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多彩贵州，文脉如潮。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激荡至新时代的融合交响，贵州文学以其独特的地域风貌与多民族文化底色，成为中国文学整体图景中不可替代的篇章。这片山川纵横、族群共生之地，孕育着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并逐步形成一个动态演进的文学生态系统，这是由地理环境、族群文化、社会变迁与文学实践相互交织、彼此塑造的复杂网络。新时期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贵州文学生态系统的内在结构、演化特征及其文化建构效能很有研究价值。
2. 文学生态研究的理论依据
“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最早于1869年由恩斯特·海克尔(Emst Haeckel)提出时候，尚属于生物学领域分支，后来才成为综合性学科。鲁枢元指出，“到了20世纪初，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有人开始把生态学的原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来，生态学开始渗入人类社会的种族、文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促使了一批新的社会科学诞生，如‘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生态学从此呈现出越来越浓重的人文色彩。”[1]这种人文转向始于20世纪50年代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他认为人类进入生态系统带着文化或文明的色彩，并构成新的人文有机体，并完整阐述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概念及理论体系。作为交叉学科，文化生态学的知识来源主要是文化学和生态学，研究对象以人类社会为主体，重视人与环境的关系。此后，文化生态学在学界诸多学者的推动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并成为国际学术领域的显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生态批评开始在文学领域盛行，并取得显著而独特的成就。在我国，20世纪李大钊、冯友兰、梁漱溟等尝试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差异性、民族性。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一度活跃。
当前学界认为，“文学生态学是文学的生态学隐喻(Metaphor)，即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观察、研究和解释文学以及文学与‘文学的环境’之间的关系”[2]。当前，很有必要从文化生态整体观出发，借鉴系统论与生态场理论，构建文学、环境、族群多元互动的动态分析框架，超越单一的文学文本分析，将文学置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文化与社会历史场域中进行整体性审视。同时聚焦跨民族文学互动的微观现场，关注汉、苗、布依、侗、彝等民族文学在语言、叙事、媒介等方面的互嵌、对话与交融，以此还原各民族在文学领域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机制与生动历程。通过多维追踪文学生产、传播、接受与贵州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复杂关联，揭示文学如何既是文化的表征，亦是文化建构的能动力量。何光渝认为，贵州“文化生态环境，不仅影响了贵州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和艺术思维方式，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贵州作家作品特别是小说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3]因此说，通过对贵州文学生态的系统性考察，可以勾勒区域文学发展的立体图景，深入理解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互动的内在规律、文化治理的复杂性与可能性路径，从而为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守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来自文学田野的智慧与启示。
3. 研究现状与研究价值
贵州文学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深植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多民族文化遗产与社会变革所共同构成的生态网络之中，具有民间口传、书面创作、数字媒介等多层次，以及各民族作家、民众、文化机构等多主体的动态共生特质。长期以来，剖析贵州文学生态系统中跨民族的文学互动等深受重视。
(一) 研究现状
1) 贵州文学生态研究方面。生态学作为把人类与自然当作整体研究的多源综合性学科，当前己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学、哲学等领域，形成“泛生态学化”态势。受其学术资源和理论旅行的影响，国内相关成果不断。贵州文学研究目前正从文本分析转向文化生态的整体性考察。早期(1980~2000)以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的朴素关联为切入点，指出“贵州老、中青三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肩负着振兴民族文学的使命，渴望民族文学自立自强，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建立民族文学独立品格的重要性。”[4]此时虽未明确采用生态学理论，但已关注文学中自然书写与族群文化的共生性。本世纪以来，学界开始系统梳理贵州民族文学的生态智慧，注重跨学科整合与理论创新，提出诗意栖居实践范式，将脱贫攻坚与生态修复结合，推动生态文学研究向现实关怀转型。如谢廷秋运用生态文学理论，探讨贵州生态文学创作对现实的关注和担当，影响了贵州生态文明的构建。她认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学就是这样一种展现多民族人民生活状貌和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形式，它集中表现了贵州先民敬畏自然、热爱自然、守护自然的朴素生态观。这种朴素的生态观对贵州作家的创作有深刻的影响。”[5]当前学界重视民族文学的生态智慧，如李猛认为贵州带有神秘色彩的生态智慧散落在神话、古歌、极具特色的竹王传说、铜鼓文化以及民间信仰、禁忌、婚恋、歌舞之中，构成了极富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精神生态空间，他尝试为解决当代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生态危机提供一种参照。论者认为其《贵州民族文学生态论》“是一部对人类生活境况和精神境况予以历史眼光理论透析的著作”[6]。
2) 贵州文学研究方面。首先是文学史编纂与地域文学谱系研究。近二十年来，贵州文学史编纂成果斐然。关于分体文学史谱系建构，《20世纪贵州文学史》系列对散文、小说、诗歌等领域系统研究贵州现当代文学文体流变与地域文化特征，强调乡土意识、文化传统与作家主体间互动关系。《黔北20世纪文学史》聚焦地域文学基因溯源，确立线性史观框架下的文学发展脉络。但研究多板块化，对跨文类互文性及多民族文学整合重视不足。关于民族文学史志编纂，《贵州侗族当代文学史》《仡佬族文学史》以族群本位为核心，系统整理口传史诗、仪式文本等濒危文化遗产，凸显民族文学抢救性研究价值。然多囿于单一民族边界，对多民族文学的互动共生阐释不足，未能充分揭示贵州作为西南民族走廊的文化交融特质。其二是地域文化与文坛“贵州现象”特质阐释。学界关注地理空间对文学特质的影响，认为喀斯特美学与寻根话语有着深层耦合机制，山地性基因影响作家的文化心态与身份认同，黔北冉姓坝书写、乌江作家群根性叙事揭示文学与地理、地域的互渗机制，贵州作家群创作体现土地伦理与乡愁美学的双重张力，蹇先艾、欧阳黔森等人的乡土文学展示百年贵州变迁，是认识贵州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研究者指出，“蹇先艾的风俗小说以田园牧歌的情调，在怅惘、忧郁的情绪中给人们展示出‘老远的贵州’那种前现代的生活。何士光笔下的‘梨花屯’世界，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贵州乡土变革的诗意审视。欧阳黔森书写的乡土传奇与村野生活，带给读者的是对这片土地厚重历史与当代生活的体认。贵州三代作家创作中的地方性元素，从文学层面展示出近百年来贵州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7]此外，当前学界对于红色叙事的现代转化，以及通过“红色 + 科技”传播模式媒介融合增强叙事感染力来强化贵州形象塑造等也很重视。
综上可见，既有研究成果丰富。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方面，目前贵州学者王刚曾开展了“新时期黔北作家群及其成因研究”，对作家源流、风格等进行探析；另外杜国景曾开展了“百年贵州作家断代研究”，对贵州文学发展的分期、阶段性特征和文学创作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这些研究侧重作家群和文学史梳理，对贵州文学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不足。对贵州文学生态系统的结构层级、功能演化机制关注不足，而分体研究有割裂文学的整体性的不足。当前相关研究对贵州多民族文学共生机制与地域文化建构的辩证关系尚未厘清。尤其对多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及西南民族走廊的贵州坐标阐释乏力，削弱了理论深度。基于此，很有必要借助文学生态批评视野，深入解析贵州文学文化建构机制及其深层逻辑，从而推动理论范式创新与实践价值升华。
(二) 研究价值
本研究学术价值体现在通过文学生态理论范式的本土化革新，克服传统文学研究的线性史观局限，系统阐释贵州文学与文化混融的共生逻辑。通过文学群落代际演进机制的分析，借助文学场域与社会变迁双向互构理论框架，揭示社会变革、民族融合等历史进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规律，拓展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维度。深度解读贵州文学现代化转型的基本规律，可为多民族地区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方法普适的学术工具。而在实践应用价值方面，通过跨民族对话的叙事体系重构，探究多民族文学话语沟通与数字媒介传播规律，探究民族文化认同与传播的双向互动机制，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可迁移的叙事范式。通过创建文学生态建构和文化政策响应联动模型，可为政府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文艺创作激励政策提供理论框架与决策依据，推动文学资源的社会效能转化。打通文学生产与生态旅游、非遗活化的价值链，助力文化赋能、产业增值的乡村振兴。
4. 贵州文学生态系统及其文化建构的逻辑理路
当前，通过分析贵州山地文明、多民族共生及其社会历史演进的多维生态，结合生态场域理论，提炼多民族文学与文化混融共生的基因传承谱系，科学把握贵州文学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从而探索文学赋能民族凝聚力提升路径。贵州文学生态系统的演进，并非文学现象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文学实践与多维生态场域持续耦合、动态调适并实现文化价值转化的复杂过程。其内在逻辑理路与价值转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其一，文学创作与多维生态场域的深度耦合。贵州文学根植于独特的喀斯特山地环境与多民族文化土壤，其叙事往往超越了单纯的风景描写，深刻嵌入了地方性知识系统。谢廷秋指出，“在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今天，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不仅呼应了时代的召唤，也是对本民族经验的执着与坚守。……展现诗意栖居的美好家园，都充分体现了其独特的审美价值”[8]。在贵州作家眼中，自然不仅是背景，更是承载族群信仰、伦理与生存智慧的生态场域。对山林、草木的书写，与传统的自然崇拜、生命观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地域叙事、民族仪式、话语表达的共生逻辑。
其二，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文化调适与文学镜像。改革开放以来，急剧的现代化与城乡结构转型构成了贵州文学生态演变的核心动力。贵州文学敏锐地捕捉并回应了这一进程。一方面，“进城”叙事成为重要主题，作品深刻描绘了乡村个体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漂泊体验与身份焦虑，如王华的长篇小说《花村》，便以细腻笔触勾勒了乡村伦理在城市化冲击下的解构与韧性。另一方面，文学也成为现代生活样态的镜像，反映了不同族群、不同代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调适，生动记录了社会结构剧变下的心理图景。如杜国景认为，王华创作“从对苦难、宿命或悖论的书写，到女性精神家园的描绘，再到对脱贫攻坚战贴近现实的讲述。虽然王华关注的始终是乡村人物和他们的命运，但其创作的审美意趣与价值追求一直在不断地提升”[9]。此时期何士光《乡场上》引发“贵州形象”争议，持真实反映论者认为作品是对贵州社会现实的客观呈现，对贫困的描写被当成历史真实的见证；而持刻板印象论者认为该作品对贵州形象存在负面强化，对贫困落后的大量描写可能被外界误解。这涉及到不同主体的认知差异，以及地域记忆与集体身份建构等许多复杂问题。
其三，叙事范式转型与文化意义的再生产。新时期以来贵州文学呈现出从“乡土挽歌”到“现代性叙事”的范式革新。早期文学常带有浓厚的田园牧歌色彩或对封闭性的批判，而当代创作则更多致力于激活本土文化基因，以现代意识观照乡土与民族经验。何士光、欧阳黔森等的创作，在承继沈从文等开创的乡土抒情传统同时，更注入历史理性与对现代生存的哲学思考。这种转型本质上是文学主体对地域文化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使贵州文学不仅成为社会变迁的敏锐感知器，更成为参与区域文化建构、实现意义再生产的能动力量。“贵州省内外的作家们从最初的贫困书写、贫穷叙事，描述和记录了笔下人物的麻木、愚昧，以及人的逐步觉醒，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以脱贫攻坚为重大主题，重新聚焦黔地民众的沧桑巨变，聚焦他们的物质和精神解放，正可谓书写了‘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10]贵州不仅生产了丰富的审美文本，更持续地将地域经验、民族智慧与时代命题转化为可供共享的文化资源与认同纽带，实现了普遍性人文价值的创造性转化。
5. 贵州作家群落和文学生态系统的层级网络与文化共生
贵州文学生态系统的生机与韧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内部不断演化、层级丰富且互动共生的作家群落，而群落的形成与运作深刻揭示了地域文学发展中文化聚合与生态平衡的内在机理。
其一，作家群落的代际演化与族群文化的动态聚合。新时期以来，贵州作家群呈现出清晰的代际更迭与鲜明的族群文化聚合特征。以“五四”时期蹇先艾为代表的乡土写实派，开创了以冷峻笔触观照黔地苦难的现代乡土叙事谱系，其创作虽不在故乡，而笔下满纸是故乡的风情，确立了黔籍作家深植地缘的书写传统。此后这一谱系在不同代际和族群中得以延续与变异。当代以王华、肖勤等为代表的仡佬族、苗族作家群，他们的创作在承继乡土关怀的同时，更自觉地融入本民族的仪式、神话与伦理观，追求现代语境下民族身份的诗意重构与文化坚守。从蹇先艾到少数民族作家群的演进，勾勒出一条从地域性启蒙叙事到民族文化身份自觉建构的清晰轨迹，体现了文学群落作为文化载体对多民族文化基因的聚合与传承功能。
其二，文学生态系统的层级结构与历史重构。贵州文学生态可视为一个由创作主体即作家群落、传播媒介、接受评价、文化政策与社会环境等构成的动态链环。这一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深受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抗战时期的西迁浪潮，使得大批知识分子和文人涌入贵州，打破了原有的封闭性，促成了本土与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与短暂繁荣，直接重构了当时的文学场域。同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不仅改变了贵州的社会经济地理，也带来了一批具有工业文明背景的书写者，催生了不同于传统乡土题材的文学话语，丰富了生态系统的层次与内涵。这些事件表明，文学生态系统并非静态层级，而是在历史外力与内部调适中不断被重塑的功能性网状结构。
其三，多元张力下的生态平衡与文化共生。贵州文学生态始终处于山地文明积淀、现代性诉求等张力场中。健康的生态并不意味着消除张力，而在于文学自身具备有效的转化与调适功能。新时期以来，面对现代性冲击贵州文学并未简单沦为山地文明的挽歌，而是探索出独特的转化路径。如“欧阳黔森将贵州乡土题材融入创作，通过个体的生命体验塑造鲜活的人物群像，构建起蕴含地域特征与普遍意义的生命叙事范式。欧阳黔森小说中边地叙事创作内核的突出价值取向，表现为对边地积极人性特质的择取，同时对现代性消极人格特征的排斥。”[11]这种文学实践，正是生态系统通过内部创新维持动态平衡、促进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关键机制。贵州文学生态既在历史变迁中不断被重构，又通过文学自身的创造性转化，维系着文化生态平衡，持续为区域文学注入生命力。
6. 自然人文双重视阈下的贵州文学书写
贵州文学的独特气质，深植于其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长期互动形成的地域生态场。在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形塑下，贵州文学发展出独特的书写范式。
其一，自然地理的塑造与生态意识的文学生成。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湿润气候与多样生物群落，不仅构成了文学书写的风景背景，更深刻地塑造了作家的感知方式与生态伦理观。谢廷秋指出，“贵州民族民间文学所反映出来的‘天人合一’观正是对这种哲学思想的充分诠释。在贵州先民的潜意识里，人与万物是同宗同源的，他们共同处于大自然这个整体之中，人与物之间是互帮互助、和谐共生的关系，而且人只有充分认识和利用自然，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5], p. 2)从生态美学视角看，黔地山川的险峻与幽深、物候的循环与神秘，催生了一种强调依存与敬畏的自然书写范式。作家常将人物命运与山林、天气变化紧密交织，自然不是被征服的对象，而是参与叙事、影响伦理抉择的能动主体。这种书写体现了山地居民在长期与自然互动中形成的生存智慧与生态整体观，是地域自然生态向文学伦理观转化的生动例证。如欧阳黔森通过“地质队员般的行走，串联起文本建构的基本内容，……引领读者跟随着他观览贵州山乡新变后的种种风景”[12]。作家通过对自然的本土化、人格化书写，将地理特征升华为一种独特的生态意识与审美范式。
其二，人文生态的层积与文学记忆的重构。王刚等曾指出，“黔北现代文学既根植于黔北大地，根植于黔北的历史与现实，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迪，是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发生、发展的。”[13]贵州的人文生态是多重历史与文化长期层积的结果，文学成为激活与重构这份集体记忆的关键媒介。借助文化记忆理论考察，文学文本中对屯堡民居、盐商古道、民族村寨等特定空间的叙事，远不止于场景描写，更是承载族群迁徙、商业流动与文化交融记忆的记忆场重塑。作家对黔商与古道的书写，便是在文学中再现明清以来贵州与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唤醒一段被遮蔽的地方历史记忆。在社会快速转型中，文学对民俗、仪礼、民间信仰的细致描绘，则成为一种文化表达策略，既为消逝中的传统留存档案，也在叙事中强化了族群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连续性，发挥了稳固人文生态的认同功能。
其三，生态交互场域中的文学调适与平衡。在贵州文学中，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动态交互的场域。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敏锐捕捉并调适二者之间的张力，展现其平衡规律。在表现现代化进程的作品中，常出现开发与保护、传统村落变迁等主题，其叙事逻辑正是山川、林地等自然生态与社群结构、生活方式等人文生态相互博弈与适应的缩影。文学通过描绘人物的抉择、困境与出路，不仅反映了现实矛盾，也以象征和隐喻的方式，探索着自然承载力与文化延续性之间达成新平衡的可能路径，从而参与了地域生态观的建构与社会观念的引导。这种互动共生机制，是贵州文学生态系统保持活力、实现文化建构的核心环节之一。
7. 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实践及其文化认同
贵州多民族共生的人文地理格局，孕育了丰富而活跃的少数民族文学实践，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民族生态场。杜国景认为，贵州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在贵州省的成长及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不仅具有文学地理学的意义，而且关乎主流价值观与主流文化思潮的启迪、引导和培植。”[14]贵州多民族生态场域中的文学活动，不仅是各民族文化的自我表达，更是促进多民族文化对话、传承与创新，并生成多层次文化认同的关键机制。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多民族文学互渗与对话机制的生成。在长期共居与交往中，贵州苗、彝、侗、布依、仡佬等民族文学并非彼此隔绝，而是在叙事主题、意象运用和审美风格上呈现出显著的互渗现象。如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的英雄叙事形成和发展了支格阿鲁文化，构建了彝族自尊、自强而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而苗族古歌中的创世神话与《支格阿鲁》在某些地域性口头传统中曾相互影响，共享着关于宇宙起源、族群迁徙的深层叙事结构。当代书面文学中，这种互渗更为自觉。文学展现了跨族群的日常交往图景，叙事上的互渗非但未消解民族特性，反而建立了一种基于地域共同经验的审美共同体，揭示了一种在平等尊重基础上，通过文学想象进行的跨族群文化对话与情感共鸣机制。“贵州民族文学叙事、作品、创作通过历史与文化故事、作品主题、创作设计等，不仅揭示了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重要内涵，而且分别展现了‘四个共同’的共拓性、共创性、共生性与共育性特征，进一步揭示了这些特征的内生逻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有力的文学支撑。”[15]
其二，民族文化传承与认同的文学再生产。少数民族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化中介，积极参与了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与认同再生产。杜国景认为，目前贵州作家“他们对地域性与民族性的书写，带有明显的反思性和后现代性，并伴有新文本的试验，包括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接续。”[16]作家们通过对苗年、侗族大歌节等民族仪式、神话传说、民间技艺的文学化书写，实现了其从生活实践到审美符号的转化。欧阳黔森担任编剧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奢香夫人》成功塑造了彝族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形象，该剧以元明鼎革之际的西南边陲为宏大叙事背景，艺术化地再现了奢香夫人波澜壮阔的一生，更升华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倡导和谐发展的深刻主题。土家族作家肖勤在小说中对傩戏面具及其背后信仰体系的细致刻画，不仅保存了这一非遗项目的文化细节，更赋予了其探讨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象征意义。这种文学重构，使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重获阐释空间与生命力，强化了本民族成员的文化记忆与认同，同时也向外部读者打开了理解多民族文化的窗口。
其三，文本化、数字化与活态传承的创新路径。新时期以来，对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大规模搜集、整理与文本典籍化工作，如对苗族古歌、彝族《西南彝志》等史诗的系统出版，极大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播。《西南彝志》被誉为“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见证了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互动，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进入数字时代，民族文学的传播进一步与数字化、文旅融合相结合。史诗、传说被改编为动漫、影视、沉浸式戏剧，成为旅游演艺的核心内容，蕴含着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融入地方叙事的自觉。在文旅场景中对多民族共创地域历史的故事演绎，就在生动叙事中潜移默化地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欧阳黔森同时开展文学和影视创作，“他强力介入贵州现实的艺术自觉，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版图。在那些与他有关的文学影视作品中，都打上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那就是真诚、豪迈的理想主义气质。”[17]可见文学从静态文本走向动态的文化生产资源，开辟了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新路径。这不仅维系了各民族文化根脉，更在互动中建构了彼此关联、多层嵌套的文化认同，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地方样本。
8. 结束语
当前，通过揭示贵州多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在文学叙事中交织、共生与创新的复杂机制，可以为理解地域文学的发展逻辑与文化价值实现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意义的探索，进而揭示地域文化驱动文学共生、文学反哺地域文化重塑的双向互动机制，激发文学生态系统在社会变革中内在的自我调适与创新活力。通过聚焦多民族作家群体的融合创作与跨媒介传播的协同生态，可凸显文学创新与传播的时代新质。“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贵州民族作家表现出的对历史的注重、对现实的观照，以及持续地用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最终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牢固的文化桥梁，并为贵州各民族积极地融入到中华民族文学大花园中贡献了地域民族作家应有的智慧。”[18]因此，通过对贵州文化基因与文学生态现代转化路径的剖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学理参照。在文化层面，助力强化多民族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文学维度；在实践层面，探索“文学 + 文旅”的融合模式，为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助推乡村振兴提供思路；在传播层面，梳理与总结文学生态建构的贵州经验，讲好多民族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可为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地域文学的智慧与方案。
基金项目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贵州红色文化资源在新时代的价值挖掘与传承研究”(2025RW068)；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年度课题暨粤黔专项课题“大思政背景下贵州红色文学教育资源整合与价值提升研究”(2025B018)；遵义师范学院2025年度培育课题“《贵州红色文学史》编撰”(2025PYA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