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在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与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群体规模快速扩大，养老服务、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等银发经济相关产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已有研究指出，发展银发经济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通过提升适老产品与养老服务质量，更好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需求[1]。在此背景下，行业准入标准作为规范市场秩序、引导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工具，其调整取向与实施效果日益成为影响银发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截至2024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已超过3.1亿，占全国人口的22%，推动服务需求持续攀升并对服务供给体系提出更高要求[1]。当前，我国银发经济领域准入制度正由以往侧重规模扩张的宽松导向，逐步转向更加注重主体能力、技术条件与行为规范的质量导向，但相关调整如何在现实中作用于服务质量，仍有必要进行系统分析。黄庆平(2026)从国际比较视角指出，东亚国家在人口老龄化背景、文化传统与制度理念方面具有相似性，日本和韩国在银发经济制度体系与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对我国提升银发经济制度设计的前瞻性与可持续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
2. 行业准入标准调整的理论基础与制度逻辑
2024年中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约8.3万亿元，约占GDP的6%；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25万亿元[2]。在银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服务需求规模持续扩张、结构日益复杂，传统以“数量扩张”为导向的准入管理方式逐渐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行业准入标准进行系统性调整，既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蕴含清晰的制度逻辑，其根本目标在于通过规范市场进入条件，引导资源配置方向，进而提升银发经济服务质量的整体水平。
2.1. 行业准入标准的内涵界定与类型划分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行业准入标准是国家为规范市场主体进入特定行业所设定的一系列制度性条件集合，涵盖主体资质、技术能力、资金实力、人员配置以及运营规范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公共规制属性。其核心功能在于降低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防范潜在风险，并维护行业基本秩序。从内容结构上看，行业准入标准可划分为主体准入标准、技术准入标准与行为准入标准三种类型。
从制度形态上看，行业准入标准又可区分为硬性准入标准与柔性准入标准。前者以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形式呈现，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和可执行性；后者则多表现为行业规范、技术指南或推荐性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具有一定弹性。随着治理理念由“重许可”向“重监管”转型，准入标准的功能逐渐由单纯“卡入口”向“优结构”转变，即不再仅以限制数量为目标，而是更加注重优化进入主体的质量结构。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健全的制度保障与有效的市场监管是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制度性门槛设置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
在银发经济领域，上述不同类型准入标准往往呈现出交织并存的特征。例如，养老服务、康复护理、老年健康管理等细分行业，既需要明确的主体资质要求，也离不开对设施条件和技术能力的规范，同时还必须通过行为标准约束服务过程。这种多维度标准体系，为后续通过准入标准调整影响服务质量奠定了制度基础。
2.2. 银发经济服务质量的内涵界定与维度构成
服务质量是衡量银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其内涵不仅包括服务结果是否满足老年群体的基本需求，也涵盖服务过程是否安全、规范与可持续。从公共服务理论与质量管理理论的综合视角看，银发经济服务质量应被理解为服务供给在安全性、适配性、规范性与持续改进能力等方面所达到的综合水平。
首先，安全性构成银发经济服务质量的底层要求。由于服务对象以老年人为主，其身体机能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弱，任何设施缺陷或操作失当都可能引发较大后果。因此，服务质量的首要体现是能否在制度与技术层面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风险。
其次，适配性是衡量服务质量的重要维度。老年群体在健康状况、经济能力、生活方式和价值偏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高质量的银发经济服务应当具备一定的差异化供给能力，能够在基本标准化的基础上实现适度个性化。
再次，规范性反映服务过程是否符合既定标准和行业规范，包括服务流程是否清晰、人员操作是否专业、信息披露是否充分等。规范性水平直接关系到服务可预期性和老年群体的信任程度。
最后，持续改进能力体现为服务主体在技术更新、模式创新和质量管理方面的动态调整能力。随着老年人需求结构不断变化，服务质量不应被理解为静态状态，而应表现为持续优化的过程。
从逻辑上看，上述各维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嵌套、彼此支撑。行业准入标准通过对主体条件、技术能力和行为规范的事前设定，能够在不同层面影响这些质量维度，从而构成准入标准调整影响服务质量的理论支点。
2.3. 行业准入标准调整影响服务质量的作用机理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银发经济服务供给本质上是一种高度依赖信息与信任的交易活动，老年群体及其家庭在选择养老服务、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时，普遍面临服务质量难以事前观察、专业性较强、责任后果严重等特征，由此产生显著的信息不对称与高交易成本问题。在低准入门槛条件下，市场进入成本较低，大量低资质主体进入市场，老年群体需要付出更高的信息搜寻成本、甄别成本与监督成本，服务交易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行业准入标准的提高，通过在进入环节设置主体资质、人员配置、技术条件等制度性门槛，在制度层面完成对服务供给主体的初步筛选，相当于将部分“信息甄别成本”由个体承担转移至制度承担，从而整体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的系统性下降，为服务质量稳定提供了基础条件。
进一步看，在准入门槛较低的情形下，银发经济领域容易滋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部分服务主体通过压缩安全投入、降低人员培训标准、简化服务流程等方式降低成本并获取价格优势，而高质量供给主体则因成本较高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准入标准的提升，本质上改变了市场竞争的成本结构，使低质量、低投入的经营模式难以持续，从制度上抑制了以牺牲质量换取价格优势的竞争路径，进而为高质量服务主体创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一机制体现了准入标准在优化市场选择结构中的制度功能。相关经验证据显示，银发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产生显著经济社会效应，这意味着通过准入标准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同样可能成为服务质量提升的重要制度路径[4]。
从公共规制理论视角看，银发经济领域同时存在显著的寻租风险。在准入标准模糊、弹性空间较大的情况下，部分主体可能通过非正式关系、选择性合规等方式获取准入资格，形成“低标准进入–低质量运营”的恶性循环。通过细化和量化准入条件，将主体资质、设施配置、人员标准等转化为可核查、可追责的客观指标，有助于压缩自由裁量空间，降低制度灰色地带，从而削弱围绕准入资格展开的寻租动机。这不仅提升了准入制度本身的公正性，也间接强化了服务质量约束。
此外，银发经济作为政策高度关注领域，还存在潜在的监管俘获风险。当行业高度分散、主体规模普遍较小且准入门槛较低时，监管部门容易在具体执行中面临信息不足与监管成本过高的问题，从而增加被个别主体影响甚至俘获的可能性。通过提高准入标准、减少低能力主体数量、提升平均主体规模与专业化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监管对象的数量与复杂性，使监管资源更加集中于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主体群体，从制度层面改善监管有效性，进而间接促进服务质量提升。
综上，行业准入标准调整并非仅通过“提高门槛”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抑制劣质竞争、压缩寻租空间与缓解监管俘获风险等多重机制，重塑银发经济服务供给的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服务主体更可能将资源配置重心转向能力建设与质量提升，从而形成以制度约束为支撑、以质量竞争为导向的运行格局。
3. 我国银发经济行业准入标准的现实演进与结构特征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背景下，银发经济逐步由边缘性产业领域转变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经济增长板块，与之相适应，行业准入标准也经历了由粗放到规范、由单一到多元、由强调数量扩张到注重质量约束的演进过程。这一演进不仅反映了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型，也在制度层面塑造了银发经济服务供给的基本结构。
3.1. 准入主体条件的演变特征
从整体上看，我国银发经济领域的准入主体条件经历了由“宽进”向“有序准入”的转变。在银发经济发展初期，为缓解养老服务和老年相关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政策层面普遍采取较为宽松的准入策略，对市场主体的资本规模、专业资质和运营经验要求相对有限。这一阶段的制度取向以扩大供给规模为核心目标，旨在尽快形成覆盖面较广的服务网络。
随着行业规模不断扩大，粗放式准入所带来的问题逐渐显现。一些主体缺乏基本的专业能力和稳定的经营基础，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出现侵害老年人权益的现象。在此背景下，准入主体条件开始呈现出逐步收紧和细化的趋势。相关政策文件中对企业注册资本、从业年限、专业人员配置以及内部管理制度等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强调市场主体应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和基本的风险防控能力。
从结构层面看，准入主体条件的调整还表现为对主体类型的差异化要求。针对营利性机构、非营利性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制度设计逐渐体现出分类管理的思路。例如，对承担基本养老服务功能的机构，更加注重其公益属性与服务稳定性；对从事高端养老服务和老年健康服务的市场主体，则更强调其专业能力与技术水平。这种差异化准入，有助于形成多层次供给结构。
总体而言，我国银发经济领域准入主体条件的演变呈现出由“数量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的特征，其制度目标逐步由“解决有没有”转向“解决好不好”，为服务质量提升奠定了结构性基础。
3.2. 准入技术规范的调整取向
技术规范是银发经济行业准入标准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调整方向直接关系到服务供给的物质基础和专业水平。截至2024年，全国养老机构签约合作超过8.5万对，医养结合机构超8400家，养老床位总数超过210万张。这表明服务设施供给规模在迅速扩张，但对应的规范化技术标准体系尚需完善以支撑质量提升[3]。从现实演进看，我国相关技术规范经历了由原则性规定向具体化、可操作化标准的转变。
在早期阶段，准入技术规范多以原则性要求为主，例如提出“具备必要的设施条件”“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等，但缺乏具体量化指标。这种规范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准入门槛，有利于扩大供给规模，但也为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质量隐患留下空间。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人口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技术创新对银发经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为在准入标准中强化技术规范提供了现实依据[5]。
随着行业发展和监管经验积累，技术规范逐步呈现出细化趋势。一方面，对基础设施提出更为明确的指标要求，如建筑面积、人均空间、无障碍设施配置等；另一方面，对功能空间划分、设备配置标准以及信息化系统建设提出具体规范。这种由“笼统要求”向“技术指标”转变的过程，使准入标准的可执行性明显增强。有研究指出，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银发经济空间形态呈现多类型分化特征，但现实中仍存在空间供给与场景塑造不足的问题，这在客观上要求准入技术规范对设施配置与功能空间提出更为明确要求[6]。
在内容结构上，技术规范的调整还表现为由单一安全导向向“安全–功能–服务支持”综合导向转变。除了强调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等底线性要求外，逐步将康复辅助设备配置、健康监测系统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应用等纳入“准入考量范围”。这意味着准入标准不仅关注“是否安全”，也开始关注“是否具备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技术能力”。
整体看来，我国银发经济准入技术规范的调整取向表现为“由低到高、由粗到细、由静态到动态”的演进轨迹，逐步形成以安全为底线、以功能完善为支撑、以技术进步为导向的规范体系。
3.3. 准入监管要求的制度特征
准入监管要求是连接准入标准与实际执行效果的重要环节，其制度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准入标准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银发经济领域准入监管逐步由单一事前审批向“事前–事中–事后”协同监管转型。
在传统模式下，准入监管主要集中于事前审批环节，即通过行政许可或备案方式对申请主体进行审查。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程序相对明确，但也存在重形式、轻过程的问题。一些主体在取得准入资格后，服务质量难以得到持续有效约束。
随着治理理念的转变，准入监管开始与日常监管、信用监管和信息公开制度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等方式，对已准入主体的设施条件、人员配置和服务行为进行持续监督；另一方面，将监管结果与信用记录挂钩，对存在严重问题的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这种做法在制度上延伸了准入标准的约束周期，使其影响不再局限于“进入时点”。
在制度形态上，准入监管还呈现出多部门协同特征。银发经济涉及民政、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相关准入监管要求逐步由部门分割向协同治理转变，通过信息共享和职责分工提升监管整体效能。这种协同化趋势，有助于减少监管盲区和制度缝隙。
总体而言，我国银发经济准入监管要求呈现出由静态审批向动态治理、由单一行政控制向多元主体参与的转变特征。这种转型与前述主体条件和技术规范的调整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当前我国银发经济行业准入标准的制度结构，为后续分析准入标准调整对服务质量的具体影响提供了现实基础。
4. 行业准入标准调整对银发经济服务质量的影响效应
行业准入标准作为银发经济领域最基础、最前置的制度安排，其调整不仅改变了市场进入门槛，而且通过影响供给主体结构、技术配置水平和服务行为方式，持续塑造着服务质量的整体表现。已有研究发现，银发经济领域存在供需“量”与“质”双重失衡现象，制度环境不完善是重要成因之一[7]。从现实运行看，准入标准的优化并非简单地增加约束，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引导服务供给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围绕服务供给规范性、安全可靠性与持续改进能力三个维度，可以较为系统地揭示行业准入标准调整对银发经济服务质量产生的具体影响效应。
4.1. 对服务供给规范性的影响
服务供给规范性是衡量银发经济服务质量的基础性指标，主要体现为服务流程是否清晰、操作是否标准化以及服务行为是否可预期。行业准入标准的调整通过多重机制作用于这一维度。
首先，主体准入条件的细化提升了服务供给的制度化程度。当准入标准对注册资本、专业人员配置、内部管理制度等提出明确要求时，服务主体在进入市场之前便需要建立相对完整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这种“先建制度、后入市场”的要求，有助于减少依靠个人经验和临时安排进行服务供给的现象，使服务活动更多地嵌入制度化流程之中。
其次，行为准入标准的完善强化了服务过程的可操作性。通过明确服务内容边界、服务频次要求和基本操作规范，准入制度在源头上限定了服务主体可以采取的行为方式。即使在后续监管尚未完全覆盖的情况下，服务主体也需要以准入标准为参照组织服务活动，从而在整体上提升行业运行的规范化水平。
再次，准入标准调整对市场竞争方式产生间接影响。在低门槛环境下，部分主体往往通过压缩成本、简化流程等方式参与竞争，容易导致服务供给随意性较强。当准入标准提高后，主体进入市场所需承担的前期成本上升，单纯依靠低价竞争的空间被压缩，服务主体更倾向于通过规范化运营和稳定服务质量来维持竞争优势。这种竞争逻辑的转变，有助于在行业层面形成“规范优先”的运行取向。
行业准入标准调整通过事前设定制度化门槛，使服务供给在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上更加规范，从而为服务质量的稳定性提供基础保障。
4.2. 对服务安全可靠性的影响
在银发经济领域，服务安全可靠性具有尤为突出的重要性，其直接关系到老年群体的生命健康和基本权益。行业准入标准调整在这一方面发挥着显著的底线保障作用。
一方面，技术准入标准的提升强化了服务安全的物质基础。通过对场地条件、设施设备、安全系统配置等提出更高或更明确的要求，准入制度在源头上减少了因硬件条件不足引发的风险。例如，对无障碍设施、消防设施和紧急呼叫系统的明确规定，使服务主体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必须具备基本的安全保障能力。这种前置性要求比单纯依赖事后监管更具系统性。
另一方面，主体准入条件中的专业化要求增强了服务过程的可靠性。当准入标准将从业人员资质、专业培训经历等纳入审查范围时，进入市场的服务主体在人员结构上更可能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这有助于降低因操作不当或专业能力不足引发的安全隐患。
需要注意的是，准入标准对安全可靠性的影响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后续监管机制相互配合。合理的准入标准能够提高进入主体的平均安全水平，从而降低监管压力；而有效监管又能强化准入标准的威慑力。二者形成的制度合力，使服务安全可靠性在总体上得到提升。
4.3. 对服务持续改进能力的影响
除规范性与安全性之外，服务持续改进能力是衡量银发经济服务质量长期表现的重要维度。行业准入标准调整在这一方面主要通过影响服务主体的能力结构和发展预期发挥作用。
首先，提高准入门槛在一定程度上筛选出具备长期投入能力的主体。进入成本的上升意味着服务主体需要具备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和较强的经营能力，这类主体更有可能将服务视为长期事业进行经营，从而在技术升级、人员培训和管理改进方面持续投入。赵清、王明生(2025)的研究表明，耐心资本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动技术创新和增强发展效能，对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这进一步强化了提高准入门槛以筛选长期投入型主体的制度合理性[8]。
其次，技术准入标准的动态更新为服务改进提供了制度性动力。当准入标准不再是一次性设定，而是随着技术进步和需求变化逐步调整时，服务主体为了保持市场准入资格或竞争优势，必须关注新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创新。这种制度压力在客观上推动了行业整体的学习与进步。在相关领域，数字技术赋能养老金融并推动服务供给持续创新的研究结论，也从侧面印证了制度与技术协同对服务质量提升的重要意义[9]。
再次，准入标准调整改变了服务主体的质量认知。由低门槛环境转向相对严格的准入环境，使服务主体更清晰地认识到，服务质量不仅是市场竞争的工具，也是获得制度认可的前提条件。在这种认知框架下，服务主体更可能将质量改进纳入战略层面，而非仅作为短期营销手段。
从长周期看，行业准入标准调整通过影响主体结构、技术选择和发展预期，塑造了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发展路径。这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服务质量的改善将不再依赖个别政策刺激，而是成为行业内生演化的结果。相关数据显示，中国银发经济当前估值约7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增长到约30万亿元，占GDP约10% [4]。
综上所述，行业准入标准调整对银发经济服务质量的影响并非单一维度，而是在规范性、安全可靠性与持续改进能力等方面形成综合效应。正是这种多层次、结构性的影响，使准入标准成为银发经济服务质量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制度工具。
5. 结论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银发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引导服务供给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已成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围绕行业准入标准调整与银发经济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本文从理论逻辑、制度演进与影响效应三个层面展开分析，认为行业准入标准在银发经济服务质量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与前置性作用。总体而言，行业准入标准调整通过在规范性、安全可靠性与持续改进能力等维度形成综合效应，推动银发经济服务质量由“底线保障型”向“品质提升型”转变。
朱荟(2025)指出，“老有所为”与银发经济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十五五”时期应通过制度保障、多方协同、数字智能与能力培育等系统性建设，激发银发经济新动能[10]。展望未来，应进一步在坚持包容审慎与质量优先相统一的原则下，持续优化银发经济行业准入标准体系，强化标准的层级化、差异化与动态化设计，并与事中事后监管、信用治理和信息公开制度形成协同联动，从而构建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长效制度框架。随着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深入实施和银发经济相关规划的持续推进，银发经济有望在制度保障更加完善、服务质量持续提升的轨道上实现稳健发展。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价值层面兼具应对老龄化与促进共同富裕的双重意义[11]。
在这一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论述，为银发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中国坚持将增进老年人福祉作为重要目标，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完善养老服务和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