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掀起了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数次论战，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多布–斯威齐之争”与“布伦纳之争”。多布主张运用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及发展，他认为以农奴制内在矛盾为根源的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斯威齐则主张是商业发展，而非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农奴制生产方式才创造了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全新生产动机。罗伯特·布伦纳则批判吸收了多布与斯威齐二者的合理部分，着重强调是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或称为社会财产关系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运作机制，而非将已存在的资本主义运作机制释放出来，并反对当时以希尔顿等学者为代表所主张的人口决定论。在这场论战中，尽管各异观点相互碰撞，但主要都聚焦经济领域，侧重生产关系，对国家、法、行政等上层建筑则较为忽视。
这一视角的缺失被英国新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敏锐捕捉，为在变化的理论和历史环境下重构一种合理的、可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他在批判吸收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将以绝对主义国家为锚点的政治置于分析的核心地位，揭示了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须通过国家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从而丰富了资本主义起源的政治维度。然而，至于安德森的理论建构是否达成了自身关于重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论诉求，答案却是否定的。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在安德森既创新了研究方法，也因局限而最终偏离了研究初衷这一点上达成了基本共识，且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主要都集中在对安德森的有关文本进行文本解读，对安德森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的理论差异尚不够突显。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比二者在有关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中表现出的理论倾向，厘清安德森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过程中所作出的理论发展及其存在的缺陷，进而从中明确，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应当要从根本上划定国家在社会变革中所起作用的限度，防止在对国家重要性的强调中走向另一个极端，面临将历史唯物主义降低为历史主义的风险。
2. 资本主义起源动力的差异
2.1. 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马克思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在内的一切社会演化进程的考察是以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资料，即食物、住及供给衣物的活动，“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由于物质生产必然不是以个体的，而是社会的生产的形式发生，因此物质生产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于生产关系也表现出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即生产力只有在一定形式的生产关系中才得以继续发展，于是生产力的发展就展现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成为桎梏–新的生产关系的图景。因此，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形态演变的阶段之一在根本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辨证运动的结果。
因此，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由于对劳动者和劳动资料暴力分离的顺利实现而言，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在于通过使生产者成为商人，这一在马克思看来真正富有革命性的方式使资本家阶级作为资本的代言人登上历史舞台，从而得以到处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源源不断地造就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暴力分离。但这一条件的实现又以单纯的商人必须同生产者的身份相结合，也就是原本处于中介地位的货币必须开始支配生产为前提，“只有在商业支配生产本身和商人成为生产者或生产者成为单纯商人的地方，资本才能产生。……最恰当形式的资本的产生，要以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为前提，因而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大规模的商业，并且这种生产或多或少是以货币为中介”[2]。这种支配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出现。
伴随庄园制的没落，小块土地的农业生产越来越无法适应城市商品经济的潮流，14世纪以后，一些较为富裕的农民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竞争性地租”，即土地由市场定价，以获得土地的使用和经营权，并雇佣已经失去土地的农民为其进行劳动从中压榨剩余价值。土地所有者于是脱离对生产的直接干预，化身成为食利者，而租地农场主此时作为土地的主理人，可以依据市场行情来决定生产的具体内容，表现出农业生产受到市场支配的状况。在市场上获利颇丰的租地农场主随后凭借货币的实力不断压缩土地所有者的获利空间，而土地所有者却因生产经营权的让渡而不断丧失了撕毁租约的权力，租地农场主就是这样在对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农民的双边压榨下成为了富有的农业资本家。由此可见，一方面，租地农场的出现本身就以农民对货币形式的经济奖励的追求为动机，以新的能有效提高耕作效率的农具，和处于进展中的，能提供不得不使用这些农具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手的无产阶级化为前提。总而言之，是原有的农村生产关系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式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租地农场的进一步发展则推动了农业生产组织的资本主义化，即通过压榨剩余劳动在市场上攫取的大量货币兼并更多的土地，不断解散地主与农奴原本的人身依附关系，并再次利用货币来推动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从而为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状态的固着，即普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对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论述集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根本动力，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手推磨代表封建社会，而蒸汽磨代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仍然需要加以说明的一点是，当马克思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根本动力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时，他所说的这种矛盾在本质上是从主体出发的应然关系，不是生产关系在受到新的生产力冲击时会无意识地向新形式演变，而是说出于主体的需要，生产关系应当要适合生产力，主体总会在总结过往经验的基础上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实内在包含了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因此社会历史的更替才会以阶级斗争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
2.2. 安德森：生产方式的结构性重组
由上文可知，马克思言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不意味着他赋予生产力的自我发展以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但在19~20世纪初，包括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斯大林等在内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却出现了明显的赋予生产力的自我发展以历史发展主体地位的研究倾向。正是出于苏联体系的滥觞，也即在将生产力主体作为潜在批判对象的理论动因下，安德森才会指出马克思没有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应当归结于结构或主体这两种不同机制作出完美且融洽的阐释，他一方面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另一方面又将之归结为阶级斗争。他进而说明，“不是有活力的(经济的)生产力胜利地冲破落后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迅速地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相反，生产力经常趋于停滞和退步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内，到它们自身在新的生产力能够创造出来之前必须激烈地变化和重组，并结合为一种全球性的新生产方式。换言之，在转变时代，生产关系的总的变化是发生在生产力之前，而不是相反。”([3], pp. 152-153)也就是说，生产力不具备一种内在驱动力去推动生产关系的更替，只有生产关系的内部动力，而不是生产力或者作为其物质表现的技术等手段，才应该被视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动力。
在取消生产力的自我发展作为历史主体后，历史道路的考察就被安德森置于结构变动时特定的“真实的斗争和冲突”之上，这是一种处于衰弱中的生产方式与外来的，或“残余”的生产方式进行共时性组合的结果。吸收了阿尔都塞有关社会形态通常包含着不同时代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生产方式的观点，这种结构主义色彩颇为浓重的社会形态演变考察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中已经初见端倪，在安德森看来，由于世纪罗马帝国的持续压力，日耳曼的公社生产方式开始瓦解，但这种瓦解乃伴随着公社生产方式与罗马帝国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这两种共同处于衰败中的生产方式的相互碰撞。“罗马的世界从内部被日耳曼人逐渐战胜了，日耳曼人平和地渗透了几个世纪并吸收了罗马的文化，确实经常接管了它的行政管理，……日耳曼人不是破坏或消灭罗马文化的敌人，相反，它们保存并发展了它。”[3] 91封臣制可能源于日耳曼的侍从制或罗马帝国的庇护制，采邑可以追溯至晚期罗马帝国教会的做法或日耳曼人的土地分配制度，诸如此类。总之，典型的封建生产方式是否确立取决于日耳曼生产方式与古典古代的生产方式是否发生综合及各部分在总体中的占比多少。最均衡的综合只出现在加洛林帝国的故土上，与此相比，西北欧由日耳曼因素占主导地位，南欧则由罗马帝国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这种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类型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同样延续至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时期。可以说，安德森是以马克思有关日耳曼生产方式最有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这一理论倾向为蓝本，在日耳曼生产方式的灾难性解体中详细考察了构成日耳曼生产方式诸多要素历史嬗变的细节，并指认其最终造就了西方封建生产方式内在的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的动力。
由于不同生产方式的共时性组合内在要求抛弃黑格尔式的单一辩证法，强调“残余”是积极能动的现实而不仅仅是现在借以预示自身从而被扬弃的“影子”，安德森对阿尔都塞多元辩证法的吸收使他在过程中还充分利用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写道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对产生它的那个社会的全盘否定，而是保存了先前社会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在它的早期，尽管在质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而，新的社会形势是多种因素相互渗透和结合的产物。”[4]从而在对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相互碰撞造就社会形态演变的考察中格外突出了历史的积极因素的传承。他认为，在历史的过渡阶段，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脱离自身的传承因素而造就下一社会形态的来临，表现在绝对主义是封建因素与古典古代的遗产相融合的产物，古代的市政遗产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鲜明地为新的生产方式保留了空间、罗马法无论是在加强中央王权还是在为商品经济提供稳定框架的方面都起到举重若轻的作用、支撑整个工业时代的现代物理学等也只有在受益于古希腊雅典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等。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安德森将资本主义起源的根本动力置于生产方式的结构性重组，形成这一结论的直接动机来自对生产力主体地位，这一第二国际对马克思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僵化阐释的批判。为避免生产方式的结构性重组因取消生产力主体地位所导致的历史无目的结果，安德森转而强调生产方式内结构性危机的解决应当是依赖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安德森的生产方式结构性重组动力说下，生产力的优先地位被取消了，但主体的能动作用却仍被保持，在他看来，无论是从古代向封建主义的过渡，抑或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及其后续发展，都必须从多重社会力量之间的统一与对立斗争这一视角出发才能得到说明。而对多重社会力量之间对立统一的重视直接导向了国家自主性的问题，即因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既有寄生性，又有掠夺性的国家：安德森视域下的绝对主义国家处处包含着封建贵族、新兴资产阶级与国家的对立和统一，而绝对主义国家之所以能表露出推动资本原始积累的建树，也不过是出于各个社会阶级利益相互妥协导致的意外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安德森在《系谱》序言里专门引用马克思有关自由与限制国家自由的论述，以说明人们对国家消亡赋予的重大意义，正意味着它历史存在的重要性。换言之，对比马克思与安德森有关资本主义起源动力的观点，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内在包含的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使国家只是作为主体能动地要求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手段而居于第二位，但在安德森那里，国家越过了生产力发展的中介作用而直接居于社会形态更替的首要地位。
3. 资本主义起源图式的差异
3.1. 马克思：逻辑统一性与历史多样性相统一的历史图式
资本主义作为历史性的社会形态之一，理应被置于总体的社会形态演进图式中加以考察。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有过多次划分，依据时间先后分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劳动性质为依据的划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所有制形式为依据的划分、在《186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依赖关系为依据的划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划分。四次划分因依据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但最鲜明的共性是突出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划分，随着研究的深入，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立面的前提下被不断细分为多种并列的生产方式，这种并列式划分的依据在于直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之前的一切历史都是地方史。因此，可以总结，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划分从递进的层面来看被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从并列的角度来看，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依据地域和民族被分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典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论述表现出既有线性的递进也有分散的并列的特点。
当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被置于这种既有线性的递进也有分散的并列的社会形态理论下时，就表现出逻辑的统一性与历史的多样性相统一的图景，也就是说，关于前资本主义的多种传统社会各自能否，以及如何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给出确切的答案，尽管“从后思索”的方法可以立足现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也就是立足于逻辑的统一性去考察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诸多可能，但历史的多样不是理论的抽象可以囊括的。
马克思在对日耳曼生产方式的论述中认为只有这种生产方式是最有可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为日耳曼生产方式下的个人对土地是实有的，共同体是个人的附属物，仅仅存在于个体的土地所有者的相互联系中。这种对稳固共同体的缺乏很容易使其在解体中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相反，对于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他则很清晰地指出，这种生产方式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定，表现出个体从属于共同体，个体对包括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在内的财产从来都只是占有而不非所有，这种在缺乏土地私有条件下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使手工业难以像在日耳曼生产方式中那样较为容易地独立出来。因此对于丧失个体财产的条件，“如果不是由于纯粹外界的影响，这样的丧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公社的单个成员对公社从来不处于可能会使他丧失他同公社的联系(客观的、经济的联系)的那种自由的关系之中。”[5]
在晚年回复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同样表现出对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跨越具体条件的细致考察。面对查苏利奇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提问，马克思首先指出俄国由于存在大量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的类型”([6]: p. 574)，在有大量现代生产资料供给的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步入共产主义，“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6]: p. 590)这句话的言下之意体现在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对现实俄国正面临资本主义化危险的隐晦提示。赵家祥教授认为，相比起理论上的跨越可能性，对资本主义化的现实警惕才是马克思在回信中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7]，因为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公社因被商人和高利贷者盘剥而趋于分裂，国家也通过剥夺农民建立起了股份有限公司、银行等资本主义体系。随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及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式微的确印证了马克思的担忧，也就印证了他先前在说明俄国农村公社前途命运时所说的那句“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6]: p. 574)。
倘若不从传统社会转型的多种可能，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这个更为微观的具体机制来看，在《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章中对英国作为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的选择恰恰也表现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问题上逻辑的统一性与历史的多样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质。以雇佣劳动形成的历史条件为例，中世纪西欧商业资本游离在封建体系之外缓慢兴起，在王权、贵族、新兴资产阶级间塑造出以货币为取向的财富观，受制于生产力状况，只有瓦解封建的小生产方式的基础，将大量人手集中于私人的货币财富周围，才能实现大范围的社会性生产，并从中攫取大量货币财富。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由此可以推导出雇佣劳动的必然出场，因为“历史根本不知道什么资本家和工人结成联盟等等的美妙幻想，在资本概念的发展中也没有这种迹象”。小农所有制得以瓦解的征兆首先表现在“一定的技能、作为劳动资料的工具”[8]作为具有独立可能的要件逸散出深受自然条件和领主政治统辖的农村生产。然而纵观整个中世纪西欧，只有英国，由于贵族较早商业化的特点以及连带而来的对农村较轻程度的压榨，才独一无二地具有瓦解小农所有制的优势。与此相比的同一时期其他西欧国家，例如法国，小农所有制以及矗立于其上的领主政治作为上层建筑，都明显表现出抵抗的顽固性。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强调只有英国才表现为雇佣劳动形成的典型形式。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性诞生的视野放大至整个西欧，尽管共同历经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也“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9]。
总而言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具有双重维度，一方面是在从货币拜物教的表象批判进入对货币转化为资本何以可能的分析中抽象而出的形式逻辑，另一方面是以原始积累现实过程为线索，对具体的历史情境的现实分析。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表现出逻辑统一性和历史多样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质，在所谓的“必然性”之下实则存在极大的探索空间，诚如马克思所言，“就从事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不是每个民族都有相同的才能”[10]。
3.2. 安德森：富有差异的命定图式
如前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考证是历史且具体的，其起源之实然在他看来是逻辑的必然与历史的条件相统一的结果。安德森在社会形态的问题上同样表现出复杂的理论特质，但与马克思相比，他实际上却将对资本主义起源的探讨置于一种差异的命定历史观下。
安德森指出二十世纪前中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本质与现象、抽象与具体相互割裂的僵化趋势，并通过类型学的方法，构建了西欧绝对主义的理想形态来作为二者的桥梁，试图既一般，又具体地对介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国家形态加以考察。对理想形态的构建反映出安德森所秉持的具有差异性的统一观。一方面，安德森拒绝接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线性、同质史观阐释，认为历史的演进不是较低的生产方式通过有机的内在连续的过程被较高的生产方式所包摄，简单的进化论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面对在排斥了简单的进化论概念后，社会形态演变的具体机制如何表现的问题，安德森广泛吸收了结构主义的思想。以恩格斯所指出的“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11]。这一观点为出发点，安德森认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要素之间不存在鲜明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是在地位平等的前提下呈现出可能的错位和互补，从而打消了从单一的经济视角去呈现社会形态变化的惯常可能。然而经由结构主义拆解的诸要素难免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突出考察社会历史多重维度的同时也丧失了体系化阐释社会形态演变的可能，这就需要“理想形态”作为抽象与具体的中介，构建可供把握，即能把对这两种紧张状态的思考有效结合的理论范畴。换言之，对构造绝对主义类型学的理论动机集中展现了安德森所秉持的差异的统一史观，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规律性阐释的前提下力求还原真实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仅就这一动机而言，安德森显然是有意识地试图复归马克思的本意。
然而，安德森对绝对主义类型学的应用就结果来看，却又导向了宿命论的困境。从一方面看，类型学的确使复调多线的历史图景得以呈现，但在对每一具体形态，例如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加以考察时总需要以先前某种要素中存在的程度作为划分类型的依据：在建立封建主义类型学时总要以其中日耳曼生产方式与古典古代生产方式结合的比例为依据、在建立绝对主义类型学时总要以封建主义与古典古代遗产的利用情况为依据。这仿佛是在说，历史的分途早在古典古代的时期就被打好了烙印，其后的封建生产方式，乃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只是延续原有诸要素预先划定的轨迹向前进行的结果而已；从另一方面看，“安德森复杂性，还暗含了某种预设的标准模式，并以此分析他国的例外与不足。”([12]: p. 39)
首先，在东欧与西欧绝对主义理想形态的构建中，从静态上将东欧的情形视作对西欧在某种情况下变异的产物，即东欧在生产的基础结构与西欧分道扬镳之时上层建筑却趋于一致了，从动态上将东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总体历程诠释为东欧对西欧的追随历程；其次，在对日本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分析中，安德森指出日本不经过任何政治中介就实现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其中内在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方面，日本不似西欧享有古典古代的永久性遗产，即由于缺乏城市自治的传统、未实现以罗马法的复兴为直接助推的产权的无条件私有化改造、也缺乏富有批判性和理性因素的古典文化等主要原因，无法从与西欧具有相近框架的封建主义土壤中形成绝对主义；另一方面，缺乏绝对主义这一过渡阶段的日本却又处于一直延续的、与西欧中世纪类似的主权分散的基本格局，才能在帝国主义冲击摧毁了抑制任何资本积累可能性的旧的政治秩序后，得以凭雷霆万钧之势重塑上层建筑，并利用西方技术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由此可见，安德森尝试还原真实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分析工作实际上是“先将西欧定义为封建主义的标准模型，再分析其他地区的差异。判断它们是先进或是落后、符合期望或是怪异、平衡或是失衡，都是与法国或者西方联系在一起的。当中心地区对非中心地区发生影响时，这些影响也就实际上消除了不同历史轨迹之间的持久差异，其独特性便只剩下内在的落后性了。”([12]: p. 39)
安德森在对类型学进行应用时表现出的理论特征及其对西欧绝对主义作为标准模板的预设造成的进一步结果是，在整个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证中，意外地对西欧政治文化成果，尤其是古典政治文化成果赋予了过高评价，认为“西欧社会……高度发达的经济以及复杂深厚的历史已经完全创造出了一个只属于它自己的社会文化世界，这个世界伟大的最终成就就是民主制”[13]，且这一成果终将普遍化，不再是某一地区的特权了。尽管安德森高度重视发端和过程之于现实历史的复杂性，肯定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不是沿着相同的路径发展的，但历史的结局在他看来“却是统一与资本主义，终结于社会主义的目的论”([12]: p. 36)。换言之，安德森试图开拓广泛和普遍的必然性与具体事件和复杂经验环境之间的理论空间，但差异的命定历史观最终还是扼杀了对资本主义起源进行多维探讨的更多可能。
4. 资本主义起源外延的差异
4.1. 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与两个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历史就是对小生产进行剥夺，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暴力分离的历史。小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分散经营，自给自足，这些特性使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同时也天然排斥大规模协作和生产资料的积聚。但资本将前资本主义的一切关系都用商品来进行重新安排，使以往占有或不占有土地的地主与农奴都受到经济关系这种无声强制的绝对统治，使“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把孤立的、自主的劳动者同劳动的外部条件结合在一起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14]。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前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私有制的否定，是私有制发展的最后一种形式。于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必定表现为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实现的对整个私有制的消灭，即对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
资本积累的运动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向崩溃，因为其不仅凭借资本的日益集中创造置自己于死地的武器即大量生产力，也在资本的无尽控制和过剩人口的再生产中创造手握武器的无产阶级。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对在二月革命后获得了统治法国的力量，却在六月起义中惨痛失败的法国无产阶级分析指出，法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受到因广袤的小农生产方式居于主导而尚未取得统治地位的工业资产阶级发展态势的掣肘。换言之，从根本上看，法国无产阶级尚不是阶级矛盾发展到最尖锐的生产关系的产物，但其必然在同资产阶级的不断斗争中走向成熟。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目标就是获得劳动权，即“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15]。
在马克思这里，消灭私有制作为人的解放根本途径在一方面延续了早年《论犹太人问题》所指出的对资产阶级有限的政治解放的超越，指出解放的根本可能在于市民社会而不是政治哲学领域；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深刻剖析使马克思在对资本本质的揭示中得以深入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问题，实现对人的生存境况的真实关照。因此，只有对社会结构本身进行变革，在将生产资料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占有和协调管理中消灭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这种导致异化的生产关系前提，才能完全摆脱人对以货币为中介的物质关系的依赖。
4.2. 安德森：激进政治构想及其反思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深刻认知是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源。延续相同思路，在安德森这里，对超越资本主义现实道路的探求也表现出与资本主义起源探讨的同源性，而他所设想的现实道路的失败，以及安德森对其进行的反思也就恰恰显示出了其资本主义起源思想的根本局限。
受安德森的出身及其长期所处的理论环境的影响，他对资产主义超越路径的探索集中体现在他对英国社会的特殊上层结构的研究中。安德森指出英国的绝对主义表现出贵族强势与君主弱势的特点，这种阶级态势使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经由光荣革命这场议会斗争的形式实现，这对造就英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简而言之，在安德森看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本质上不是上升的资产阶级对旧贵族的革命，而是一部分在圈地中逐渐趋向于资本家的新贵族对旧式土地贵族的革命。革命的结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改变了但上层建筑没有改变，因为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依然是贵族而不是资产阶级。由于英国最早的工业化诞生了全世界最早的工业无产阶级，但在整个18世纪的工业时代，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的贵族霸权体系只是被不断地强化了，这种顽固保守且从未发生根本地位改变的上层建筑使英国无产阶级在几个世纪里没有实现任何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
相比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即其思想“被包裹在一种古怪的、密码式的语言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佶屈聱牙，形形色色，总体陷入悲观主义的泥潭无法自拔”([16]: p. 8)，安德森在勘定英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之后，秉持着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来的革命乐观主义，在面对哪种革命战略能够推翻这种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权力规范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以及作为其衍生的一连串问题清单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老家兴起一场没有组织束缚的群众革命运动。只有到那时，方才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之间的新的统一。”([16]: p. 116)由于这种群众革命运动在工人阶级作为整体在世界历史层面尚不成熟的现状下，能最大限度摆脱其因无法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扮演他相信属于他们的角色所带来无尽重复的“二元对立”后果，因而能为持久自我解放的工人运动打下现实基础。
然而，1968年的五月风暴这场学生运动并未如安德森所愿地走向社会主义前景，反而在内部斗争中涣散为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即便是遗留下来的革命传统也在随后十几二十年间消失殆尽。现实的失败使安德森开始对自己原先寄予厚望的新社会运动进行反思。一方面，自己对五月风暴的判断出现了本质性错误，它不仅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来临，反而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新一轮的自我巩固。面对资本主义的不断胜利，新左派的确应该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回到在根本上作为“复杂生产和利润相联合的机制”的资本主义那里去；另一方面，各种新的社会运动诚然不能作为革命的道路以终结资本主义，但它们依然有效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不可溶解，但至于对可行的社会主义策略的更多探讨，安德森只是向大众留下了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立场。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超越路径上得出的结论根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深刻见解，在逻辑层面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的标志在于货币转化为资本，在历史层面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于在剥夺小生产者中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暴力分离的原始积累，并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指明扬弃资本主义的根本路径只能在于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与马克思相比，安德森对资本主义超越路径的探索则延续了他自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起就一以贯之的研究风格，也就是从生产方式结构性重组的过程中去挖掘阶级和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及其结果。马克思对未来资产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设想在他生平期间并不具有实现条件，他所亲身经历的19世纪中旬的欧洲革命也由于社会矛盾尚未发展到极端尖锐而只能留下无产阶级必须在不断成熟中夺取劳动权的未来宣言。而对安德森而言，19~20世纪的现实发展使他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存在不可知论的瑕疵，他所作的一切努力则是在20世纪，即已经在俄国历经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与1956年苏共二十大事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不断的自我革新态势使马克思所设想阶级矛盾的极端尖锐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不妥协的尝试。仅就现实环境的差异而言，二者似乎不能被置于同一层面进行讨论，但实际上，安德森所寄予厚望的新社会运动在本质上能够与资本主义和谐共处，没有真正触及阶级不平等的根源。换言之，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仍然以雇佣劳动作为其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剥削制度的根本特征，那么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历史性分离的过程就依然是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问题，进而，超越资本主义的根本路径就只能在于消灭私有制。
综合上述分析，一方面，安德森所提出的激进政治构想表明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鲜明底线；另一方面，激进政治构想的失败恰恰显现出了安德森资本主义起源思想的最根本局限，尽管安德森在其复杂精妙的理论构建中依然坚持了经济基础在归根到底意义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他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历史观”内在蕴含的经济学视域的缺失，使他在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上只是从国家的漫长演变中找寻或衍生出了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结论。进而也在与其共享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超越问题上“更多地是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出发的，其结果就是他不能正确认识当时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抗议风潮，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在经济过程之外想象出了一种革命高潮的降临”[17]。就这一层面而言，受到安德森严厉批判的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而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对革命前景的悲观主义展望恰恰是以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直接体认和深入的理论分析为基础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