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心理学的重视。“主观幸福感”一词是由Diener在1984年首次提出的，所谓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对其生活做出的积极评价，其中包含了三个维度，即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和认知维度 [1] 。因此，对于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存在三个指标，即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其中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反应了个体对其生活的情绪体验 [2] 。总的来说，主观幸福感可以看做是一个人的积极情感高于消极情感，并且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的一种心理状态。
一般来说，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文化不仅影响和制约着人的行为，还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在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中发现，个体的同一个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文化赋予人的心理以意义性。个体越是高级的心理现象受到文化的影响也就越大，由此可见幸福感作为人类高级的心理现象受文化的影响是也是必不可少的 [3] 。McCrae和Costa在1991年的研究中发现，文化是主观幸福感的两个前因变量之一 [4] 。也有研究者认为不同的文化取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西方个体主义文化vs.东方集体主义文化)，因此主观幸福感存在着重要的跨国差异 [5] 。还有研究者指出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之间主观幸福感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6] 。由于文化的概念涉及范围较大，所以有研究者提出可以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探讨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国内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群体中，研究少数民族成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如何看待和适应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文化认同的概念目前学术界上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国内外基本达成统一的共识，即从宏观上来说文化认同可以认为由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组成；微观来说，文化认同包含了认知、情感、行为等多个维度 [7] 。也有研究者认为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核心，文化认同的主题是自我身份以及身份正当性的问题 [8] 。有研究指出，个体对自己所属环境的文化认同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和工作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Phinney等认为，个体的民族认同程度会影响个体的人际交往、职业行为以及生活幸福感，也会影响个体对生命意义追求的方式 [9] 。特别是当个体处于一个多元民族文化的环境时，民族文化认同与个体的社会适应有显著的关联性。郑雪，王磊(2005)在研究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通过路径分析发现，留学生的主族文化认同与客族文化认同直接预测了其主观幸福感，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三个方面 [10] 。胡发稳、李丽菊(2010)在研究哈尼族中学生的文化适应中发现，文化认同影响着哈尼族中学生在学校的生活满意度 [11] 。由此看来，个体的文化认同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直接的预测作用。
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众多因素中，自我建构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自我建构的概念最先由Markus等人在1991年提出的，他们在文化因素对于个体社会化过程影响的研究中分析，最早将个体的自我分为了独立型的自我建构和依存型的自我建构两方面。之后Brewer等人在Markus双重自我建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重自我建构理论，即个体型自我建构、关系型自我建构和集体型自我建构。近年来我国研究者立足于中国实际，根据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借鉴三重自我建构的理论思想，提出了中国特有的“我–家–国”三位一体的自我建构 [12] 。根据已有研究表明自我可以影响人们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等多个方面。如，Oyserman等综述了不同自我概念与情绪状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发现个体我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与情绪问题负相关 [13] 。Suh等人认为，人们在评价总体的生活满意度时，个体我和关系我突出的人评价幸福感时所依赖的信息是不同的，关系我突出的个人倾向于使用重要他人的社会评价信息来评价生活的满意度，个体我突出的个人倾向于使用日常生活的积极情感来评价生活的满意度 [14] 。在胡金凤等对自我与幸福感进行的研究中发现，独立型自我可以通过自尊部分对主观幸福感进行预测，而互依型自我则通过人际和谐间接预测了主观幸福感 [15] 。可见，个体对主观幸福感的体验受到了个体自我建构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个体的自我的建构会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与制约。一般认为，个体为了可以更好的适应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就要根据其所处的文化坏境来塑造和规范自己 [16] 。有研究者指出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个体更多的表现出独立型自我，而在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更多的表现出互依型的自我。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个体的自我建构进行研究，例如郑静(2013)采用文化启动实验说明了文化取向对大学生自我建构具有预测作用 [17] 。雷文婷(2014)在研究蒙古族大学生自我建构时发现，不同文化深刻影响着蒙古族大学生的自我观，传统的游牧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对蒙古族大学生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且蒙古族大学生对两种文化都有着较好的接受和认同，并能根据不同的文化情境灵活的通达不同的自我构念 [18] 。由此可知，个体的自我建构不仅受到个体所在环境的影响，也受到个体所处文化的影响，同时个体的自我建构对个体的社会适应，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近年来有很多研究表明文化会通过个体的自我建构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影响。例如，Markus和Kitayama (1991)认为个体的自我建构是文化影响幸福感的主要中介 [19] ，因此在文化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中，自我建构可能会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综上所述根据已有研究表明，文化认同对个体的认知、情感、态度、行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会影响个体对主观幸福感的体验。个体的自我建构也会影响个体对主观幸福感的体验，同时当个体在其所属的生活环境中想要有幸福的情感体验时，个体必须用符合其文化价值标准的方式来生活，因此个体的自我建构受到其所属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陈恽(2017)在研究大学生三种自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发现，自我建构对主观幸福感确实有预测作用，但是前提是要选择符合个体文化特征的自我建构类型 [20] 。这说明对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我国来说，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的自我建构类型是不同的，个体的不同自我建构类型会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因此本文旨在研究内蒙古地区的大学生文化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中假设自我建构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内蒙古的4所高校中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式发放问卷1000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523份。其中汉族294人，蒙古族229人；男生238人，女生285人；内蒙古自治区省内412人，内蒙古自治区省外111人；来自农村或牧区245人，城镇231人，大中城市47人。
2.2. 调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内蒙古地区的大学生进行调查。
2.2.1. 文化认同问卷
使用胡发稳，王沛等2014年编制的《中国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CMACQI)。该问卷分为六个一阶因子，分别为族物喜好、民族信仰、民族接纳、民族习俗、主体文化和社会规范，两个二阶因子为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问卷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式，1为完全不符合，5为完全符合。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1，符合测量学的要求。
2.2.2. 自我建构问卷
采用Kashima和Hardie 2000年编制的《关系自我–个体自我–集体自我问卷》(RIC)。该量表共包含30个题项，包括3个维度分别为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量表采用Likert 7点计分方式，其中1代表不像我、不是真实的我，7代表像我，最真实的我。本研究的自我建构得分以维度计分，不计总分，各个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个体我0.79、关系我0.87、集体我0.88，符合测量学要求。
2.2.3. 主观幸福感问卷
采用苗元江2003年编制的《综合幸福感问卷》中测量主观幸福感的部分，其中包括生活满意度5个项目，正性情绪6个项目和负性情绪6个项目。问卷采用Likert 7点计分方式，其中生活满意度测量的7为明显符合，1为明显不符合；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测量，其中1为没有时间，7为所有时间。主观幸福感总分为三个维度之和，其中负性情感做了反向计分处理，本研究总中主观幸福感总分α系数为0.80，符合测量学标准。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使用SPSS22.0 for Windows进行数据处理，数据统计分析使用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的是自我报告法对多个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施测问卷过程中，对实测程序采取了严格的控制，同时告知被试问卷的结果仅用于学术研究以及绝对保密，采取匿名填写作答，并且将不同问卷分开编排、使用不同计分方式等。数据分析过程中，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27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因子仅能解释14.79%，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同时本研究采用VIF检验来考察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VIF在1.649到3.497之间(小于10)，在合理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认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
3.2. 描述性统计
由表1可知，蒙，汉大学生文化认同总分平均分为较高，从维度上看主流文化的平均分高于民族文化。从个体的自我建构三个维度来看，蒙、汉大学生的集体我和关系我的平均得分均高于个体我。在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中，蒙、汉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绪高于负性情绪。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ultural identity, self-con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various dimensions
表1. 文化认同、自我建构与主观幸福感在各个维度上的描述性统计
3.3. 文化认同、自我建构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考查文化认同总分与自我建构、主观幸福感各个维度的相关，结果见表2。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mong cultural identity, self-con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2. 文化认同、自我建构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结果表明，蒙、汉大学生文化认同与个体的三重自我建构、主观幸福感均呈显著的正相关(P < 0.01)。从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来看，蒙、汉大学生文化认同与个体的生活满意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1)，与个体负性情绪存在显著的负相关(P < 0.01)，与个体的正性情绪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大学生的三重自我建构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 < 0.01)，其中与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绪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 < 0.01)，与负性情绪存在显著的负相关(P < 0.01)。
3.4. 文化认同、自我建构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以文化认同和自我建构各个因子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和表4。
Table 3.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cultural identity
表3. 文化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Table 4.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self-construction
表4. 自我建构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3.5. 自我建构的中介作用分析
对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减去样本均值)，分3步建立3个回归方程：1) y = cx + e1 (其中y为主观幸福感，x为文化认同)；2) m = ax + e2 (其中m为自我建构各因子)；3) y = c’x + b1m1 + b2m2 + b3m3 + e3 (其中m1为个体自我建构，m2为关系自我建构，m3为集体自我建构)，结果见表5。
Table 5. The intermediate test of self-construction
表5. 自我建构的中介检验
注：CD：文化认同，I：个体型自我建构，R：关系自我建构，C：集体型自我建构，SWB：主观幸福感。
结果显示，文化认同对自我建构的回归系数显著，考虑到中介作用后，文化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显著，同时个体我和集体我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也显著，这说明个体我和集体我在文化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内蒙古地区蒙、汉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内蒙古地区蒙、汉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一个人的文化认同程度越高，其感受到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反之则感受到的主观幸福感越低。回归研究结果也表明文化认同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与郑雪，王磊(2005)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文化认同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从主观幸福感的各个维度来看，文化认同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也就说个体文化认同越强，个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也就越高。在情感方面，文化认同与积极情感关系不显著，但是与消极情感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个体的文化认同程度越低，个体体验到的消极情感就越强烈，就如Berry所认为的个体的文化认同程度低，可能导致个体会处在分离或边缘化的状态，个体会感到焦虑，紧张，被排挤的心理体验 [21] ，因此相对于积极情感而言，文化认同更多的会影响个体的消极情感。
4.2. 内蒙古地区蒙、汉大学生的自我建构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内蒙古地区蒙、汉大学生的个体自我建构的三个维度均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呈正相关。即不论个体偏向于个体型自我、关系型自我还是集体型自我，这三种自我建构类型均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从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来看，个体自我建构与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呈显著的正相关，与负性情感呈显著的负相关，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大学生的自我建构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体验 [12] 。考虑到回归作用后，大学生的集体型自我建构和个体型自我建构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关系型自我建构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一结论与先前的研究结果有不同之处。根据之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与互依型自我建构有关，与独立性自我建构无关 [17] 。笔者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个体接触不同外来文化或者是他族文化的机会增加，因此不能再将中国简单的看作集体主义国家，个体在进行自我建构的过程中除了考虑集体对个体的影响外，个体越来越重视自我的内在状态。因此，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既受到了个体型自我建构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集体型自我建构的影响。
4.3. 内蒙古地区蒙、汉大学生的自我建构在文化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
考虑到中介作用后发现，内蒙古地区蒙、汉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可以直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同时也可以通过三重自我建构中的集体我和个体我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由此可见，个体的自我建构离不开个体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个体所属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体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规范作用，同时个体的自我建构水平会影响个体对主观幸福感的体验，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似，即个体只要选择了与其文化相符合的自我建构，个体的自我建构就会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 [20] 。结果表明，当个体对所属的文化认同程度越高，同时表现出集体型和个体型自我建构时，个体会体验到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反之个体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则降低。这说明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的自我建构受到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内蒙古地区蒙、汉大学生的文化认同、自我建构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蒙、汉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蒙、汉大学生的自我建构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蒙、汉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可以通过自我建构间接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在三者关系的研究中自我建构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致谢
感谢导师张玉柱教授的耐心指导。
基金项目
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CXJJS17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