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数量已占所有外出农民工的60%以上，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沿用新生代农民工习惯的界定，即指1980年代以后出生，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后，学界和相关机构对此群体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热情，对数据库论文的统计发现，80%以上的研究文献都是在2010年以后发表的。本课题将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此群体的政治行为方式。
政治行为(方式)是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西方政治行为的研究始于对政治家的心理传记分析，研究内容主要为政治人物的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政治群体的冲突行为、选举或投票行为、政治运动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分析等；探讨了个体因素、社会环境因素、选举制度、文化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Jeffery, 2010 ; Zhang, 2010 ; Jeffery, 2008 )。从研究方法与手段来看，除对某些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采用个案分析外，基本采用实证研究路线；注重应用心理学的理论，如社会认同理论、心理动力学理论、小集团思维理论、意象形成理论来解释政治行为方式；近年来，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和双生子研究技术来研究脑、遗传与政治认知、政治行为的关系，但用这些研究成果来解释政治心理存在争议( Lieberman, 2003 ; Joseph, 2010 )。从研究对象来看，包括对政治家、女性群体、宗教群体、恐怖主义群体、不同类型的选民群体和种族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方式的研究；此外，也有文献探讨了移民的政治行为及其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 (Clarisa, 2010) 。
我国学者对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成果较丰富，并有理论上的贡献，如对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模式 (徐勇，2009) 。而对农民工群体的政治心理研究则较晚(始于2000年代)，除了少数论文研究农民工政治意识、政治社会化、政治认同和政治态度外，绝大部分是关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研究，内容涉及政治参与现状、方式(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变迁、存在问题或困境(参与缺失、边缘化)、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等( 陈赵阳，2009 ； 孙中民，2007 )。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心理的研究文献不多 (左珂，何绍辉，2011) ，罕见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研究的文献报道。
总之，国内研究者主要从城市化、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化视角对农民工政治心理问题进行探讨，大都为定性分析；除了对农民(农民工)的研究外，以大学生为多。而国外研究者主要从个体和选举层面来研究政治心理问题，注重实证研究；其研究对象分布广泛。
现有的研究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政治行为的研究，相关概念的内涵与结构的探讨亦缺乏科学性。本研究将首先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的测量工具，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现状与特点，及其在月收入、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城市工作时长等人口学变量、组织学变量和社会学变量上的差异。
2. 研究设计
2.1. 抽样与方法
开放式调查：采用纸质问卷进行调查。以“面对国家或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事件，你觉得你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参与到这些政治事件中”为题，在广东珠三角、粤东、粤西地区共发放97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95份，有效率97.93%。
预调查：根据上述开放式调查的内容分析结果，参考相关问卷，结合我们的理论思考，初步编制了含24道题项(如：我经常关注国家大事或时事新闻)的政治行为方式问卷用于预调查。问卷采用Likert自评式5点量表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记为1分到5分。为了避免心理定势的影响，问卷中设有7个反向题项，在计分时作相应的分数转换。预调查在广东和贵州9个市的火车站、汽车站及工厂，以随机抽取被试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此次共发放问卷458份，实得有效问卷309份，有效率67.5%。
正式问卷的形成与正式调查：对上述预调查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项目分析采用临界比率法(CR值法)和相关分析法，删除CR值不显著和相关系数低于0.2的题目共5道；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在两个因素上均有高负荷值(0.5)或所有因素上均低负荷值的题目共3个，且旋转形成的4因素结构方差累积贡献率最高，各因素方差贡献率均大于3%，特征根值大于1，每个因素上均有3道以上的题目且容易命名。最终形成了16道题项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正式问卷(如：我平时会通过网络和手机发表自己的政治看法；我曾参加所在社区或街道的选举活动)，以在广东省、贵州省和安徽省11个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共计1751份，有效问卷847份，有效率为67.01%。
上述各阶段调查对象的筛选均剔除基本情况部分出生填写1980年之前、户口填写城市居民的被试，以保证调查对象为新生代农民工。工厂调查采用集体统一施测，车站、商场实地调查基于被试愿意回答的情况下采用个别作答，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
2.2. 政治行为方式的结构与内涵
根据开放式调查结果，以及对预调查问卷数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并结合理论思考，我们将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结构确定为4个维度(因素)：政治关注、政治表达、政治维权和政治选举。各个维度的操作性定义如下：
1) 政治关注：即通过传统媒体(电视，报纸，广播)和新媒体(互联网，移动终端)、日常讨论、政府宣传等途径了解时政信息，关注热点政治问题。
2) 政治表达：指个体在面对政治事件的时候，通过各种手段和机会(如网络、电话、信件、集会)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3) 政治维权：通过借助新闻媒介、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以及人大代表的帮助，或利用法律武器，采取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政治选举：根据法律和法规赋予的权利和要求，积极参加所在单位、社区或自己家乡的民主投票以及其他形式的选举活动。
2.3. 数据处理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废卷剔除、编码、录入和核对，采用SPSS17.0和Amos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和推断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方差分析、因素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3.1.1. 信度分析
对上述正式调查的847份有效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内部一致性信度采用克伦巴赫α系数，结果表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53，其中，政治关注、政治表达、政治维权和政治选举这四个维度的信度分别为0.671、0.635、0.672、0.754。表明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3.1.2. 同质性测验法构想效度分析
采用同质性测验法对问卷的构想效度进行初步分析，即通过对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和各维度与问卷得分之间的相关进行比较，来检验问卷的构想效度，结果见表1。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326~0.660之间，各维度得分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647~0.835之间。各维度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高于各维度之间的相关，且各维度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1.3. 验证性因素分析
验证性因素分析是建立在因果模型基础上的一种结构效度检验的最佳方法。在上述研究设计部分，我们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四因素结构模型，由于验证性因素分析没有绝对的检测指标，所以设置了不同的模型进行比较：模型1 (M1)：设为四因素且两两相关的模型。模型2 (M2)：设为三因素且两两相关模型。模型3 (M3)：设为二因素且两两相关模型。对上述3种模型进行其拟合度检验，各模型具体的拟合指标见表2。
由表2可知，相对于二因素模型(M3)和三因素模型(M2)，四因素模型(M1)的各项拟合指标最好。其RESEA < 0.08，GFI、AGFI、NFI、NNFI和CFI的数值均大于0.9。说明四因素模型是一个较理想的结构模型。即，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问卷分为政治关注、政治表达、政治维权和政治选举这四个因素，从结构效度上来看，能够测出所要测的东西。
3.2.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现状与特点
3.2.1.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变量和信息，如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月收入、城市工作时长和婚姻状况进行统计，在本研究所调查的847名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314人(占37.1%)，女性533人(占62.9%)；80后出生的334人(占39.4%)，90后出生的513人(占60.6%)；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25人(占3%)，初中262人(占30.9%)，高中(含中专) 438人(占51.7%)，大专及以上122人(占14.4%)；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70人(占8.3%)，民主党派16人(占1.9%)，群众761人(占89.8%)；月收入1000元以下51人(占6%)，1001~3000元446人(占52.7%)，3001~5000元304人(占35.9%)，5000元以上46人(占5.4%)；在城市工作时长1年及以下162人(19.1%)，1~5年492人(占58.1%)，5~10年148人(占17.5%)，10年及以上45人(占5.3%)；已婚和配偶住一起269人(占31.8%)，已婚但未和配偶住一起79人(占9.3%)，未婚499人(占58.9%)。
Table 1. Construct validity test results of homogeneity method
表1. 同质性测验法构想效度检验结果
注：*表明P < 0.05，**表明P < 0.01，***表明P < 0.001。下同。
Table 2. Fit indexes of three models
表2. 三种模型的拟合度指数
从上述人口学变量和组织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达三分之二(66.1%)，其中14.4%为大学生农民工；在月收入方面，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偏低；在城市工作时长1~5年的占多数；有超过三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婚并和配偶居住在一起。
3.2.2.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现状与特点
为了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特点，我们对所有调查被试在问卷四个维度上的得分及总分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显示，总问卷每题均值为2.62，低于理论中值的3.0，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表现消极。从具体维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在政治关注上(其每题均值为3.42)表现稍显积极外，在政治表达、政治维权和政治选举方面均表现消极(此三个维度的每题均值均低于理论中值的3.0)。
从具体题目的选项来看，在政治关注方面，超过65%的新生代农民工会选择经常看政治新闻报道、关注国家大事以及主动阅读新闻报刊。说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关心国家政治时事，这可能也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学历较高有关；在政治表达方面，以选择通过网络和手机发表自己政治看法的为多(占44.9%)，而通过选择打电话给有关政府人员表达政治想法、写信给有关政府部门反映政治意见，以及参与集体活动来表达政治要求的分别只占10%、15.8%、21.8%。这说明新媒体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见表达的主要渠道，反映了互联网时代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生活的影响；在政治维权方面，选择通过寻求人大代表帮助和上访政府相关部门来维护政治权益的仅占17.8%和21%。选择通过媒体曝光的方式揭露政治腐败现象来维权和通过报警的方式来解决政治权益冲突的相对多一些，占35.8%和38.6%。这说明农民工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府部门这些正规渠道来维权的意愿低，反映了对这两个维权渠道可能存在的不信任；在政治选举方面，选择曾参加所在单位的选举活动、所在社区或街道的选举活动、自己家乡的选举活动的分别只占22.4%、25.3%、25.5%。这说明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充分地使用自己的选举权利，同时也反映了当前农民工参与政治选举在制度和安排上可能存在的某种欠缺和不足。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尚停留在关注的阶段，较少采取切实行动去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与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all dimensions scores for the political behaviors of NGMW
表3.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各维度得分描述性统计
3.3.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影响因素
以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月收入水平、城市工作时长和婚姻状况这些人口学变量和组织学变量作为自变量，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总问卷及其各维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月收入三个变量在政治行为方式总分上主效应显著(F =12.471, P < 0.001; F = 17.715, P < 0.001; F = 13.346, P < 0.001)，说明文化程度、月收入和政治面貌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行为方式。结合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月收入越高，政治行为表现越积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政治关注、政治表达和政治维权显著高于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但在政治选举参与程度上，则不受文化程度高低的影响。中共党员的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政治行为的总体表现上，还是在政治关注、政治表达、政治维权、政治选举这些具体维度的表现上均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的新生代农民工。
性别、出生年代、城市工作时长、婚姻状况这四个变量在政治行为方式总分上的主效应则不显著(F = 3.346, P > 0.05; F = 5.213, P > 0.05; F = 1.504, P > 0.05; F = 0.291, P > 0.05)，说明性别、出生年代、城市工作时长、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行为方式总体上不会产生显著影响。但从政治行为方式的具体维度来看，性别和城市工作时长对政治选举、出生年代对政治维权和政治选举会产生显著影响，结合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选举的程度显著高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总体而言，在城市工作时间越久，新生代农民工政治选举的参与程度越高，多重比较表明，城市工作时间在5~10年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选举参与程度最高；80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维权和政治选举的程度均高于90后新生代农民工。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对847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本研究发现：1)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表现普遍消极，特别是在政治表达、政治维权和政治选举上参与程度低，其中参与政治选举的农民工比例只占25%左右。通过写信和打电话等传统途径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以及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府相关部门等正规途径来维护自己政治权益的意愿低，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表达政治想法和进行政治维权的主要渠道；2) 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行为方式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和月收入越高，政治行为表现越积极，中共党员的政治行为表现比非中共党员积极；3) 性别、出生年代、城市工作时长和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方式的影响则不显著。但性别和城市工作时长对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选举的程度有显著的影响，在城市工作时间越长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参与政治选举的积极性越高；男性参与政治选举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
Table 4. The results of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表4. 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4.2. 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的积极转变：
4.2.1. 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表现消极的现象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表现消极，既不利于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也不利于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政府、社区和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利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关心国家政治时事这一积极现象，采取措施，畅通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和政治维权的渠道，加强新媒体建设和管理，健全选举制度和人大代表制度，改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文化水平和入党比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消极的政治行为向积极方面转化。
4.2.2.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改善其生活水平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是提升其积极政治行为的根本途径。总体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较低，而我们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的高低对其政治行为表现有显著的影响。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将会有助于增强其政治行为的积极表现。因此，政府要完善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和增长机制，让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福利状况能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不断提高。同时，政府要加强对农民工工作单位的监督，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工作时间长等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4.2.3.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培训工作，提高其文化素质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性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途径。首先，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纳入政府工作，开展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专升本、成人高考、自考、短期文化培训等继续教育措施，提升其学历水平和文化程度；其次，要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免费接受职业培训活动，提升其职业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再次，社区和农民工工作单位也要组织各种文体活动，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
4.2.4. 积极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党员比例
中共党员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行为表现比非中共党员积极，而本次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比例较低(仅占8.3%)，因此，有必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党员比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党员：一是加大入党宣传，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入党意识，提高其入党积极性。二是树立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典范，以榜样激励引领其入党。三是营造入党的良好氛围和完善农民工入党培养机制，增强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
4.2.5. 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治选举的热情，提高其政治选举的参与度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政治选举的参与度，政府、社区街道以及农民工工作单位和户籍所在地等各方都要一起努力，协调推进。政府要在选举制度安排和选举名额(或比例)上向新生代农民工倾斜。社区、单位和户籍所在地要做好宣传、联络和动员工作，可以利用网络和手机等现代通讯手段，如开通网上投票、组织开设新生代农民工自己的政治选举网络论坛(或门户网站)、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政治选举网络话题的讨论等等。
致谢
彭燕、文宇云、刘静仪、马晓丽等同学参与了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工作和数据统计分析，在此表示感谢！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方式研究(GD13XXL03)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