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常被后世划分为本体论上的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上的美德伦理学，前者探讨“存在之为存在”，后者关注“人应当如何生活”。然而，深入考察《形而上学》与《尼各马可伦理学》，可以发现两者共享着一套理性结构。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理性建构是以第一哲学中的存在论、实体论及潜能与现实的学说为基石，他的理性本质、德性实现和至善追求，并非独立的道德规范，而是其本体论在伦理学领域的必然延伸。因此，同样是对理性的重视，康德和边沁都走向了理性的绝对性和规范性，为人道德行为的“应该”提供理由，创造了义务论和功利主义，而亚里士多德却围绕着“什么样的品格是最值得拥有的”，用理性去探讨德性、幸福、中道、至善，追求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统一，为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提供了理由。
2. 存在论基础：人之为人的理性存在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存在”进行了理性分析，形成了系统的存在论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是不同于存在物的存在，因此否定了早期哲学家的水、火、气等作为存在物的存在，又受巴门尼德的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以及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对存在进行思维上的理性分析。但不同于定义上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否认用“种 + 属差”的方法定义存在，认为存在是最高形式的种类，不能找到比存在更高级别的种类来定义它。于是，亚里士多德在对“存在”本身进行分析时，总结出事物被称为存在主要有两种意义：1、偶然的属性(偶性)；2、必然的本质。“在存在着的东西中，有一些永远如此(且出于必然)，不是在强制意义下的必然，而是说它不可能别样；有些则不是出于必然，不永远如此，而是经常这样，这就是偶性存在的本原和原因。”([1], p. 147)在这两种意义上，必然的本质有着更根本性的意义。
人作为一种存在，也必然具备偶然的属性和必然的本质，是偶然的属性和必然的本质统一的一种存在。但是抛去人作为动物性的存在，不同种族的人肤色、体型、语言等方面的差异，甚至职业、地位、年龄、性别上的差异，不考虑人的大部分偶然属性，“使人成为人”的最根本的必然本质是什么？由此，亚里士多德引入了著名的“功能论证”。
在存在论的视野下，任何自然实体都有其独特的功能或活动，这是由其形式决定的。木匠的功能是制作器具，眼睛的功能是看，马的功能是奔跑。那“人”的独特功能或者活动究竟是什么？“正如眼、手、足和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一种活动一样，人也同样有一种不同于这些特殊活动的活动？那么这种活动究竟是什么？”([2], p. 19)首先，人不仅仅只是生存的存在，因为很显然连植物都会这样，而“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特殊活动。”([2], p. 19)其次，人类还有着能进行感觉的生命，但是很明显马、牛及任何动物也一样有。现在“剩下的是那个有逻各斯的部分的实践的生命。”([2], p. 19)通过层层剥离，亚里士多德发现，营养与生长的生命活动是人与植物共有的，感知与欲望的生命活动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唯有逻各斯，即“合乎理性的灵魂活动”才是人独有的、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者的本质特征，是人“是其所是”的根本存在。
之后，亚里士多德又将灵魂的逻各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在严格意义上具有逻各斯，另一个部分则是在像听从父亲那样听从逻各斯的意义上分有逻各斯。”([2], p. 19)揭示了人类活动的双重维度及其对应的存在方式，并由此和“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相对应。理智德性指向永恒不变的必然真理，以“沉思”为最高形态，旨在通过智慧把握宇宙的本原与神性，代表了人超越世俗、接近神圣的纯粹求知生活；而道德德性则聚焦于变动不居的人类事务，以“深思熟虑”为核心机制，通过实践智慧在具体情境中权衡利弊，从而指导伦理行动与政治生活。
3. 从潜能到现实的德性实现
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实体生成的原因时提出了潜能与现实的哲学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潜能与现实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它们并不是漠不相关的东西，而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潜能的意思是运动和变化的本原，存在于他物之中或作为自身中的他物。”([1], p. 122)实体的生成过程就是潜能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从潜能向现实的转化过程，这个转化过程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运动”。亚里士多德认为，万事万物皆处于从潜能向现实运动的过程之中。
用从潜能到现实的转化过程来看待人的运动，或者说人的活动，也就是人之为人德性的充分实现。在这一框架下，人并非生来就是完善的道德主体，而是生来具有获得德性的“潜能”。这种潜能并非虚无，而是一种指向特定完善状态的内在倾向。然而，潜能本身是不确定的、未完成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存在”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尚未获得其应有的形式。因此，伦理学的核心任务，就是探讨如何通过理性的引导和实践，将人身上这种模糊的、潜在的向善能力，转化为清晰的、现实的卓越品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强调“习惯”的重要性，认为习惯是将潜能的偶然性固化为现实的必然性的桥梁。比如，只有通过反复的正义行为，潜在的正义感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正义品格；只有通过不断的勇敢行动，潜在的勇气才能成为稳固的德性。在这里，德性不再是一种天赋的存在，而是一个通过理性实践不断“去潜能化”、走向“完全现实化”的动态过程。
在此过程中，“中道”则充当了潜能向现实转化的原则和规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潜能往往是盲目且极端的，倾向于要么过度宣泄，要么压抑不及。理性在习惯化过程中的核心任务，就是精准地寻找那个“相对于我们而言的适中点”。这个中点并非数学上的绝对平均，而是随着情境、对象、时间及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动态调整的“恰当”。例如，同样是面对金钱，对于富豪与贫民，慷慨的“中道”标准截然不同。对于拥有万贯家财的富豪来说，捐出100金币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举动，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慷慨”，如果他不捐更多，反而会显得吝啬；而对于一贫如洗的贫民来说，捐出1个金币可能就是倾其所有，这不仅是极大的慷慨，甚至如果过度牺牲自己导致无法生存，还可能滑向另一个极端。所以，“中道”的标准在于“相对于我们”而不是“相对于事物本身”，我们必须要有足够适当的理性才能在复杂的具体情境中识别出那个唯一的正确行动点，最终达到德性的实现。也只有当德性从潜能完全转化为现实，人才能成为“现实的理性存在”。此时，主体的内在结构与外在行动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情感与理性和谐共鸣，不再相互掣肘，这种状态下的行动，既是自由的(因为出于自愿)，又是必然的(因为出于本性)。
4. 形而上学意义上对至善的追求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有三种，且“必然存在着某种永恒的、不运动的实体”([1], p. 291)。他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确立了这一永恒的、不运动的最高实体，即宇宙的终极本原——“不动的推动者”。这一最高实体剥离了所有质料的潜能与偶然性，是纯粹的形式、纯粹的现实，其本质活动即永恒的“对思维的思维”。这意味着理性不仅是人类认知的工具，更是宇宙存在的最高形态与秩序之源，万物皆因被这一完美的理性对象所吸引，由潜能向现实运动，最终构成了宇宙的目的论图景。
当这一本体论原则映射至人类领域时，伦理学的基石便随之奠定。既然宇宙的最高实在是纯粹的理性活动，而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拥有理性灵魂，即“逻各斯”，那么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在逻辑上就必然指向对这种最高理性的实现与模仿。在此视角下，伦理学不再是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或外在的道德律令，而是物理学与形而上学的自然延伸。人类追求“至善”，实则是个体生命试图克服自身的质料局限与潜能状态，通过理性的沉思活动，无限趋近于那个“不动的推动者”的完美状态。“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幸福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终极目的，我们因为它自身而想要它，它是首要的善或最高善，即至善。”[3]
“幸福”(Eudaimonia)由eu (好)和daimon (神灵/精神)组成，字面意思是“被神灵眷顾”或“拥有好的守护神”。它不等于主观的快乐或情绪上的愉悦，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繁荣”、“兴旺”、“活得精彩”或“人性的圆满实现”。“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2], p. 19)而最高级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最高德性(即理智德性)的现实活动，这种活动因最接近神的永恒沉思而具有最高的自足性与神圣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形而上学的理性向伦理学“至善”的延伸，并非一种外在的道德嫁接，而是一场从宇宙本体论结构向人类生存实践的内部必然投射，揭示了存在之真理与价值之圆满在终极层面的深刻同一。当人运用理性去沉思永恒真理时，他不仅是在获取知识，更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完成了自我实现，使个体的小宇宙与宏观的大宇宙在理性秩序中达成共振。这种从本体论结构向生存实践的内部投射，消解了现代哲学中“实然”与“应然”的割裂，宣告了人类道德生活的根基深植于宇宙的本体结构之中，人只有过一种理性的、沉思的生活，才能真正顺应宇宙的根本法则，实现从偶然的生命存在向必然的价值存在的飞跃，从而在有限的生命中分有神性的永恒与完满。
5. 总结：理性建构的内在统一
通过对《形而上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相关内容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存在论的实体界定，到潜能与现实的动力机制，再到至善的终极指向，亚里士多德完成了一次系统的理性建构，展现了其哲学思想内部严密的逻辑自洽性与深刻的内在统一性。
首先，这种内在统一性体现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理性本质。亚里士多德通过“存在论”确立了人作为理性动物的本质形式，使得伦理学中的“功能论证”不再是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存在论的演绎。既然人的实体形式是理性，那么人的至善必然是理性功能的卓越实现。这一逻辑链条将“是”(存在的事实)与“应当”(道德的规范)相连接，证明了追求德性并非外在强加的律令，而是人作为特定实体回归其本质、实现其存在的内在必然。
其次，通过“潜能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论证德性的实现。形而上学中万物由潜能向现实运动的普遍法则，在伦理学中转化为德性通过理性与实践从潜在能力走向现实活动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关于“现实优先于潜能”的本体论断言，直接奠定了伦理学中“现实活动”优于“静态拥有”的价值基石，这使得幸福被定义为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而非某种静止的心理状态。在这种视野下，最值得拥有的德性，必然是那些能够最持续、最纯粹地维持“现实化”状态的品质。这不仅解释了道德实践的必要性，更为理智德性高于道德德性提供了依据。
最后，将人类伦理生活纳入宇宙整体的“至善”追求中。《形而上学》中作为“不动的推动者”的神，是纯粹的现实性和完美的理性，是万物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类的至善追求，本质上是对神圣存在的模仿。那些最能让人类分有神圣理性、最接近神的存在方式的德性——即智慧与沉思的生活，就无可争议地成了“最值得拥有”的德性。至此，第一哲学对最高存在的理性分析，同时也回应了伦理学关于最高善的追问。
由此，亚里士多德构建了一个从抽象的第一原理到具体的人类幸福、从宇宙秩序到个体德性严密贯通的理性整体，证明了“人应当如何生活”的答案深植于“存在是什么”的真理之中。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2024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美德伦理学视域下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探析”(2024SYJSCX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