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学界对蔡锷的研究较多，但对其从“拥袁”到“讨袁”的态度转变过程的研究仍有很多探讨的余地，这种转变过程集中体现了蔡锷思想的复杂性，并涉及了众多对国家走向有深刻影响的人物。对此过程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民国初年中国精英阶层对如何建立新国家的迷茫探索。
2. 从排斥到不排斥
辛亥革命中，云南重九起义爆发，并成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这位青年都督不久就展现了卓越的政治能力，他通过稳民心、维护各民族团结、保治安、安抚各府厅州县、与外国领事交涉等一系列举措，完成了云南省新旧政府的平稳过渡。他针对“非有集中统一之机关，即无对外活动之资格” [1] 的国际形势，建议先在武昌形成临时的统一机关，各省军政府代表汇聚于此共筹国体，尽早得到列强承认，使新兴之国能直接加入国际团体。
在湘军派兵助鄂援川的带动下，蔡锷决定派大军分三路入蜀，从而使整个西南成为辛亥革命的坚实后盾，“川定东下，会师长江，共图北进，” [2] 以便应对清廷的顽抗。
蔡锷针对袁世凯的北伐之计顺应局势不断调整。1912年1月初，他“派唐次长继尧为司令官率之入蜀，或假道湘、黔，即会师武汉，直指卢龙” [3] ；清军于南北停战期多次进兵，蔡锷不满南方政府一再被动挨打，发电文指责武汉政府“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并表示滇军的北伐军队随时待命 [4] ；袁世凯计划在北京开会讨论政体，蔡锷则认为此时议和纯属无用功，“惟有诉诸兵力耳，” [5] 他组成第三师团专事北伐；当升允进攻陕西，北伐滇军又“改道入川”助陕 [6] ；唐绍仪赴沪议和，蔡锷得知和议决裂，“拟调临、蒙、开、广国民军八营继发” [7] 加紧准备北伐；当他得知清帝退位，南北调和，便陆续撤回北伐滇军。
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改变，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当袁世凯效忠清廷，公开表示“余不能为革命党” [8] ，为清廷利益攻伐、议和时，蔡锷基本上对袁世凯持排斥态度，认为其议和并无诚意，只为拖延时间，他主张革命军坚持北伐，对袁世凯主张的君主立宪主张更是反对，认为“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 [5] 。
话虽如此，蔡锷也希望袁世凯投诚革命，就在他积极准备北伐的过程中，也有对袁世凯较为欣赏的言论：“项城闳才远略，实近代伟人。”申明其反对袁世凯未脱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身份而参与选举，并表示“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 [9] 。
由此可见，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主要取决于袁世凯的政治倾向。
蔡锷对袁世凯的强势态度在当时并非孤立。辛亥革命后，各地情况复杂。执掌大权者有革命派、立宪派，也有清朝旧臣；其独立目的也并非纯粹响应革命，甚至有些地方是为了防止其他地方的革命派来夺权，才匆匆选择独立。各地独立后遭遇的来自清政府的压力也不尽相同，黎元洪所在的湖北军政府首当其冲，尽管袁世凯为代表的清廷将黎元洪作为南北谈判的主要对象，与其就君主立宪进行谈判，实际上其无法代表南方独立省份的意愿。部分省份“没有来自北洋军的攻击和压力，而又有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和请求，” [10] 其态度自然不像湖北军政府那样慎重。云南省就属于这种情况，况且蔡锷作为非革命派，在云南以革命派为主导的重九起义中成为都督，他代表云南发出的言论必然要照顾到革命派的想法。
当袁氏投诚共和，代替孙中山成为新生国家领导者时，蔡锷反倒没有在孙、袁之间作抉择的纠结情感。尤其在定都问题上，蔡锷也主张在北京建都，以便控御中外以及南北。至于南方政府颇为诟病的北京积弊，他认为袁世凯有能力“破除畛域，以协群情，痛扫弊风，以新耳目，是秕政余毒，不至复生” [11] ，并表示“袁公当能力任天下之重” [12] 。
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由排斥转为不排斥，一方面有其个人的政治考量：在反对君主专制的前提下，蔡锷对建设新国家极为热忱，且有自己的见解。早在云南独立之初，蔡锷就系统地提出了三条中央政府组织纲要，一是定国名国体，他认为联邦制度不适合国情，应“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内政外交均易措置。”二是建设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三是扩张国防、缩小行政区域，以便消融疆界 [13] 。单就“强有力的统一政府”来说，袁世凯比孙中山更符合蔡锷对国家领导人的期待。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初云南军政府乃至西南地区与中央的真实关系。蔡锷作为西南边陲的都督，蔡锷尽己所能向中央建言献策，并代表云南省保持不偏不倚、服从中央的态度。
此外，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转变的客观原因在于：革命军实力有限，与北洋军打仗胜算不大，且国家四分五裂很容易引起列强瓜分，因此不战而达到国家统一是最好的选择。蔡锷就任云南都督以来着手整顿西南大局，遭遇了川黔藏内乱、英法窥边以及云南赤贫等种种困境，极希望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尽快形成，以解西南危局。
3. 鼎力相助
袁世凯政府成立到蔡锷入京这一阶段，蔡锷对袁世凯政府可谓积极响应、鼎力相助。
军事方面，蔡锷着力甚重，他主张裁兵、军民分治、军人不党以及行政区域与军事区域分开划分。他认为“民国罪魁，厥在军人，若能一律裁兵” [14] 则各省财政支出大量减少，可供给中央，并减少兵祸。各地起义遗留的军民共治问题亦亟待解决，蔡锷提议从官制入手，结合行政区域划分，统一全国的行政规划及官员委任制度。他反对军人入党，原因在于军人的军事责任甚重，不适合“复为政界分心”；并且“军人入党，则因政见之争持”，又有武力作为后盾，“恐内阁之推倒太易，” [15] 于国不利。此外，他积极配合中央稳定藏区及西南边境局势，犹费苦心。
政党方面，蔡锷考虑到国家内外交困，“百喙争鸣”式的党见更增加了国家稳定运行的难度。他呼吁“诸公顾念大局”，以国家为前提，而非“以党见为依违。” [16] 他认为当时最需要强有力的统一政府来指挥全国从新旧交替的混乱中走出来，大兴建设，而不是率先形成强大的政党集团左右政府运行，因此建议原有各党自行解散，另组健全雏形，不要急求党势扩张，等国家做好了准备再行事。蔡锷对同盟会的势力尤其戒备，极力反对参议院取消中央解散议会权的做法，“曾切商黔、蜀、桂各都督，意在拥护政府，保障西南，以戢某政党(指同盟会)之狂潮，而纾大总统之顾虑” [17] 。
财政方面，尽管云南财政困难，“军兴以后，洋款赔款，以及旧时京协各饷，凡各省应解之款，屡催无应” [18] ，蔡锷仍尽力帮中央缓解财政困窘。他在云南筹办爱国公债、女子爱国富签公债，率领公务员减薪，并严审公费、地方收入，不得稍有侵蚀 [19] 。此外，他积极响应财政部提取各省厘金的要求，呼吁“各省有余力者，宜照旧解款中央” [20] ，并提出云南捐二十万支持中央。此外，蔡锷对中央财政提出了很多建议，为防止债权外溢，主张“腹省各地，仍应由国家银行办理，既以自保债权，兼树民国信帜” [21] 。他认为国家财政困难不是因为贫瘠，而因开发无术，中央应该尽快划分税则、统一税收机关。
外交方面，蔡锷曾多次强调加入国际团体的重要性，为了使列强国家承认民国政府，他致电袁世凯，“宜派中外仰望之员为礼聘大使，能先得一二国承认，则其余亦易赞成。”并推荐孙中山担此大任 [22] 。
上述几方面是蔡锷在帮助袁世凯政府巩固政权、建设国家等方面做出的努力。
蔡锷极力想帮袁世凯政府变强大，这个愿望甚至使他刻意说服自己和他人理解袁世凯对待共和体制及议会的不合理行为，并将由此引发的社会波动归咎于党争。
较为典型的是蔡锷在面对宋教仁案和袁世凯私自借款事件时的反应。他认为宋教仁案是“各报章徒以政见之不合”刻意攻击酿成的惨剧 [23] 。借款问题上，尽管他曾联通各省通过公债、国民捐解决中央政府国用枯竭的问题，极力阻止中央向六国银行团借债，防止国权丧失，却就擅自借贷一事替袁世凯多加辩护：“推翻借款，远患近忧，外争内乱，于势实万无可逃” [24] 。
对比有着革命党身份的江西都督李烈钧，他在对待诸如此类的事件时，态度与蔡锷截然不同，他反对袁世凯私自与五国银行借款，并公开认为袁世凯是宋教仁案的元凶。蔡锷与李烈钧对待地方军政、民政分治的态度更是对比明显，蔡锷配合中央下达的军民分治要求，交卸兼任民政长一职于罗佩金，李烈钧则赶走了中央委派的民政长，闹了一出沸沸扬扬的“江西民政长事件”。
宋教仁案激化了袁世凯同李烈钧、孙中山等人的矛盾，尽管黄兴、蔡锷等人都试图将此案控制在法律解决的范围内，举兵反袁的二次革命还是开始了。
蔡锷坚决反对二次革命。他估计，如果真的打内战，“今南北相竞，已不如前清政府之易与，则战期延长，必数倍于前役，以后需索劫夺，独苦吾民。” [25] 他深深感慨：“吾国人法律知识幼弱，对于国家大计，往往感情用事，以致演出此种惨剧，陷国家于危险。” [26]
蔡锷作为云南都督，他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云南的发展，“二次革命”后，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北洋及其附属军掌控了“除云南、贵州、广西和新疆在外的所有省区。” [27] 他在保护云南利益时，也坚持着实现政治理想、帮助国家成为强国的个人志向，他在二次革命等事件中对袁世凯的支持，也代表了当时部分国人的态度，这种支持主要有以下几个缘由：
第一，恐惧革命带来的内部分裂导致国家被列强瓜分。蔡锷曾劝告李烈钧：列强“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实行瓜分之毒计。”即使对袁世凯不满意，也不必以国家命运为赌注，非要诉诸武力，“尚乞体念现时国势之危险与后日亡国之痛苦，诰诫旧邦(部)解甲罢兵” [28] 。
第二，对于民国政府被国际认可的强烈愿望。民国成立一年多，既没有正式国会，也没有正式总统，列强以此为由，不承认民国政府。这几点合在一起，大大加强当时人对中国会陷入“不国”的恐惧，并加深了他们认为只有“正式”政府才能获得承认的观点。他们这种“对‘正式’的渴求，使得作为总统唯一候选人的袁世凯不期然间几乎成了政治正规的代表者。” [29]
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对袁世凯的支持并非对其政权的完全认同，而是因为时局的发展，使他们认为袁世凯作为政治正统能够带领国家走上正轨。当时很多人将民国初年的混乱归罪于革命党的恶性斗争。袁世凯此时获得的民意支持极高，人们热切盼望着他在解决政党问题后，举国之力结束混乱局面、获得国际认可，从而带领民国走向人们梦寐以求的振兴之路。
4. 从支持到反对
从1913年9月奉调入京到1915年11月离京反袁，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也从积极支持到逐渐失望再到坚决反对。
“蔡锷的理想并非割据一方，做土霸王，他是想有益于国的，他需要更大的舞台，云南一隅终究留不住他。” [30] 蔡锷离滇入京的目的，可以从他的老师梁启超那里找到答案：一来怕军人揽政权，造成藩镇割据局面，蔡锷想以身作则来纠正这种风气；二来他对外有所抱负，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理想敌国；三来也因为身体不适，要稍为休息休息 [31] 。此外，根据蔡锷的电报，可知其入亰还为了“与袁总统面商要政”、“承吾师指命为名誉理事” [32] 。总之，他此次是满怀希望进京。
袁世凯将蔡锷调至北京，有着控制、利用两方面考虑。将蔡锷调至中央有利于控制西南；另外，北洋旧将权力日盛，逐渐脱离了袁的控制，袁想通过蔡锷这位军事名才改造北洋军，但遭到北洋军人的一致反对，策士劝袁世凯：“北洋派是一个有地方色彩的团体，要在军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人而不宜用南方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袁)安危的大问题，只能行之以渐而不能操之过急，否则祸变之来，可能不在将来而在今日。”[33]于是袁世凯以徒有虚名的官职笼络蔡锷，蔡锷被任命为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昭威将军以及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袁世凯始终没有让蔡锷插手军界实务，但蔡锷对袁世凯的支持并未停止。
对于袁世凯清扫国民党后的大肆集权，蔡锷没有反对，他对友人说：“吾人今日处兹乱世，认定一事于道德良心均无悖逆，则应放胆做去，无所顾怯，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所谓既要仁慈又要痛苦也。” [33] 在蔡锷眼中，只要能尽快获得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出一个“终身大总统”也无妨。
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随着“二十一条”事件日益恶化。已获无上权力的袁世凯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对外国的压榨采取了克制态度：1914年一战爆发时不敢对德宣战，坐视日军强占胶东；1915年面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掌握国家所有政治资源的他再一次选择了以国家利益换取个人统治的稳定。蔡锷则坚持对日作战，他在参政院要求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并秘定对日作战计划交给袁世凯，希望其拒绝“二十一条”。
这次事件使他们划清界限，袁世凯清楚蔡锷的政治观点与己相背，警惕心大生，蔡锷对袁世凯的失望也临近极点，而在京遭遇的北洋派排挤、所见的政府乱状、总统屡次承诺屡次失信的荒唐，也一同将蔡锷对袁世凯的信心消耗殆尽。
袁世凯对日态度的软弱不仅使他失去了蔡锷、梁启超等的支持，更使他与北洋实力派间的矛盾加剧。主张对日强硬的段祺瑞也与袁世凯公开对抗，称病辞职。与自己的北洋力量分裂、失去最重要的武力支柱的袁世凯，却浑浑噩噩做起皇帝梦：1915年8月14日成立筹安会，12月公开做皇帝，次年元旦正式登基，定国号“洪宪”。
筹安会成立第二天，蔡锷就赶往天津与老师梁启超见面，随后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34] 反对复辟，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回到北京的蔡锷则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营造与梁不合的假象，还领衔劝进，积极参与筹安会活动；另一方面，蔡锷开始联系各方人士筹划反袁。11月，他以病重就医为由离京，从天津、日本、香港、越南一路避开袁世凯的暗杀，辗转回到云南。12月25日，云南发布梁启超撰写的《讨袁通电》，宣布独立，“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护国战争开始了。这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运动持续数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数月后病逝。蔡锷反袁的重要影响则在于：
一方面，护国战争促成了“群龙无首”的乱世。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的北洋军人及各地实力派在全国形成混乱的军阀割据。民初以来人们普遍期望的以共和制度涤荡陈浊，一开政治清明、国家富强之先河的梦想被再次搁置。
另一方面，蔡锷以袁世凯为例，给实权人士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以晚清袁氏这样一个沉浮宦海几十载、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在其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都无法扭转历史前进的脚步，别有用心者们不得不为之警醒。
此外，护国之役也使得民主共和思想再一次深入人心，护国军以铁与血捍卫了共和国的尊严，其主要领导者蔡锷也在后来民族危亡时每每被提及。抗战时期，其“护国军神”形象鼓舞全民抗击外敌，其所代表的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及军事成就久久激励着国民 [35] 。
5. 余论
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几经变化，袁世凯则对他既赏识又忌惮，认为他的才能不在黄兴之下。这两位人物对民初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们间的关联值得探讨。
蔡锷和袁世凯有共通之处，这是他们互相赏识、认可的基础。二人均有着卓越的政治、军事能力。他们在实际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对国家面临的诸多危机最为清楚，蔡锷反复向袁世凯政府强调的问题正对应着袁世凯所面临的棘手现状。二人同以军事起家，军人特有的冷峻、务实气质在他们的政治理念上均有显现，最为突出的就是二人都认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国家得以存活的关键，蔡锷在袁世凯执政期间对其的支持也主要以构建强大中央政府为目标。
比共通之处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
首先，在处事方式上，蔡锷注重规则下的简洁高效，他“不要钱，不怕死”；袁世凯则惯于利用金钱名利等收买人心，建立较为稳固的私人关系。私党是袁世凯的一大特色，除了为他所信任的北洋团体，还有很多军政界人士甚至国民党人也被他用金钱贿买。袁世凯这种私党特色，为他带来了诸多好处，比如“非袁不可”这句民初国民的口头禅。汪精卫认为“非袁不可”广为流传的原因在于：“以袁拥重兵故。袁之部下，不知有国民，只知有袁宫保，使袁宫保在，专制可，共和亦无不可”。
其次，在政治观念上，虽然二人都认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关键，但袁世凯认为不一定非要在共和名义下追求国家发展，就算实行君主制也无妨，蔡锷则坚决反对任何君主制，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与袁世凯对共和等新概念的缺乏相对，蔡锷师从梁启超，很早就接受维新思想，在留日期间对照欧美多国政治制度写下了《军国民篇》，对共和制、联邦制、立宪制等都有较为系统的了解，他对民国的发展很早就有较为清晰的理路，并一直坚持。
另外，在身份地位上，袁世凯大多数时候是蔡锷的上司。蔡锷也渴望能得到这位上司的赏识、和他干一番大事业，譬如建立一支用来防御理想敌国(日本)的强大军队等，而上述差异宛若鸿沟亘于二人之间，再加上身份差异造成的无法平等亲密对话，两位国之栋梁终未能达成共识、携手将民国推上理想的发展之路。
蔡锷与袁世凯之间的异同实际上反映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每个个体不同程度的影响。袁世凯与蔡锷有共同的传统文化基础，而西方文化受个人特性影响，对两人的行为思想产生了不同效果。这两种文化的碰撞在民初的社会精英身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展现，人们普遍从西方先进文化中看到了国家发展的希望，又有不少人习惯性的从传统治国理念中追寻国家的稳定富强。这种矛盾对蔡锷、袁世凯、宋教仁等人的个人命运以及民初的国家走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