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一直是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内关于偏见的研究主要涉及婚恋关系、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女性形象、性骚扰和其他严重犯罪等不同领域,而帮助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的一种,很容易被忽视了其可能具有的伤害性,比如使接受帮助者产生无能感或是阻碍了其学会新技能的机会等,而国内目前对群际帮助的研究较少,并且没有从性别的角度探讨群际帮助的研究,而国外的研究结果在国内是否依旧存在值得检验。
矛盾的性别偏见(Ambivalent Sexism)理论是由Glick和Fiske在1996年提出的(Glick & Fiske, 1996),他们认为,虽然偏见的存在通常是通过对反感的测量来证明的,但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符合种族偏见的模式,从古至今,女性的文化意象从来都不是完全消极的,女性受人尊敬,同时也受人辱骂。所以,他们认为对女性的偏见是一种以深深的矛盾为标志的特例,即性别偏见包括敌意的性别偏见(hostile sexism, HS)和善意的性别偏见(benevolent sexism, BS)两种类型。敌意的性别偏见是一种主观上出于对女性的敌对情感的性别偏见,这种性别偏见符合Allport’s (1954)对偏见的经典定义。善意的性别偏见则是一种主观上对女性积极的情感,并且倾向于激发通常被分类为亲社会(如帮助)或亲密寻求(如自我表露)的行为,但其本质上依旧是一系列带有成见的去看待女性并且将女性置于严格的性别角色中的态度。如果说敌意的性别偏见是通过“惩罚”来达到对女性的限制和镇压,那么善意的性别偏见则是通过“表扬”来使得女性安于现状,即敌意的性别偏见是通过对女性的贬损来证明男性权力的合理性,而善意的性别偏见则是将女性视为温暖但弱小的群体来显示男性控制的必要性(贾凤琴,2013)。因此,善意性别偏见和敌意性别偏见可以被视为维持对女性父权保护式压制的两种相互补充的意识观念。
社会心理学对帮助行为的研究多关注的是人际间帮助,而较少去关注群际间的帮助问题(Penner, Dovidio, Piliavin, & Schroeder, 1995)。于是,Nadler (2002)首次提出了群际帮助关系作为权力关系的模型(Intergroup Helping as Power Relations Model),该模型认为群体会通过帮助来建立或挑战现有统治和优势地位。该模型涉及到帮助的性质,即它是自主定向的(autonomy oriented)还是依赖定向的(dependency oriented)。自主定向的帮助即为求助者提供能够自己解决问题的工具,目的是使其最终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而依赖定向的帮助则是直接为求助者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甚至代替其解决问题,这种看似积极的行为最终会导致求助者的长期依赖。
前人研究已经发现了性别与群际帮助受到了善意性别偏见的影响(Shnabel, Baranan, Kende, Bareket, & Lazar, 2016),但是其只探讨了男性的帮助提供与女性的帮助寻求,而前人研究发现男女的帮助提供存在差异,男性比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帮助(Eagly & Crowley, 1986),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内群体偏爱应该会使女性更倾向于向作为内群体的女性提供自主导向的帮助,助其成长,但是制度正当化理论认为,人们具有一种维护现实世界秩序与规范的动机,表现为认同并接受社会的结构与制度。当群体的身份是先天赋予的(比如性别)时,就会出现外群体偏爱的现象。外群体偏爱是一种运用社会判断与信念来维护和支持现存不平等的方式,它反映了弱势群体成员支持并内化现存不平等的倾向性,如果女性内化了社会上现有的社会层级,便会通过向自己的同性群体提供更多依赖导向的帮助维持当前的不平等现状。所以女性对女性的帮助提供以及女性对男女帮助提供是否存在差异?善意的性别偏见是否能够预测女性对男女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差异?
除此以外,人际知觉(Interpersonal Perception)在人们提供帮助时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际知觉是指我们对他人的判断,以及我们对他人行为的解释,放到帮助情境中,人际知觉指的是施助者对受助者特征的感知。受助者的许多特征都会影响到其受到的帮助,如其自身的吸引力(Krebs, 1970),与求助者的相似性(Hayden, Jackson, & Guydish, 1984; Dovidio & Morris, 1975),求助者的相貌(Benson, Karabenick, & Lerner, 1976)以及其是否应该得到帮助(Weiner, 1980),在助人的归因模型中,当人们感知到求助者求助的原因是其自身不可控的,即是由于其缺乏能力时,变会产生同情并进一步提供帮助。Fiske, Cuddy, Glick, & Xu (2002)提出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将对群体成员刻板认知分成了两个维度:温暖和能力。由于许多人倾向于将“温暖”和“能力”视为互补,许多研究发现,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如家庭妇女通常会被感知为高温暖低能力的,因而会引起“家长式作风的”的同情(Bridges, Etaugh, & Barnes-Farrell, 2002; Eagly & Steffen, 1984, 1986; Eckes, 2002; Etaugh & Poertner, 1992),而非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如职业女性则被感知为高能力低温暖的,因而会引发妒忌与愤恨(Bridges, Etaugh, & Barnes-Farrell, 2002; Eckes, 2002; Etaugh & Poertner, 1992; Etaugh & Study, 1989)。
在研究一中,我们根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中的两大维度将受助者划分为四个群体:高温暖-高能力群体(High Warmth-High Competence, HWHC)、低温暖-高能力群体(Low Warmth-High Competence, LW-HC)、高温暖-低能力群体(High Warmth-Low Competence, HW-LC)和低温暖-低能力群体(Low Warmth-Low Competence, LW-LC)并编制出能够表现其在这两个维度上具有显著差异的材料。在研究二中,我们测量了被试的性别偏见态度,对不同材料中假想熟人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倾向并让其对材料中假想熟人的温暖和能力两个维度以及其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程度评分。本研究采用人际感知而非受助者特征作为研究变量的原因是,受助者的特质并非一定能够被施助助所感知,比如以受助者的外貌吸引力高低作为变量,如果施助者平时交往的人群平均外貌吸引力较高,那原本高外貌吸引力的受助者在此施助者眼中可能就成了低外貌吸引力,所以本研究所测量的变量是从施助者的角度对受助者特质的感知。
综上,本研究以群际帮助关系作为权力关系模型为理论基础,根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编制了能够反映出受助者在这两个维度上存在差异的材料,并考察了善意的性别偏见与基于性别的群际帮助的关系,以及人际知觉在此关系中的作用。
2. 研究一
2.1. 研究目的
根据Fiske等在2002年提出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中温暖和能力两个维度编制能够表现出帮助接受者高温暖高能力(HW-HC)、高温暖低能力(HW-LC)、低温暖高能力(LW-HC)以及低温暖低能力(LW-LC)的描述材料。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160名被试,52个被试评定了低温暖高能力的男性,35个被试评定了高温暖低能力的男性,44个被试评定了低温暖高能力的女性,29个被试评定了高温暖低能力的女性。
2.2.2. 研究材料
根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中温暖和能力两个维度的高低编写了四种不同的描述——高温暖、低温暖、高能力和低能力。高能力的描述是“ta在校学习成绩优异,做事果断、效率高,实习期间迅速地熟悉了自己的工作内容,很快就得心应手了”,低能力的描述是“ta在校学习成绩一般,做事优柔寡断、效率不高,实习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还是难以熟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高温暖的描述是“生活中ta人缘好,喜欢与人沟通,善于倾听,为人体贴随和,懂得体谅和包容别人”,低温暖的描述是“生活中ta经常独来独往,与人相处态度疏远、冷淡,待人苛刻,不太在乎他人的看法和感受”。在实际评定中加入了性别并将高低能力和温暖进行组合形成四类不同的描述——低温暖高能力的男性,高温暖低能力的男性,低温暖高能力的女性以及高温暖低能力的女性。如对低温暖高能力的男性的描述为:假设你认识这样一位男性,他在校学习成绩优异,做事果断、效率高,实习期间迅速地熟悉了自己的工作内容,很快就得心应手了。生活中他经常独来独往,与人相处态度疏远、冷淡,待人苛刻,不太在乎他人的看法和感受;对高温暖低能力的女性的描述为:假设你认识这样一位女性,她在校学习成绩一般,做事优柔寡断、效率不高,实习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还是难以熟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生活中她人缘好,喜欢与人沟通,善于倾听,为人体贴随和,懂得体谅和包容别人。
Fiske等(2002)使用了能胜任的、自信的、有能力的、有效率的、聪明的、技能熟练的来描述能力维度(competence),使用友好的、好意的、可信赖的、温暖的、温和的、真诚的来描述温暖维度(warmth)。为了检验描述材料是否能够表现出帮助接受者的温暖和能力两个维度的高低,本研究选用了友好、真诚和温暖三个词来描述温暖维度,聪明、能力和自信三个词来描述能力维度。
2.2.3. 研究程序
根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中温暖和能力两个维度编写了4种比较典型的男女形象——高温暖低能力的男性、高温暖低能力的女性、低温暖高能力的男性以及低温暖高能力的女性。本研究为组间设计,每个被试只阅读了其中一种材料,并对描述材料中的人所表现出温暖和能力两个维度以及是否符合传统的性别角色进行9点评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9表示非常符合,符合的程度随着数字的增大而依次递增。
2.3. 结果与分析
结果发现被试对高低温暖和能力材料中的人表现出的温暖和能力维度的评定存在显著差异,F(温暖) = 15.68,p < 0.001,F (能力) = 6.86,p < 0.001,说明不同的描述表现出的温暖和能力两个维度的高低存在显著差异。高温暖低能力的女性比低温暖高能力的女性更符合传统女性角色,F = 3.72, p < 0.001,而高温暖低能力和低温暖高能力的男性在符合传统男性角色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3. 研究二
3.1. 研究目的
研究二的目的是检验男女对不同性别帮助对象的感知在其性别偏见与帮助提供中是否存在调节作用。
3.2. 研究方法
3.2.1. 被试
回收有效问卷1648份,男686人,女962人,年龄16~47岁,平均年龄20.36岁。八类问卷分别包括179份(高温暖高能力男性),195份(高温暖低能力男性),214份(低温暖高能力男性),199份(低温暖低能力男性),260份(高温暖高能力女性),202份(高温暖低能力女性),194份(低温暖高能力女性),205份(低温暖低能力女性)。
3.2.2. 研究材料
本研究选用了简版的矛盾性别偏见量表(Ambivalent Sexism Inventory, ASI),其被缩减为12个项目。完整版的ASI由Glick和Fiske在1996年编制,简版的ASI原量表的编制者Glick和Fiske挑选,中文版经过翻译和回译。
帮助意愿问卷(Helping intentions)是由Shnabel, Baranan, Kende, Bareket, & Lazar在2016年编制的,包括9个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帮助情境。被试被呈现一个男性或女性熟人在这些情境中遇到了困难,对于每一个情境,被试有可选的三种行动方案:a) 第一种是不干涉,让她独自解决困难(即不帮助);b) 第二种是通过向她解释如何处理任务来向她提供能够独自应对困难的工具(即自主定向的帮助);c) 第三种是向她提供即时的、直接的帮助,也就是直接替她完成这个任务(即依赖定向的帮助)。在每个场景中,被试被要求假定他们拥有提供帮助所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并且他们需要指出采取每一种行动方案的可能性(以百分比的形式)。如果三个数字加起来不到100,被试被要求修改回答。举例来说,被试会读到这样一个场景,“你的熟人在停车的时候遇到了困难”。然后他们被要求分别填写“我不会干涉”“我会向她解释如何使用方向盘和反光镜来进入停车位”以及“我会提出直接替她停车”的可能性。其他的场景包括使用一个电脑软件,解决一个数学问题,填写复杂的文件,处理经济问题等等。参照Shnabel等(2016)采用的方法,为了检验被试在完成问卷时是否集中了注意,一个额外的题目加入了问卷中,这道题目的形式与其他题目相似,它要求被试在每个选项前按照题目中给出的要求填入百分比(第一个选项前填50%。第二第三个各填25%),所有填写不符合题目要求的被试的数据将被排除。当排除了无效被试后,我们同样参照Shnabel等(2016)的方法,计算每个被试的依赖定向帮助倾向的得分。得分采用了计算几率(odds)的方式,将依赖定向帮助的概率除以不提供帮助和提供自主定向帮助的概率之和,即:依赖定向帮助概率/(不提供帮助概率+自主定向帮助概率),几率越高,表示被试更倾向于提供依赖定向的帮助。Shnabel等(2016)对这种计算方式的解释是,相对于提供依赖定向的帮助来说,不提供帮助和提供自主定向的帮助都有助于求助对象去自主的解决问题,因而这个比值也就意味着被试相对于促进求助者自主解决问题来说,更愿意直接替其完成任务从而维持现状的意向。
对帮助接受者的描述材料,共有八类材料,分别将帮助接受者描述为高温暖高能力(HW-HC)、高温暖低能力(HW-LC)、低温暖高能力(LW-HC)以及低温暖低能力(LW-LC)的男性或女性。如对低温暖高能力的男性的描述为:假设你认识这样一位男性,他在校学习成绩优异,做事果断、效率高,实习期间迅速地熟悉了自己的工作内容,很快就得心应手了。生活中他经常独来独往,与人相处态度疏远、冷淡,待人苛刻,不太在乎他人的看法和感受;对高温暖第能力的女性的描述为:假设你认识这样一位女性,她在校学习成绩一般,做事优柔寡断、效率不高,实习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还是难以熟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生活中她人缘好,喜欢与人沟通,善于倾听,为人体贴随和,懂得体谅和包容别人。
3.2.3. 研究程序
被试需要依次阅读描述材料,填写帮助意愿问卷和ASI,每个被试只会阅读八类描述材料中的一种,作为操纵检验,被试在问卷的最后需要对描述材料中的人所表现出温暖和能力两个维度以及是否符合传统的性别角色进行7点评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7表示非常符合,符合的程度随着数字的增大而依次递增。温暖包括友好、真诚和温暖三个描述词,能力包括聪明、能力和自信三个描述词,将每个维度下的描述词的得分相加即为各维度的总分。
3.3. 结果与分析
3.3.1. 操纵检验
1) 温暖和能力
以材料描述中的高低温暖分组,对被试的温暖和能力两个维度分进行差异检验,发现高温暖组的温暖得分显著高于低温暖组(M高 = 15.81,M低 = 10.93,p < 0.001),而能力得分无显著差异。
以材料描述中的高低能力分组,对被试的温暖和能力两个维度分进行差异检验,发现高能力组的能力得分显著高于低能力组(M高 = 14.40,M低 = 10.11,p < 0.001),而温暖得分无显著差异。
2) 传统性别角色
分性别对四种描述材料下帮助对象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四种描述下对男女帮助对象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评分均存在显著差异(F男 = 40.38,p < 0.001;F女 = 34.69,p < 0.001)。事后检验结果表明,男性帮助对象符合传统男性角色的评分由高到低为:高温高能、低温高能、高温低能、低温低能。在对女性帮助对象符合传统性别角色评分中,高温高能和高温低能无显著差异,低温高能和低温低能无显著差异,但高温高能和高温低能的女性比低温高能和低温低能的女性更符合传统的女性角色。
根据温暖和能力两个维度进行分组,对帮助对象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得分进行T检验,发现在温暖维度上,高温暖的男女均比低温暖的男女更符合传统性别角色,而在能力维度上,高能力比低能力的男性更符合传统男性角色,高低能力的女性则无显著差异。
3.3.2. 帮助提供的性别差异
T检验结果发现,总体来说,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提供依赖定向的帮助,M男 = 0.38,M女 = 0.24,p < 0.001,其中,男女在对男性的帮助提供上没有差异,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向女性提供更多的依赖定向帮助,M男 = 0.45,M女 = 0.28,p < 0.001。总体来说,被试更倾向于向女性比男性提供更多的依赖定向的帮助,M男 = 0.27,M女 = 0.36,p < 0.001。其中,女性对男女的帮助提供没有显著差异,男性则更倾向于向女性提供依赖定向的帮助,M男 = 0.29,M女 = 0.45,p < 0.001。
3.3.3. 相关分析
1) 性别偏见态度与帮助提供的关系
拆分被试和帮助对象的性别后,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只有男性的善意性别偏见得分与向女性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几率正相关(r = 0.21, p < 0.01),男性的敌意性别偏见以及女性的善意与敌意的性别偏见均与对男女的依赖定向帮助没有显著的相关。为了排除这种相关是由于男性的善意性别偏见与对女性总体的帮助倾向相关,计算出一个男性向女性总体提供帮助的几率,即(依赖定向帮助的概率+自主定向的概率)/不提供帮助的概率。结果发现,男性的善意性别偏见与其向女性总体提供帮助的几率不相关,r = 0.09,p = 0.10,故而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
2) 人际感知在矛盾的性别偏见对帮助提供的影响中的作用
本研究主要检验了被试感知到帮助对象的温暖、能力和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程度对善意的性别偏见和依赖定向的帮助几率的调节作用。根据Sharma等人(1981)建立的调节变量识别程序,首先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然后拆分被试和帮助对象的性别,检验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对因变量的交互项的显著性,见表1和表2。结果发现,男性的善意性别偏见与感知到女性帮助对象的能力在向女性提供依赖定向的帮助时交互项显著(p < 0.05),男性的善意性别偏见与感知到女性帮助对象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程度在向女性提供依赖定向的帮助时交互项显著(p < 0.05)。而感知到女性帮助对象的能力以及感知到女性帮助对象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程度与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几率不相关,所以感知到女性帮助对象的能力以及感知到女性帮助对象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程度在男性的善意性别偏见和向女性提供依赖定向的帮助中起调节作用。根据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系数可知,男性感知到女性帮助对象的能力和女性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程度会加强其善意性别偏见对向女性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作用。
4.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提供依赖定向的帮助,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向女性提供更多的依赖定向帮助,人们更倾向于向女性比男性提供更多的依赖定向的帮助。女性在向男女的帮助提供没有显著差异,而男性则更倾向于向女性提供依赖定向的帮助。

Table 1. Regulating function of women’s competence that men perceived on their benevolent sexism
表1. 男性感知到女性帮助对象的能力对其善意性别偏见的调节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Table 2. Regulating function of the extent to which women conform to the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that men perceived on their benevolent sexism
表2. 男性感知到女性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程度对其善意性别偏见的调节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另外,持有较高善意性别偏见的男性更倾向于向女性提供依赖定向的帮助,这与Shnabel等人(2016)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人际感知在这种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来说,比起低能力的女性,当男性感知到女性求助者具有高能力时,其向女性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倾向受到其善意性别偏见的影响更大,这与Weiner (1980)的助人的归因模型不符,根据其模型,当人们感知到求助者求助的原因是其自身可控的,即是由于其缺乏努力时,便会产生愤怒而拒绝提供帮助,而本研究却发现对于高能力的女性,男性的善意性别偏见更能预测对其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可能性,这种看似有些不合常理的现象可以从Nadler等人(2009)提出的防御性帮助的概念来解释——当男性感受到了来自女性群体的威胁时,即感知到帮助对象为高能力的女性,男性为了缓解自己的社会认同,会不考虑求助女性的意愿而向她们提供依赖定向的帮助,即男性所持有的善意性别偏见潜在的认为女性是无能而弱小的,而作为施助者的男性则是优越的,并利用提供依赖定向帮助这种表面积极的家长式作风的行为来维护其积极而独特的男性形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男性感知到求助的女性较为符合传统的女性角色时,其所持有的善意性别偏见包含了对这类女性赞美和表扬的积极情感,并激发了对其提供依赖定向帮助这种带有鼓励性质的亲社会行为。
5. 结论
1) 男性的善意性别偏见预测了其对女性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倾向。
2) 男性感知到女性的能力和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程度在其善意的性别偏见与向女性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有待未来的研究进行思考和探讨:一、本研究中帮助的情境是日常生活中的情境,未来研究可以在工作情境下探讨善意的性别偏见与依赖定向帮助的关系,以及人际感知在其中的作用是否依旧相同;二、本研究中施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关系是熟人关系,而当两者之间的关系变为亲密关系或是有血缘的亲属关系时,善意的性别偏见是否依旧可以预测男性向女性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倾向?以及人际感知在其中的作用。三、前人研究发现,人们对在男女优势领域中遇到困难的男女会有不同帮助倾向(Chernyakhai, Halabi, & Nadler, 2017),而在本研究所出现的帮助情境均为男性优势领域,故未来研究可以对比在男女优势领域中男女帮助行为的差异。四、本研究只探讨了男女的帮助提供行为,而男女在帮助寻求或是在接受帮助时,人际感知的作用值得未来研究进行探讨。五、本研究中的依赖定向帮助的倾向是通过问卷测量的,未来研究可以通过观察实际的帮助行为来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