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与调研设计
1.1. 研究背景
人口老龄化转型成为我国社会发展重要特征，农村地区因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变迁，传统养老模式功能弱化，养老服务供给矛盾突出。截至2024年年末，河南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038万，占总人口20.8%，农村老龄化程度较城市高出6.2个百分点，城乡倒置特征显著[1]。作为农业与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尚在完善，各地探索的养老实践模式，其底层逻辑、成本代价与潜在风险尚未得到充分剖析[2]。在此背景下，系统探究河南农村养老困境，对典型案例开展批判性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样本价值。
1.2. 调研设计
本研究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与案例分析法，于2025年4月开展河南农村养老实地调研，以小样本深调研为核心思路，具体设计如下：
样本选择：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豫西(嵩县、栾川)、豫中(襄城) 3个农业主导型县域，各选2个行政村(1个中心村、1个偏远村)，共6个样本村，兼顾不同经济水平与养老实践类型，选取代表性模式作为批判分析案例。
调研对象：涵盖农村老年人、基层养老从业者、村两委干部、民政与卫健部门工作人员，发放问卷70份，回收有效问卷62份，有效回收率88.6%；同步开展深度访谈12人，围绕案例实施背景、成本投入、现实问题等开展深度询问。
数据来源：一手数据包括62份问卷、12份访谈记录及三地养老案例实施资料、资金凭证等；二手数据包括《河南省统计年鉴(2024)》、河南省民政厅相关发展报告及县域民政公开资料，实现一手与宏观数据相互印证[3]。
分析方法：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问卷数据，呈现养老服务供需特征；从实施逻辑、成本构成、潜在风险、执行阻力四维度对典型案例开展批判性分析；依托宏观数据定位样本问题的普遍性[4]。
本研究遵循“调研设计–数据量化–问题分析–案例批判–政策回应”逻辑主线，实现对河南农村养老问题的系统性、实证性分析。
2. 理论框架：统摄研究的三重社会科学理论
本研究选取积极老龄化、协同治理、福利多元主义三大理论构建三维分析框架，从价值导向、主体互动、责任配置层面，为河南农村养老问题研究提供理论统摄，实现理论与实地调研、案例分析的深度融合。
2.1. 积极老龄化理论：从“被动供养”到“主动发展”的价值导向
积极老龄化理论由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提出，围绕健康、参与、保障三大支柱，强调老年人是具备社会参与能力、拥有健康管理意愿的主体[5]。该理论要求养老服务从“生存型兜底”向“发展型赋能”转型，为评判养老实践是否契合老年人真实需求提供价值标尺，也为分析案例中的价值偏离问题提供依据[6]。
2.2. 协同治理理论：破解“碎片化”的主体互动框架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家庭等多元主体的资源整合与协商互动，适用于分析农村养老这类跨部门、跨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难题[7]。本研究从主体、制度、资源协同三个维度，分析案例中多元主体的互动模式与协同效率，剖析实践中的协同壁垒与执行阻力，为破解服务供给碎片化提供指引[8]。
2.3.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重构“多元分担”的养老责任体系
福利多元主义将社会福利责任分解为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四大部门[9]，打破单一主体责任模式，强调多元主体的责任分担与功能互补。该理论为分析养老责任配置格局、服务成本分担机制提供框架，也为评判责任配置是否失衡、挖掘模式可持续性风险提供分析视角[10]。
三大理论形成有机整体，与实地调研数据、案例批判性分析相互印证，实现“理论框架统摄 + 实证数据支撑 + 案例批判深化”的研究逻辑。
3. 现实困境：河南农村养老的量化特征与供需缺口
基于河南省老年人口宏观数据与62份一手调研数据，河南农村养老困境呈现显著量化特征，本质是积极老龄化价值导向缺失、多元主体协同失灵、福利责任配置失衡导致的系统性问题，四大维度供需矛盾通过实证数据充分印证。
3.1. 经济供养脆弱，福利多元责任配置失衡
50名农村老年受访者中，66%经济来源以家庭赡养为主，28%为城乡居民养老金，土地收益及其他收入仅占6%，多元经济保障格局尚未形成。84%的受访者认为176元/月的基础养老金仅能覆盖部分食品开销，难以支撑医疗、护理等支出；72%的受访者子女外出流动，仅30%能获得按月足额的家庭赡养资金；82%的受访者患有慢性病，月均自付医疗费用约300元，占月均收入70%以上，36%曾因经济压力放弃康复治疗，经济供养脆弱成为核心痛点[11]。
3.2. 生活照料缺失，多元主体协同服务供给不足
河南省农村空巢老人占比69.8%，50名受访者中空巢老人占70%、失能/半失能老人占20%，生活照料供需缺口显著。6个样本村中，2个偏远村无任何互助养老设施，78%的受访者表示村内无专门养老服务场所[12]；调研区域每千名老年人仅拥有0.7名专业护理人员，90%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由未接受专业培训的家属照护；86%的老年受访者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500元，市场化养老服务因盈利空间有限难以下沉，进一步加剧供给短缺。
3.3. 健康维护困难，医养协同制度与主体壁垒突出
94%的老年受访者有长期健康管理需求，76%有康复护理需求，但医养结合服务在农村基层落地受阻。6个样本村的村卫生室均无老年病专科人员，68%的受访者表示村卫生室仅能处理基础小病，无法开展慢性病专业诊疗[13]；3个调研县域中仅襄城县设有2家乡镇医养结合服务中心，80%的受访者从未接触过相关服务；农村养老机构未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护理、康复费用无法报销，民政与卫健部门缺乏常态化跨部门协同机制，制度与主体壁垒双重存在[14]。
3.4. 精神慰藉匮乏，积极老龄化社会参与维度缺位
积极老龄化强调的“社会参与”在河南农村养老中严重缺位，精神慰藉成为服务供给短板。50名受访者中，仅14%日常参与社会活动，86%表示村内无适配老年人的休闲娱乐与参与活动[15]；6个样本村中仅1个中心村设有简易老年活动角，92%的受访者表示村内无针对老年人的常态化文化活动；74%的空巢老人存在孤独感，30%长期处于孤独状态，所有样本村均未建立老年人心理疏导机制，精神慰藉服务处于空白。
4. 政策扶持：自上而下的多元协同政策体系与落地基础
面对农村养老实证困境，国家与河南省以协同治理和福利多元主义为指引，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养老服务政策扶持体系，为地方实践提供政策方向、资源保障与制度基础，也是嵩县、栾川、襄城三地案例落地的重要背景。
4.1. 国家顶层设计：划定发展底线，明确建设方向
国家以《“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为核心，明确农村养老“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发展原则，划定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医养结合推进等核心目标，为河南农村养老供给划定底线[16]。同时推动积极老龄化战略落地，鼓励各地挖掘老年人力资源、发展互助养老模式，为地方养老服务创新提供顶层依据，预留创新空间[17]。
4.2. 省级战略规划：精准施策推进，提供落地支撑
河南省结合省情与农村老龄化实际，出台《河南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政策，构建“规划引领 + 实事驱动 + 社会动员”实施框架，提供具体资源与制度支撑：
设施建设上，2024年底全省完成1054个乡镇敬老院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转型，覆盖68.3%的乡镇，省级财政对老年助餐设施给予人均每年1200元补贴；
医养结合上，2025年统筹彩票公益金982万元用于乡镇医养设施建设，为19.19万名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医养服务；
社会动员上，启动“银龄行动”，8.3万名低龄健康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
考核机制上，将农村养老列为省级重点民生实事，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将设施覆盖率等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18]。
省级政策的精准施策与资源投入，为三地案例落地奠定基础，但政策落地中的区域差异、基层执行偏差，也成为案例实施中各类问题的重要诱因。
5. 地方实践的批判性案例分析：嵩县、栾川、襄城的模式与深层问题
在国家与省级政策框架下，嵩县、栾川、襄城结合本土实际，探索形成县域系统整合、互助养老与老年助餐融合、乡镇敬老院转型三大养老模式，成为河南农村养老典型样本。本部分从实施路径、落地动因、成本构成、潜在风险、执行阻力五维度展开批判性剖析，客观呈现模式的优势与深层问题。
5.1. 嵩县案例：县域系统整合模式的实践与批判
嵩县以“县、乡、村三级书记统筹养老工作”为核心，构建县域系统整合养老模式，将养老服务融入乡村振兴布局，实现政府全维度协同。整合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省级专项补贴、县级配套资金共3070万元，建设县级养老服务中心1个、乡镇中心12个、村级服务站189个，覆盖率达87.3%；引入市场主体开展助餐服务，探索“养老 + 旅游”康养产业，配备326名公益性岗位人员提供全链条养老服务。
该模式落地源于多重有利条件叠加：“三级书记”统筹形成强大执行动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资金倾斜，县域空间规模适配设施全域建设，基层治理基础好且村两委动员能力强。但模式实施伴随高额显性与隐性成本，且由政府单方面承担，公益性岗位薪资形成长期财政支出，基层统筹协调占用大量治理资源，还挤压了乡村产业发展资金。
潜在风险核心是过度政府依赖引发的可持续性危机：资金高度依赖阶段性乡村振兴资金与财力有限的县级财政，后续投入难以为继；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度低，未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格局[10]；以行政指标为导向导致部分服务站“重建设、轻运营”，设施闲置率达6.3%。执行中还面临区域发展差异、老年人需求差异带来的适配阻力，以及基层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的服务阻力[19]。
5.2. 栾川案例：互助养老与老年助餐融合模式的实践与批判
栾川县针对农村专业养老机构覆盖不足、老年人“不离乡土”需求，探索低成本内生式的互助养老与老年助餐融合模式[20]。由村两委牵头组建286支“好邻居”志愿者队伍，1580名志愿者与2130名高龄、独居老人结对帮扶；通过“政府补一点、村集体出一点、社会捐一点”筹资，建设56个村级助餐点，覆盖76.3%的行政村，助餐人均每餐8元，特困、低保老人免费就餐；建立志愿者补贴与积分激励机制，将助餐点作为互助活动场所，实现服务融合。
模式落地的核心是与农村养老本土特征高度适配：契合老年人“不离乡土”的养老习惯，依托村集体闲置场地建设，人力与设施成本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较好，能承担部分运营成本，村两委威信高且动员能力强；本地低龄老年志愿者与服务对象相融，既提升服务贴合度，也实现低龄老人社会参与[7]。
该模式虽为低成本，但仍存在结构性成本压力：56个助餐点年均运营成本480万元，志愿者激励成本380万元，主要由政府与村集体承担，社会捐赠占比仅12.5%且不稳定；村两委需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占用大量工作精力；集体经济薄弱村难以承担成本，导致养老服务区域差异显著。
潜在风险集中在主体动力不足与服务同质化：32%的志愿者因补贴少、事务多参与积极性下降，队伍存在流失风险；服务以基础互助与助餐为主，缺乏专业健康管理、心理疏导等服务[13]，且各村模式统一，同质化问题突出；筹资渠道单一，县级财政与村级集体经济受旅游产业影响存在不稳定性；助餐点集中在行政村中心，28%的偏远高龄、独居老人未被纳入帮扶范围，存在公平性问题。
5.3. 襄城案例：乡镇敬老院转型模式的实践与批判
襄城县针对传统敬老院“封闭供养、服务单一、资源闲置”问题，探索“公建民营”的敬老院转型模式。县级财政投入860万元，对4个乡镇敬老院进行标准化改造，养老床位从210张增至520张，护理型床位占比62.5%；通过公开招标引入2家本地专业养老企业托管运营，打破封闭模式，面向全镇老年人提供集中供养、日间照料、上门护理等多元化服务；与乡镇卫生院建立深度合作，实现医养无缝衔接[13]，政府按特困人员供养人数支付补贴，企业可向普通老人收取市场化费用，实现三方共赢。
模式落地源于政策契机与市场适配双重推动：河南省敬老院转型专项政策提供资金与政策支持；襄城作为豫中农业强县，县域经济较好，部分农村老人具备一定市场化服务支付能力；引入本地企业避免“水土不服”，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完善为医养结合提供支撑[13]。
该模式的核心矛盾是公益属性与市场属性的平衡难题，政企利益博弈成为潜在风险[9]：政府追求普惠性，企业侧重盈利空间，双方在服务定价、成本分担上易产生分歧；转型后服务费用超出多数老人支付能力，仅12.5%的普通老人能享受服务，形成“精英化服务”与普惠需求的脱节。执行层面，农村老人支付能力不足成为核心阻力，养老服务中心普通老年群体利用率仅35.6%；政企监管体系不完善，存在服务缩水、变相收费问题；医养协同仅靠口头协议，卫生院人力不足导致坐诊、体检滞后；特困与普通老人共用资源，双方均存在公平性感知偏差，增加企业运营难度。
6. 结论、反思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三大理论为框架，结合宏观统计数据与62份一手调研数据，对嵩县、栾川、襄城三地案例开展批判性分析，系统剖析河南农村养老“困境–政策–实践”发展链条，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河南农村养老的四大核心困境，本质是积极老龄化价值导向缺失、多元主体协同失灵、福利责任配置失衡的三重结果，也是各地探索养老实践模式的核心动因[7]。
第二，国家与省级养老政策体系为地方实践提供了政策与资源基础，但政策落地中的区域差异、基层执行偏差，成为案例实施中各类问题的重要诱因[16]。
第三，三地养老模式各有适配性与局限性：嵩县模式实现服务全域覆盖，但过度依赖政府投入存在可持续性危机；栾川模式契合农村低成本需求[20]，但存在主体动力不足、服务同质化问题；襄城模式实现服务专业化升级[13]，但面临政企利益博弈、普惠性不足的矛盾，且三大模式均遭遇不同程度的基层执行阻力。
第四，河南农村养老已初步形成“政策引导、地方创新、多元协同”发展路径[9]，但尚未建立真正的福利多元主义责任分担格局[7]，政府主导、市场参与不足、社会力量缺位、家庭功能弱化问题突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效率偏低[9]，成为体系建设的核心制约因素。
6.2. 研究反思
基于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本研究形成三点核心反思：其一，农村养老实践需摒弃“指标导向”转向“需求导向”，部分模式“重建设、轻运营”的问题，本质是忽视老年人真实需求与区域经济实际，导致资源闲置与供需错配[13]；其二，农村养老责任需突破“政府独担”格局，福利多元主义的核心是多元主体责任互补，当前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缺乏有效激励，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加剧了政府负担；其三，农村养老模式需兼顾公益性与可持续性，公益属性是根本，可持续性是长期运行的前提，过度依赖行政推动或市场化运营，均难以适配农村养老现实需求[10]。
6.3. 未来展望与优化建议
基于三大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未来河南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以积极老龄化为价值目标，以协同治理为核心路径，以福利多元主义为责任指引，从四方面破解发展困境：
第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责任分担格局：明确政府兜底保障、市场专业供给、社会互助参与、家庭基础照护的责任边界。政府加大对困难老年群体的保障投入，出台税费减免、场地支持等政策撬动市场力量；培育养老公益组织与规范化志愿者队伍[20]，建立积分兑换、荣誉表彰激励机制；通过乡村文明评比、就业扶持等重塑家庭养老基础作用。
第二，推进养老服务供需的精准匹配：以县域为单位开展养老需求精准摸排，建立动态需求档案；针对失能/半失能、低龄健康、高龄独居等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结合农村人口分布优化设施布局，在偏远自然村设置服务点并推行流动服务车，提升服务覆盖面与利用率。
第三，完善成本分担与可持续发展机制：整合公共资金设立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专项资金，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定向捐赠，探索“政府补、社会捐、个人付”多元筹资模式；根据服务公益属性划分成本分担比例，保基本服务由政府主导，增值服务由市场与个人承担；将优质实践模式纳入村规民约，建立多元主体利益联结机制，避免过度依赖短期资金与行政推动[10]。
第四，强化监管体系与专业能力建设：构建政府、村民、第三方机构相结合的常态化监管机制，制定可量化的服务质量考核标准，对市场主体实行信用评级；与本地职业院校合作定向培养养老护理、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对基层从业者与志愿者开展免费系统培训，提高薪资待遇并设立专项人才补贴；建立县级养老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医养结合正式合作协议，破解基层协同壁垒。
河南农村养老的实践探索表明，农业大省的农村养老问题无统一解决模式，是一项需要政策持续支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系统工程。唯有以科学理论为指引，坚持问题与需求导向，持续优化实践模式，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才能构建契合农业大省实际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农村老年人的体面养老与积极老龄化，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