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青岛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港口城市，其城市形态与建筑风貌在1898~1914年、1914~1945年时期形成了独特的跨文化建筑景观。近代建筑不仅是城市空间形态的物质载体，更是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视觉符号系统。本文以建筑符号学为理论基础，引入莫里斯提出的“符构学–符义学–符用学”三维分析框架，从建筑装饰构件的形式组合逻辑、文化象征意义以及历史语境中的使用转译三个层面，对青岛近代建筑装饰艺术进行系统性研究。研究通过文献归纳、测绘与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选取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等与青岛取引所旧址为典型样本，排除建筑功能类型差异对符号表达的干扰，对其屋顶形态、窗框比例、立面节奏及装饰纹样等要素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德式建筑装饰强调纪念性与权威性的视觉表达，日式建筑则更注重功能性与秩序性的隐性渗透，两者在符号构成方式与意义指向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同时，建筑符号在城市更新语境中并非静态遗存，而是具有再语境化与再生产的潜在能力。本文以三维符号学框架系统对比1898~1945年时期青岛公共建筑装饰的符号差异，为历史建筑保护与当代更新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路径。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ort city in modern China, Qingdao’s urban form and architectural style formed a unique cross-cultural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uring the periods of 1898~1914 and 1914~1945. Modern architecture is not only a material carrier of urban spatial form, but also a visual symbolic system of social culture and power structure. This paper, based on architectural semiotics, introduces the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emiotics-semiotics-semiotics” proposed by Morris, and conducts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decorative art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Qingdao from three levels: the formal combination logic of architectural decorative components, cultural symbolic meaning, and usage translation in historical context. The study uses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surveying,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selecting the former site of the German Governor’s Mansion in Qingdao and the former site of the Qingdao Exchange Office as typical samples. Excluding the interference of differences in architectural function types on symbolic expression, the study compares and analyzes elements such as roof shape, window frame proportion, facade rhythm,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Research reveals that German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emphasizes commemorative and authoritative visual expressions, while Japanese architecture focuses more on the implicit permeation of functionality and order. The two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symbolic composition and meaning. Furthermore, architectural symbol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are not static relics but possess the potential for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production. This paper uses a three-dimensional semiotic framework to systematically compare the symbolic differences in the decoration of public buildings in Qingdao from 1898 to 1945,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methodological pathways for historical building preservation and contemporary renewal design.
1. 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历史建筑在现代城市更新中的角色逐渐由“被动保护”转向“主动再生”。然而，在大量更新实践中，建筑装饰常被简化为风格标签或形式元素，忽视了其作为文化符号系统所蕴含的深层意义。青岛作为近代中国经历过侵略统治的典型城市之一，其建筑景观在德租时期与日租时期的连续叠加下形成多层次的文化结构，使其成为研究建筑装饰符号系统的重要样本[1] [2]。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青岛近代建筑的风格史梳理，对其装饰的符号学结构与意义转译研究较为零散，缺乏基于三维符号学框架的系统性对比分析，且对更新语境下的符号再生机制研究不足[3] [4]。建筑符号学为理解建筑形式与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工具，通过将建筑构件视为“能指”，将其背后的历史与社会含义视为“所指”，可以揭示建筑如何在空间中建构文化认同与空间叙事。因此，从符号学角度对青岛近代建筑装饰艺术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建筑史意义，更具有文化研究与城市更新实践价值，可为青岛近代建筑遗产的活态保护提供可操作的符号转译方法。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1. 符号学理论基础
本文理论基础来源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能指–所指”结构模型、皮尔斯《皮尔斯符号学论文集》中的符号三分法以及莫里斯《符号理论基础》中提出的符构学、符义学、符用学三维体系[5]-[7]。其中，符构学关注符号之间的结构关系，符义学关注符号所承载的意义，符用学则强调符号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与转译。这一三维模型能够将建筑装饰从“形式分析”拓展至“文化解读”与“功能语境”层面。
2.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包括：
1. 文献归纳法：梳理国内外建筑符号学经典著作，同时参考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的核心文献，夯实研究基础[7] [8]。
2. 实地调研法：对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青岛基督教堂、青岛取引所旧址等典型建筑立面与装饰构件进行调研记录[9]。
3. 量化分析法：通过比例测算、虚实比分析与视觉焦点分析揭示装饰构成规律，如测量建筑的屋顶坡度、窗框宽高比等[9]。
4. 对比研究法：以德租时期与日租时期的公共建筑为同类型样本体系展开比较，排除建筑功能类型对符号表达的干扰[10]。
3. 1898~1914年建筑装饰的符构逻辑
1898~1914年时期青岛建筑在装饰构成上体现出高度的秩序性与等级性，以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青岛基督教堂为典型样本，其立面语法具有明显的轴线对称特征[11]。
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的屋顶坡度为35度，山形墙高宽比为1:1.2，拱券尺度为宽2.4米、高3.6米，构件之间形成稳定的重复关系，这种形式语言在视觉上营造出稳重、庄严与权威的空间感受(如图1)。
注：图中为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青岛基督教堂的装饰符号，多集中于开口轴线、山墙与塔楼节点，通过拱券、浮雕与厚重石材强化纪念性与权威性视觉效果。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decorative features in German architecture
图1. 德式建筑装饰符构特征示意图
从符构学角度看，德式建筑装饰呈现出“集中–强化–纪念”的结构特征[4]。柱式、浮雕与徽章等装饰要素往往位于立面中心或入口节点，使建筑在城市空间中具备强识别性与象征性。从构件分布规律来看，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的装饰多集中于立面轴线与入口节点位置，以塔楼、山墙、拱券及浮雕为代表的强化性构件，在该建筑中约65%集中于中轴及入口区域，青岛基督教堂的强化性构件约62%集中于中轴及入口区域，呈现出“中心强化、边缘弱化”的分布特征[10]。这种构件集中方式并非单纯审美选择，而是一种通过立面句法强化视觉焦点的空间组织策略，其符构逻辑体现为“主轴–次轴–背景面”的层级递进关系。
4. 1914~1945年时期建筑装饰的符义转译
与1898~1914年时期强调纪念性与秩序象征的公共建筑相比，青岛取引所旧址虽建成于1914~1945年时期，但其立面语言仍延续欧陆新古典主义体系[11]。建筑采用三角山花、对称构图及科林斯柱式等古典元素，屋顶为低坡折线式山花构造，经建筑旧址平面图测量，结合刘健(2019)的研究数据，山墙斜边坡度约29.03˚，山墙定边坡度约121.94˚ (如表1)。一层窗户宽高比为1:1.94，二层窗户宽高比为1:2.36 (如表2)。整体构图呈现稳定而收敛的比例关系。
Table 1. Analysis diagram of the eaves on the southeast façade
表1. 东南立面房檐分析图
位置 |
坡度 |
坡度百分比(%) |
山墙斜边坡度 |
29.03˚ |
55.5 |
山墙顶角 |
121.94˚ |
55.5 |
|
注：图片来源：作者根据资料进行自绘。
Table 2. Comparison of window dimensions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floors of the southeast façade
表2. 东南立面一二层窗户尺寸对比图
楼层 |
窗高(m) |
窗宽(m) |
东南立面窗 |
一层 |
3.50 |
1.80 |
|
二层 |
4.25 |
1.80 |
注：图片来源：作者根据资料进行自绘。
相较1898~1914年时期部分公共建筑更强调垂直体量与纪念性轴线，该建筑在尺度控制与装饰密度上更趋于理性化与功能导向[11]，表现为装饰集中于檐口与柱头部位，而山花墙面保持相对克制。这种处理方式体现出金融机构建筑在权威表达与日常运营之间的平衡策略，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日式木构装饰转译。
在符义层面，这类建筑装饰不再直接强调权威，而是通过秩序感与理性结构传达现代化与管理性的文化意图[4]。这种意义生成机制使日式建筑在城市景观中形成“低可见度却高渗透性”的符号存在方式。与1898~1914年期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的装饰分布模式不同，1914~1945时期青岛取引所旧址的装饰更倾向于附着于窗框、檐口及水平线脚等功能性构件之上，装饰位置呈现出“分散–重复–节奏化”的结构特征，装饰由“立面中心焦点”转向“立面边缘节奏”的变化，使装饰符号从权威展示工具转化为秩序引导工具，形成低可见度却高频率的符号嵌入机制(如图2)。
注：图中的日租时期青岛取引所，其装饰多附着于窗框、檐口与水平线条，强调几何秩序与功能导向，整体呈现低装饰密度与节奏性重复的视觉特征。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ymbolic features of Japanese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taking the borough office as an example)
图2. 日式建筑装饰符义特征示意图(以取引所为例)
5. 符用学视角下的当代再语境化
在当代城市更新语境中，建筑装饰符号不再仅作为历史遗存被动保留，而是通过功能转换与空间重组获得新的语义[12]。
5.1. 广兴里里院建筑改造案例
Figure 3. The spatial state of the courtyard in Guangxingli before renovation
图3. 广兴里改造前的里院空间状态
青岛广兴里里院建筑原本是清末民初的里院民居，功能置换前为私密的居住空间，每户拥有独立的小空间，空间使用以家庭生活为主[13]，建筑装饰符号作为居住空间的标识，仅服务于家庭内部的识别；功能置换后改造为广兴里文化创意产业园(如图3、图4)，成为公共文化与商业空间，空间使用以公共展览、商业经营、文化活动为主，建筑的立面装饰符号被保留，同时通过材质转译，将原有青砖墙面的装饰符号以灯光投影的方式进行强化，既维持了历史识别性，又服务于新的公共功能，使历史符号由原本的居住标识转化为城市文化记忆的视觉载体。
在广兴里改造项目中，更新前的屋檐线条高度为0.6米，更新后保留了该高度，窗框比例由原来的1:1.5转译为1:1.6，立面装饰密度由原来的40%简化为25%，空间可达性从原来的仅允许居民进入转变为对外开放，可达性提升至90% [12] [13]。这种“低干预–高识别”的更新方式，使建筑在获得公共使用功能的同时，仍保留其历史语境中的符号连续性。
Figure 4. shows the state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Guangxingli after its renovation
图4. 广兴里改造后的公共文化空间状态
5.2. 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改造案例
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改造项目中，原本的里院建筑是居住空间，改造后成为集商业、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公共街区，空间使用从私密的家庭生活转变为公共的文化休闲活动。建筑装饰符号通过保留原有立面的门窗比例、砖纹细节，同时新增了公共照明设施，使装饰符号在新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语义，成为城市文化认同的一部分[14]。这类更新策略通过“保留–转译–激活”的方式，实现了历史建筑装饰符号的当代意义再生。
5.3. 符号转译的核心逻辑
Table 3. Comparison of decorative symbols in modern German and Japanese public buildings in Qingdao
表3. 青岛近代德式与日式公共建筑装饰符号对比表
对比维度 |
德式建筑装饰特征 |
日式建筑装饰特征 |
符号指向差异 |
屋顶形态 |
陡坡红瓦、塔楼、山墙突出 |
坡屋顶、檐口平缓 |
属性标识vs功能秩序 |
立面构图 |
轴线对称、中心强化 |
水平延展、节奏重复 |
纪念性vs日常性 |
装饰密度 |
高密度浮雕与石材构件 |
低密度线性与柱头等古典构件语汇 |
强可见度vs低可见度 |
构件位置 |
集中于入口与中轴 |
分散于窗框与檐口 |
展示型vs渗透型 |
材料肌理 |
花岗岩、红砖、厚重石材 |
木构、灰泥、混凝土 |
厚重感vs轻盈感 |
符义倾向 |
德意志的文化标识 |
秩序、功能、文化适应 |
文化的显性空间表达vs秩序引导 |
从符用学角度看，青岛近代建筑装饰符号的当代转译核心在于“语境适配”：在保留符号核心形式特征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空间功能调整符号的呈现方式与意义指向，使历史符号能够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同时延续其文化记忆价值(如表3、表4)。
Table 4. Comparison of decorative elements in architectural renovation design (taking the Guangxingli renovation project as an example)
表4. 建筑更新设计装饰要素对比表(以广兴里改造项目为例)
评估维度 |
更新前 |
更新后 |
变化类型 |
屋檐线条识别度 |
高 |
高 |
保留 |
窗框比例关系 |
1:1.5 |
1:1.6 |
转译 |
立面装饰密度 |
40% |
25% |
简化 |
空间可达性 |
仅居民可进入 |
对外开放 |
重组 |
6. 结论
青岛近代建筑装饰艺术在1898~1945年时期的语境中形成了多层次的符号系统。1898~1914年建筑强调纪念性与权威性，1914~1945年建筑强调功能性与秩序性，两者在符构逻辑与符义指向上呈现差异，但共同构成青岛城市文化的视觉谱系。
本研究基于莫里斯三维符号学框架，系统揭示了1898~1945年时期近代建筑装饰的符号结构差异与意义转译机制[4] [10] [11]，提出“结构保留–意义转译–语境适配”的历史建筑装饰更新策略：
结构保留：保留历史建筑装饰的核心形式结构，如比例关系、构件分布规律，维持建筑的历史识别性；
意义转译：根据新的空间功能，转译装饰符号的意义指向，从原有的权力象征或居住标识转化为城市文化记忆载体；
语境适配：通过材质转译、灯光强化等方式，使历史装饰符号适配当代公共空间的使用需求。
本研究为青岛近代建筑遗产的活态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未来可拓展至青岛近代住宅建筑的符号学研究，进一步完善青岛近代建筑装饰的符号学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