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根据《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中小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方式实施欺负、侮辱，对另一方造成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行为[1]。按照行为表现形式，校园欺凌通常可分为显性欺凌(推撞、威胁等)和隐性欺凌(孤立他人、网络诽谤等) [2] [3]。校园欺凌不仅影响受害者身心健康，还会增加欺凌实施者攻击行为和违法犯罪等不良结果的风险[4]，已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问题[5]。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强校园欺凌综合治理，学校、家庭等协调开展校园欺凌防治工作，但仍时有发生，其相关因素值得深入探究[6]。
当前，对青少年实施校园欺凌的关联因素研究主要集中于攻击性[7]、自控力不足[8]、道德推脱[9]、情绪调节困难[10]、共情缺失[11]等心理因素。少数研究开始关注青春期心理品质及欺凌防治教育在预防中的作用，但相关证据仍有限[12]。根据双系统模型(Dual Systems Model)，青春期奖赏系统发育早于认知控制系统，青少年感觉寻求快速发展，自控力发展相对滞后[13] [14]，高感觉寻求可能促使个体追求刺激和新异体验，低自控力使其在冲突情境中更难抑制冲动和攻击行为，从而增加校园欺凌实施风险；同时，家庭和学校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微系统，家庭/学校欺凌防治教育能够规范学生行为，降低校园欺凌发生风险[15] [16]。然而，现有研究多将校园欺凌作为整体进行分析，对于显性欺凌和隐性欺凌是否具有相同的关联因素，以及不同因素在两类欺凌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仍缺乏系统比较[6]。因此，本研究以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从显性和隐性欺凌分类视角，探讨性别、感觉寻求、自控力及家庭/学校欺凌防治教育等因素与两类校园欺凌实施的关联，为校园欺凌分类治理和精准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重庆市某区抽取小学、初中各三所。在小学4~6年级和初中7~9年级中，每个年级随机抽取4个班的学生参与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136份，有效率为91.9%。其中，男生2163人(52.3%)，女生1973人(47.7%)；小学1823人(44.1%)，初中2313人(55.9%)；农村2806人(67.8%)，城市1330人(32.2%)。
2.2. 研究工具
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信息(性别、年级、生源地)、显性/隐性欺凌实施、感觉寻求、自控力、学校欺凌防治教育和家庭欺凌防治教育。
2.2.1. 显性/隐性欺凌实施
采用季成叶、柳若文等调查校园欺凌的题目[17] [18]，共9个条目，并参考Crick等关于直接(显性)攻击与关系(隐性)攻击的分类思想，将9个条目划分为显性欺凌和隐性欺凌两个维度[2] [3]。其中，显性欺凌4个条目，包括“取绰号嘲笑同学、向同学索要财物、威胁恐吓同学、打踢推挤同学”；隐性欺凌5个条目，包括“将同学排除在集体活动外、孤立同学、因身体缺陷或长相排挤同学、在社交网对他人造谣威胁或恐吓、未经他人允许在网络传播不利他人的文字图片及视频等”。要求学生根据最近1个月是否实施过上述行为进行回答(回答为“没有”或“有”)。均采用二分类作答方式(“是/否”或“有/无”)。根据实施回答界定校园欺凌实施，每类欺凌所含任一条目选择“有”，则界定为“实施”；所有条目选择“没有”，则界定为“未实施”。
2.2.2. 简式自我控制量表
采用Morean等编制、罗涛等修订的简式自我控制量表的自控力分量表[19]，共7个条目，5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计1分到“非常符合”计5分，总分越高表明自控力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76。
2.2.3. 感觉寻求量表
采用Deleo编制的感觉寻求量表、胡春梅等修订的感觉寻求量表[20]，共11个条目，回答为“是(1分)”和“否(0分)”，总分越高，表明感觉寻求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一致性系数为0.78。
2.2.4. 学校与家庭欺凌教育问卷
包含学校欺凌防治教育、家庭欺凌防治教育两个分量表，共6个条目，分别从三个方面调查学校、家庭欺凌教育实施情况，包括“学校/家庭教过校园欺凌的含义、类型及危害吗、学校与家庭教过你如何保护自己不受到校园欺凌吗、学校与家庭教过你如何不对同学实施校园欺凌吗”，答案为“没有教过(计1分)、教过(计2分)”，分别计算学校欺凌防治教育和家庭欺凌防治教育总分，总分越高，表明学校与家庭欺凌防治教育情况越好。在本研究中，学校/家庭欺凌教育量表的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5、0.84。
2.3. 施测过程和质量监控
调查前与学校取得联系，在获得学校和家长知情同意后，由班主任组织学生填写问卷。问卷采用匿名方式填写，调查结束后统一回收并整理数据。
2.4.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SPSS2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显性与隐性校园欺凌实施及各变量的基本情况；其次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在显性与隐性欺凌实施率的差异；再次，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显性欺凌、隐性欺凌与感觉寻求、自控力、学校欺凌防治教育及家庭欺凌防治教育之间的相关性；最后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探讨显性与隐性校园欺凌实施的关联因素。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显性与隐性校园欺凌实施现状
共纳入有效问卷4136份。实施显性欺凌1165人(28.2%)，未实施2971人(71.8%)；实施隐性欺凌357人(8.6%)，未实施3779人(91.4%)。显性欺凌实施率高于隐性欺凌实施率(28.2% vs. 8.6%, χ2 = 525.67, P < 0.001)。
3.2. 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显性与隐性校园欺凌实施情况
显性欺凌和隐性欺凌实施率在性别和学段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男生显性欺凌(35.0%)和隐性欺凌(10.7%)实施率均高于女生(20.7%, 6.3%)；初中生显性欺凌(30.7%)和隐性欺凌(9.5%)实施率均高于小学生(25.0%, 7.5%)。不同生源地学生显性与隐性欺凌实施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1。
Table 1. Implementation of overt and covert school bullying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n = 4136)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显性与隐性校园欺凌的实施情况(n = 4136)
变量 |
人数n (%) |
显性欺凌n (%) |
隐性欺凌n (%) |
性别 |
男 |
2163 (52.3) |
757 (35.0) |
232 (10.7) |
女 |
1973 (47.7) |
408 (20.7) |
125 (6.3) |
χ2值 |
|
104.552 |
25.218 |
P值 |
|
<0.001 |
<0.001 |
学段 |
小学 |
1823 (44.1) |
456 (25.0) |
137 (7.5) |
初中 |
2313 (55.9) |
709 (30.7) |
220 (9.5) |
χ2值 |
|
16.023 |
5.512 |
P值 |
|
<0.001 |
0.023 |
生源地 |
农村 |
2806 (67.8) |
778 (27.7) |
245 (8.7) |
城市 |
1330 (32.2) |
387 (29.1) |
112 (8.4) |
χ2值 |
|
0.839 |
0.110 |
P值 |
|
0.360 |
0.740 |
3.3. 显性与隐性欺凌实施与相关变量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显性欺凌实施、隐性欺凌实施与感觉寻求、自控力、学校欺凌防治教育及家庭欺凌防治教育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显性欺凌实施与隐性欺凌实施呈显著正相关(r = 0.363, P < 0.001)。显性欺凌实施与感觉寻求呈显著正相关(r = 0.211, P < 0.001)，与自控力(r = −0.317, P < 0.001)、学校欺凌防治教育(r = −0.060, P < 0.001)及家庭欺凌防治教育(r = −0.115, P < 0.001)均呈显著负相关；隐性欺凌实施与感觉寻求呈显著正相关(r = 0.152, P < 0.001)，与自控力(r = −0.221, P < 0.001)、学校欺凌防治教育(r = −0.075, P < 0.001)及家庭欺凌防治教育(r = −0.107, P < 0.001)均呈显著负相关。
3.4. 显性与隐性欺凌实施的关联因素分析
分别以显性欺凌实施和隐性欺凌实施为因变量(0 = 未实施，1 = 实施)，将性别(男 = 1，女 = 2)、学段(小学 = 1，初中 = 2)、感觉寻求、自控力、学校/家庭欺凌防治教育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男生和高感觉寻求水平是显性与隐性欺凌实施的正向关联因素。其中，男生实施显性欺凌和隐性欺凌的可能性分别为女生的2.030倍(95% CI: 1.748~2.356)和1.661倍(95% CI: 1.313~2.100)；感觉寻求水平越高，实施显性欺凌(OR = 1.092, 95% CI: 1.061~1.124)和隐性欺凌(OR = 1.085, 95% CI: 1.041~1.131)的可能性越高。自控力和家庭欺凌防治教育是显性与隐性欺凌实施的负向关联因素。其中，自控力水平越高，实施显性欺凌(OR = 0.874, 95% CI: 0.859~0.889)和隐性欺凌(OR = 0.868, 95% CI: 0.846~0.891)的可能性越低；家庭欺凌防治教育水平越高，学生实施显性欺凌(OR = 0.865, 95% CI: 0.786~0.951)和隐性欺凌(OR = 0.834, 95% CI: 0.735~0.946)的可能性越低。此外，学校欺凌防治教育仅与隐性欺凌实施呈负向关联(OR = 0.790, 95% CI: 0.654~0.956)。见表2。
Table 2.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overt and covert school bullying perpetration (n = 4136)
表2. 显性与隐性欺凌实施的关联因素分析(n = 4136)
因变量 |
自变量 |
参照组 |
Wald χ2 |
OR |
95% CI |
P值 |
显性欺凌实施 |
男 |
女 |
86.49 |
2.030 |
1.748~2.356 |
<0.001 |
初中 |
小学 |
0.04 |
0.984 |
0.845~1.146 |
0.836 |
感觉寻求 |
— |
35.91 |
1.092 |
1.061~1.124 |
<0.001 |
自控力 |
— |
236.81 |
0.874 |
0.859~0.889 |
<0.001 |
学校欺凌防治教育 |
— |
2.49 |
0.887 |
0.764~1.030 |
0.114 |
家庭欺凌防治教育 |
— |
8.89 |
0.865 |
0.786~0.951 |
0.003 |
隐性欺凌实施 |
男 |
女 |
17.93 |
1.661 |
1.313~2.100 |
<0.001 |
初中 |
小学 |
0.07 |
1.034 |
0.814~1.313 |
0.785 |
感觉寻求 |
— |
14.84 |
1.085 |
1.041~1.131 |
<0.001 |
自控力 |
— |
112.27 |
0.868 |
0.846~0.891 |
<0.001 |
学校欺凌防治教育 |
— |
5.89 |
0.79 |
0.654~0.956 |
0.015 |
家庭欺凌防治教育 |
— |
8.03 |
0.834 |
0.735~0.946 |
0.005 |
4. 讨论
4.1. 中小学生显性和隐性欺凌实施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小学生显性欺凌的实施率(28.2%)高于隐性欺凌(8.6%)，说明当前校园欺凌仍以嘲笑、威胁、索要财物等显性欺凌为主；同时也提示显性与隐性欺凌在发生特点上可能存在差异，这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21] [22]。首先，显性欺凌是最主要的欺凌类型，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1) 中小学生情绪调节能力和冲突解决能力未发展成熟，在同伴冲突中更容易采用身体攻击、言语辱骂或者威胁等行为[13]；(2) 社会学习理论指出青少年具有较强的观察学习和同伴模仿倾向，显性欺凌的行为具有外显性，更容易被观察模仿，增加了显性欺凌的发生风险。其次，隐性欺凌发生率明显低于显性欺凌。本研究中调查的隐性欺凌主要包括关系和网络欺凌，关系欺凌(如排斥、孤立同学)更多依赖复杂的社会认知和人际交往能力[2] [3] [23]，实施难度相对较高；网络欺凌首先要借助网络平台，中小学生网络使用受到家庭和学校监管，网络欺凌(如在网络威胁、恐吓他人)的发生几率受限，因此，网络和关系欺凌发生率较低。
4.2. 性别与校园欺凌实施的关联
本研究发现性别是校园欺凌实施的重要关联因素，男生显性和隐性欺凌实施比例均高于女生，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7] [21]。原因如下：(1) 青春期神经内分泌的发育导致男生和女生的冲动性、攻击倾向均呈现增加趋势，但男生的外显攻击行为明显高于女生[13] [23]；(2) 受性别社会化影响，男生在同伴交往中会更容易表现出竞争性、支配性和外显的攻击行为[24] [25]；(3) 相对女生，男生更易将欺凌行为合理化为同伴间的玩笑打闹[26]，并通过道德推脱弱化对欺凌性质及后果的认识[27] [28]，从而增加实施校园欺凌的可能性。
4.3. 感觉寻求、自控力与校园欺凌实施的关联
本研究结果显示，感觉寻求和自控力分别与显性与隐性欺凌实施呈正向和负向关联，与已有研究一致[7] [29]。双系统模型指出，个体进入青春期后，奖赏系统的发展明显快于认知控制系统，导致奖赏驱动与行为控制之间出现暂时性失衡[13] [14]。其中，感觉寻求是反映奖赏系统发展的主要特质，自控力是反映认知控制系统发展的主要特质，二者均与校园欺凌实施存在关联。
首先，感觉寻求与中小学实施显性/隐性校园欺凌均呈正向关联，高感觉寻求者更容易实施校园欺凌[7] [30] [31]；这可能与高感觉寻求个体具有较高的奖赏敏感性有关[32]。一方面，高感觉寻求个体倾向于追求新奇刺激和即时奖赏，校园欺凌作为学校、社会和家庭明令禁止的行为，对学生来说具有冒险性和刺激性，通过实施欺凌会满足其叛逆和冒险需求；另一方面，高感觉寻求者容易为追求感觉体验而忽视行为后果，因此更容易出现攻击行为、暴力行为及校园欺凌等问题行为[30] [31]。
其次，自控力与中小学实施显性/隐性校园欺凌均呈负向关联，低自控力者更容易实施校园欺凌，与已有研究一致[7] [29]。一方面，可能与青春期认知控制系统发育相对滞后有关，自控力较低的青少年往往很难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冲动行为和负性情绪，对于行为后果缺乏充分的预判能力，在面对同伴冲突时更容易采取攻击性的应对方式[33] [34]；另一方面，在高感觉寻求且低自控力的情况下，个体更容易出现奖赏驱动超过行为控制的现象，并与校园欺凌实施存在更强的关联。上述结果与双系统模型关于感觉奖赏驱动与认知控制共同参与青少年风险行为的观点一致，为理解显性与隐性校园欺凌实施的相关心理特征提供了理论参考。
4.4. 家庭和学校欺凌防治教育与校园欺凌实施的关联
本研究发现家庭欺凌防治教育与显性/隐性欺凌均呈负向关联。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课堂，也是青少年发展的核心微系统(microsystem)，具有早期性、连续性和生活化的特点，通过家庭教育方式、价值观传递及行为规范能够持续影响青少年的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及社会行为发展[15]。已有研究表明，积极的家庭教育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同理心[35]，降低学生实施欺凌的风险。
学校欺凌防治教育仅与隐性欺凌呈负向关联。学校欺凌防治课程涵盖显性欺凌和隐性欺凌教育内容，但本研究观察到其仅与隐性欺凌呈负向关联，与显性欺凌实施的关联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其原因可能是显性欺凌往往带有较强的冲动性和情绪驱动的特征，更多受到个体特质和即时情境的影响，一般的反欺凌课程或者纪律倡导可能很难在行为发生的瞬间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隐性欺凌更多依赖同伴关系、班级规范以及学生对欺凌形式的识别能力[23] [36]，学校通过开展隐性欺凌的识别教育、营造支持性的班级氛围，能够针对性地降低这类行为的发生[37]。这一结果提示，仅靠学校欺凌防治教育难以降低显性欺凌发生风险，还应强化家庭在显性欺凌防治中的作用，与学校教育形成互补，共同降低欺凌的发生风险。
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来看，家庭和学校均是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微系统，但在作用路径上存在差异。家庭教育中价值观塑造和行为规范与学生行为发展密切相关，与两类欺凌实施均呈负向关联；而学校教育主要依托课程教学和班级环境建设，仅与隐性欺凌实施呈负向关联。因此，在校园欺凌防治教育中，应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和学校教育的引导作用，根据不同类型欺凌的特点实施分类干预，构建家庭–学校协同育人的综合防治机制。
上述结果表明，显性与隐性欺凌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在感觉寻求、自控力以及家庭欺凌防治教育等方面表现出相似的关联特征，而学校欺凌防治教育仅与隐性欺凌实施呈负向关联，表明校园欺凌的发生是个体心理因素与家庭、学校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提示校园欺凌防治既应重视学生心理品质培养，也应充分发挥家庭和学校在不同类型欺凌防治中的作用，根据不同类型欺凌的特点实施分类治理，提高干预的针对性。
综上所述，校园欺凌的防治应将分类治理和精准干预这两个原则相结合。针对显性欺凌实施高于隐性欺凌，学校应分类治理，在持续加强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等显性欺凌治理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等隐性欺凌的识别教育，提高学生、教师和家长对于隐性欺凌的识别能力[23] [36] [37]。同时应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针对男生、高感觉寻求和低自控力特征的学生，通过情绪管理、自控能力培养、同伴交往训练以及体育运动和社会实践等活动，引导学生用健康的方式满足刺激需求，提高冲突解决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30]-[34]。同时，应充分发挥家庭和学校在校园欺凌防治中的协同作用。家庭欺凌防治教育与显性、隐性欺凌实施均呈负向关联，应加强家庭反欺凌教育，强化规则意识、同理心培养和亲子沟通；学校欺凌防治教育与隐性欺凌实施呈负向关联，应重点开展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教育，完善欺凌防治课程和班级管理和校园支持体系，构建起家庭–学校协同参与的校园欺凌综合防治机制，提高校园欺凌防治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15] [16] [36] [37]。
4.5.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仅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关联，不能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时间顺序。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对同一批学生进行多年跟踪调查，进一步探究感觉寻求、自控力、家庭与学校欺凌防治教育和欺凌实施之间的关系，厘清不同变量之间的时间顺序及可能的因果方向。同时，本研究主要依据学生自我报告方式收集数据，隐性欺凌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部分学生可能未将排斥、孤立、网络传播等行为识别为校园欺凌，从而影响其报告率；相较之下，显性欺凌行为表现更为直接，学生更容易识别和报告，因此其检出率可能相对较高[2] [3] [23]。未来可结合教师、同伴、家长报告等多来源数据，并通过质性访谈深入了解欺凌实施者的行为动机、心理过程以及其对家庭和学校反欺凌教育的真实看法，从而进一步丰富对显性与隐性校园欺凌实施特点及其关联因素的认识。
声 明
本研究已取得学生监护人及本人知情同意，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基金项目
重庆文理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UAS-GSG2025057)；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YS260985)；重庆市2022年度家校社共育专项课题(JXPY22112)。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