 谢
本研究的顺利完成，衷心感谢所有给予我学术指导的师长、提供调研支持的平遥古城受访居民，以及一路相伴的同窗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