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1]。中国乡村正面临深度老龄化与人口结构转型的双重挑战。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迁导致家庭养老功能显著弱化，而依托标准化供给的正式养老服务体系在异质性显著、地域广阔的乡村地区，普遍面临服务覆盖不足、运营成本过高及文化适配性欠缺等多重现实困境[2]。银发经济的兴起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存在显著关联，人口结构的转变亦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2024年，我国颁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从政策层面上积极回应了人口老龄化问题，旨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内生发展理论强调地方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利用，重视居民参与及社区协作机制。在此理论框架下，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挖掘与利用本土乡土文化以赋能银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也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与策略。此类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乡土文化资源，涵盖传统手工艺技艺、地方性生态知识、民间艺术形式、节庆仪式、伦理规范及社会关系网络等，构成了乡村经济发展重要文化基础，亦为破解乡村养老难题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
2. 乡土文化赋能乡村养老的理论基础
2.1. 内生发展理论
内生型发展上个世纪末在西方社会学研究领域是一个常用的术语，在西方它作为一个理论被广泛运用到农村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它起源于经济学、应用于社会学，其总的观点是：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其终极形式是人的发展[3]。20世纪末西方内生发展理论已经不再讨论全球化的问题而是更多地把视角转向本土区域内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其经典问题是：本土乡村如何发展以应对日益差异化的城乡关系以及农业如何发展以应对工业“掠夺”。内生发展理论不是简单的二元论，而是一种混合视角，它提倡依靠内部力量，如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来实现地区的长期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然而，只有因地制宜进行调整和完善，才能确保该理论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同时其也强调基于乡村内部社会资本和本土文化，实现与外部资源的良性循环，搭建内外融合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
围绕乡村振兴与银发经济的协同发展，现有研究已形成若干共识，亦揭示出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刘润秋、黄志兵在研究中认为，乡村振兴面临人才流失、产业结构单一等挑战，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来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4]。王学芹的研究认为，银发经济为乡村振兴提供驱动力，而乡村振兴则为银发经济提供市场空间。两者耦合发展有助于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5]。贺雪峰的研究指出，未来的研究应关注银发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探索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耦合发展模式，并通过实证分析以验证理论模型的有效性[6]。演克武等在研究中则强调多元协作共建，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银发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7]。王嘉以积极老龄化为研究视角提出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机制，从而探讨乡村内生发展路径，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发展[8]。文军、刘雨航认为需要将自上而下的外生发展模式和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模式相结合，以此应对乡村振兴时期的内生发展困境[9]。然而，现有讨论多集中于两者关联的必要性与宏观愿景，对内在作用机制与具体实践路径的深描仍显不足。综上，既有研究为理解乡村振兴下银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理论模型有待通过差异化的实证研究予以检验与深化，其关注点应进一步下沉至微观机制、地方性知识及多元主体协同网络的构建过程之中。这为本文聚焦于乡土文化这一具体内生资源，探讨其赋能乡村养老的微观路径，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切入点和深化空间。
2.2. 乡土文化
乡土文化是根植于特定乡村地域，由当地民众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与自然、社会互动共生而创造、共享并持续演进的活态复合体。它远非静止的遗产或孤立的民俗符号，而是一个涵括物质技能、制度组织与精神意义的有机系统。具体而言，它既体现为适应地方生态的生计技艺与乡土景观，也蕴含于维系社区秩序的伦理规范、互助习俗与非正式权威之中，更承载着通过节庆、仪式与口述传统所表达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认同。索晓霞在其研究中指出乡土文化是乡村振兴凝心聚力的粘合剂和发动机，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巨大文化资本，是中国特色乡村文明的多样性文化构成，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的传统文化基因[10]。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所分析的乡土中国的根在土里，向土里讨生活，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土地神作为最近于人性的神，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11]。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当前乡村社会结构呈现出显著变迁态势，青壮年人口持续外流，大多乡村地区空巢老人现象普遍存在，乡村养老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议题。
回顾前人研究，对乡土文化的探讨虽已积累相当成果，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主要集中于文学、建筑、旅游等学科，主要从审美、遗产或旅游开发的“外部性”视角出发，将乡土文化视为被凝视的对象或待开发的资源。这种研究挖掘了其经济与景观价值，却忽视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核心关切如养老、治理与内生发展，导致“就文化谈文化”的困境。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缺乏从文化持有者，尤其是乡村老年人这一核心主体的内部视角进行“关照”，对乡土文化在社会整合、伦理维系、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深层综合价值挖掘不足。因此，探讨乡土文化如何作为一种内生性资本，系统性赋能于乡村养老这一紧迫议题，从而实现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与再激活。
2.3. 生产性老龄化
生产性老龄化源自Butler和Gleason的研究[12]，该研究认为，老龄人口对家庭和社会具有贡献与价值，并不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强调老龄人口的“生产性”功能。现有研究对“生产性”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侧重从市场供给的角度分析，强调老龄人口为市场提供劳务、商品或者有偿服务，如Hank和Stuck就该角度进行了研究[13]；后者对生产性活动的界定范围还在不断拓展，如Chipperfifld认为，志愿服务和家庭照顾属于生产性活动[14]。徐亚东等人在“生产性老龄化”概念基础上增加地域限定词“农村”，主要分析了农村老龄化的特征[15]。杨菊华、史冬梅则主要分析了当前老年人生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指出应从顶层设计构建平等发展的政策环境，激发老年人的生产潜能[16]。陈璐、王璐运用模型分析了中国“生产性老龄化”的健康绩效[17]。宋璐基于生产性老龄化的分析框架，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存在四种生产性老龄化模式[18]。生产性老龄化理念打破了将老年人视为被动接受照顾对象的传统认知，转而强调老年人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持续发挥积极作用，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3. 案例研究
本研究综合运用案例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半结构化访谈法开展研究，选取黔东南肇兴侗寨、控拜村及云南景迈山为典型案例，三个案例分别代表了“文化仪式赋能型”“传统技艺赋能型”“生态文化康养赋能型”三种乡土文化赋能银发经济的模式，且均位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文化资源丰富，乡村老龄化程度较高，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能够反映乡土文化赋能银发经济的多元路径。
3.1. 黔东南肇兴侗寨
肇兴侗寨是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之一，素有“侗乡第一寨”的美誉。在这里，以侗族大歌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深度融入日常与节庆、由社区共同维系的活态文化。这为老年人发挥核心作用提供了天然舞台。因侗族大歌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民间合唱形式，其传承完全依靠口传心授。在肇兴，技艺精湛的老一辈歌者被视为社区的宝贵财富和文化权威。他们承担着向年轻一代系统传授古老歌谣、音律与演唱技巧的重任。这一过程远非简单的文艺活动，而是一场庄重的文化交接仪式。老年歌师在教授过程中，其人生智慧、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也随之传递，他们在教歌、组队、排练中的组织与决策角色，使其社会价值得到空前彰显，有效对抗了老龄化可能带来的“社会无用感”与边缘化。截至2025年，寨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歌师共29人，均为侗族大歌的核心传承人，其中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各3人，州级非遗传承人12人1。笔者于调研期间发现，寨中所有老年歌师大多参与侗族大歌的教学与演出工作，平均每月开展教学活动8~10次，每年参与省、州、县及景区的展演活动30余场，寨中老年歌师的收入主要由教学补贴、展演酬劳、景区分红三部分构成，收入高于当地农村老年人人均可支配收入。
通过主导这些凝聚全寨情感的公共仪式，老年人不仅巩固了自身在差序格局中的中心地位，更强化了全体成员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感，特别是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对本寨的文化认同与情感依恋，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基于文化认同的社会支持体系。调研显示，寨中因文化仪式返乡的青壮年每年平均返乡6~8次。由此，肇兴形成了一个以文化为基石、以旅游为引擎、以代际协同为动力的内生循环系统。独特的乡土文化吸引游客带动产业；产业创造的机会吸引青壮年回流；回流青年在参与经济的同时，支撑了家庭与社区养老，并与老年人共同赋予文化新的生命力；文化的繁荣又进一步提升了旅游吸引力与社区认同感。在这个循环中，老年人不再是被边缘化的群体，而是作为文化灵魂与知识宝库，居于社区价值创造的中心位置。肇兴侗寨的养老模式是一个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社区整体发展框架。
3.2. 黔东南控拜村
控拜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镇，2012年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其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素有“中国苗银第一村”之称。相较于肇兴侗寨以整体性文旅融合激活社区的模式，控拜村则呈现了一个以高度专门化的非遗技艺为核心，驱动乡村发展的典型案例，深刻揭示了乡土文化在赋能乡村经济与养老支持方面的独特路径。该村的核心文化资本是苗族银饰锻制技艺，这项技艺并非仅供展示的文化符号，而是早已深度融入村庄的经济血脉，成为村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产业”。控拜村的苗银产业采用“合作社 + 工坊 + 银匠”的模式，全村共有银饰工坊42家，银匠126人，其中60岁及以上中老年银匠58人，占比46.0%，35岁以下年轻银匠36人，占比28.6%，中老年银匠是苗银技艺传承与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2
正是这种高度专业化、依赖匠人长期经验积累的产业特质，在为村庄带来独特优势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其人口结构与社会形态。一方面，银饰产业为掌握核心技艺的匠人，尤其是中老年匠人，提供了稳固的生计来源和极高的社区声望。他们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更是文化权威的象征，在技艺传承与研学讲解中持续实现着社会价值，这本身即是一种可持续的、富有尊严的“在业养老”模式。一位65岁老银匠说到：“我打了一辈子银饰，以前只是养家糊口，现在加入合作社，有固定工资，做的活卖得贵，分红也多，靠这门手艺，我不仅自己养老不用愁，还能帮衬子女。”3但另一方面，银饰锻造技艺学习周期长、门槛高，且当前产业规模尚未形成足以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产业集群。调研显示，村中35岁以下的年轻从业者占比不足三成，许多青壮年仍面临“背井离乡”的抉择。这反映出，单一、精深的非遗产业在吸引青壮年普遍回流、快速优化整体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其效能可能弱于旅游业态更多元的村落。
对于控拜村而言，其首要贡献在于通过将一项顶级非遗技艺产业化，为村庄构建了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品牌，并尤其惠及了掌握这门技艺的中老年群体，使他们成为产业的中流砥柱和文化传承的灵魂人物。它更多体现了一种“精英引领”和“技艺养老”的模式。而如何以这些成功的核心产业为基点，拓展产业链、创造更多元、更易入门的就业岗位，从而增强对更广泛青壮年群体的吸引力，则是其未来发展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其乡土文化资本能否在更大范围内转化为人口结构优化动能的重要考验。
3.3. 云南景迈山
景迈山作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其核心文化资本是延续千年的“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乡土生态智慧，这套由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族创造的知识体系，涵盖林下种植技术、茶祖信仰、民族习俗等丰富内容，是景迈山发展高端康养产业的核心基础。
首先，这种赋能首先体现在对文化主体的深度激活与价值重塑上。与许多地方老年人被动边缘化不同，景迈山涌现出令人瞩目的“银发先锋”现象。例如，当地政府有组织地将200余名离退休干部、教师、农科专家等组成志愿服务队，使这些长者从文化的“持有者”转变为主动的“传承者”与“开发智库”，主要分为茶文化讲解队、生态保护队、传统仪式队三个分队，分别承担茶文化传播、古茶林保护、民族仪式传承等工作。景区管委会为协会提供每年运营经费，为每位协会成员发放每月300元的志愿服务补贴，同时为协会开展活动提供场地、设备等支持，提升了老年群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程度。
其次，景迈山以生态文化为核心，通过茶旅融合与医养升级的双轮驱动，实现了乡土文化向高端康养经济的转化，形成了“文化 + 生态 + 康养”的特色发展模式。申遗成功带来了显著的品牌效应与客流增长，本地村民与返乡青年抓住机遇，将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将老宅改造为精品民宿，推出“全茶宴”、制茶体验、古茶林徒步等深度文旅产品，并利用电商直播拓宽销售。这些业态不仅创造了就业、吸引了青壮年回流，更让游客的“旅居”从简单的观光升级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沉浸式体验。更重要的是，这一趋势吸引了外部高端产业资本的投入，将乡土文化推向了价值链的顶端。如一龄集团等企业在景迈山周边布局，投资建设国际性的医养度假综合体。其创新之处在于，将千年茶文化、优越的生态气候与现代医疗康养技术深度融合，打造出“茶疗愈”“茶气疗愈”等特色产品，构建了“以茶养身、以茶养心”的高端康养模式。这实质上是将景迈山无形的生态文化资本，系统性地封装成了面向高端银发客群、具有高溢价能力的“身心疗愈”服务包。该项目不仅荣获国际奖项认可，更通过组织上万人的医养旅游团，直接将文化流量转化为切实的产业收益与本地就业，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
景迈山模式形成了一个内洽的赋能循环，独特的乡土生态文化吸引了外界的保护与关注，其核心承载者被激活为传承主力；文化品牌价值催生了在地茶旅融合业态，优化了社区人口与经济结构；文化与生态的稀缺性进而吸引了高端康养产业，创造了面向银发经济的顶级服务产品；而产业的发展收益与外部关注又反哺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社区福祉的提升，激励着代际传承。这一案例说明乡土文化赋能银发经济，最高形态并非简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文化本身成为高附加值健康产品的核心原料，而掌握这份文化遗产密钥的乡村社区及其长者，则能在这一轮价值重估中，赢得尊严、生计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4. 乡土文化赋能乡村养老的多元路径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老年人的规模大，年龄、性别和区域分布存在差异。[19]乡土文化赋能乡村养老，并非单一、线性的资源输入过程，而是一个基于乡土文化内在特质与外部社会条件，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文化资本系统性地转化为老年福祉支持的复杂社会过程[20]。基于前述理论构建与案例研究，乡土文化赋能乡村养老主要通过以下三条核心路径实现。
4.1. 内生性社会支持与文化认同路径
内生性社会支持与文化认同路径的根基在于乡土文化所固有的社会整合与精神归属功能。它不主要依赖经济资源的直接注入，而是着重于修复和强化乡村的社会资本与共同体意识。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重新激活村落中世代相传的公共仪式、节庆活动、地方伦理与集体记忆，为老年人创造一个能够持续贡献、获得尊崇并确认自我价值的核心社会场域。在此路径下，老年人因其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对传统仪轨的熟悉以及在熟人社会中累积的德望，自然而然地转型为社区的文化权威、仪式主导者与道德叙事者。例如，主持祭祖、教导歌谣、调解邻里等角色，使他们的生命经验转化为维系社区凝聚力的纽带。其赋能成效直接体现为老年人社会地位的显赫、心理归属感的坚实以及基于深厚文化认同的非正式照护网络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文化身份确认来实现尊严与精神养老的模式。
4.2. 技艺转化与银发产业培育路径
技艺转化与银发产业培育路径着眼于乡土文化中那些可编码、可产品化的具体技能与知识，致力于通过市场机制与组织化创新，将其转化为老年人可持续的生计来源。它将老人精通的传统手工艺、特色农产技艺、地方医药知识等视为可产生市场价值的“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其典型实践是通过成立合作社、乡村工坊、家庭微企业等实体，或开发深度文化体验项目，将老人的技能直接对接现代消费需求。掌握非遗技艺的银匠、善于织绣的巧娘、通晓古法种植的茶农，因而成为特色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品质核心与技术导师。他们通过产品销售、技艺传授、体验教学等方式获得稳定经济回报，实现了“以技养身”。这条路径不仅实质性地改善了老年人的物质生活，也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充分释放老龄人力资源红利、兼顾老年人物质与精神福祉并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21]，更关键的是使他们在持续的经济参与中保持了活跃的社会角色与职业尊严，是将文化传承与老年生计发展相结合的典范。
4.3. 生态文化系统价值转化与康养目的地构建路径
这条路径最具系统性与整体性，它超越了单项技艺或活动，其将乡土文化所依存的独特生态景观、生活方式及宇宙观念进行整体性打包，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康养产品与旅居目的地。其逻辑基础是“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与身心一体的健康观念，目标客群直指追求高品质健康养老的都市银发群体。在此模式下，老年人所承载的已非孤立技能，而是作为整套和谐生活方式的活态象征与文化诠释者。他们的日常起居、生态智慧、养生习惯本身，连同古老的村落、茶园、山林一起，构成了康养体验的核心吸引力。由此催生的生态旅居、气候康养、食疗颐养等高端业态，能有效吸引外部投资、促进青年返乡，带动社区整体产业升级。这条路径实现了从“文化资源”到“健康资本”的跃升，使养老赋能与社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深度融合，让老年人与其所属的生态文化系统共同增值。
这三条路径在逻辑上层层递进，从构建社会基础，到发展特色经济，最终实现系统价值的整体跃升。它们为不同资源禀赋的乡村提供了多元化的战略选择，而其共同归宿，皆是让老年人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由被动的受助者转变为备受尊重的价值创造主体与传承核心。
5. 结论
本研究揭示，应对乡村人口老龄化挑战需超越传统经济供养视角，深入挖掘乡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资本、经济价值与精神资源，以此推动乡村积极老龄化进程。核心在于实现从“外部输血”向“内生赋能”的范式转型，即将老年群体视为乡土文化活态传承的主体，而非被动受助的客体。通过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乡土文化可经由以下三条相互关联的路径为养老实践提供支持：第一，借助节庆活动、仪式传统与伦理规范的重构，重塑老年人在社区中的文化权威与社会认同，使其在获得尊严感与归属感的同时，形成非正式互助支持网络；第二，将手工艺技艺与地方性知识等文化资源转化为资本，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银发产业，使老年人通过技能参与实现可持续生计与社会融入，达成“以技养身”与“老有所为”的双重目标；第三，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与整体性村落景观融入康养产品设计，使老年人及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成为健康养老产业的核心资源，进而促进社区整体发展。上述路径共同表明，赋能的关键在于使老年人由文化的“承载者”转变为社区发展的“共建者”。我国应将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老龄治理的逻辑起点，既承认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重视老年群体在社会生活与历史进程中的价值贡献。[22]
总体而言，乡土文化赋能养老不仅为应对乡村人口老龄化提供了切实的策略路径，更是乡村振兴中文化传承与社会和谐构建的重要体现。这一研究表明，乡村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深植于其特有的文化土壤之中，挖掘乡土文化的内生价值，激活老年人的主体能动性，是实现乡村积极老龄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关键所在，也为新时代破解乡村养老难题、培育乡村银发经济新动能提供了重要的实践遵循。
NOTES
1数据来源于笔者收集。
2数据来源于控拜村村委。
3访谈资料：时间：2024-6-20，地点：雷山县控拜村，报告人：LYH (男，65岁，控拜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