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称与认知

Reference and Cognition

摘要: 本文针对分析哲学中长期存在的“空名”指称难题(如“福尔摩斯”、“孙悟空”等)，系统梳理并批判了描述主义与直接指称论的传统解决方案及其局限。文章指出，二者共享“指称功能单一”的预设，导致在解释空名时，要么预设不存在的实体，要么使语句的意义失去完整性。为超越二者所共同的预设，本文创造性地质疑了“空名指称什么”这一经典问题本身，将其重构为“当指称意向因对象不存在而失败时，意义如何可能被把握与系统性地生成？”。基于此，文章综合约翰·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学说及认知科学的框架理论，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双层语义–语用整合模型”。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and critiques the traditional solutions of descriptivism and direct reference theory, along with their limitations, in addressing the long-standing problem of “empty names and reference” in analytic philosophy (e.g., “Sherlock Holmes,” “Sun Wukong”). It argues that both approaches share a presupposition of a “unitary function of reference,” which, when applied to empty names, either posits non-existent entities or undermines the integrity of meaning in statements. To transcend this shared presupposition, the paper creative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classic question of “what empty names refer to” and reframes it as: “When referential intentions fail due to the non-existence of the object, how can meaning be grasped and systematically generated?” Building on this, the paper synthesizes John Searle’s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the later Wittgenstein’s concept of “language games,” and insights from cognitive science’s framework theory to construct a novel “two-tiered semantic-pragmatic integration model.”

1. 引言

空名(Empty Names)，即那些不指称任何现实存在对象的专名(如“福尔摩斯”、“孙悟空”、“燃素”)，自分析哲学诞生之初，便构成了其语义学理论，特别是专名指称理论的一个核心难题。该难题的尖锐性在于，它直接挑战了我们对语言如何与世界挂钩这一基本问题的理解：如果名称的意义在于指称对象，那么指称“空无”的名称何以能够被有意义地使用、理解，乃至在看似平凡的陈述中表达出可被评判真假的内容？

2. 背景

早期，弗雷格与罗素分别奠定了描述主义的两种经典范式。弗雷格通过区分“涵义”与“指称”，为空名保留了“涵义”层面的意义，却使其指称与真值落空；罗素则凭借其摹状词理论，试图通过逻辑分析将空名从真正的逻辑专名中消除，从而在形式上化解难题。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克里普克、普特南为代表的直接指称理论革命，对描述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该理论主张，专名的语义贡献即其指称对象本身，其指称由历史的、因果的社会链条传递，而非由描述性内容决定。这一理论在解释指称的确定性与严格性上极具说服力，却也因此将空名问题空前尖锐化：如果名称的意义即其指称，那么空名的语义内容似乎就是“空无”，包含空名的语句则无法表达完整命题。这显然与我们关于虚构话语具有“意义”和“内部真值”的强劲直觉相悖。

近年来，理论前沿呈现出语用学转向与认知整合的趋势。部分学者，如泰勒，开始区分“真实”与“非真实”的语言游戏；而沃尔顿的假装理论，则将虚构话语理解为一种受规则约束的假装实践。这些研究虽将视角转向语言使用和认知参与，但往往停留在对虚构话语属性的静态分类，或未能在严格语义学与语用解释之间建立起系统性的动态桥梁。因此，如何在吸收直接指称理论合理内核、尊重我们语言直觉完整性的前提下，超越传统二元局限，为空名问题构建一个既保持语义严谨性，又能融贯解释其认知与语用维度的统一理论框架，已成为当前语言哲学中一个亟待推进的关键课题。

3. 描述主义

专名的描述主义是以弗雷格与罗素为代表的，其主要理论就是认为专名不但具有指称，也包含涵义，并且这里的涵义是概念性的，表示为一个或一簇摹状词并与专名同义；专名的指称由涵义决定，涵义是识别指称的标准或手段。虽然弗雷格在指称问题上的目的是处理同一性的认知价值问题，罗素是为了消解逻辑原子主义中存在的虚幻实体，但是二者都将涵义作为连接语言与世界的中介，谈话双方之所以能够用语言表达式进行指称，关键就在于掌握了作为中介的涵义。

弗雷格在《论涵义与意谓》的文章中详细说明了他对于意义、指称与真值之间的相关看法以及它们之间紧密的联系。首先弗雷格借助“同一性之谜”，即：“a = a”和“a = b”两类同一性的差异，前者是先验分析命题，并不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而后者是拓展性的、后验综合的命题，能够给予我们新的知识。如果认为名称仅代表其“意谓”(即所指对象)，那么“a = b”只是在说“某物与自身同一”，这无法解释其认知价值。“这里表达了一事物与自身的关系，并且是这样一种关系，即每个事物处于与自身的关系中，但没有事物处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1], p. 95)弗雷格由此指出，除了“意谓”之外，还必然存在另外一种与认知有关的成分。“显然，与一个符号(名称，词组，文字符号)相关联，除要考虑被表达物，即可称为符号的意谓的东西之外，还要考虑那种我称之为符号涵义的、其间包含着给定方式的东西。”([1], p. 96)由此弗雷格对于“涵义”与“意谓”进行了区分，他指出意谓是语言表达式在语言之外所代表的实际对象或真值。它是客观的、公共的。“晨星”和“暮星”的意谓是同一个天体——金星。他认为涵义是指呈现或给出该意谓的特定方式，是语言表达式所承载的客观的认知内容，它是理解语言表达式的关键。“晨星”的涵义是“清晨天空中最亮的星”，“暮星”的涵义是“傍晚天空中最亮的星”。两者涵义不同，但意谓相同。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决定其指称，但弗雷格的相关理论在处理空名问题上是不尽如人意的。如果涵义的功能是确定指称，那么一个没有指称的空名，其涵义是否还有意义？“弗雷格认为，一个句子有意谓，他的部分也有意谓。一个句子的意谓是由它的部分的意谓决定的。”([2], p. 32)由此也会导致包含有空名的语句的意谓(真值)消失，即该语句既不真也不假。虽然弗雷格本人也想到了空名问题对于其理论的危害，但是他为了维护其逻辑系统的完整性，提出将空名的指称人为指定为某个空对象，以确保所有名称都有指称，但这显然与我们的直觉相悖。

罗素并不同意弗雷格的专名意义理论，罗素认为指称词组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与弗雷格的理论基础是相悖的。“这就是我想提倡的指称理论原则：指称词组本身决不具有任何意义，但在语词表达式中出现指称词组的每个命题都有意义。”([3], p. 51)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本质上是对那些包含摹状词的命题进行改写，使得原命题中的摹状词不再以摹状词的形式出现，而是按照命题涵项的形式出现。进行改写之后，该命题就不再是由日常语言构成，而变成了一种人工语言构成的命题，这种人工语言的形式，能够对日常语言的模糊进行澄清，同时能够对概念进行更加清晰的表达。由于原先那些表达概念的词语即摹状词已经消失了，因而这种新的语句将不会导致存在悖论，也就是说，它不会导致人们误以为所有词语都包含着一个对象。在罗素看来，与旧的语句相比，新的语句还揭示了命题的真实的逻辑形式。对语句的改写实质上也就是要发现原命题的真实的逻辑形式。对于摹状词的改写就是将包含摹状词的语句中的摹状词进行逻辑分析，将摹状词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分开来解释，将各个不同的特征或属性进行交集操作，找出满足的实体即为摹状词的指称。这样也能够使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一个命题的真正的逻辑结构，不像日常语言那样掩盖了命题的真正的逻辑形式。对于摹状词的改写本质上是在亲知的原则下对原本的命题进行分析，体现出原本的逻辑形式，对原命题进行重构。这里，亲知的原则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分析所要求的就是重构后的命题中的每个成分都是能够被我们亲知的对象，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命题。罗素的方法巧妙地绕开了“如何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赋予指称”的弗雷格式困境，他不去修补空名的指称，而是揭露空名根本不是真正的指称表达式，从而将令人困惑的形而上学问题(不存在实体的地位)，转化为清晰的逻辑学问题(命题中存在量词是否被满足)。

弗雷格与罗素被公认为描述主义的共同奠基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共享一个超越传统指称观的核心哲学洞见：专名的意义并非来自与对象的直接、神秘的关联，而是完全由与之关联的描述性内容(摹状词)所赋予，名称通过满足这些描述来确定其指称对象。尽管两人的理论动机和具体方案存在差异，弗雷格旨在解决同一性陈述的认知价值问题，其“涵义”作为客观的认知呈现方式；罗素则致力于消除逻辑原子论中的虚幻实体，其“摹状词”作为逻辑分析的利器，但他们共同构建了描述主义理论范式的基石。弗雷格认为，一个专名的“涵义”就是其描述性内容(如“亚里士多德”的涵义可能是“柏拉图的学生”)，它作为公共的认知桥梁，决定了名称的“指称”；若没有对象满足该描述，则产生空名问题，为此他不得不通过逻辑规定赋予空名一个约定指称以保全真值，这恰恰暴露了其理论对描述性内容的根本依赖。“一个专名(词，符号，符号组合，表达式)表达它的涵义，意指或表示它的意谓。我们用一个符号表达它的涵义，并用它表示它的意谓。”([1], p. 100)罗素则更为激进，他直接宣称日常专名不过是“伪装的摹状词”，本身没有独立意义，包含专名的命题必须被分析为关于存在、唯一性与属性的量化命题(如“《形而上学》的作者是希腊人”分析为“存在一个唯一的个体，他写了《形而上学》并且是希腊人”)；这种分析将指称问题彻底转化为描述性条件是否被满足的逻辑问题，从而巧妙地消解了空名(如“福尔摩斯”)带来的形而上学包袱——若没有对象满足相关摹状词，则整个命题为假。“根据我的观点，指称词组在本质上是句子的成分。它像绝大多数单个的字一样，并不具有凭借它自身的意义。”([3], p. 61)因此，两者尽管路径不同，却共同锚定于描述主义的核心原则：语言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必须通过一层描述性的、概念性的内容作为中介；说话者之所以能成功使用一个名称，是基于其掌握了关于指称对象的某些识别性描述知识。正是这一共同内核，使得他们的理论成为后来所有描述主义变体(如维特根斯坦和塞尔的“簇描述理论”)的源头，也使之成为克里普克等人“直接指称理论”所批判的经典范式，从而在语言哲学史上被定位为“描述主义”的源头。

4. 直接指称理论

直接指称理论在本文中指的就是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理论，而学界大都认为二者是可以等同起来的。直接指称理论是克里普克提出的新的指称理论，他认为专名与专名的指称之间并不存在中介性质的东西，专名的意义就是它的对象，并不需要借助弗雷格所说的涵义来帮助链接语言表达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克里普克这里，专名是严格指示词，专名直接指称对象，所以他对于描述主义的指称理论进行了批判。克里普克还提出我们是通过一些命名仪式及其所传递的因果链条进而通过语言表达式达到认识世界的，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并没有所谓涵义的参与。

克里普克借助可能世界的思想实验对于描述主义进行了三大批判，分别是模态上的批判，认知上的批判以及语义上的批判。这里先说明一下“可能世界”的概念。可能世界的雏形是由莱布尼茨所提出的，他认为在上帝的理念中存在着无数的可能世界，我们所生存的现实世界是上帝从所有可能世界进行选择后的最好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4], p. 166)其他的可能世界或许是完全是罪恶和不幸的，也有可能全部都是善的，抑或是连善恶都没有的。可以看出，在莱布尼茨这里，可能世界的观念还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构想。克里普克所谓的可能世界是通过设想世界中的对象所作出的各种不同的选择，形成的不同的事实而被规定的许多世界，现实存在的世界也是可能世界的一种。“一个可能的世界是由我们赋予它的描述条件来给出的。”([5], p. 24)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中有一种“跨可能世界之间的同一性”的概念，是指一个对象在它可能存在的任何场合下都是真的，此对象拥有一种本质属性，不会在不同的可能世界间发生变化。

在理清可能世界的概念之后，就能够说明克里普克借助可能世界的概念对于描述主义的批判了。首先是模态论证，以“莎士比亚”为例，按照描述主义的理论，“莎士比亚”显然是与“《哈姆雷特》的作者是等同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一个可能世界中，“莎士比亚”并没有进行过文学创作，而是一名政治家，那么在这个可能世界中，“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的作者”显然不是同一的。因此，专名的指称并不一定会与摹状词所描述的内容有关，所以摹状词的涵义并不能决定专名的指称。这一论证的方法是把现实世界中的某一特定对象放于可能世界中，对其进行反事实情况假定([6], p. 12)。其次是认知论证，这里仍旧以“莎士比亚”为例。某个人可能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完全不了解，但是这种不了解并不会对于我们使用“莎士比亚”这个专名造成影响。即使有人错误地认为莎士比亚不是哈姆雷特的作者，但仍然不影响他看着莎士比亚的画像说，这就是莎士比亚！此论证从专名的使用者的认知维度出发，说明即使我们对于摹状词有不完全的认知甚至是错误的认知，我们仍旧可以达到我们使用专名的目的，也说明了摹状词对于专名的指称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存在。最后是语义论证，我们完全可以想到一种可能，即在某一个可能世界中，并非莎士比亚创作了《哈姆雷特》，而是由他的朋友创作的，但是他的朋友由于某些不知名的原因并不能进行发表，而托付莎士比亚将《哈姆雷特》发表在莎士比亚名下。因此，在这里，“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的作者”就不再是同一的，而后者与莎士比亚的朋友是同一的，所以《哈姆雷特》的作者并不决定“莎士比亚”这个专名的指称了。

经过上述的三大论证，克里普克完全推翻了描述主义的理论，指出摹状词与专名的指称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并基于此提出了他的直接指称理论。克里普克首先提出了“严格指示词”的概念，且此概念是直接指称理论的核心概念，他指出名称都是严格指示词，它们都是不具备涵义的而直接指称对象，并且这个对象是在所有其存在的可能世界中是同一的。指示词的所指不会发生变化，其由命名的行为为源头，以名字的使用为中介和终结的传播链条来指称一个必然的对象。人们对于指示词所指称的对象的确认就可以通过溯源这种传播链条加以确定指示词的指称对象，而无需任何涵义为中介来确定这种指称。克里普克认为专名没有涵义只有所指。他将专名，通名，摹状词都称作指示词，并将它们分为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严格指示词就是在所有其存在的可能世界中的指称是相同的，指称对象是必然的；非严格指示词就是相反的，其在其存在的所有可能世界中并不指称同一对象，指称对象是偶然的。“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的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我们就称之为严格的指示词。否则就称之为非严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5], p. 29)因此在克里普克这里，专名与通名都是严格指示词，而摹状词并不是严格指示词。

克里普克的直接指称论在处理空名问题上会导致强烈的直觉上的悖论，即包含空名的命题在生活中我们是可以进行思考，交流的，甚至对于其中包含的空名产生感情的。根据克里普克的直接指称论，空名没有指称，所以空名也就没有意义，包含空名的命题进而也就失去了意义，但这明显与我们的直觉是相悖的。虽然在克里普克之后的许多哲学家对于克里普克的直接指称理论处理空名问题的困境进行了新的尝试。例如主张空名实际上指称某种存在的抽象实体或虚构对象，以此来保全“指称”关系；亦或者承认包含空名的命题存在空缺，是一种空缺命题理论，但这种理论不能解释为何我们能够对这些包含空缺的命题进行有意义的思考与交流，甚至是推理。因此，虽然直接指称论者后续有许多辩护者，但对之进行的辩护要么是本体论膨胀的路径，要么是语义学妥协的路径，两条路径迫使我们在“预设较多实体”与“削减语义内容”之间做出不尽如人意的抉择，因此二者都不是完全符合我们直觉的较好的处理方法。

5. 一种认知–语用学的解决路径

描述主义与直接指称主义共同存在着一个预设，即认为指称是一种功能单一的、静态的、“全有或全无”的语义关系。正是这一预设，导致它们在处理“福尔摩斯”等空名时陷入两难：要么预设较多实体以容纳虚构实体，要么使语句的意义失去完整性。基于这一诊断，本文将问题从“空名指称什么”这一经典问法，创造性地重构为“当指称意向因对象不存在而失败时，意义如何可能被把握与系统性地生成？”这一重构将研究焦点从寻找指称物，转向了探究人类认知和语言实践的动态补救机制。本文将基于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和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以及“意义即使用”等相关理论，尝试建构出一个能够解释人类的认知过程的一个动态的、转换的模型，以此来应对传统指称理论在处理空名问题上所面临的尖锐问题。

约翰·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为模型提供了起点与基础机制。该理论认为，心灵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能“关于”或“指向”世界(意向性)，而语言意义派生于这种心灵能力。“随着意识的出现就产生了意向性，即心灵表现自身以外的世界中的对象和事态的这种性能。”([7], p. 7)塞尔强调言语行为(如指称)具有特定的满足条件(如所指对象存在)。本模型第一层的核心“带有存在预设的指称意向”，正是对塞尔理论的直接应用：指称行为被视为一种意向性状态，其存在预设即为关键的满足条件，预设的核查结果决定了语义进程的走向。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与“意义即使用”为模型提供了指称失败后的意义重塑框架。维特根斯坦主张，词语的意义并非其对应的对象，而是在公共语言实践中的用法；这些实践就像受规则约束但灵活多变的“游戏”，根植于特定的“生活形式”。“在这里，‘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8], p. 23)“在我们使用‘意义’这个词的各种情况中有数量极大的一类——虽然不是全部——对之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明它：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8], p. 37)本模型的第二层(语用层)完全体现了这一思想：当第一层的存在预设失败后，认知并非进入真空，而是转入一个特定的、制度化的语言游戏(如“讨论福尔摩斯”的游戏)。在此游戏中，空名的意义由其在该游戏规则中的使用规则所界定，从而恢复了可交流的“准真值”与推理可能性。

本文所进行尝试创造的“双层语义–语用整合模型”是一个旨在统一处理成功指称与空名指称问题的动态过程模型。其核心架构包含两个层次与一个关键切换机制：第一层将指称的本质界定为一种“带有存在预设的指称意向”，这是一个源于塞尔意向性理论的核心新概念，意指说话者的心智行为在指涉时，其满足条件中必然包含“所指对象存在于共享现实世界中”这一默认前提；听者理解时亦启动对此预设的无意识核查。若预设满足，指称锚定于现实，按经典真值语义学运作。当预设被证实为假，模型的核心动态过程被触发：认知自动执行“框架切换”，从语义层转入第二层。在此层，一个“合格听者”会瞬间识别出该表达式所依附的特定“文化框架”，这是一个结构化的公共意义系统。参与者随即共同进入一个受规则约束的“假装游戏”，在此游戏中，指称不再追求外部对应，而是在该框架内作为假装指称运作，其描述性内容转变为框架内的公共认知规则。在这个集体意向性维持的游戏空间内进行的陈述，虽无现实真值，却能生成稳固的“准真值”，从而支持有效的推理与交流。整个模型通过将“存在预设”设置为认知开关，将“文化框架”和“假装游戏”设置为意义重塑的场域与机制，从而将指称重构为一个从个体意向出发、经公共框架调节、最终实现主体间理解的动态认知–语言过程。“存在预设”作为认知开关：明确将“存在预设”的即时检验，设定为区分语义处理与语用处理的关键认知开关。这为解释我们为何能瞬间区分谈论现实与谈论虚构，提供了具体的心理环节。这里的“合格听者”就是具备相关文化能力的理想化参与者，如果听者不具备这一条件，那么交谈的东西是他所不了解的，甚至对于他来说是不存在的，那么对于他也就没有意义。“文化框架”作为意义生成域：当预设失败，认知不是停滞，而是自动切换到相应的文化框架。该框架是一个由公共规则、背景知识和叙事逻辑构成的稳定系统，为空名提供了“寓所”。“准真值”：它并非关于世界的真值，而是框架内部陈述与框架规则的一致性判断。这一概念完美解释了为何我们能在不承诺对象真实存在的前提下，对虚构话语进行严谨、系统的推理和辩论。下面将给出核心概念“准真值”的形式化定义：

1. 基本符号与前提假设

令$\mathcal{W}$ 为现实世界框架，它由现实世界的全部事实、因果规律和逻辑规则构成，是经典真值评价的参照系。$\mathcal{W}$ 满足经典逻辑的所有要求，且对于任意指称表达式$t$ ，其在$\mathcal{W}$ 中具有指称对象$Re{f}_{\mathcal{W}}\left(t\right)$ 当且仅当该对象在现实世界中存在。

令$ℱ$ 为一个文化框架，它是一个有序对$\langle {ℛ}_{ℱ},{\mathcal{D}}_{ℱ}\rangle$ ，其中：

• ${ℛ}_{ℱ}$ 是框架$ℱ$ 的公共认知规则集，由一组命题(如文本陈述、约定俗成、社会共识)构成，这些规则规定了在框架内哪些陈述被视为有效。

• ${\mathcal{D}}_{ℱ}$ 是框架$ℱ$ 的论域，由框架内所承认的实体(如虚构人物、神话角色、理论实体)构成，这些实体不必在现实世界中存在。

对于任意语句$\varphi$ ，其在现实世界框架$\mathcal{W}$ 中的经典真值记作：

$T_{\mathcal{W}}\left(\varphi \right)\in \left\{T,F\right\}$

其中$T$ 表示真(语句与世界符合)，$F$ 表示假(语句与世界不符合)。

对于任意语句$\varphi$ 和文化框架$ℱ$ ，$\varphi$ 在$ℱ$ 中的准真值记作：

$Q_{ℱ}\left(\varphi \right)\in \left\{T_{ℱ},F_{ℱ},U_{ℱ}\right\}$

其中$T_{ℱ}$ 表示在框架$ℱ$ 中为准真，$F_{ℱ}$ 表示在框架$ℱ$ 中为准假，$U_{ℱ}$ 表示在框架$ℱ$ 中无定义(即该语句不在框架的讨论范围内)。

2. 准真值的定义

定义2.1 (准真)：给定文化框架$ℱ=\langle {ℛ}_{ℱ},{\mathcal{D}}_{ℱ}\rangle$ ，语句$\varphi$ 在$ℱ$ 中具有准真值$T_{ℱ}$ ，当且仅当以下条件之一成立：

① $\varphi$ 是${ℛ}_{ℱ}$ 中的一条规则(即$\varphi \in {ℛ}_{ℱ}$ )；

② $\varphi$ 可由${ℛ}_{ℱ}$ 中的规则经经典逻辑演绎得出(即${ℛ}_{ℱ}⊢\varphi$ )；

③ $\varphi$ 的主词$t$ 满足$Re{f}_{ℱ}\left(t\right)\in {\mathcal{D}}_{ℱ}$ ，且$\varphi$ 所表达的谓述与${ℛ}_{ℱ}$ 一致。

其中$Re{f}_{ℱ}\left(t\right)$ 是名称$t$ 在框架$ℱ$ 中的指称函数，它由框架的规则${ℛ}_{ℱ}$ 所定义。注意，$Re{f}_{ℱ}\left(t\right)$ 的存在不依赖于$t$ 在现实世界中有指称。

定义2.2 (准假)：给定文化框架$ℱ=\langle {ℛ}_{ℱ},{\mathcal{D}}_{ℱ}\rangle$ ，语句$\varphi$ 在$ℱ$ 中具有准真值$F_{ℱ}$ ，当且仅当其否定$\neg \varphi$ 满足定义2.1的条件(即${ℛ}_{ℱ}⊢\neg \varphi$ )。

定义2.3 (无定义)：给定文化框架$ℱ=\langle {ℛ}_{ℱ},{\mathcal{D}}_{ℱ}\rangle$ ，语句$\varphi$ 在$ℱ$ 中具有准真值$U_{ℱ}$ ，当且仅当$\varphi$ 既不满足准真的条件，也不满足准假的条件，即$\varphi$ 和$\neg \varphi$ 均无法由${ℛ}_{ℱ}$ 演绎得出，且$\varphi$ 涉及的主词不在${\mathcal{D}}_{ℱ}$ 中。

3. 准真值与经典真值的关系

定理3.1 (现实框架的特例性)：现实世界框架$\mathcal{W}$ 可视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框架${ℱ}_{\mathcal{W}}=\langle {ℛ}_{\mathcal{W}},{\mathcal{D}}_{\mathcal{W}}\rangle$ ，其中${ℛ}_{\mathcal{W}}$ 由现实世界的事实和因果律构成，${\mathcal{D}}_{\mathcal{W}}$ 由现实世界存在的实体构成。此时，对于任意语句$\varphi$ ：

$Q_{{ℱ}_{\mathcal{W}}}\left(\varphi \right)=T_{{ℱ}_{\mathcal{W}}}\iff T_{\mathcal{W}}\left(\varphi \right)=T$

即经典真值是准真值在现实世界框架下的特例。

定理3.2 (本体论中立性)：对于任意文化框架$ℱ\ne \mathcal{W}$ 和任意语句$\varphi$ ：

$Q_{ℱ}\left(\varphi \right)=T_{ℱ}\nRightarrow T_{\mathcal{W}}\left(\varphi \right)=T$

且

$Q_{ℱ}\left(\varphi \right)=T_{ℱ}\nRightarrow \exists x\in {\mathcal{D}}_{\mathcal{W}}\left(x=Re{f}_{\mathcal{W}}\left(t\right)\right)$

其中$t$ 是$\varphi$ 的主词。即准真值的赋予不承诺语句的主词在现实世界中存在。

定理3.3 (框架特异性)：对于同一语句$\varphi$ 和两个不同的文化框架${ℱ}_1$ 与${ℱ}_2$ ，可能同时成立：

$Q_{{ℱ}_1}\left(\varphi \right)=T_{{ℱ}_1}$ 且$Q_{{ℱ}_2}\left(\varphi \right)=F_{{ℱ}_2}$

这取决于两个框架的规则集${ℛ}_{{ℱ}_1}$ 与${ℛ}_{{ℱ}_2}$ 的差异。

4. 准真值的逻辑运算规则

对于任意文化框架$ℱ$ ，若语句$\varphi$ 和$\psi$ 均在$ℱ$ 中有定义(即$Q_{ℱ}\left(\varphi \right)\ne U_{ℱ}$ 且$Q_{ℱ}\left(\psi \right)\ne U_{ℱ}$ )，则准真值在框架内遵循经典逻辑的运算规则：

① 合取：$Q_{ℱ}\left(\varphi \wedge \psi \right)=T_{ℱ}$ 当且仅当$Q_{ℱ}\left(\varphi \right)=T_{ℱ}$ 且$Q_{ℱ}\left(\psi \right)=T_{ℱ}$ ；否则为$F_{ℱ}$ 。

② 析取：$Q_{ℱ}\left(\varphi \vee \psi \right)=F_{ℱ}$ 当且仅当$Q_{ℱ}\left(\varphi \right)=F_{ℱ}$ 且$Q_{ℱ}\left(\psi \right)=F_{ℱ}$ ；否则为$T_{ℱ}$ 。

③ 否定：$Q_{ℱ}\left(\neg \varphi \right)=T_{ℱ}$ 当且仅当$Q_{ℱ}\left(\varphi \right)=F_{ℱ}$ 。

④ 蕴含：$Q_{ℱ}\left(\varphi \to \psi \right)=F_{ℱ}$ 当且仅当$Q_{ℱ}\left(\varphi \right)=T_{ℱ}$ 且$Q_{ℱ}\left(\psi \right)=F_{ℱ}$ ；否则为$T_{ℱ}$ 。

5. 跨框架陈述的处理原则

对于涉及多个文化框架的复合语句(如$\varphi \wedge \psi$ 且$\varphi$ 在框架${ℱ}_1$ 中定义、$\psi$ 在框架${ℱ}_2$ 中定义)，准真值理论引入以下语用原则：

原则5.1 (框架识别优先)：听者首先识别每个子句所隶属的主导框架，若子句的指称表达式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则优先使用现实世界框架$\mathcal{W}$ 进行评价；否则，根据文化能力识别其隶属的文化框架。

原则5.2 (语用可接受性)：跨框架复合语句不追求单一的真值，而是以语用可接受性$A\left(\varphi \right)$ 作为评价标准。$A\left(\varphi \right)=1$ 当且仅当：

① 每个子句在其所属框架中均有定义(即非$U_{ℱ}$ )；

② 子句之间的框架关系可以被听者理解(如存在现实关联、框架重叠或语用意图明确)；

③ 整个语句在语境中具有信息性和融贯性。

定义5.3 (框架重叠点)：一个实体$e$ 是框架${ℱ}_1$ 和${ℱ}_2$ 的重叠点，当且仅当$e$ 同时出现在${\mathcal{D}}_{{ℱ}_1}$ 和${\mathcal{D}}_{{ℱ}_2}$ 中(如现实世界中的“贝克街221B”同时也是柯南·道尔框架中的地点)。重叠点为跨框架陈述提供了语用衔接的基础。

下面文本将用虚构作品中的对象，神话传说或宗教中的对象，科学理论的对象以及社会建构中的拟制实体来对该模型的解释力进行全面得到说明。当我们使用“福尔摩斯”这一名称进行指称时，根据“双层语义–语用整合模型”，这一过程首先进入语义层：心智自动生成带有存在预设的指称意向，默认指向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实体，并基于共享知识核查这一预设。由于福尔摩斯是柯南·道尔笔下的虚构侦探，预设核查迅速失败，触发模型向语用层切换。此时，认知主体凭借文化能力瞬间识别出“福尔摩斯”所属的文化框架——以柯南·道尔小说为核心的“福尔摩斯宇宙”，该框架由小说文本、衍生作品及粉丝共识构成。在这一框架内，参与者进入受规则约束的假装游戏，将“福尔摩斯”作为框架内的假装指称对象，其相关描述(如“住在贝克街221B”、“擅长演绎法”)转化为框架的公共认知规则。于是，对福尔摩斯的陈述(如“福尔摩斯是侦探”)虽无现实真值，却在框架内获得稳固的准真值，支撑起虚构世界内部的连贯推理与情感投入。当我们使用“孙悟空”这一名称进行指称时，模型首先在语义层生成带有存在预设的指称意向，默认指向现实实体并核查其存在。由于孙悟空是中国神话《西游记》中的虚构角色，预设核查失败，触发向语用层的切换。认知主体凭借文化能力识别出“孙悟空”所属的神话框架——以《西游记》文本为核心、涵盖民间传说与影视改编的“西游宇宙”。在这一框架内，参与者进入假装游戏，将孙悟空视为框架内的指称对象，其相关描述(如“拥有金箍棒”、“会七十二变”)成为框架的公共认知规则。对孙悟空的陈述(如“孙悟空大闹天宫”)因此获得框架内的准真值，允许人们在神话框架内进行推理、讨论和情感共鸣，而无需纠结于现实存在。对于信徒而言，该神话框架可能与现实框架重合，使陈述同时获得准真值与现实真值。当我们使用“燃素”这一名称进行指称时，模型首先在语义层生成带有存在预设的指称意向，默认指向现实中的物质实体并核查其存在。由于现代化学证实燃素并不存在，预设核查失败，触发向语用层的切换。认知主体凭借科学史知识识别出“燃素”所属的历史科学框架——18世纪燃素说理论体系，该框架由施塔尔等人的著作和当时科学共识构成。在这一框架内，参与者(如历史研究者)进入一种模拟性理解，将燃素视为框架内的理论实体，其相关描述(如“燃烧时释放”、“具有负质量”)成为框架的认知规则。于是，“燃素在燃烧中释放”这类陈述在燃素说框架内获得准真值，解释了该理论在当时何以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同时也揭示了随着科学革命框架更迭，准真值成为历史陈述而现实真值仍为假的双重性质。当我们使用“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名称进行指称时，模型首先在语义层生成带有存在预设的指称意向，默认指向一个现实中的法律主体并核查其存在。与虚构实体不同，预设核查成功：在现实社会制度中，股份有限公司确实存在，能够签订合同、拥有财产。然而，这种存在是法律拟制的结果，其指称合法性源自法律框架。认知主体识别出“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法律框架–公司法体系，该框架由成文法、判例和司法解释构成的规则集定义。在这一框架内，“公司”是论域中的正式实体，其相关规则(如“以其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正是框架的基本认知规则。因此，该陈述在法律框架内获得准真值，同时由于法律规则构成了现实社会事实，该陈述在现实世界框架中也获得经典真值，形成准真值与真值的重合，体现了法律拟制实体如何通过社会建构将框架内规则转化为现实效力。

通过文学虚构、神话宗教、科学史误认与法律拟制这四类对象对“双层语义–语用整合模型”的系统验证，深刻彰显了该模型在指称理论研究中的多重理论意义：首先，它确证了模型的核心机制——“存在预设检验–文化框架识别–准真值生成”——具有跨越不同存在论领域的普遍适用性，无论是纯粹想象、历史误信、宗教信仰还是社会建构，都能以统一的动态认知过程加以解释，从而彻底超越了传统指称理论在面对多元指称现象时不得不引入特殊本体论或分而治之的碎片化困境；其次，它展示了准真值概念的本体论中立性与框架特异性如何在不同领域中灵活运作——在虚构和神话中独立于现实，在科学史中承载理论更迭的历史维度，在法律中通过框架与现实的重合实现制度性效力，这种多维度的解释力充分证明了模型并非为某一类现象量身定制的特设性理论，而是真正具有范式意义的整合性框架；最后，这四类验证共同揭示了人类指称实践的深层统一性：无论是谈论福尔摩斯、孙悟空、燃素还是股份有限公司，我们都在运用同一套认知能力——在预设检验基础上，根据语境灵活切换并驻留于相应的文化框架，通过框架内的公共规则赋予话语以意义和可推理价值。这种统一性说明，指称的本质并非静态的“语词–世界”对应关系，而是人类在公共文化实践中动态建构意义的认知–语用过程，而“双层语义–语用整合模型”正是对这一本质的精准刻画与系统性表达。

6. 结语

本模型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广泛的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它超越了分析哲学中描述论与直接指称论长达半个世纪的对立局面，通过引入“存在预设”作为认知开关和“框架切换”作为动态机制，将指称重构为一个从个体意向到公共实践的整合性过程，从而为“空名”难题提供了一个既尊重直觉又逻辑自洽的解决方案；同时，它创造性地融合了心灵哲学、语言哲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将塞尔的意向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与认知框架理论编织成一个连贯体系，为意义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多层级的新范式。在现实层面，该模型为诸多涉及“非实在实体”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清晰的解释框架：在文学与艺术领域，它解释了为何我们能与虚构人物产生真实的情感联结并进行严肃讨论；在科学史与教育中，它阐明了“燃素”等被摒弃理论术语的认知功能；在法律与制度语境中，它能分析“法人”、“权利”等拟制实体的指称基础；在人工智能领域，它为自然语言处理中理解虚构指称和语境切换提供了认知模型；最后，在跨文化交流中，它揭示了不同文化框架的识别与切换是理解神话、宗教话语的关键，促进了更深层次的意义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