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军事建筑的长城始建于先秦，至明代基本修筑完成，对于清代边墙的修筑是否属于长城学界未有定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历代营建长城的过程中、在华夏各民族文化的历史沉淀中，两千多年的时间塑造出了以长城为核心的传说、诗话、人物事迹等方方面面的文化记忆。
长城这一横亘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工程，不仅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征符号。它在历史上曾保卫过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长城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为包括长城内外的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发挥了作用。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长城逐步从物理边界被塑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本文基于对板厂峪的田野调查，以期形成对这一塑造过程的个案支持。
2. 作为记忆载体的历史层累
板厂峪从明代的军事边堡到清代民国演变为普通村落，其功能的变迁象征着长城的内涵从“隔离”到“交融”的转变，是长城整体功能转化的一个缩影。
(一) 空间功能的转型：从关堡到村落
现有关于板厂峪的历史记载多存于地方志中。洪武十四年(1381)，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同年，置北平山海卫指挥使司。板厂峪地理位置处于界岭与山海之间，且《四镇三关志》中载有“义院口关洪武年建……板场谷堡洪武年建……长谷口堡洪武年建”，因而洪武十四年永平、界岭一线的长城修筑之事应与板厂峪密切相关；弘治十二年(1499)起，都御史洪钟于永平、山海地区重修长城“五万余丈”、堤岸“三百余里”，重修的堡城数“亦以百计”，板厂峪或在其中。在这些记录中，都还只是通过板厂峪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的地图推断其在当时与连线其他关堡同样承载着军事功能。在《明史·列传》中有关于板厂峪的正式文字记录，蒙古落花当之子于“正德十年，……以五百骑入板场谷”；嘉靖十四年，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葛守礼所修《山海关志》记载了板厂峪关：“板场谷关，官军一百三十六员名”；《四镇三关志》中的蓟镇地形图中可见万历四年(1576)仍有“板场谷堡”的记载；据《卢龙塞略》边防表的记载可知，“板场谷，城石高丈五尺，周九十二丈四尺，南门有楼，居三十二家”。万历三十八年(1610)及之前的文献中记载了板厂峪堡属义院口提调。虽然称呼不一，但这些记载都勾勒出了板厂峪作为军事聚落的原貌。
“洪武初或罢废边境州县，即以州县之任责诸都司卫所；后复循此例，置都司卫所于未尝设州县之地，于是此种都司卫所遂兼理军民政，而成为地方区划矣。”[1]明洪武时期置卫所，不仅是单纯的军事组织，还兼具行政管理的职责。弘治年间又陆续设立九镇，九镇则因其军事需要，通常设重兵防守，但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卫所与九镇无法同府、州、县进行直接的比较。在这一治理体系下，板厂峪属蓟镇东协区石门路义院口提调管辖，仍然彰显其作为长城防务组成的军事功能。
满清入关后，永平境内驻扎军队级别降低，伴随清朝对蒙古实行联盟政策，长城防御意义淡化，也不再需要大批陈兵，蓟镇也逐步缩减。原本明代永平府境内设置的七卫军事作用减弱，逐渐相互归并、撤销，析出新县、发展出城镇。顺治四年(1647)，蓟镇裁撤。到乾隆年间，永平府境内的七卫已全部被裁撤，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易军为民。康熙、乾隆、光绪年间刊印的《临榆县志》已经不再对板厂峪使用“关”“堡”之类的称呼，而是使用“板场峪”这一名称。而“板厂峪”这一名称的正式使用确定于民国十八年(1929)的《临榆县志》，此后不再变更。板厂峪的地名发展反映了其军事职能的消退和行政归属的明晰，也是长城从“前线”变为“内地”的一种缩影。
(二) 记忆载体：碑刻、敌楼与生活现场
2016年，板厂峪六眼楼出土了一块残碑，即《万历元年长城鼎建碑》，刻述了明廷与蓟镇长官阅视敌楼建成之事。依据残碑拓片，依稀可辨当时参与阅视的地方官员与军政长官，是当时长城阅视制度的实证。
万历年间，为应对渐频的辽东战事，石门路长城的建设从未停止，但在板厂峪的《万历元年长城鼎建碑》(见图1)之前却未见方志与碑刻有任何早期阅视记载。这意味着长城阅视制度是伴随着新边的修建而日益成熟，成为边疆防御与治理的重要环节[2]。像这样关于长城修建的阅视碑、责任碑有许多，它们不单是记录敌楼的建成，更反映出国家力量在规范长城建设责任制度以及考核戍边官员、监察、边屯、边备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成为“国家记忆”的物质锚点。
资料来源：许国华先生提供1。
Figure 1. Rubbing of fragmentary stele erected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Wanli era
图1. 万历元年鼎建碑残碑拓片
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据各方记载，戚继光镇守蓟镇16年，陆续调集3万义乌兵戍守、修建长城。再加上明廷推行“徙民政策”，大量义乌兵及其家属就在异乡边塞定居下来，有些敌楼就以他们的姓氏命名(如赵家楼、许家楼等)，板厂峪长城博物馆中仍存有几块姓氏砖。到如今，板厂峪村已经成为中国七十万行政村中的一份子，而长城仍然伫立在山脊上，注视着这个小小村落的沧海桑田。
从戍卒守卫的军事空间，转变为村民日常生活的空间，乃至今天游客参观的教育空间。今天的板厂峪同时是考古现场、旅游景点和当地村民生活环境的一部分，这种空间的叠加正是长城转变为文化符号的鲜活实例。
3. 连接地方与整体的叙事建构
叙事“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感情、生活智慧和沉淀于意识深层的历史记忆”[3]。在乡贤知识分子的讲述中，在板厂峪流传的叙事中，板厂峪的地方性叙事就如其他许许多多的长城村落一样，已经超越地方，与全民共享的宏大叙事连接在一起，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一) 地方乡贤的讲述：许国华
作为军事建筑的长城一直被视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物理边界，到明末清初，长城沿线以北主要为蒙古部落游牧之地。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以及各民族的迁徙与发展，清代长城沿线逐步形成蒙汉、满汉杂居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频繁而深入，是较为特殊的“边区”。清朝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后，由于国家统一，民族关系相对缓和，长城沿线地区承平日久，促进了华北汉族人口向东北和蒙古地区的大规模自发性移民运动，形成习称的“闯关东”“走西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长城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地带被提起时，更多目光难免被聚焦于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互动。秦皇岛境内长城沿线不少传统村落居民都有少数民族构成，但在此洪流下，因长城而带来的汉民族内部的人口迁移与随之而来的文化交融也是值得注意的，板厂峪就是这样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全部由汉族人构成的“移民村”，体现着中国南北文化的交融。
资料来源：笔者摄于板厂峪村2。
Figure 2. Xu family genealogy: Page of Xu Dahong
图2. 许氏家谱许大洪页
从山海关到慕田峪880公里的长城沿线共留下156个“义乌兵后裔村”，村中居民多有戚继光调领北上浙兵或其军属后裔，而板厂峪许国华“寻根”的经历堪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实例。在许国华先生提供的家谱中可以看到如下记录：“屡从督抚戚公征讨以骁勇授冀北三屯营千总升东路中军寻升中路守备因避讳更名大诚后居抚宁县板厂峪村”(见图2)，这是如今居住在板厂峪村的许国华先生一家为义乌兵后裔的有力实证。
2006年春夏之交，秦皇岛长城沿线雷雨交加，我的侄儿、长城保护员许长福在巡查时，发现倒塌的长城露出了一通石碑。我立即赶往现场，抬回冲洗后，石碑上赫然刻着：三屯营中军守备许大成。
2010年8月，我组织了“义乌兵后裔桑梓行”的队伍，在《义乌市志》编辑部同志的引领下，来到义乌市佛堂镇许宅村。我特地去翻查了许宅村的家谱，终于发现家谱中有“许大洪”“三屯营中军守备”的记载。经分析，这是出于对“洪”字的避讳，将“许大洪”改成了“许大成”。经过严谨考证，我被确认为许宅村许氏第25代孙。
之后，经过认真调研与整理，义乌市的许宅、埠头、侯芹三个村的家谱，终于与长城脚下的义乌兵后裔古村落连接上了。2014年7月，义乌许宅村千里送家谱，把板厂峪的分支与许宅村完美衔接，我多年的心愿得以了结。也正因如此，我下定决心要终身守护长城。我承包了33平方公里的荒山，建设板厂峪长城景区，把长城故事、长城文化讲给更多的人听3。
明代隆庆年间由浙江义乌跟随戚继光调到长城防线的军人，他们的后裔留在了长城，世代繁衍。在板厂峪长城段许家楼北侧城墙之上存在一座坟墓，其封土表层为黑土，下方为砖石垒砌的方形墓基，这是当地许家祭祀先祖的地方；在陈家楼附近的山林之中，尚保存有自明代以来连续七代陈氏家族成员的坟茔及相关石碑，碑文镌刻墓主姓名及籍贯信息。直至今日义乌兵后裔许多人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祖先是哪里人，只知道他们是守城人的后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义乌兵后裔。如今在秦皇岛的许多长城沿线村落中仍然保留着祖先的墓碑，纪念着用血肉浇筑长城的历史；也有许多保留下来的带有南方特色的民居建筑、地方饮食，记录着南北方文化交融的深刻内涵。
(二) 英雄史诗的流传：戚继光
嘉靖末年，鞑靼的俺答和小王子经常扰掠明朝北部边镇。面对鞑靼的严重威胁，加强北方防御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戚继光临危受命，由明朝廷从福建抗倭前线北调蓟镇任总兵。在首辅张居正的支持下，戚继光对蓟门防线的防务作了整顿，到任巡视后向朝廷提出“修各路边墙”，得到批准后，他亲督士卒，一边加高加厚城墙，一面在要冲之地增筑重墙。同时在长城上骑墙创建了空心敌台。戚继光创建的空心敌台类似碉堡，其设计完全符合实战需要，切实增强了长城的防卫能力。戚继光原向朝廷建议修空心敌台三千座，但直到到万历三年(1575)在蓟州、昌平一带二千多里的长城线上，才共建完成一千三百三十七座。戚继光认识到光靠长城牢固并不能有把握御敌于边城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把军队训练好，改进防御的战略战术，决定对部队严格训练，实行车、步、骑配合作战的战略。他从南方调来一支戚家军队为骨干，针对鞑靼骑兵的特点制定了车、步、骑多兵种配合作战新战法。还建了侦察系统，准确掌握敌情[4]。为了克服长城防守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戚继光把蓟门守军分为十二路，指定了配合作战的协同关系，使人能分能合，必要时能互相支援。
戚继光的一系列措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蓟门从防守的薄弱环节变成了坚固的防线。由于明长城防卫加强，一段时期内朝廷又实行了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戚继光镇守蓟门十六年，加固了长城，改进了防御设施，保证了一境平安。后来的继任将领保持戚继光的防卫方法不变，使蓟门保持了数十年的平静，百姓得以和平地劳动生活。
直至今日，北京、河北地带还可以看到戚继光督修的长城和敌楼，诉说着一代名将和士卒们的不朽功业。戚继光的事迹，早已超越蓟镇一地，与历史上的卫青、霍去病等一道，被整合进中华民族关于“保卫家园、英勇无畏、开拓进取”的英雄叙事中。因此，探寻板厂峪的长城，也是在触摸这段全民共享的记忆，板厂峪因戚继光的足迹而嵌入了这一宏大叙事网络。
4. 从历史遗产到文化符号的认同
记忆从来不是被动储存的过去，而是由社会群体在当下不断重构的产物。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其开创性的集体记忆理论中指出，记忆是一种社会建构，每个群体都拥有与其身份认同相对应的集体记忆，人们通过参与纪念活动、共享叙事来维系和强化群体的凝聚力[5]。康纳顿(Paul Connerton)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讨论，他强调记忆不仅存在于思想观念之中，更通过身体实践和纪念仪式被社会性地传承[6]。王明珂在结合中国民族史研究时指出，我们应当区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三个层次，其中“历史记忆”聚焦于人群共同的起源与流变，是诠释族群认同与区分的关键[7]。正是通过这样的记忆机制，长城从一道曾经的军事防线，逐步被塑造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
板厂峪的众多历史遗存原本是特定人群的历史见证，但当它们被纳入长城这一更大的叙事框架时，其意义便超越了特定的边界，成为更广泛人群可以共情的历史印记。许国华先生在长城倒塌处发现刻有“许大成”的碑刻，又在义乌许宅村的家谱中寻得“许大洪”的记载，最终确认自己为义乌兵后裔的过程，正是物质遗存触发记忆、连接地方与整体的典型案例。不仅是家族血脉的证据，更成为跨越数百年的南北文化交流的见证，将板厂峪这一小小村落嵌入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宏大图景。
板厂峪流传的戚继光故事，是连接地方与整体的一座桥梁。在板厂峪村民的讲述中，戚继光不仅是史书上的名将，更是这片土地上的亲历者——他督建的敌楼至今矗立，他以义乌兵充实边防的决策保护了村庄的平安。当村民向游客讲述这些故事时，地方性的记忆便汇入了全民共享的文化洪流。
认同的强化不仅依赖叙事，更依赖身体的在场与体验。站在板厂峪，面对险峻山脊上的倒挂长城，在身体力行的攀爬中感受戍边将士克服自然险阻的坚韧与古代中国庞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品尝当地特色的桲椤叶饼，在味觉的触动中品味多元文化交融显示的开放包容；瞻仰义乌兵后裔的祖坟与烈士陵园，在静默的凝视中与百年间的历史产生情感联结。在板厂峪，人们所体会的已不单是残破长城的悲壮，而是通过它，与所有热爱长城、共享中华文化的人形成了共同的、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共享着由长城所串联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价值，从而不断充实长城作为文化符号的新生命。
当这些身体实践将抽象的民族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体验，“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也就从文本走向了生活。许国华先生组织“义乌兵后裔桑梓行”、承包荒山建设长城景区、开展校园研学活动，正是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延续着记忆的传承，使年轻一代能够在亲身参与中完成对历史的认同。
长城作为文化符号，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凝聚认同的精神资源。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城的修筑与守卫凝聚了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与生命，这些具体的、个体的记忆通过代际传承和地方叙事被保存下来，又在当代被整合进更大的认同框架之中。正是通过这样的升华，长城从一道物理边界，转变为一条精神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地方与整体、个体与民族。板厂峪以其具体性和历史真实性，让抽象的“中华民族”变得可感知、可触摸。当人们站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仅是在观看历史遗迹，更是在参与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相互印证，地方叙事与宏大叙事彼此呼应，情感体验与符号认同融为一体。正是通过这样的互动，长城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凝聚中华民族认同的强大文化符号。
5. 结语
长城的生命力源于物质遗存、历史叙事与当代阐释的持续互动，它过去是，现在仍是凝聚中华民族认同的强大符号。时至今日，长城沿线仍有许多传统村落保留着“关”“营”“堡”“口”等名称，见证着它们曾作为长城组成部分的历史，其历史层累与功能转变是探寻长城如何从“物理边界”演化为“文化符号”的绝佳样本，而对长城沿线传统村落的个案研究无疑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形成与当代铸牢提供了超越文本说教的、具身性的实证支持。若能进一步挖掘长城沿线传统村落中流传的口述史、民间传说与民俗活动，可以更丰富地展现长城文化记忆在地方社会的鲜活生命力。
社会需要通过共享的符号和记忆来巩固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嘉峪关等地视察时强调指出：“长城、长江、黄河等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8]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长城铭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英勇抗敌，还是和平时期的建设发展，它始终见证并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长城的修筑和维护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协作和共同奋斗，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在文化和精神层面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通过对长城精神的形成进行探讨，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长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现代社会中，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吸引着无数游客，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在新时代，弘扬长城精神，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更好理解和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NOTES
1拓片照片由秦皇岛市板厂峪村许国华先生提供，陈厉辞与董邵伟(2018年)以此前出土的其他类似碑刻为参考，大致复原了碑文内容。
2家谱由许国华先生提供，笔者拍摄，图片中是重修版家谱。
3根据对许国华先生的访谈笔记整理所得。访谈人：许国华，男，72岁，板厂峪村村委会退休干部，板厂峪长城景区董事长，访谈时间：2025年5月10日，访谈地点：秦皇岛市板厂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