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深化，县域地区由于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老龄化程度普遍高于城市。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核心枢纽，承载着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文化遗产，涵盖文物建筑、非遗项目、口述史、集体记忆、家族谱系、乡土知识体系等，是我国传统文化根脉的重要载体，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资源支撑。当前，人口老龄化与县域文化遗产保护形成双向交织、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老龄化带来的传承主体高龄化、后备力量断层、社区活力不足等问题，直接加剧了县域文化遗产的生存危机，文物建筑衰败、非遗失传、乡土知识流失等现象日益突出[1]；另一方面，老年人作为县域文化遗产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承者，其角色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也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与此同时，国家先后出台《“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2]《“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推动老龄化社会治理与文化遗产保护协同发展，为县域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但从实践来看，当前县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多聚焦于单一遗产类型的修复与传承，忽视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深刻影响，相关研究也多集中于城市或宏观层面，针对老龄化县域的专项研究较为匮乏，尤其缺乏对“劳动力外流、财政约束等因素影响文化遗产保护”的机制性分析，以及可操作的差异化保护路径探索，难以适配县域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需求。
结合研究问题，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命题：命题1：劳动力外流、财政约束、治理能力不足、旅游化程度过高，会加剧贵州老龄化县域文化遗产保护困境，且对物质遗产、非遗、口述史、乡土知识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命题2：老年人的文化主体性激活程度与县域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效果呈正相关，其在非遗技艺传承、集体记忆传递中的核心作用可有效缓解传承断层困境，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老龄化社会治理协同发展。
2. 相关概念界定
人口老龄化县域：结合人口学界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定义与县域自身特征，人口老龄化县域是指同时满足人口老龄化判定标准与县域地域特征，老年人口占比持续提升、年龄结构呈现老年型特征的县域行政区域。其中，人口老龄化的判定遵循国际通用标准与人口学界共识，即县域内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7%，此处的“人口老龄化”仅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提升这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不包含老年人口数量单纯增加的含义[3]。本文研究案例选取主要从县域自身特征来看，人口老龄化县域普遍具备城乡衔接的区位属性，以及年轻劳动力外流显著的人口流动特点——年轻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进一步加剧了县域人口老龄化程度，形成“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文化传承主体以老年人为主”的鲜明特征。
本文选取荔波县、黎平县作为具体研究对象，核心在于二者均契合上述人口老龄化县域的核心特征，且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同时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能够为县域人口老龄化相关研究提供多元样本支撑。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黎平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7.7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20% (表1) [4]，荔波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5.51%、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2.28% (表2) [4]，两县两项老年人口占比指标均远超国际通用的人口老龄化判定标准，年龄结构呈现典型的老年型特征，人口老龄化态势显著。从县域人口流动与发展特征来看，两县均地处黔桂交界的民族地区，兼具城乡衔接的区位属性，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年轻劳动力外流现象突出，进一步加剧了本地人口老龄化程度，形成了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区域特征，也使得县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以老年人为主，老龄化与文化传承的关联特征尤为鲜明。
从文化遗产资源禀赋来看，黎平县则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73项，含人类非遗1项、国家级7项、省级23项、州级16项、县级26项，侗族大歌、侗戏等非遗项目兼具民族性与代表性(表3) [5]；荔波县拥有县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52项，涵盖水族、布依族、瑶族等多个民族的习俗、传统技艺、传统舞蹈等多元类型，其中国家级3项、省级10项、州级4项、县级34项(表4) [6]。目前官方统计数据虽多集中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但两县同时积淀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与乡土知识，民族特色鲜明、地域底蕴深厚，是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富集之地，非遗传承与人口老龄化的现实矛盾与融合发展需求尤为突出。
综上，荔波县、黎平县既满足人口老龄化县域的核心判定标准，又具备城乡衔接的区位属性、年轻劳动力外流显著的人口流动特点，且形成了老年人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鲜明特征，同时二者在老龄化程度、区域特色、文化类型上存在一定差异，能够精准反映县域人口老龄化的多元形态，因此选取二者作为本研究的案例对象，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典型性。
Table 1. Age composition of population in Liping County (Unit: %)
表1. 黎平县人口年龄构成(单位：%)
县(市) |
0~14岁 |
15~59岁 |
60岁及以上 |
其中：65岁及以上 |
黎平县 |
26.39 |
55.86 |
17.76 |
13.20 |
Table 2. Age composition of population in Libo County (Unit: %)
表2. 荔波县人口年龄构成(单位：%)
县(市) |
0~14岁 |
15~59岁 |
60岁及以上 |
其中：65岁及以上 |
荔波县 |
23.22 |
61.27 |
15.51 |
12.28 |
Table 3. Compil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s at all levels in Liping County
表3. 黎平县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整理表
级别 |
数量 |
遗产名称 |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级) |
1项 |
侗族大歌 |
国家级 |
7项 |
侗戏、月也、侗族琵琶歌、侗族萨玛节(祭萨)、侗族款约、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侗族服饰 |
省级 |
23项 |
侗族摔跤、侗族芦笙会、哆耶(踩歌堂)、侗族河边腔、侗族婚俗、求雨祭典、记坚习俗、珠郎娘美、吉金列美、蓝靛靛染工艺、君琵琶、侗族牛腿琴歌、侗族笛子歌、社节、侗年、侗族武术、三省坡苗族民歌、侗族医药・痧症疗法、侗族抬官人、侗族油茶文化、黎平民间庙会、侗族牛(羊)瘪制作技艺、腌鱼制作技艺 |
州级 |
16项 |
千三祭祖节、黎平平寨苗族情歌、天甫洞哭歌、黎平山歌、十八寨花腔歌、泥人节、水师医术、构皮纸制作技艺、葛布制作技艺、豆染技艺、关公洗澡习、侗果制作技艺、关秧门、苗族剪纸、侗族银饰制作技艺、侗族民间器乐制作技艺(侗族琵琶制作) |
县级 |
26项 |
侗锦、苗族服饰、侗族拦路歌、侗族酒令歌、瑶族芦笙舞、食薪习俗、黎平民间玩故事、黎平民间编织技艺、黎平民间雕刻(塑)技艺、黎平米粉、黎平苗族民歌、水族民歌、瑶族武术、苗族芦笙舞、仰阿莎、苗族笛子歌、新洞庞桶菜制作技艺、沧浪园子制作技艺、油茶古法压榨技艺、苗侗草药保健疗法、烧烫伤疗法、针挑羊毛疔疗法、蛋包银退烧疗法、虫茶养生疗法、花衣苗婚恋习俗、吃娘茶 |
Table 4. Compil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all levels in Libo County
表4. 荔波县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表
级别 |
数量 |
遗产名称 |
国家级 |
3项 |
水书习俗(黔南州)、瑶族猴鼓舞、布依族傩戏 |
省级 |
10项 |
雯当姆、瑶族打猎舞、瑶族民间陀螺竞技、水族民间酿酒工艺、水族石雕、瑶族凿壁谈婚习俗、布依族“固僦”习俗、荔波古法红糖制作技艺、布依族酿酒技艺、瑶族树膏染技艺 |
州级 |
4项 |
布依族笔管歌、青瑶岩洞葬、布依族布艺、荔波竹编技艺 |
县级 |
34项 |
布依族上刀山下火海、布依族古法造纸技艺、苗族酿造技艺、瑶族酿造技艺、苗族银制工艺、布依族染制工艺、水族染制工艺、瑶族染制工艺、苗族染制工艺、布依族土法纺织工艺、布依族婚俗、水族婚俗、苗族婚俗、白裤瑶二次洞葬(砍牛祭)、苗族鼓葬、布依族六月六歌节、布依族四月八斗牛节、水族端节、水族卯节、苗族跳苗节、瑶族医药、水族糯米节习俗、古法福糕工艺、苗族山歌、瑶族山歌、水族山歌、布依族山歌、布依族竹竿舞、苗族芦笙踩堂、布依族刷把舞、水族花架舞、瑶族铜鼓舞、布依族龙狮舞、布依古文占卜、解关习俗、瑶族瑶陶制作技艺 |
3. 人口老龄化县域中老年人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角色价值
3.1. 非遗传承的核心载体：技艺持有者
老年人是地方戏曲、传统手工艺、节庆仪式等非遗项目的核心承载者，掌握着技艺精髓，是非遗技艺活态传承的“活化石”，其技艺传承的连续性与完整性，直接关系到各类非遗项目的生存根基与长远发展，更是维系贵州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核心力量。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侗族大歌、侗族剪纸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侗族文化的核心标识，而传承人则是这些技艺得以延续的关键所在。当地侗族大歌、侗族剪纸的高龄传承人，历经数十年的钻研与实践，熟练掌握着最传统、最地道的技艺技法，从侗族大歌的多声部合唱技巧、曲调韵律，到侗族剪纸的纹样设计、裁剪手法，每一个细节都保留着非遗技艺的原生风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高龄传承人不仅精通技艺本身，更深刻理解技艺背后蕴含的侗族人民的生活智慧、民俗文化内涵与族群精神，他们传承的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侗族先民的生产生活记忆、审美追求与民俗礼仪，是侗族文化根脉得以维系的核心载体。传承人都将毕生精力奉献给非遗传承事业，他们身上承载的技艺、文化与记忆，构成了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宝库，实为“行走的文化基因库”，其核心价值对贵州非遗活态传承与民族文化延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3.2. 地方历史的讲述者：社区记忆的“活档案”
县域作为我国城乡衔接的核心枢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与鲜活的地域文化，而集体记忆作为县域文化根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地方认同感、凝聚社区情感、传承地域文明的精神纽带。在县域发展进程中，老年人作为县域历史变迁的亲身亲历者与全程见证者，凭借其漫长的生活阅历与深刻的生活体验，承载着地方社会发展、民俗演变、人文积淀等丰富的集体记忆，成为地方历史的“活讲述者”。与文献记载的抽象化、碎片化相比，老年人传递的地方故事兼具真实性、鲜活度与细节感，不仅能够还原县域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风貌、生产生活场景与民俗礼仪，更能为县域口述史系统整理、地方历史学术研究提供不可替代的核心素材，筑牢县域文化传承的根基，维系县域文化根脉的延续性。
3.3. 民俗活动的组织者：维系社区凝聚力的关键角色
民俗活动活态传承离不开核心组织者的坚守与推动。老年人作为县域民俗文化的亲身经历者与深度践行者，凭借数十年的生活积淀与文化积累，熟练掌握地方节庆仪式、民俗活动的完整流程、核心规范与深层文化内涵，深谙民俗活动中的各类礼仪、禁忌与细节要求，成为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核心组织者。他们以自身的号召力，带动社区居民尤其是青少年主动参与民俗活动，不仅有效激活了社区文化活力、增强了社区文化凝聚力，更搭建起民俗文化代际传递的重要桥梁，为贵州多民族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注入了持久动力，同时也丰富了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了文化传承与老年生活提质的双向赋能[7]。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作为侗族文化的核心聚居区，各类侗族民俗活动底蕴深厚、形式多样，而当地高龄老年人则是这些民俗活动组织传承的核心力量。黎平县的老年人大多自幼浸润在侗族民俗文化氛围中，熟练掌握侗族萨玛节、侗族大歌演唱、鼓楼祭祀等民俗活动的全套流程，从活动筹备、礼仪主持、节目编排到现场组织，深刻理解每一项仪式背后蕴含的侗族先民崇拜、族群伦理与生活智慧。
4. 人口老龄化县域中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困境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贵州县域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各类困境，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劳动力外流、财政约束、治理能力不足等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差异化机制作用于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集中体现。结合贵州多民族县域实际，以下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载体与乡土知识体系三大类别，剖析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机制及对应的困境表现。
4.1. 物质文化遗产：无人守护的“沉默遗产”
贵州多民族县域的物质文化遗产以传统村落、文物建筑(如侗族吊脚楼、瑶族老宅)为核心，其保护状况主要受综合变量影响，形成“看管缺失–修缮不足–破坏加剧”的传导机制。
劳动力外流是导致物质遗产困境的核心诱因，其影响机制主要体现为人口空心化→守护缺位→自然衰败+人为破坏。随着城镇化推进，贵州多数传统村落年轻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导致常住人口锐减、人口老龄化突出，如黔东南黎平县堂安侗寨近十年常住人口下降，现存多为老年人，大量侗族吊脚楼因长期空置、缺乏日常居住与维护，叠加贵州多山地多雨的气候特征，雨水侵蚀、潮湿霉变、病虫害侵害等自然因素持续作用，逐步出现木柱腐朽、瓦片脱落、墙体开裂等破损现象。同时，人口空心化导致村落缺乏专业看管人员与有效安全防控设施，进一步引发人为破坏，如黔南荔波县瑶山古寨的传统老宅，其蕴含瑶族文化内涵的雕花窗棂因无人值守发生被盗，造成不可逆转的文化损失，而治理能力不足导致此类破坏行为无法及时被发现、制止，加剧了遗产损毁风险。
财政约束则是资金短缺导致修缮乏力，进一步加剧物质遗产的衰败。贵州老龄化县域多为经济欠发达区域，财政资金优先投入养老、医疗等民生领域，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供给不足，既无法支撑文物建筑的常态化修缮，也难以完善安全防控设施；部分县域即便有少量专项资金，也存在分配不均衡问题，多向核心区重点文保单位倾斜，非核心区域的乡土文物建筑仍面临“无人修缮、无人守护”的沉默困境。
4.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高龄化与后继无人的“濒危技艺”
贵州非遗涵盖传统技艺、地方戏曲、节庆仪式等类别，其保护传承困境呈现出传承主体流失，技艺断层，内涵弱化的特征。
劳动力外流与传承意愿弱化共同导致传承主体断层，这是非遗濒危的核心机制。受县域产业结构单一、就业机会有限影响，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且受城市流行文化、现代生活方式冲击，年轻一代对本土非遗的认同感、传承意愿显著下降，不愿留在县域学习传承非遗技艺[8]。这种断层现象在传统手工技艺中尤为突出，如黔东南台江县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其工艺流程复杂精湛、耗时费力，目前仅靠少数人坚守，面临“人亡艺绝”风险；在地方戏曲领域，安顺地戏曾有百余堂戏班正常演出[9]，如今因年轻受众流失、传承人群老龄化，演员多为农村老人，排练常因“凑不齐人”被迫取消，活态传承难以维系。
财政约束加剧非遗传承困境。县域财政短缺导致非遗传承人扶持资金不足，难以开展技艺培训、记录整理等工作，高龄传承人因缺乏支撑，无法系统开展技艺传授；同时，资金短缺也导致非遗传承平台缺失，难以培育年轻传承力量，进一步固化了“高龄坚守、后继无人”的传承格局，部分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也因缺乏挖掘与传播而逐渐弱化。
4.3. 文化记忆载体与乡土知识体系加速消解
贵州县域的文化记忆载体(口述史、集体记忆)与乡土知识体系(生态智慧、家谱文化)，主要依赖口传心授、代际实践传递，其面临着代际传递断裂→知识遗忘→文化根脉弱化的消解困境。
劳动力外流直接导致代际传递断裂，这是文化记忆与乡土知识消解的核心诱因。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定居，与高龄长辈缺乏共同生活与交流的机会，老歌师、巫师、祭司等口述史核心传承人掌握的古歌、迁徙史诗、创世神话等内容，因缺乏倾听者与继承者，面临“人亡史失”的困境；同时，年轻一代脱离农业生产，对梯田稻鱼鸭共生系统、草药辨识、看云识天气等传统生态智慧，既无需应用也不愿学习，导致这些依托实践传递的乡土知识逐渐被遗忘。
财政约束与认知不足则进一步加剧消解进程。财政资金短缺导致口述史整理、乡土知识挖掘的人力、物力投入不足，无法开展系统性的记录、存档工作，大量珍贵的文化记忆与乡土知识仅靠高龄老人的记忆留存，面临失传风险；而县域基层政府与居民对这类“无形遗产”的保护价值认知不足，忽视老年人作为文化“活载体”的核心角色，未搭建传承平台、完善激励机制，导致老年人的传承潜力未被充分挖掘，文化记忆与乡土知识的代际传递缺乏支撑，最终出现双重流失，削弱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也为乡村振兴带来深层次挑战。
5. 人口老龄化县域中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创新
5.1. 技术层面：低门槛数字化赋能
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贵州多县域面临文化遗产传承主体老化、年轻传承力量不足的现实困境，而低门槛数字化手段凭借低成本、易操作、广覆盖的优势，成为破解这一困境、激活文化遗产传承活力的重要路径。具体而言，可依托“贵州数字乡村”公共服务平台的基础支撑，专项开展“银发声影·非遗留存”计划，联动省内高校、本地文旅部门形成协同合力。组建暑期实践志愿服务队，深入老龄化程度较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富集的县域，避开专业数字化设备操作复杂、成本较高的短板，以智能手机为核心拍摄工具，搭配简易剪辑软件，为当地高龄非遗传承人、乡土文化老者提供免费拍摄服务。拍摄特色文化，重点记录技艺演示细节、文化内涵解读、口述历史回忆等核心内容，确保文化遗产的原生性与完整性[10]。
5.2. 政策层面：多元协同治理
破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县域文化遗产传承困境，需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以省级政策为引领、社会组织为支撑、文旅融合为抓手、家庭联动为根基，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发力的保护传承合力[11]。
省级层面，通过为高龄传承人发放带徒补贴，筑牢传承根基，为后续各方参与提供政策与资金导向。在此基础上，引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专业社会组织，开展陪伴式记录工作，精准对接高龄传承人需求，弥补基层保护专业短板，呼应省级扶持政策的落地。
依托“村超”“村BA”成功经验开发“非遗体验游”，让高龄传承人通过技艺传授获得收入，既激活了传承动力，也让社会组织记录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实际价值，实现政策扶持与实践赋能的衔接。同时，通过“文明家庭”评选倡导家庭参与，鼓励子女协助高龄父母整理文化资料，既夯实了文化传承的家庭基础，也进一步延伸了省级政策与社会组织工作的覆盖面，形成“政策引领–专业支撑–实践赋能–家庭扎根”的协同闭环，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与老年人赋能双向发展。
5.3. 完善集体记忆与乡土知识保存机制，破解代际断层难题
为破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县域文化遗产代际断层难题，需着力完善集体记忆与乡土知识保存机制，以系统化、活态化方式留住县域文化根脉，推动乡土文化跨代传递。一方面，要搭建专业化口述史整理平台，可借鉴先进实践经验，联动专业研究人员与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对接贵州县域高龄老年人——作为乡土知识与集体记忆的“活载体”，系统开展口述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建立规范化口述史数据库，并通过短视频、音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扩大乡土文化影响力。结合贵州县域实际，针对施秉县等已有相关实践基础的县域，可进一步优化口述史整理流程，丰富资料类型，强化数据库的更新与传播；针对从江县等尚未系统开展口述史整理工作的县域，可优先对接高龄老年人，重点整理地方历史沿革、少数民族民俗典故、乡土生产生活知识等核心内容，逐步完善口述史保存机制，切实留住县域集体记忆。另一方面，要推动家族谱系与乡土知识活化传承，结合贵州各县域文化特色与实际情况，广泛开展家族谱系整理活动，鼓励高龄老年人主动参与谱系续写、修订工作，对保存完整、具有文化价值的家族谱系进行数字化存档，实现家族文化的长效留存。同时，深度挖掘乡土知识的时代价值，将其有机融入县域中小学教育、乡村文化建设全过程，推动乡土知识在代际间有效传递。
5.4. 整合资源，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县域老龄化社会治理协同发展
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县域老龄化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核心在于整合各类资源、凝聚多方合力，实现文化传承与老龄化治理的双向赋能、互促共进。一方面，要深度整合文化与养老资源，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有机结合，既丰富高龄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其情感与精神需求[12]，也以养老场景为载体，推动本土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另一方面，要强化基层治理协同[13]，明确基层政府、文化和旅游部门、社区(村寨)、高龄老年人、志愿者等多方主体的职责定位。其中，施秉县可进一步完善现有协同机制，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配合，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与老龄化治理协同推进的效率；从江县可重点强化基层政府的引导作用，积极整合民间传承力量、高校实践资源等外部力量，有效弥补当地文化保护专业人才短缺、资金不足的短板，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县域老龄化社会治理工作有序开展、深度融合。
6. 结语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县域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系县域文化根脉、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促进老龄化社会治理协同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应加强对老龄化县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立足贵州多民族县域实际，依托黎平县、大方县等案例实践经验，推动保护路径的创新完善，破解资金短缺、传承断层等核心难题，充分激活老年人的文化主体性，为县域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提供坚实保障。同时，还需要加强区域交流合作，借鉴各地先进保护经验，推动老龄化县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质增效。最终实现“文化得以传承、老人得以发挥价值、县域得以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让县域文化根脉在时代变迁中得以延续，让老年人在参与文化传承中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过上幸福充实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