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逐渐增大，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步伐显著加快，这必将促使我国金融生态既面临改善发展的良好契机，同时又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加快改善我国的金融生态必将是未来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应有之义。
生态学和仿生学的发展为金融生态开辟了理论基础，而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 Boulding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则为金融生态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金融系统提供了依据和基础(周炯、韩占兵，2010) [1] 。金融生态理论伴随着演化经济学、金融结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功能理论的发展而得以深化和拓展，金融生态研究的内容亦渐次丰富和完善。
国内较早关注金融生态问题的学者是白钦先教授，他于2001年首先提出“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强调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2] 。2004年周小川行长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上将生态学的概念引申到金融领域，并在2005年答记者问中系统阐述了金融生态的概念。他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系统概念，包括良好法律和执法体系的建设，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明确的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标准，市场体系完善程度及专业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多方面[3] 。对此概念的理解及内涵的延伸，苏宁(2005)指出“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比喻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如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4] 。徐诺金(2005)进一步指出，金融生态是一种动态平衡系统，即“指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5] ，王明梅(2006)对金融生态的界定与此类似[6] 。
金融生态概念的正式提出为金融发展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受此导引，学界开始了对金融生态进行诸多探索，基于在生态系统层面开始观察和解释金融现象，大体向三大方面拓延：一是研究中国整体金融生态系统及其内部的决定因素、存在问题、特征以及评价体系，典型代表是林永军(2005) [7] 、徐诺金(2005)、张韶辉(2007) [8] 、黄国平等(2007) [9] ，朱德位(2006)则从社会金融体制视角探讨了我国金融生态的局限性[10] ；二是将研究视阈从全国转向各省市或自治区，研究区域金融生态及其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如周炯等(2010) [11] 、孙毅等(2013) [12] 、金欣雪(2014) [13] 、卜建明(2014) [14] 、肖慧敏(2014) [15] ，曾之明等(2014)专就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进行探讨[16] ；三是金融生态与经济发展(增长)、货币政策效应的关系，代表性的有潘功胜(2013) [17] 、于平等(2013) [18] 、王东明等(2013) [19] 、许明等(2014) [20] 。其它大量文献仍解析了金融生态视角下的互联网金融发展、商业银行发展、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等与金融生态息息相关的诸多议题。
关于人民币跨境流通的研究则涌现出大量论著，议题主要涵盖人民币跨境流通对金融安全的影响(樊永勤，2010；牟怡楠，2010；李南等，2010) [21] -[23] 、人民币跨境流通的潜在风险(李婧，2007；马荣华，2009；王顺等，2011) [24] -[26] 、人民币跨境流通与区域化国际化的关系(姚小东等，2010) [27] 、人民币跨境流通对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的影响(李婧等，2004；徐奇渊等，2012；高岩，2013) [28] -[30] ；部分文献还探讨了人民币跨境流通中监测系统、清算体系、贸易结算等。
总体来看，上述文献从多个视角剖析了人民币跨境流通、金融生态中的诸多问题，为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以及改善我国金融生态提供了富有洞见的启迪，然而仍缺少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全面深入剖析。基于此，论文系统剖析人民币跨境流通对金融生态的影响，试图解析其带来的负向影响，并分析其正向影响，以期对当前推进人民币跨境流通，在逐步实现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能窥视其效应并对相关决策提供有益资鉴。
2. 人民币跨境流通与金融生态的关系
人民币跨境流通是指人民币跨越国境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执行支付手段、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等职能。人民币跨境流通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其流通规模、流通途径离不开国内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受国内金融生态的支撑和制约，与金融生态的发展休戚相关。
2.1. 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受金融生态环境制约
虽然人民币的跨境流通规模仍在渐次增加，其在部分周边国家的流通量平稳增长，但使用范围仍有待于扩大，人民币流通量与其他国际货币相比仍相差甚远，而这与我国金融生态的发展密不可分。虽然我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型经济体，但由于各种体制机制弊端，我国的金融生态系统仍不够完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问题比较突出，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下游位置，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中的影响力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话语权不大，金融竞争力在世界上排名不高，影响了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二是国内金融生态体系仍存在很多尚待完善提高之处，如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化和有序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展金融市场的深广度，建立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和法律法规，加强金融监管改革，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境外持有人获得、使用人民币的机会成本、兑换风险较高，不利于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的扩张。
2.2. 人民币跨境流通途径需要金融生态的强力支撑
鉴于我国缺乏以先进的全球性金融机构作支撑，加上金融机构管理水平整体落后、它们普遍匮乏在国际市场上的操作经验，导致人民币跨境流通途径相对狭窄，未能满足境外居民对人民币的实际需求。货币的供应、回笼和风险防控均是通过银行系统实现，但我国银行系统远未达到国际标准，无疑有碍于人民币的支付、结算。
我国银行系统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合作银行、村镇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等组成，但国有四大行的海外业务范围受较大制约，其它国内商业银行海外投资规模亦相对较小。参与人民币跨境流通中支付、结算等服务性金融机构的相对不足致使边境地区的地摊银行日益膨胀，其业务功能虽有限，亦不可能吸收公众存款，信誉度较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民互市、跨境旅游中少量的资金饥渴，这种地摊银行的存在同时不利于边境地区货币资金的监测和管理，统计分析难以真实体现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对边境地区的正规金融体系形成制约，不利于金融生态的改善和发展，影响人民币跨境的顺畅流通。
2.3. 人民币跨境流通与金融生态交互促进
金融生态环境的运行离不开货币流通和各种金融机构的良性运转，人民币跨境流通对它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必须在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流通的同时着力改善我国的金融生态，建立更加符合现代化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减弱人民币跨境流通对金融生态的负面影响，提升正向效应，从而通过“倒逼机制”或“反馈机制”促进我国金融生态的良性发展，这展现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互动发展的紧密关系。
3. 人民币跨境流通对金融生态的负向影响
人民币跨境流通可能给我国金融生态带来挑战和负面冲击，如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制约、资本项目管理效果下降及影响汇率改革，商业银行还可能面临各种金融风险。
3.1. 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调控效果
3.1.1.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一定制约
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的显著增大，必然增加境外人民币投资回流需求，国际资本就会选择多种渠道进出中国资本市场，若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实行低利率时，既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又将部分投机资本挤出到国际市场，引起本币贬值、引发国际市场的资产泡沫和通胀；若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国内加息政策会扩大国内外利差，诱使国际套利资本争相涌入国内市场，增大本币升值压力，而且低境外利率使境内利率有下降压力，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人民币大规模跨境流通，增加了境外主体持有的本币资产，意味着中国政府将面临更大规模的人民币负债，和更大规模的外汇资产，外汇储备增加，央行可能被动采取冲销策略，从而可能减弱货币政策效果。同时，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之间的利率、汇率差异，导致套利、套汇活动更加频繁，央行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将在外汇市场上面临更大的冲销压力(徐奇渊、何帆，2012)，而随着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套利、套汇方向可能发生逆转，加剧大规模短期跨境资金流动，从而对在岸市场和货币政策效果形成冲击。
3.1.2. 降低货币市场调控的有效性
利率市场化的逐渐发展，使我国开始重视通过市场化操作调控宏观经济，但在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市场化操作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当央行需要提高货币市场操作时，如增加债券购买，投放基础货币，就会引起本币贬值，利率下行导致套利方向发生逆转，致使跨境投机资本回撤，部分人民币资金可能通过隐蔽渠道亦流出境内，形成资本外逃。这将极大减弱央行通过货币市场操作的调控效果，削弱央行对经济的调整和控制能力。
3.2. 影响我国资本账户管理及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3.2.1. 削弱我国资本账户管制的有效性
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的显著增大，越来越多的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以及不断增加的境外人民币投资回流需求，都要求人民币资本与金融项下的管制逐步放松，我国对境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势成必然，而人民币直接投资(ODI)、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人民币证券投资1的开启，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与金融项下的人民币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规模的增长，反而可能“倒逼”中国政府加快资本账户放松管制的进程。
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上，由于人民币的大量流通和使用，其实际上已经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资金可以相对自由地跨境流动，这样部分资金则因人民币升值预期、利差的激励就会变成投机资本，并利用港澳市场以及新近推出的“沪港通”机制进出大陆资本市场，从而对内地证券市场形成冲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资本账户管理的有效性。
3.2.2. 影响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要求有合理的国际市场定价机制，这也是人民币跨境流通、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之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必将深化，逐步形成平衡内外利益、体现市场供求关系的汇率形成机制。但目前人民币与周边国家货币没有制定共同汇率定价机制，缺乏真实有效的官方汇率，在边境地区形成了地摊银行、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的民间汇率。而且，近年来由于投机者开始利用人民币在岸市场、离岸市场之间的汇率差别，进行大规模的套汇操作，这必然会加大境外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意愿，进一步提高境外人民币汇率水平，形成区别于境内的人民币汇率，这不利于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3.3. 增强金融机构经营中的不确定性
3.3.1. 增大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
一是商业银行面临潜在的流动性风险。部分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的银行存在着因境外人民币存款占比相对较高而不能确认境外居民持有的人民币存量，这些银行及其分支机构面临人民币“集中返存”和“大量提现”的压力，容易引发支付危机，甚至发生挤兑事件，造成不良后果。
二是商业银行面临利率风险。人民币跨境流通使境内外的人民币存款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增强，若境内外利差扩大，则会引起金融机构存款的波动；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驱动下，境外金融机构会以高出境内银行的利率吸收人民币存款，预期赚取汇差，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的经营安全。
三是由于我国边境地区的金融机构将境外流通中的人民币视为重要的存款资金来源，它们之间可能开展激烈的竞争，过度竞争将会导致经营成本和风险突发。
3.3.2. 金融机构面临信息不对称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将促使更多的参与者进入境内市场，商业银行需要在掌握境内贸易结算试点企业的基本信息基础的同时，仍需要全面了解境外交易者的信息，否则银行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由此增大。商业银行在人民币跨境贸易、投资结算中面临的欺诈风险、信用风险加大了参与结算的中资商业银行的风险压力，一些非法的地下交易，国际赌博活动还会给“反洗钱”工作带来诸多困难。
4. 人民币跨境流通对金融生态的正向影响
人民币跨境流通不仅有负面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正向作用。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不断扩大，流入流出量平稳增长，境外人民币存量的不断增加，人民币在周边国家边境地区的市场上作为支付结算工具地位稳固，对国内金融生态的影响深远甚之。
4.1. 通过“倒逼机制”推动我国完善金融管理体制
4.1.1. 促进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国货币能成为国际货币是本国经济发展和影响力扩大、信用等级较高等的综合体现，我国要想拥有世界货币的发行权，就需要促使人民币区域化、进而国际化。人民币跨境流通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其内在要求变革当前国内金融生态环境，即建立更加符合国际化标准的具有完备市场经济体系框架的金融生态环境。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推动和金融生态环境不完善的现实则“倒逼”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快改善国内金融生态环境，既能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促成国内、国际两个金融市场的双向互动，又能从根本上破除人民币国际化的“壁垒”。受倒逼机制的作用，使得加强人民币跨境流通成为推动我国完善金融管理体制的有效途径。
4.1.2. 加强我国金融法律和执法体系建设
人民币跨境流通和使用规模的不断扩大，必须具有相应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做支撑。但鉴于我国金融法制体系仍待完善，金融市场化程度、市场发育程度尚需提高，未能有效利用法律法规调配社会资源，从影响社会运行成本的视角优化法律程序，提高金融合约的执行效率。部分金融法律、法规(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不能适应当前日新月异的金融发展环境，这就必须增设、删减或更改部分金融法律条款，进而促进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完善，增强金融管理体制的灵活有效性，才能有效改善我国的金融生态。
4.1.3. 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
我国尚缺乏健全的信用登记制度、信用评估制度、信用风险预警和管理制度以及失信的制裁与公示制度等，现行的法律制度对失信行为和失信者缺乏有效惩治，失信违约成本较低。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标准也存在不完善性，尚待完善提高。伴随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的增大，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倒逼”国内金融管理体制、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发生变革，客观上亦要求不断促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明确进出口企业、上市公司以及金融机构等的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标准，同时必须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促使国内外金融市场的互动、融合，提高竞争力。
4.1.4. 提升金融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
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流通和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发展，必须提高金融活动参与者的专业化水平，特别是金融中介结构的服务水平和质量。除建立健全各种功能完备的金融机构体系、信用担保体系外，还要发展各种中介服务机构，诸如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等验证性中介机构、评估企业风险价值和风险评级信息的评估性中介机构、以及为银行提供企业项目投资和法律服务的咨询中介机构。人民币跨境流通需要各种金融中介的参与，因此对各种金融中介专业化发展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4.2. 以“反馈机制”拓宽中资银行的业务范围
4.2.1. 增加中资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
结算业务方面，国内外企业逐渐接受并使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未来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量将会逐步增加，必将成为中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长点；清算业务方面，中资商业银行开展人民币跨境清算业务，进一步扩大了代理行网络，将来可适应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的提升；投资业务方面，通过促成跨境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使人民币更多的通过资本市场渠道流向境外，也可为中资商业银行带来更多的中间业务收入。
4.2.2. 拓宽中资银行的融资渠道
人民币顺畅的流出入既可能增强境外持有人的持有意愿，又可拓宽中资银行的融资渠道。当前正在推进的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即“点心债券”)已成为人民币回流的主要通道，交行等多家中资商业银行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不仅开扩了中资商业银行的融资渠道，而且也为中资商业银行参与人民币离岸债券的承销与发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4.2.3. 提高参与金融活动主体的市场化程度
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的扩大，使用范围的扩延，使用主体的增多，市场参与主体不断融入人民币发行、流通、管理、交易等各项环节，市场竞争的加强使得经济主体通过不断革新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发掘潜在的投资机会，开发新的金融工具，活跃市场交易，促进市场化程度的显著提升。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人民币跨境流通是当前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步骤，其在边境及周边国家的跨境流通必将对国内原有金融生态提出挑战，降低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政策实施效果，但同时它既通过“倒逼机制”和“反馈机制”助益于金融生态的改善，并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币跨境流通，提高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程度，得出的结论及政策启示是：
1) 减弱人民币跨境流通带来的负向效应需稳步渐进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分析表明，人民币跨境流通因离岸市场、在岸市场之间的利率、汇率差异导致套利、套汇资本的跨境流动，从而影响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目管理的有效性。因此，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建立灵活、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在试行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的基础上，找准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时机和路线，稳妥有序的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2) 提升人民币跨境流通带来的正向效应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分析表明，人民币跨境流通助益于我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完善信用体系和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和提升金融中介结构的服务质量。因此，必须着力推进各项金融改革破解其存有的痼疾和顽症，不断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人民币、金融生态的稳定流通和持续良好发展，更好发挥二者间的正向导引功用。
3) 金融机构应加快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产品创新以应对冲击和提升盈利能力。分析表明，人民币跨境流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形成重要冲击，既面临利率风险、信用风险以及信息不对称风险，也助益于中资金融机构开辟收入源和投融资渠道。因此，中资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善于应用金融避险工具，降低人民币跨境流通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必须提高为人民币跨境投融资的金融产品创新能力，开发适合于人民币直接投资中的理财产品、证券投资中的债券品种，提高盈利能力。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南边疆金融安全问题研究——基于云南人民币跨境流通视角的考察”(项目号：B09001)的后期资助。
NOTES
1资本与金融项下，人民币证券投资的渠道有二：一则人民币流出渠道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即熊猫债券)、人民币境内合格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即人民币QDII)；二则人民币回流渠道包括境内机构在香港发行的“点心债券”、境外机构投资于境内股票、债券、基金等证券市场、跨境人民币双向贷款(徐奇渊、何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