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亲社会行为是指个体自愿实施的，以促进他人福祉为目的的行为，包括合作、帮助、分享、关注等。作为个体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指标，培养儿童稳定的亲社会行为一直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Wang et al., 2022)。已有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不仅能够促进儿童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的发展(Liu & Yuan, 2025)，还对其学业成就有其积极的预测作用(Luo et al., 2020)。儿童晚期可能是亲社会行为发展与分化的关键期(韩宪国等，2025)，随着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其整体水平虽呈现增长趋势，但具体到不同维度表现出差异性(Padilla-Walker et al., 2016)。基于Carlo和Randall (2002)的多维理论，亲社会行为可划分为公开性、匿名性、依从性、利他性、情绪性和紧急性六个维度。这些维度很可能具有独特的发展路径。因此，深入了解此阶段亲社会行为的关键预测因素及其维度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bioecological theory)，儿童的发展会受与他们直接接触的微系统(如家庭、学校)的影响(Bronfenbrenner, 1979)，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情感温暖作为家庭微系统中的核心要素，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Quan et al., 2022)，具体而言，父母通过理解、尊重和回应子女的情感需求，为其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情感支持。同时，Bowlby (1982)的依恋理论强调，父母提供的情感温暖是安全型依恋形成的重要基础，这种安全型的依恋关系促使儿童在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他人是值得信赖”的内部图式，从而在社会交往中更愿意实施亲社会行为。已有研究表明，安全型依恋与儿童更高水平的分享、合作等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横断面研究(Li et al., 2025)与纵向研究(Carlo et al., 2011)均证实了父母情感温暖对亲社会行为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Li等(2025)以604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表明父母情感温暖能显著正向预测儿童亲社会行为。而Carlo等(2011)以730名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证实了早期的父母情感温暖能显著预测个体在青少年乃至成年早期亲社会行为的持续发展。然而，也有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如Padilla-Walker等(2016)的研究均发现父母情感温暖与儿童亲社会行为之间并无显著相关。这一矛盾的发现揭示两者关系并非简单的直接作用，其中可能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中介作用有待揭示。因此，对这一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在此背景下，学校作为儿童发展的另一个核心微系统，与家庭共同塑造着个体的社会性发展，其中师生关系质量是预测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学校因素(Obsuth et al., 2017)。相较于广泛的学校环境因素，儿童感知到的师生关系是亲社会行为更直接的预测变量(Wang et al., 2025)。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情感温暖有助于儿童形成积极的社会情感能力，这种能力可迁移到学校场域，为建立高质量的师生关系奠定基础(Lu et al., 2023)。根据依恋理论的扩展观点，儿童会将与父母互动中形成的内在关怀模式迁移至师生的交往中(Spilt et al., 2025)。来自父母的情感温暖，作为安全型依恋的基石，能够促使儿童将教师视为可信赖的支持者，从而与教师更易于发展并维持积极、信任的师生关系。此外，已有研究证实高质量的师生关系与儿童更高水平的亲社会行为发展相关(Wang et al., 2025)。例如，一项针对301名幼儿的实证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师生关系不仅能直接预测学生亲社会行为，而且还能减少父母拒绝或同伴拒绝对亲社会行为的负面作用(Wang et al., 2022)。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父母情感温暖、师生关系及亲社会行为三者间两两关系的探讨，均未能进一步检验师生关系在父母情感温暖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难以揭示家庭与学校因素在与儿童亲社会行为关系中的内在关联模式。因此，揭示师生关系在其中的中介路径成为本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1：师生关系在父母情感温暖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亲社会行为本身是一个包含公开性、匿名性、利他性等多维度的复杂结构(Carlo et al., 2011)。然而，以往研究主要侧重于变量整体关系的探讨，例如，Wong等(2021)通过实证研究证实，权威型的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儿童亲社会行为整体水平，专制型教养方式则负向预测儿童亲社会行为整体水平。同样地，Longobardi等(2021)的实证研究表明，师生关系亲密性能正向预测儿童亲社会行为整体水平，而师生关系冲突性对亲社会行为整体水平具有抑制作用，缺乏在此基础上对亲社会行为各维度核心症状的检验。为此，本研究在中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亲社会行为的核心维度。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2：公开性、匿名性、利他性等不同亲社会行为维度，对整体结构的贡献度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可以从中识别出该系统的核心维度。
传统统计方法(如多重回归或基于SEM的多组比较)在检验多维度差异时，通常需要在不同维度上建立多个模型或进行复杂的交互效应分析，难以直观呈现整体关联结构(Perez Alonso et al., 2024)。而网络分析方法为考察多个维度系统提供了新的思路(Borsboom, 2017)。该方法将亲社会行为各维度置于同一个网络模型中，通过节点与边呈现变量间的偏相关关系。其特点在于能够直接比较不同亲社会行为维度与维度间节点的连接强度，并通过预期影响等中心性指标量化各个维度在网络中的相对重要性，从而系统识别出驱动亲社会行为结构的核心维度。
为此，本研究在完成相关及中介模型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亲社会行为的核心维度。具体而言，本研究基于高斯图模型(Gaussian Graphical Models，简称GGM)构建正则化偏相关网络，通过节点中心性指标揭示亲社会行为各维度在网络中的相对重要性。在网络中，变量通过无向连接的节点表示，边的粗细即连接节点的线条，与节点之间关系的强度成正比。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两所小学。在获得家长、学校和学生本人的知情同意权后，以班级为单位对3~6年级小学生进行集体评估。共发放问卷1900份，剔除信息缺失过多或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183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6.47%，其中男生971名(52.97%)，女生862名(47.03%)；3~6年级学生人数分别为369、398、580、486名。
2.2. 测量工具
2.2.1. 父母情感温暖
采用岳冬梅等(1993)修订的《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中的父母情感温暖分量表，该维度共14个条目，其中父亲、母亲各7个条目，本研究将父亲与母亲条目得分合并为父母情感温暖总分，所有条目均采用4点记分，得分越高表明儿童感知到的父母情感温暖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 0.897。
2.2.2. 师生关系
采用邹泓等编制的师生关系量表，包含满意度、支持性、冲突性和亲密性4个维度，其中冲突性维度为反向记分，共23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法，从1分(“完全不符合”)到5分(“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学生感知到的师生关系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 0.87。
2.2.3. 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
采用寇彧等修订Carlo的《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 PTM)。包含公开性、匿名性、利他性、依从性、情绪性和紧急性6个维度，共26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法，从1分(“完全不符合”)到5分(“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儿童亲社会行为倾向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 0.945。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 26.0和R 4.3.1、Mplus 8.3进行数据分析，探究父母情感温暖、师生关系和亲社会行为多维度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析方法包含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以及网络分析。为了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He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项目进行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数有12个，其中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1.78%，低于40%。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数据包括三部分：首先，研究对父母情感温暖、师生关系、亲社会行为进行描述统计并计算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师生关系在父母情感温暖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再次，通过网络分析测量亲社会行为的核心维度。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及相关分析
表1数据显示了父母情感温暖、师生关系和亲社会行为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值和标准差。具体而言，父母情感温暖与师生关系正相关(r = 0.39, p < 0.01)，与亲社会行为正相关(r = 0.35, p < 0.01)，师生关系与亲社会行为正相关(r = 0.46, p < 0.01)。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with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表1. 父母温暖与儿童亲社会行为、师生关系的相关分析
|
M ± SD |
1 |
2 |
3 |
1. 父母情感温暖 |
45.29 ± 8.11 |
1 |
|
|
2. 师生关系 |
82.87 ± 18.12 |
0.39** |
1 |
|
3. 亲社会行为 |
94.87 ± 19.73 |
0.35** |
0.46** |
1 |
注：**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2. 中介效应检验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父母温暖、师生关系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作用机制。通过Mplus 8.3建构链式中介模型，模型拟合指标良好：χ2/df = 47.13，CFI = 0.994，RMSEA = 0.048，SRMR = 0.019，表明模型可以接受。由图1可知，模型中所有路径系数均极其显著(p < 0.01)，师生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p < 0.01, [CI = 0.147, 0.225])。同时采用偏差校正百分Bootstrap检验(重复取样5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如表2所示，父母温暖直接预测儿童亲社会行为，直接效应为0.135，效果量为40.54%；父母情感温暖通过师生关系间接预测儿童亲社会行为，即师生关系在父母情感温暖与儿童亲社会行为间起中介作用，中介路径效应值为0.198，效果量为59.46%；总效应为0.333。
Table 2. Mediating effects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表2. 师生关系的中介效应
路径 |
效应值 |
效果量 |
95%置信区间 |
下线 |
上线 |
总效应 |
0.333 |
|
|
|
直接效应 |
0.135 |
40.54% |
|
|
间接效应 |
0.198 |
59.46% |
0.147 |
0.225 |
注：PEW = 父母情感温暖；TS = 师生关系；PB = 亲社会行为。
Figure 1. Mediated effect model
图1. 中介效应模型
3.3. 网络分析
网络分析部分通过估计亲社会行为的维度网络和题项网络，分别考察了网络结构特征、中心性指标及网络准确性和稳定性。具体结果如下：
首先在网络结构方面：分别估计了亲社会行为的维度网络和题项网络，网络中每个节点的描述如表3所示。对亲社会行为维度网络的内部结构估计出一个包含6个节点和15条边缘的正则化网络，其中15条边缘的权重非零(平均权重为0.17)。如图2所示，每个节点与节点之间均存在正相关。情绪性、依从性及紧急性构成网络核心，三者间联系较为密切；而公开性、利他性及匿名性位于网络边缘，三者联系较弱。针对亲社会行为题项网络分析，估计出一个包含26个节点和325条边缘的正则化网络，其中204条的权重非零(平均权重为0.06)。与此同时，属于同一纬度的不同题项更倾向于聚集在一起，但不同维度之间的题项相互之间联系也较为紧密。其中，情绪性中PB13、PB18及PB21存在紧密联系。匿名性中PB12与PB16存在紧密连接。公开性中PB04~PB06存在紧密相关。而属于情绪性的PB26与利他性的PB25也存在紧密连接。
其次在中心性检验中：亲社会行为维度网络和题项网络分析的预期影响指数如图3所示：在亲社会行为维度网络中，依从性的预期影响指数最高；其次分别是情绪性、紧急性；匿名性的预期影响指数最低。在亲社会行为题项网络中，来自情绪性的PB26 (“当别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常常帮助他们”)的预
Table 3. Basic information of nodes in the item network
表3. 题项网络中各节点的基本信息
缩写 |
题项 |
所属维度 |
PB01 |
有人在场时，我会竭尽全力帮助别人 |
公开性 |
PB02 |
我能安慰一个情绪不好的人时，我感觉非常好 |
情绪性 |
PB03 |
当别人请我帮忙时，我很少拒绝 |
依从性 |
PB04 |
有人围观的情况下，我更愿意帮助别人 |
公开性 |
PB05 |
我倾向于帮助那些真正遇到麻烦急需帮助的人 |
紧急性 |
PB06 |
在很多公众场合中我更愿意帮助别人 |
公开性 |
PB07 |
当别人请我帮忙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 |
依从性 |
PB08 |
我更愿意在匿名的情况下捐款 |
匿名性 |
PB09 |
我倾向于帮助那些严重受伤或患病的人 |
紧急性 |
PB10 |
我捐钱捐物不是为了能从中有所获益 |
利他性 |
PB11 |
别人求我帮助时，我会很快放下手头的事情去帮助他 |
依从性 |
PB12 |
我倾向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留名 |
匿名性 |
PB13 |
我倾向于帮助别人，尤其是当对方情绪波动的时候 |
情绪性 |
PB14 |
在有人看着的情况下，我会竭尽所能帮助他人 |
公开性 |
PB15 |
当别人处于饥寒交迫时，我会很自然地为他们提供帮助 |
紧急性 |
PB16 |
大多数情况下，我帮助别人不留名 |
匿名性 |
PB17 |
我投身志愿服务付出时间精力，不是为了获得更多回报 |
利他性 |
PB18 |
我在他人情绪激动的情境中更有可能去尽力帮助他们 |
情绪性 |
PB19 |
当别人要求我帮助他们时，我从来不拖延 |
依从性 |
PB20 |
我认为在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予帮助是最好的 |
匿名性 |
PB21 |
在让人情绪激动的情境下，我更想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
情绪性 |
PB22 |
我常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做捐助因为这样让我感觉很好 |
匿名性 |
PB23 |
我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将来他们相应地回报我 |
利他性 |
PB24 |
当别人提出要我帮忙时，我会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 |
依从性 |
PB25 |
我经常帮助别人，即使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
利他性 |
PB26 |
当别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常常帮助他们 |
情绪性 |
期指数影响指数最高，其次分别是情绪性的PB18 (“我在他人情绪激动的情境中更有可能去尽力帮助他们”)；依从性的PB07 (“当别人请问帮忙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依从性的PB11 (“别人求我帮助时，我会很快放下手头的事情去帮助他”)；情绪性的PB13 (“我倾向于帮助别人，尤其是当对方情绪波动的时候”)，表明这五个节点对题项网络的影响最大，来自依从性的PB03 (“当别人请我帮忙时，我很少拒绝”)和来自匿名性的PB08 (“我更愿意在匿名的情况下捐款”)的预期影响值最低，说明它在整个亲社会行为题项网络中处于边缘的位置，与其他亲社会行为指标关系较弱。详细信息见图4。
(a) 维度网络 (b) 题项网络
注：维度网络中每个节点代表一种亲社会行为，题项网络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种亲社会行为。连接两个节点的边代表两个节点之间的偏相关，边的粗细表示偏相关性的强度。边缘越粗代表偏相关性越强，边缘越细表示偏相关性越弱。在维度网络中：PP是公开性；ANP是匿名性；ALP是利他性；CP是依从性；EMO是情绪性；EME是紧急性。在题项网络中，同一维度下的不同亲社会行为用相同颜色表示(情绪性 = 橙色；依从性 = 紫色；紧急性 = 黄色；利他性 = 红色；匿名性 = 蓝色；公开性 = 绿色)。
Figure 2. Overall prosocial behavior dimension and item network
图2. 总体亲社会行为维度和题项网络
(a) 维度网络 (b) 题项网络
注：图中预期影响指数为本文的中心性指标。
Figure 3. Unstandardized estimates of centrality in the general prosocial behavior dimension network and item network
图3. 总体亲社会行为维度网络和题项网络中心性的非标准化估计
(a) 维度网络 (b) 题项网络
注：黑色代表两个节点存在显著差异；灰色代表两个节点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Figure 4. Test of difference in edge strength between prosocial behavior dimension network and item network
图4. 亲社会行为维度网络和题项网络的边缘强度差异性检验
最后在网络准确性和稳定性检验中：首先通过边权重的Bootstrap置信区间分析显示，网络的平均标准误(Mean SE)均低于0.05；平均95%置信区间宽度(Mean CI Width)均小于0.2；其次通过维度网络和题项网络的边权重自举结果(见图5)及中心性指标的稳定性估计结果(见图6)可以得知，维度网络与题项网络均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其中维度网络的CS为0.75，题项网络的CS为0.6，表明整体稳定性良好。
(a) 题项网络 (b) 维度网络
注：红线代表边缘权重值，灰色区域代表95%置信区间(edge为纵坐标，edge weight为横坐标)。
Figure 5. Bootstrap confidence intervals of edge weights in dimension network and item network
图5. 维度网络和题项网络中边缘权重的自举置信区间
综上，对亲社会行为进行维度网络和题项网络分析，结果发现，情绪性在维度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且题项网络结果与此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依从性在两类网络中也占据重要地位，但其题项PB03却表现出最低的预期影响值。
(a) 维度网络 (b) 题项网络
Figure 6. Subsample Bootstrap results for dimension network and item network
图6. 维度网络和题项网络子集自举结果
4. 讨论
4.1. 师生关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父母情感温暖、师生关系与儿童亲社会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与研究假设一致，结果表明，父母情感温暖不仅能直接预测儿童亲社会行为，还能通过师生关系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其行为。这一结论为依恋理论(Bowlby, 1982)和社会支持理论提供实证支持。儿童从父母那里获得持续的情感支持有助于帮助他们建立起内在安全基地，当儿童将这种安全依恋模式带入学校环境时，更容易与师生建立积极的情感联结，在此基础上，师生关系作为家庭情感支持的延伸，通过观察学习、榜样示范以及持续的积极互动，进一步强化了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最终表现出跨情境的稳定性(Carlo et al., 2011)。综上，师生关系在父母情感温暖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这表明，家庭与学校作为儿童发展的两个关键微系统，通过情感支持的传递构成了一个发展的连续统一体(Li et al., 2025)。因此，在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家庭和学校因素。一方面要着力提升父母的情感表达与回应能力，为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奠定家庭基础。其次，应构建积极的师生互动，高度重视教师支持行为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键价值。
4.2. 亲社会行为核心维度网络分析
本研究在中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网络分析探讨了亲社会行为的核心维度。研究结果发现：情绪性(如“当别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常常帮助他们”)与依从性(如“当别人请求帮忙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在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一发现符合童年晚期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特点(Ritgens et al., 2024)，此阶段儿童共情能力迅速发展，对社会规范的敏感性也显著增强。具体而言，当面对他人情绪状态时，学生最直接的反应是情感上的共鸣与关心；而当被直接请求时，他们则倾向于做出符合社会期望的助人行为。结合以往研究，家庭与学校作为儿童发展的两大核心微系统，是塑造这两大维度的关键场域(Li et al., 2025)。在家庭环境中，父母的情感温暖为儿童情绪性发展奠定基石，即通过共情示范与情感回应，为儿童提供了学习情绪理解与共情的最初课堂(Şengönül, 2018)；而学校环境中的师生关系与同伴互动，则为依从性发展提供了重要情境，教师的期望、班级规范及同伴的请求，为亲社会行为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践平台(Longobardi et al., 2021)。
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视角来看，我国以“群己共生、人际和谐”为核心价值导向，将“回应他人需求、维护群体秩序”视为亲社会行为的核心体现，这种文化氛围通过家庭教养、社会教化与校园熏陶，潜移默化地引导儿童将“听从他人帮助请求”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而非单纯的外部约束；同时，我国学校教育长期强调纪律意识与集体观念，进一步强化了儿童对“助人规范”的认同与践行，使得“主动回应帮助请求”成为契合文化期待与校园规范的行为选择，而童年晚期儿童迅速发展的共情能力，则为这种依从性注入了内在情感动力，让依从性亲社会行为既符合集体文化规范，也契合儿童自身的社会性发展需求，这也正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的独特性体现。基于此，在促进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干预实践中，应立足家校协同视角，结合儿童青少年社会认同发展规律，针对性满足其对人际和谐、归属感与规范内化的发展需求：家庭可侧重于“情绪性”源头的培养，通过高质量情感互动提升儿童感知与回应他人情绪的能力；学校则侧重于“依从性”平台的构建，借助信任支持、明确规范与积极反馈，为学生营造安全可信的实践场域。在这种高质量的师生关系中，学生的“依从性”不再是单纯服从外部要求，而是基于情感联结与内在共情，将同情心转化为稳定、自觉的亲社会行为习惯。
5.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需在后续研究中加以解决。第一，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方法，仅能揭示研究群体的当下核心症状关联，无法追踪变量的动态发展变化，也难以明确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对发展规律的揭示存在局限。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从多个时间点追踪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演变过程，探究不同阶段特征的变化及影响因素；第二，本研究主要依赖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受社会期许效应的影响。未来研究应考虑更多的测量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并结合实验设计，以减少自我报告的偏差，更全面地捕捉变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第三，受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限制，本研究未深入探讨父亲与母亲情感温暖可能存在的差异化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根据父母情感温暖的组合模式识别不同的家庭情感环境(如父严母慈、双高温暖型等)，进而考察不同家庭情感模式对亲社会行为各维度的差异影响。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