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目前关于船形壶陶器的研究资料较少，仅有3件船形壶出土，除去宝鸡北首岭出土的彩陶船形壶之外其余两件均尚未得到学界重视，讨论甚少。其中1件在商洛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红陶船形壶，其研究尚未完善，仍有诸多问题。另1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红陶船形壶”同样未得到研究者关注，这1件船形壶出土地点不详，仅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官网文物数据库中出现，相关信息缺失，学界也尚未展开讨论。关于船形壶的系统研究目前也没有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这可能是囿于这类陶壶形状特异且出土实物资料匮乏。本文将以商洛红陶船形壶为主辅，以另外1件船形壶进行讨论此类造型陶壶的相关问题。在整理前人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形式分析法对红陶船形壶的造型以及形成原因进行分析推论。文物遗存是常看常新的，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对同一器物的认识不尽相同，希望本文对红陶船形壶的旧题新解能为以后船形壶的系统研究起到些许作用。
2. 红陶船形壶的特殊形制
(一) 红陶船形壶简介
杨屿河镇王墹村出土的这只新石器时代红陶船形壶于1980年秋被发掘出，陶壶造型淳朴，“通高7.5公分，长18.6公分，腹宽8.4公分，”[1]陶壶由细腻红陶土烧制而成，通体成梭形，其背部短颈圆直口半破，位于直口两端肩部的两个圆环形器耳右侧一只有残损，直口可用于灌水，双立耳可穿绳系带，下见图1可推断这是一只形制富有艺术性的背水壶。
图片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官网。
Figure 1. Red pottery boat-shaped vase, unearthed in Wangjian Village, Yangyuhe Town
图1. 红陶船形壶，杨屿河镇王墹村出土
(二) 红陶船形壶的形式特征分析
“在丹江上游的毗邻地区，新石器时代曾有许多具有显著特征和较大影响的文化或文化类型先后迭兴，丹江上游的史前先民在逐步发展自身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自然受其影响，与周围各原始文化发生各种密切的交流，融汇与互动关系。”[2]船形陶壶的出现，可能是在丹江地区已有船只使用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根据船形的外观特征，可以推测，丹江商州流域的先民在该时期很可能已掌握了基本的造船和航行技术。5~7千年前的丹江流域地形以狭谷和深水为主，先民们依赖水上交通来解决流域内的出行问题，水路的开通为丹江流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契机。
船形壶的造型采用了梭形流线型设计，这种形态既富有特色，又能给人一种流畅的水流感，同时也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的审美追求。在新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丹江商州流域的先民可能对船具有特殊的情感认同。船作为水上交通工具，能够帮助人们到达陆路难以触及的地方，从而拓宽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增加了获取食物、土地等生存资源的能力。对于当时的先民而言，生存资源是最根本的保障，船作为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工具，理应成为他们所崇拜和依赖的对象。
陶壶的对称造型体现了先民对规则和秩序的认知，对称性背后反映的是他们对和谐与平衡的追求。在原始时期，生存条件极为艰苦，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和安全，而和谐、安全的生活成为他们的愿望。由此可见，具备艺术设计感的器物的出现，说明先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同时，也开始有了审美需求。这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文化与审美逐渐渗透到生活中的表现。“正如离开一般考古学的研究，人类历史的研究就不完满一样，离开了艺术考古研究，人类历史的研究也不完整。”[3]不同民族不同时期因审美传统和对美的理解不同，往往会产生独特审美观念，基于不同地区相似器物的艺术分析研究对于了解不同地区人类审美趋向发展的内在共性有重要印证意义，这同时也是艺术考古研究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能够彰显的独特意义。陶器作为生活用品，既有使用价值也同时具有高度凝练的审美价值，器物的造型从视觉和触觉上能对人的情感产生影响，流畅、柔和、有张力的器物能够给人情绪上以安逸、幸福的感觉，在触觉上给人以温和、完满和安全感；椭圆形器壁在受力上更加均匀，各个方向可以互相牵制，这样的器形更具有稳定性，这种一体成型的陶器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下能够制作，也不得不赞叹先民的智慧。
(三) 红陶船形壶的艺术性
关于船形壶模拟的自然形态是曲线圆润的，此类造型在自然界中有诸多相似存在，流畅的弧线使器形丰润饱满，整体成梭形也可联想至稻米，先民对于粮食的重视渴望，可从日常用品造型中体现，麦穗在陶器纹饰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类，以稻米为原型制作陶器也存在可能，船形壶的定名原本就存在争议，自然界中椭圆形存在繁多，人工产品中也有不少，为何定名为船形壶，这一问题的解释并未找到文本资料支撑，可能是由于出土区域有古河道的存在，因此将器形和船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船形壶两端尖细中段饱满，不同于其他直立式造型的陶壶，不便于单手使用，双手捧起饮用更符合其使用规范。船形壶双耳的设计表明它具有便于携带的功能，穿绳后可以随身携带，可能用于外出活动。这一设计提示先民需要一种既能容纳足够水量又便于携带的水壶，这也可能是船形壶产生的原因之一。作为水上交通工具，船在先民拓展水路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水又是进行陆地探索的必要资源。将水壶设计成船形，可能反映了先民对船只的特殊情感或象征意义。
红陶船形壶的造型艺术在点、线、面、体四个方面都遵循这对称统一的造型设计原理，对称理念是人类在长久生存以来从自然中获得的本能认知，在生活劳作中始终渗透着，在艺术创作中也处处体现，这与后世中国传统的美学理念不谋而合，追求和谐、平衡的美，船形壶的双耳设计在对称的基础上增加了器物的平衡感和使用时的便捷性，在增添美感的同时兼顾实用性，可见，数千年前先民们的生活并非只是茹毛饮血，而是富有审美意趣的，同时也在努力改善生活境遇，而千年前的一件陶壶以如今的目光看来，仍然符合当下的审美意趣，这样奇妙的情感共鸣和认可在我们和先民之间架起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
3. 红陶船形壶成因分析
(一) 同类型器物比较
关于船形壶的研究学界已发表的论文仅有数篇，屈指可数，已发表的论文大致都是对陕西省宝鸡北首岭出土的彩陶船形壶进行研究分析，在器形和纹饰上对其形成缘由以及所包含的实用价值和审美意趣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但是对于商洛地区出土的红陶船形壶只是一笔掠过言之甚少，可以说对于这件陶壶的研究还没有相对完整的认识，会形成这样的研究差异一方面和出土物精美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此类器物的稀少导致可供参考比对的材料不足。“其中的98号墓出土X式陶壶2件，直口，短颈，器身横置，两头尖，颇象一只菱角，颈旁有两耳；标本M98，高15.6、口径4.5厘米，宽24.9厘米，腹侧用黑彩绘画着一张鱼网的图案。”[4]
如图2所示这一件陶壶与杨峪河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红陶船形壶类似也是以船为基本原型设计的盛水器，二者器形上比较来看，北首岭出土的船形壶器腹容量更大，腹部圆鼓丰满，而杨峪河出土的船形壶腹部较为扁平，肩部两端的两个圆环形器耳与两肩平行而置，两肩的收角上下更加细小且较为平缓，可能是便于搁置搭放。
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官网。
Figure 2. Painted pottery boat-shaped pot, unearthed from Tomb No. 98 at Beishouling, Baoji
图2. 彩陶船形壶，出土于宝鸡北首岭98号墓
从壶身设计比较看来，商洛杨峪河出土的船形壶并无花纹，因此无法通过图像分析更多的隐含信息，而北首岭的船形壶有网格交叉状纹饰，可以推测和渔网纹有关即北首岭的先民在掌握行船技术之后可能具备捕鱼能力。北首岭位于金陵河旁，发掘工作中在发现这一船形壶之外还发现了一些渔猎工具，种种迹象都佐证了该船形壶与渔猎文化有关。艺术存在与生存之上，原始先民在保证生存之余才会从事艺术创造，而人们在长期劳动过程中，将生存经验具象化成有代表性的图像，并且刻画在器物上以作文字之前的记述方式，这是伟大的进步，北首岭这一件船形壶便是以造型和纹饰将该地区先民渔猎文化记述下来。学界对北首岭原始先民的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而杨峪河出土的船形壶仅有船形造型并无任何纹饰图案，这使得图像分析无从下手，但是商洛的红陶船形壶其形式的独特性依旧包含了丰富信息，仅从形式分析法切入，依然能认识这件特殊意义的陶壶。
(二) 商州区域地理环境因素
若仅从器形出发讨论红陶船形壶的成因，仍难以触及其深层语境。考古材料所呈现的器物形态，往往并非孤立的艺术选择，而是与特定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及生计结构密切相关。因而，将红陶船形壶置入商州区域的地理环境中加以考察，或许更能揭示其形成的现实基础。
商州市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秦岭东段南侧，丹江上游。介于北纬33˚38'~34˚11'，东经109˚30'~110˚14'之间。东与丹凤县毗邻；南与山阳县接壤；西以秦岭山脉为界，与蓝田、柞水二县相连；北与洛南县相接。县城距丹凤县城51公里，距山阳县城62公里，距洛南县城72公里，距柞水县城(经红岩寺)146公里，距蓝田县城88公里，距省会西安137公里。属北暖温带南缘，以中、低山脉为主体的土石山区。因地近古都长安，东有武关天险可据，西有尧簣要区可依，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今有312国道自西而东横贯全境，沟通豫陕襄汉。又有商(州)洛(南)、商(州)山(阳)、商(州)柞(水)等公路与周围各县相通，是陕东南的重要门户和交通枢纽[5]。
商州地处秦岭东段南麓腹地，如图3所示，丹江自西北向东南纵贯全境，河谷切割明显，山地与川塬相间分布，形成“谷深水急、陆路迂回”的交通格局。相较于关中平原开阔连续的地貌形态，丹江流域更依赖水系完成空间联系。对于新石器时代生产力尚处早期阶段的先民而言，舟楫的使用不仅是一种交通补充，更是一种顺应自然条件的必要选择。河流既提供渔猎资源与灌溉水源，也成为聚落之间往来与物资交换的重要通道，水域在日常生活中的权重显然高于纯粹的陆路系统。
图片来源：商州市志扉页。
Figure 3. Administrative map of Shangzhou City
图3. 商州市行政区域图
在此环境中成长的器物形制，自然会折射出水域经验的长期积淀。与农耕型聚落中常见的鼓腹直立罐壶相比，商州出土的船形壶呈横置梭形结构，重心低平、两端尖收，这种造型既模拟船体，也在客观上增强了器物的稳定性与携带便利性，更适合在崎岖山地或河滩环境中移动使用。可以认为，这类器形并非单纯的象形模仿，而是对流域生活方式的功能回应，是地理环境长期塑造下的“适应性设计”。
进一步比较可见，商州所在的丹江流域具有连接南北文化的区位特征。向北可入关中，向南可通汉水，既是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的过渡地带，也是不同史前文化交流的走廊地带。多元文化在此交汇叠加，使得器物形制在保持地域特色的同时，也呈现一定的开放性与复合性。因此，红陶船形壶既带有鲜明的地方生计印记，又可能包含跨区域技术与观念传播的痕迹。
在这样的地理与文化背景下，再观照其他地区同类器物，便能发现若干耐人寻味的共性。
4. 船形壶不同出土区域具有相似性
宝鸡北首岭与商洛杨峪河相去约300公里，北首岭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杨峪河则未发现大面积原始文化遗存，因此关于该地区出土的红陶船形壶讨论没有强相关的语境，从属文化特征不明显。两只船形壶出土区域的共性特征都是在水域附近，地理环境因素近似这或许能解答这两只船形壶的某些共性问题。
宝鸡北首岭遗址与商洛市杨峪河相距约三百公里，北首岭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聚落面貌与文化序列较为清晰，而杨峪河一带目前尚未发现大面积原始文化堆积，因此关于该地区出土红陶船形壶的讨论缺乏明确的文化分期语境，从属文化特征亦不突出。然而，两处船形壶的出土地点却呈现出相似的自然条件——均邻近河流或古水道分布区。由此看来，二者之间未必存在直接的文化传承关系，却可能共享近似的环境背景与生计模式，地理环境的趋同性或许正是两类器物产生共性的关键因素。
首先，从整体体量观察，杨峪河船形壶明显小于北首岭同类器，其盛水容量相对有限，这或许意味着丹江流域先民的日常活动半径较小，取水补给点较为密集，因而无需携带过多储水；亦不排除受制于当时制陶工艺条件，尚难以烧制更大体量的完整器身。其次，壶口宽扁开敞，倾倒时水流量较大，更适于快速饮水或短暂停留式补给，这种功能取向与山地、水岸环境中的机动性需求相契合。再次，壶身两肩所设立耳在空间取向上与北首岭船形壶存在差异，商洛器物呈垂直设置，更利于穿绳悬挂与贴身携带，显示出更强的移动使用属性；北首岭器物则偏向平行布局，或更强调稳置与容量扩展。细微结构上的差别，折射的正是两地生活方式的不同侧重。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两只船形壶的出现可能反映了先民对“船”这一重要工具的认知，并将其作为日常器物的造型元素。虽然不能简单地将船形壶的造型与先进的航海技术直接挂钩，但它可能反映了先民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功能经验和文化象征。实用工具逐渐融入审美设计，船的形象从一个现实的交通工具，转变为承载文化意义的符号，成为记忆和象征的一部分。这种由环境–技术–形制–观念递进生成的过程，或许正是船形壶得以在不同流域独立出现却又彼此相似的深层原因。
5. 结语
本文就商洛地区出土的红陶船形壶基于形式分析法对器物造型作了简要分析。红陶船形壶的形制特殊且出土区域为丹江流域，这件文物遗存或许可以作证丹江流域商州区域的先民已经掌握制船行船技术。红陶船形壶的壶身容量以及壶口大小能侧面反映商州先民的生活习性和状况，对于梳理商州区域新石器时代文明发展是一项有研究意义的实物证据。商洛出土的这件红陶船形壶其特殊意义现已窥见，但由于目前出土相关的实物资料有限，船形壶在学界关注度不显，且仍有相关考古信息未见天日，其研究空间尚广。待日后能有更多相关的考古发现以及更多研究的船形壶的学者来共同完善船形壶这一特殊器形的陶器研究。本文粗见希望能对船形壶今后更完善的研究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