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人口结构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长期战略性挑战。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7%为老龄化社会，达14%为深度老龄化，超20%则为超老龄化阶段，当前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3.50%，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进程呈现速度快、规模大、区域差异显著的特点。
作为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是西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经济增长极和人口净流入城市，据贵州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末常住人口增量达19.96万人，人口虹吸效应显著，但老龄化率仍从“七普”时期的13.3%跃升至2024年的14.3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人口流入与老龄化同步推进的现象，打破了人口净流入城市老龄化程度较低的传统认知，成为研究中西部中心城市老龄化问题的典型样本。
以贵阳为案例剖析中西部中心城市老龄化的独特性，丰富我国城市老龄化区域差异研究的理论体系。现有研究多聚焦东部发达城市或资源枯竭型城市，对人口净流入型中心城市的老龄化特征关注不足，本文通过分析贵阳老龄化与人口集聚、产业转型、区域发展的内在关联，为构建中国特色区域老龄化理论提供实证支撑。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与数据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全国老龄化相关政策文件、学术研究成果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以贵阳市为案例，整合政府公开数据、政策文件及调研资料系统分析其老龄化发展相关问题；最后基于问题导向，提出多维度应对策略。
2. 中国城市老龄化总体现状与区域差异
我国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0%、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50%，较第六次人口普查占比大幅提升，老龄化增速远超全球平均水平，预计2025年我国将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目前全国超老龄化城市数量激增，且以中小城市为主，养老服务需求也从传统生活照料向医疗护理、康复保健等多元化方向转变，现有养老服务体系供给短板显著。
我国城市老龄化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东中西部老龄化发展不同步，东部起步早、程度深，中西部进程滞后但增速更快，且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发展分化；城市规模梯度差异明显，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因劳动年龄人口外流，老龄化程度普遍偏高。例如2023年，老年人医疗保健支出占老年人消费总支出的23.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2个百分点[1]；城乡差异突出，城市老龄化以空巢化、失能化为特征，农村老龄化面临留守老人多、设施匮乏等困境，养老服务资源城乡配置不均衡问题亟待解决。
3. 贵阳市老龄化发展现状分析
3.1. 老龄化基础现状
首先，老龄化程度稳步提升。根据贵阳市人民政府2025年6月3日发布的《关于加强贵阳贵安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的提案》、与2025年11月24日发布的《关于促进多元化养老模式健康发展的提案》的数据显示[2]，截至2024年4月，贵阳贵安常住人口650.17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93.3万人，老龄化率14.35%，较“七普”时期上升1.02个百分点，即将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与全国相比，贵阳市老龄化率略高于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显著低于南通、资阳等超老龄化城市，呈现中等程度、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培育和释放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途径[3]。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有着双重影响。
其次，老年人口结构分化明显。根据贵阳市人民政府2021年5月31日发布的《贵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四号)》数据显示，从身体状况来看，贵阳市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占比约15%，约14万老年人面临长期护理需求；从居住形式来看，空巢老人占比逐年上升，城市老旧小区空巢化问题尤为突出；从城乡分布来看，农村老年人占比约38%，且多为留守老人，养老保障水平显著低于城市。
最后，老龄化突出特征。根据《2024年贵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与劳动年龄人口外流导致老龄化加剧的城市不同，贵阳市2024年常住人口增量达19.96万人，人口虹吸效应显著，但老龄化率仍保持年均0.5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速，形成人口集聚与老龄化并存的独特现象，在中西部中心城市中具有典型性。贵阳市老龄化呈现核心城区高于郊区、郊区高于县域的空间分布特征，云岩、南明等老城区老龄化率超过16%，观山湖、经开等新区老龄化率不足10%，区域差异导致养老服务资源供需错配，老城区设施紧张与新城区资源闲置现象并存。随着老年群体收入水平提高和健康意识增强，对助餐、助浴、助医等多元化服务需求日益强烈[3]，但当前贵阳市社区养老服务仍以保健、娱乐等基础服务为主，“六助”服务覆盖率不足40%，非活力老人的核心需求难以得到满足[4]。
3.2.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践举措
首先，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贵阳市先后颁布实施《贵阳市城镇居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管理规定》等政策文件，明确新建居住区配套养老服务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350平方米，要求既有居住区补足养老设施缺口[5]；同时建立养老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民政、卫健、财政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其次，设施建设持续推进。通过“中心 + 站点”模式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截至2025年7月，已启动2165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为7610名特困供养人员提供集中服务。机构养老方面，通过发放建设补贴和运营奖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累计发放建补运补3996.4万元，培育了一批本土优质养老企业。[6]
再次，服务模式创新发展。根据《贵阳市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中数据显示，搭建贵阳贵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开展助餐、居家上门等数字化服务；推动医养结合深度发展，63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4所乡镇卫生院开展居家老年人医养服务，累计签约40.52万人，上门服务47.16万次，建立家庭病床189张；探索“以房养老”“志愿者服务”等多元化模式，丰富养老服务供给。[7]
最后，人才队伍建设逐步加强。通过政策补贴、专业培训等方式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素质，对民办养老机构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给予床位补贴，鼓励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初步缓解了专业护理人员短缺的压力。根据《关于加强贵阳贵安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的提案》里显示，截至2025年7月，贵阳贵安累计建设社区养老服务站353个，农村幸福院64个，1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同址运营，初步构建起“15分钟养老服务圈”[8]；同时打造34个医养结合养老机构，7个贵州省健康养老基地，17个省星级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持续提升。
4. 贵阳市老龄化的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
4.1. 家庭养老经济与人力双重负担凸显
受家庭结构小型化、老年人口照护需求提升等因素影响，贵阳市家庭养老压力持续攀升，成为老龄化应对的首要难题，同时根据现有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创新，从而对经济增长潜力造成阻碍。[9]根据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多元化养老模式健康发展的提案》数据，全市超25%的家庭养老支出占家庭月收入的30%以上，农村地区该比例更高，部分低收入家庭因老人长期护理、医疗等支出陷入经济困境，养老支出成为家庭刚性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人力照护缺口问题突出，18%的家庭成员为照料老人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甚至放弃工作，直接导致家庭收入缩减，形成“收入减少–养老支出增加–生活压力增大”的恶性循环。此外，农村地区因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留守老人照护多依赖邻里互助或自我照料，家庭照护能力薄弱，而城市“421”“422”家庭成为主流，中青年群体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照料压力，家庭照护的可持续性显著不足。
4.2. 社区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问题突出
社区养老作为连接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的核心环节，其服务供给与老年人实际需求存在显著错位，难以发挥兜底保障与便捷服务的作用。一是设施布局与人口结构不匹配，老城区养老服务站建设密度大，但多为老旧设施，功能单一、设备陈旧，难以满足多元化照护需求；新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标准高、设备先进，但因老年人口占比低，设施利用率偏低，存在资源闲置问题，而农村地区社区养老设施覆盖率不足，偏远村落基本无专业养老服务站点。二是服务内容与核心需求脱节，多数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以健康体检、文娱活动、休闲聊天等基础服务为主，针对失能、半失能、高龄等非活力老人的助餐、助浴、助急、助医等刚需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全市社区“六助”服务覆盖率不足40%，老人日常照护需求难以就近满足。三是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医养融合程度低，社区养老设施与辖区医疗机构、康复中心缺乏制度化衔接机制，社区养老服务站无专业医疗人员和康复设备，老年人的常见病诊治、慢病管理、术后康复等需求需前往医院，无法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护理就在身边”。四是服务可及性存在差异，部分老旧小区无电梯、养老服务站点位置偏僻，高龄、失能老人出行不便，而智慧养老服务的普及度低，老年群体数字素养不足，难以享受线上预约、上门服务等数字化养老便利。
4.3. 机构养老发展受多重因素制约
机构养老是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的重要照护选择，但贵阳市机构养老发展缓慢，供需两端均存在明显短板，难以满足专业化、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一是设施条件参差不齐，部分公办养老机构为早期自建房，建设标准低、设施陈旧，缺乏专业的康复护理设备、适老化改造设施和消防安全设施，照护环境较差；民办养老机构虽设施相对完善，但数量少、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县域和农村地区民办养老机构稀缺。二是专业人才短缺且服务质量偏低，根据《关于促进多元化养老模式健康发展的提案》显示，全市养老机构从业人员中，取得专业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占比不足50%，部分小型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年龄超过60岁，未接受过系统专业培训，难以满足失能老人的专业照护、康复护理等需求，服务质量和专业性难以保障。三是养老费用与支付能力不匹配，贵阳市养老机构每月收费标准在2500~8800元不等，其中失能老人的专业护理费用超5000元，而全市城乡居民养老金月均水平偏低，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虽相对较高，但仍有大量中低收入老年群体难以承担机构养老费用，支付能力不足成为制约机构养老的重要因素。四是传统观念与床位闲置并存，受“养儿防老”“不愿离家”“机构养老是无依无靠老人选择”等传统观念影响，贵阳市老年人及子女对机构养老的接受度偏低，仅少数无子女、失能程度较高的老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导致全市养老机构床位利用率不足60%，部分民办养老机构因客源不足面临经营压力，形成“资源闲置与需求未满足”的矛盾。
4.4. 政策执行与监管体系存在明显短板
贵阳市虽已出台一系列养老服务相关政策，构建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框架，但政策落地执行、监管评估、投入保障等环节存在诸多问题，政策效能未充分发挥。一是政策“落地难”问题突出，如《贵阳市城镇居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管理规定》虽明确新建居住区需配套建设不少于350平方米的养老服务用房，但部分开发商存在未按标准建设、拖延交付、擅自改变设施用途等违规行为，而相关部门的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不足，导致政策执行不到位，养老服务设施配套缺口仍未补足。二是养老服务质量监管体系不健全，全市尚未制定统一的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服务地方标准，对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安全管理、人员资质等缺乏明确规范，民政、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管职责划分不清晰，存在监管真空；对养老服务机构的监督评估以不定期抽查为主，缺乏常态化、专业化的监管机制，部分养老机构存在服务不规范、安全隐患等问题。三是财政投入保障不足且结构不合理，养老服务经费占全市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偏低，投入主要集中在养老设施建设环节，对养老服务运营、专业人才培养、困难老人补贴等环节的投入不足，导致部分养老服务设施建成后因运营资金短缺难以正常开展服务。四是政策协同性不足，养老服务涉及民政、卫健、财政、住建、人社、医保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机制，如医保异地结算、养老补贴跨区域通用、医养结合医保报销等政策难以落地，跨部门政策衔接不畅。
5. 贵阳市老龄化发展的应对策略
5.1. 面对家庭养老负担过重，应减轻家庭养老负担，强化家庭养老功能
根据《关于促进多元化养老模式健康发展的提案》，面对贵阳市超过25%的家庭养老支出占月收入的30%，部分家庭因此陷入经济困境，农村地区尤为突出；18%的家庭成员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甚至放弃工作照顾老人，形成家庭收入减少与生活压力增大的恶性循环，家庭养老的经济与人力双重负担日益凸显的核心问题，应该采取以下的应对策略。
首先，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对赡养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家庭给予税收减免和社保补贴，将养老支出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建立家庭照护者培训制度，免费提供护理技能培训和心理疏导服务，提升家庭照护能力。其次，推广短期托养与日间照料服务，扩大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覆盖面，增加短期护理床位供给，为上班族家庭提供临时托养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困难家庭失能老人提供免费居家照护服务，减轻经济负担[10]。最后，创新“以房养老”模式，引导有房产的孤寡、空巢老人参与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依托自有房产实现自我养老；鼓励子女与父母共同或邻近居住，对两代人共同购房的家庭给予贷款利率优惠和购房补贴，弘扬孝亲养老传统。
5.2. 面对社区养老服务供需失衡，应升级社区养老服务，构建普惠性服务体系
在面对社区养老服务覆盖不均衡，老城区养老服务站密集但设施陈旧，新区设施先进但利用率低；服务内容单一，多数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以文娱活动为主，助餐、助浴、助急等刚需服务供给不足；资源整合不足，社区养老设施与医疗机构、康复中心缺乏有效衔接，难以满足老年人医疗护理需求的核心问题时，应该采取相应措施。
首先，优化社区养老设施布局，按照“15分钟养老服务圈”要求，统筹推进城乡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重点补足老城区、农村地区设施缺口；严格落实居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管理规定，确保新建小区养老设施同步规划、建设、验收、交付使用。其次，丰富社区养老服务内容，聚焦非活力老人核心需求，扩大“六助”服务覆盖面[11]；整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资源，在社区养老服务站设立医疗服务点，提供常见病诊治、慢病管理、康复护理等服务，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护理就在身边。最后，推动智慧养老与传统服务融合，升级贵阳贵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增加紧急呼叫、健康监测、线上问诊等功能；保留传统服务方式，为不熟悉智能设备的老年人提供线下办理渠道，避免“数字鸿沟”影响养老服务可及性。虽然为维持老龄化社会的基本民生水平，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会挤占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中长期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公共投资，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12]，但只有提升养老体系以及服务体系，才能满足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的需求。
5.3. 面对机构养老发展面临多重制约，应提质机构养老服务，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
在面对部分养老机构为自建房，设施简单陈旧；专业护理人员短缺，部分护理人员年龄超过60岁，服务质量难以保障；机构养老费用偏高，每月支出在2500~8800元不等，超出部分老年人支付能力；传统观念影响下，老年人入住意愿偏低，养老机构床位利用率不足60%。应当采取相应的策略[13]。例如，改善养老机构设施条件，加大财政投入支持老旧养老机构设施改造和设备更新，打造标准化、现代化养老示范工程；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高端养老机构，满足高收入老年群体个性化需求，形成普惠性与高端化并存的机构养老格局。以及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薪酬保障机制，提高基本工资标准并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吸引更多年轻人从事养老服务行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开设养老护理专业开展订单式培养，建立常态化培训考核制度，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最后，深化医养结合发展，推动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建立签约合作关系并开通就医绿色通道，实现医疗资源共享；支持医疗机构转型开展养老服务，鼓励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护理服务能力，满足老年人“养治结合”需求，努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既可以改善老年群体的生活水平，又有利于扩大内需、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点。[14]
5.4. 面对政策执行与监管存在短板，对应创新政策机制，强化制度保障
面对贵阳市虽出台一系列养老服务政策，但部分政策存在“落地难”问题，如居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监督考核机制不够完善；养老服务质量监管体系不健全，对社区养老服务站和养老机构的服务标准、安全管理等缺乏常态化监督评估等问题时，应该完善养老服务投入机制，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将养老服务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逐步提高占比；设立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落实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政策，支持养老企业扩大普惠性床位供给。并且健全监管与评估体系，制定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地方标准，明确服务内容、流程和安全规范[15]；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对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运营管理等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与补贴发放、星级评定挂钩；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最后，促进区域协同与产业发展，依托黔中城市群建设，推动贵阳与周边城市养老服务资源共享，建立异地养老合作机制；大力发展养老产业，重点培育康复护理、老年用品、养老旅游等特色产业，打造养老产业集群，实现“以产促养、养产融合”，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负担能力有限，这些都要求养老金制度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和改革[16]。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中国城市老龄化进程推进速度超出预期，区域差异显著，中小城市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外流与老龄化加剧的双重压力。贵阳市作为中西部中心城市，老龄化呈现人口净流入与老龄化同步推进、区域不平衡、需求多元化的独特特征，截至2024年老龄化率已达14.35%，即将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贵阳市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推进设施建设、创新服务模式等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初步构建起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但仍面临家庭养老负担过重、社区服务供需失衡、机构养老发展受限、政策执行监管不足等多重困境。破解贵阳市老龄化难题，需立足其区域定位和人口特征，构建“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结合为支撑”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通过政策支持减轻家庭养老负担，资源整合升级社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优化机构养老供给，机制创新强化制度保障，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协同发力的老龄化应对格局。
6.2. 未来展望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服务将成为城市公共服务的核心组成部分。未来贵阳市应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改革，打破医疗与养老资源壁垒，构建全周期、一体化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养老产业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养老服务精准化、高效化水平；加强区域协同合作，依托黔中城市群建设推动养老服务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形成跨区域老龄化应对合力。从全国层面来看，中西部中心城市作为人口集聚与老龄化的交汇点，其老龄化应对策略需要兼顾吸引劳动年龄人口与保障老年人口权益双重目标。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对这类城市的政策支持，鼓励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老龄化应对模式，为全国构建均衡、普惠、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更多实践样本。同时，随着生育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进程推进，老龄化的区域特征和发展趋势将不断变化，需要持续开展动态监测与研究，及时优化应对策略，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