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核心自我评价是学业倦怠(徐悦等，2017)、社交退缩(陈璐嘉，刘威，2018)、职业决策困难(刘立敏，王美萍，2016)等一系列社会适应问题的重要预测因素。然而已有调查发现我国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总体偏低(张琳，2019)。因此，探究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因素不仅关乎个体心理健康，更具有缓解青年群体社会适应问题的现实意义。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低核心自我评价由何而来。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期创伤可能是关键诱因——情感忽视、躯体虐待或家庭功能失调等负性经历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于俊新等，2025)。然而，国内研究大多聚焦于核心自我评价的结果变量，对儿童期创伤这一前因的探讨仍显不足(刘勇，2023)。同时，儿童期创伤的影响未必会随个体成长而自动消退，反而可能延续至大学阶段、在自我认同重构的关键窗口期进一步显现。这使大学生群体成为考察二者关系的关键群体。为厘清儿童期创伤如何影响核心自我评价、以及这种影响在何种条件下发生，本研究引入创伤后成长作为中介变量、社会责任感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该模型既能深化对核心自我评价形成路径的理论认知，也能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早期识别与精准介入提供实证依据。
核心自我评价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个体与环境的持续互动中逐步建构的。它指个体对自身能力与价值的基础性判断，由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控制点与神经质四种特质构成(Judge & Bono, 2001)。当个体在18岁前遭受情感忽视、躯体虐待等不良经历——即儿童期创伤时(Wekerle et al., 2014)，这一建构过程将受到系统性破坏。从依恋理论的视角看，儿童在与主要抚养者的互动中形成关于自我与他人的内在工作模型(Bowlby, 1982)，儿童期创伤会促使个体形成“我不值得被爱”“我没有价值”的消极内在工作模型，进而损害自尊、强化“无论怎么做都改变不了结果”的外控认知，且这一模型相对稳定、可延续至成年，持续影响个体日后的自我评价。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视角看，创伤性家庭环境往往缺乏正向反馈与成功体验，使个体难以通过观察学习与自我强化建立对自身能力的信心，抑制自我效能感的发展(Bandura & Walters, 1977)。同时，家庭功能失调所营造的不安全情感环境持续加剧情绪调节困难，使个体更易表现出高神经质倾向。由此，儿童期创伤经由自尊受损、外控强化、自我效能感抑制与神经质水平升高(情绪稳定性下降)，系统性地侵蚀核心自我评价。已有研究表明，情感虐待、情感忽视与躯体忽视均能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张红玉等，2022)，且儿童期创伤经历越严重，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低(郑馥兰等，2023)。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儿童期创伤负向预测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
创伤后成长是指个体在与创伤抗争过程中体验到的积极心理变化(Tedeschi & Calhoun, 1996)，其达成依赖从侵入性反刍向主动反刍的成功转化(Tedeschi & Calhoun, 2004)。然而，儿童期创伤发生于认知与情感能力尚未成熟的阶段，受创个体缺乏支持性的反思环境，难以完成侵入性反刍向主动反刍的认知转化，因而更难获得创伤后成长。已有研究基于大学生样本证实，儿童期创伤显著负向预测创伤后成长(Quan et al., 2022)。而当个体成功实现创伤后成长后，核心自我评价也将得到提升，个体在实现创伤后成长时，会知觉到自我的积极变化(Tedeschi & Calhoun, 1996)，即个体在与创伤抗争后感觉自己更强大、更有信心面对未来的挑战(张月娟等，2013)，这一变化实质上指向了自我效能感的增强。同时，创伤后成长还会增强个体对自我发展空间的积极预期，从而促进自尊提升(Taku & McDiarmid, 2015)。自我效能感与自尊均作为核心自我评价的核心成分(Judge & Bono, 2001)，因此创伤后成长的达成伴随着核心自我评价的提升，反之创伤后成长受阻则意味着这一修复路径的中断。即，儿童期创伤不仅直接侵蚀核心自我评价，还通过抑制创伤后成长的实现，间接阻碍自我效能感与自尊的修复，进而加剧核心自我评价的降低。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创伤后成长在儿童期创伤与核心自我评价之间起中介作用。
创伤后成长对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社会责任感是调节这一关系的重要变量。社会责任感是个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乐于帮助他人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品质(Berkowitz & Lutterman, 1968)。创伤后成长本身即能促进核心自我评价；而社会责任感则可能进一步强化这一促进作用。具体而言，高社会责任感个体在经历创伤后成长后，更倾向于表现出助人、志愿服务等亲社会行为(Liu et al., 2021; Xu et al., 2024; 李秋怡等，2024)；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既获得能力提升与自我实现，也赢得他人的积极评价与自我价值感(李占宏等，2018；张硕等，2022)，创伤后成长由此得以内化为稳定的核心自我评价。相比之下，低社会责任感个体缺少将成长体验外化的渠道，创伤后成长对核心自我评价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因此，社会责任感水平越高，创伤后成长对核心自我评价的正向作用越强。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社会责任感正向调节创伤后成长对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
本研究在梳理现有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开展系统调查，拟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旨在深入揭示儿童期创伤对核心自我评价的负向影响，以及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和社会责任感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1. 理论模型图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广西和四川两地的大学生，回收问卷941份。剔除未认真(规律作答、作答时间过短、明显乱填等)或未全部作答的问卷182份，得到有效问卷759份(女生578人，男生181人)，被试年龄17~24岁，平均年龄19.52 ± 1.23岁，回收有效率80.66%。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期创伤问卷
由(赵幸福等，2005)翻译并修订。该问卷包括28个题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1代表“很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反向题目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儿童期创伤越多，本研究中Cronbach’s α为0.80，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2.2.2.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由(杜建政等，2012)修订的中文版CSES，量表包括10个题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1代表：“很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反向题目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受测者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为0.90，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2.3. 创伤后成长量表
由美国心理学家(Tedeschi & Calhoun, 1996)编制，包含五个维度，有21个题目，该量表采用Likert 6点评分法，1代表：“完全没有这种蜕变”、6代表“这种蜕变非常多”，分值越高预示创伤后成长越多。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为0.96，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2.4. 社会责任感量表
由(赵兴奎，2007)编制，共30个题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1代表“很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反向题目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会责任感越强。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为0.83，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3. 施测程序与数据分析
采用统一指导语施测，问卷以纸质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发放，施测时长约15分钟。施测前向被试说明研究目的、自愿原则及信息保密承诺，并取得知情同意。数据采用SPSS 26.0及PROCESS宏程序处理：以PROCESS Model 4检验创伤后成长的中介效应，以Model 14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有22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25.27%，小于标准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见表1。儿童期创伤和核心自我评价、社会责任感、创伤后成长显著负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会责任感、创伤后成长显著正相关；社会责任感与创伤后成长显著正相关。
3.3. 中介模型检验
描述统计结果显示数据可能存在偏态分布，然而即使在中等非正态情况下，Bootstrap也能得到合理的参数估计结果，且对非正态连续变量有效。因此，本研究对所预测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Process中的模型4，以Bootstrap法检验中介作用。结果变量为核心自我评价、预测变量为儿童期创伤、中介变量为创伤后成长，路径分析显示，儿童期创伤显著负向预测创伤后成长(a = −0.237, t = 6.728, p < 0.001)，创伤后成长显著正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b = 0.497, t = 17.306, p < 0.001)。中介效应结果见表2，总效应值为−0.424，95%的置信区间为[−0.488, −0.359]，不含0。间接效应值为−0.118，95%的置信区间[−0.159, −0.081]，不含0，中介效应显著。且间接效应占总效应27.83%，即儿童期创伤对核心自我评价的效应有27.83%是通过创伤后成长起作用。
Table 1.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s among study variables (n = 759)
表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n = 759)
|
M |
SD |
1 |
2 |
3 |
4 |
儿童期创伤 |
1.637 |
0.263 |
1 |
|
|
|
核心自我评价 |
3.576 |
0.725 |
−0.424*** |
1 |
|
|
社会责任感 |
4.032 |
0.350 |
−0.383*** |
0.412*** |
1 |
|
创伤后成长 |
4.523 |
0.790 |
−0.237*** |
0.569*** |
0.523*** |
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表2. 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
中介变量 |
效应 |
效应值 |
95% CI |
创伤后成长 |
总效应 |
−0.424 |
[−0.488, −0.359] |
直接效应 |
−0.306 |
[−0.362, −0.250] |
间接效应 |
−0.118 |
[−0.159, −0.08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4. 社会责任感的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中的模型14，以Bootstrap 法检验对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当儿童期创伤和创伤后成长作为预测变量，核心自我评价作为结果变量，儿童期创伤负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 = −0.306, t = −10.657, p < 0.001)，创伤后成长正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 = 0.497, t = 17.306, p < 0.001)。当社会责任感、创伤后成长和社会责任感与创伤后成长的交互项作为预测变量，核心自我评价作为结果变量，创伤后成长显著正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 = 0.527, t = 17.267, p < 0.001)，社会责任感对核心自我评价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43, t = −1.382)，创伤后成长 × 社会责任感显著正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 = 0.071, t = 3.550, p < 0.001)。
用Bootstrap抽样的方法并计算95%置信区间对社会责任感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社会责任感调节了创伤后成长的中介效应：对于低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儿童期创伤通过创伤后成长影响核心自我评价的间接效应为−0.108，SE = 0.019，95% CI [−0.148, −0.072]；对于中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间接效应为−0.125，SE = 0.021，95% CI [−0.168, −0.087]；对于高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间接效应为−0.142，SE = 0.024，95% CI [−0.191, −0.099]，有调节的中介指标为−0.017，SE = 0.007，95% CI [−0.033, −0.006]，不含0，表明社会责任感显著调节了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
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 moderator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社会责任作为调节因素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2 |
F |
β |
t |
核心自我评价 |
儿童期创伤 |
0.412 |
265.289 |
−0.306 |
−10.657*** |
创伤后成长 |
0.497 |
17.306*** |
核心自我评价 |
创伤后成长 |
0.426 |
140.040 |
0.527 |
17.267*** |
社会责任感 |
−0.043 |
−1.382 |
创伤后成长 × 社会责任感 |
0.071 |
3.550***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最后，为清晰地呈现社会责任感的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发现，对于高社会责任感个体而言，创伤后成长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simple slope = 0.598, t = 16.116, p < 0.001)，对于低社会责任感个体而言，创伤后成长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simple slope = 0.456, t = 12.685, p < 0.001)。详情见图2。
Figure 2.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图2. 社会责任感调节创伤后成长对核心自我评价的关系
4. 讨论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儿童期创伤对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儿童期创伤显著负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创伤后成长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社会责任感调节创伤后成长与核心自我评价的关系。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创伤经历、积极心理资源与基础性自我判断之间的内在联系，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
4.1. 儿童期创伤和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儿童期创伤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验证了假设1。这一结果与既有研究一致：儿童期创伤与核心自我评价的负向关联已在不同样本中得到验证(Pan et al., 2024)，核心自我评价还被发现可在儿童期虐待与孤独感间起中介作用，进一步支持二者关联的稳健性(向燕辉等，2021)。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样本为在校大学生，儿童期创伤与核心自我评价的负向关联仍能稳定显现，提示创伤所塑造的消极自我认知并未随成长自然消解，而是在大学阶段自我认同重构的关键期持续发挥作用；这一结果也为“创伤经由内在工作模型延续至成年”的观点提供了经验支持。因此，对有儿童期创伤经历的大学生，及早识别并修复其受损的自我认知结构，可能有助于提升核心自我评价、缓解后续的社会适应问题。
4.2. 创伤后成长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创伤后成长在儿童期创伤与核心自我评价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2。儿童期创伤显著负向预测创伤后成长，与既有研究一致(Quan et al., 2022)。创伤多发生于认知与情感能力尚未成熟的阶段，个体难以完成向主动反刍的转化，成长由此受阻(Chen et al., 2023; Tedeschi & Calhoun, 2004)。成长受阻则进一步削弱核心自我评价。其机制在于，创伤后成长所体现的“知觉到的自我变化”，感觉自己更有力量、更能应对未来的挑战(Tedeschi & Calhoun, 1996)，本质上是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同时，创伤后成长带来的发展预期，亦可能有利于自尊的修复与提升(Taku & McDiarmid, 2015; 周宵等，2019)。自我效能感与自尊同属核心自我评价的重要成分，二者提升自然带来整体自我评价的改善(Judge, 1997)。反之创伤后成长受阻便中断了这条修复通道，间接降低了核心自我评价。这提示，对有儿童期创伤史的大学生的干预不应止步于症状缓解，还应着力促进其创伤后成长。
4.3. 社会责任感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社会责任感调节创伤后成长对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即社会责任感越高，创伤后成长对核心自我评价的正向预测越强，验证了假设3。其机制可能在于，社会责任感为“创伤后成长→核心自我评价”这一路径提供了一条外化通道：高社会责任感个体更倾向于将成长体验落实为助人、志愿服务等亲社会行动，并从中获得胜任感与社会认可，从而强化创伤后成长对核心自我评价的促进作用(Ma et al., 2025; 杨莹，寇彧，2017)。但正因社会责任感强化的是创伤后成长与核心自我评价之间的关联本身，而非直接提升核心自我评价，这一调节作用便具有双向性。对成功实现创伤后成长的大学生，较高的社会责任感使成长的积极效应进一步放大；而对创伤后成长受阻的大学生，可外化的成长体验本已匮乏，社会责任感越高，自我价值难以获得确认的落差感反而越强。因此，培育社会责任感应与促进创伤后成长并举；对高创伤、低成长的大学生，若只强调社会责任而忽视成长修复，则可能适得其反。
4.4. 研究意义与不足
根据本研究结果，为提升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缓解其社会适应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一) 高校应建立儿童期创伤常态化筛查机制，对高创伤个体开展针对性认知重构与成长团体辅导，提升创伤后成长水平。(二) 将社会责任感培育与创伤后成长促进相结合，通过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亲社会行为强化成长对自我价值的提升效应；但对高创伤、低成长个体，须先修复成长路径，避免仅强调社会责任而放大其自我评价的回落。(三) 加强家庭与社会协同，普及积极养育理念，完善儿童保护机制，从源头降低早期创伤的发生率。(四) 倡导成长型评价文化，减少对创伤经历者的标签化，鼓励青年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实现自我认同与心理韧性的提升。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首先，采用横断面设计，只能揭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难以进行严格的因果推断，未来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进一步验证模型。其次，采用方便取样，样本性别比例失衡，地域范围有限，结论推广需谨慎。最后，未考虑创伤类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的影响。
5. 结论
(1) 儿童期创伤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2) 创伤后成长在儿童期创伤与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社会责任感调节创伤后成长对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社会责任感越高，创伤后成长对核心自我评价的正向预测越强；同时，儿童期创伤经创伤后成长影响核心自我评价的间接效应随社会责任感的升高而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