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楚、越是我国东周时期南方的两大民族，他们地域毗邻，各有所长，文化上互相影响。长期以来楚越文化的关系都备受学者关注。湖南在东周时期处于南疆，素有南楚之称。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春秋中期楚人已进入湘江流域的下游 [1]，春秋晚期楚越文化开始融合，楚墓中有越文化遗物共存，成为楚文化中的越文化因素。战国时期，楚文化成为主体文化，并与越文化关系十分密切，互为影响，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渗透的独特地方文化 [2]。湖南是楚墓的集中发掘区，发掘出土的楚墓有8000余座，出土鸟形器物总数近300件。随葬器物中存在着较多能反映文化信息的独立载体 [3]，墓葬中的随葬品则能更好地还原当时的社会、民族、文化特征。越族崇鸟这一说法在晋朝干宝的《搜神记》中记载的比较清楚，其书卷十二载：“越地深山中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冶鸟’”。“此鸟白日见其形，是鸟也；夜听其鸣，是鸟也。时有观乐者，便作人形，长三尺，至涧中取石蟹，就火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谓此鸟是越祝之祖也。”鸟还被认为是越人的保护神，《吴越备史》卷一引倪德儒语：“越中曾有圣经云：‘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敬之则福，慢之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祷之。”从这一记述可以看出，鸟被当成了主宰越人祸福的保护神。1973年，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中，出土了13件被认为是“蝶形器”的木质、石质、骨质器物。据宋兆麟先生考究，“蝶形器，实为鸟形器，是古代越人精心制作的鸟形装饰，即鸟形图腾。”河姆渡时期形成的鸟图腾标志，在古越人及其后裔民族中传承了几千年，其残余形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综上所述，鸟与越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越文化的典型代表器物之一，又是楚墓中出土比较多的器物。因此，本文试从湖南楚墓出土的鸟形器物为中心来探析楚文化和越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
2. 绪论
2.1. 楚越民族文化概况
2.1.1. 楚民族文化概述
楚文化是周代的区域文化，因楚国和楚人得名。楚人沿汉水南下，周朝时居住于丹阳附近。楚国是周朝时建立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熊氏，周成王时期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熊绎受封是楚国的开端。楚国在武、文之世开始崛起，奄有江汉。目前的考古研究表明，早期楚文化遗存于西周时期出现于丹江上游的陕西南部、河南西南部和湖北西北部地区，其后由汉水南下，进入江汉沮漳流域，并西进、东扩、北上、南渐，成为拥有南半个中国的泱泱大国。随着楚国政治版图的扩张，以及楚都的迁移，引发了楚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楚文化的地理分区也随之发生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其物质文化也呈现出动态的多元性文化特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信巫重鬼、多神崇拜、崇道哲学，意识形态领域的浪漫诡橘，兼具中原、吴、越、巴蜀、秦等多国族文化因素。
2.1.2. 越民族文化概述
越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概念。古代越族分布极广，分支很多，史有“百越”之称，“百越”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名称，而是泛指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众多的民族。东南百越文化具有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它们同祖共俗，地域相近，且有一系列不同于华夏民族和南蛮民族其他支系文化的文化特征。长江中下游以南的东南地区，是百越先民活跃的地方。崇尚和使用鸟图腾是百越文化的特征。1973年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中，还出土了一件骨匕，上面刻着两组双头鸟。每组有两个鸟头，朝着相反的方向伸颈，鸟体相连，中间有一个圆圈，头上有英冠，从形状判断似属鹰鸠之类。另有一块象牙板，刻划两只振翅的鸟，鸟头相对，连体，中间有五重圆圈，外绕火焰纹，好似太阳。鸟嘴尖，长尾(见图1)。可见，在河姆渡时期古越人就已经开始使用鸟形器物了。
Figure 1. Double-headed Siamese birds on bone and ivory excavated from Hemudu site in ancient Yue cultural area
图1. 古越文化区河姆渡遗址出土骨器和象牙器上的双首连体鸟
2.2. 湖南楚墓概况
湖南地区自上世纪50年开始，从1951年到2016年共发掘楚墓约8000座，其中出土鸟形器物的墓葬数约148座，出土鸟形器物的总数约277件。并且鸟形器物分布的区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见图2)。此外，湖南楚墓出土概况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分布范围广。出土鸟形器物的地区主要有长沙、常德、益阳、永州、湘西土家自治州、怀化、株洲、衡阳、湘潭、郴州、张家界等。出土鸟形器物的墓葬几乎覆盖了整个湖南地区。
2) 延续时间长。湖南地区出土文物资料显示，鸟形器物出现的时间最早是在春秋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实物发掘资料则是自上世纪50年开始，从1951年到2016年共发掘了约8000座湖南楚墓。
3) 等级特征明显。湖南地区发掘出土的墓葬等级丰富，并且随着时代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等级特征。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鸟形器物主要出土在平民级墓葬中。到了战国中期出土鸟形器物的墓葬等级呈现多元化趋势，不仅有平民级，还出现了大夫级、元士级、中下级士等，主要以中下级士为主。而到了战国晚期，墓葬等级多元化趋势减弱，墓葬等级主要以元士级为主。
4) 出土鸟形器物种类丰富。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主要出土了双线凤纹戈、带钩、耳杯、敦、鸟形扣饰，战国中期出土了鸟纹戈鐏、戈龠、盆、壶、虎座鸟架鼓等，战国晚期则出土了龙凤玉佩、凤纹镜、连鸟座、陶熏等。湖南地区大批楚墓的发掘及鸟形器物的出土为研究楚越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客观丰富的文物资料。
3. 湖南楚墓出土鸟形器物研究
据文献记载和大量考古出土的文物考证，古越人是一个浓烈崇拜鸟图腾的族体 [4]。湖南楚墓中随葬着丰富多样的鸟形器物。鸟是越文化的典型器物代表之一，是楚越民族文化融合的有力证据。
3.1. 出土概况
湖南地区自上世纪50年开始，发掘出土的楚墓共8000余座，其中出土鸟形器物的墓葬总数近200座，出土鸟形器物件数近300件。1952~1994年40多年在长沙近郊发掘的楚墓有2048座 [5]，出土鸟形器物墓葬总数为65座，其中鸟形器物件数为114件。沅水下游地区从1954年至2005年先后共发掘楚墓达3000座 [6]。其中在东周楚墓1395座中，出土鸟形器物墓葬总数为27座，鸟形器物件数为41件。益阳地区自1982年到2001年止，益阳市、县文物考古部门配合基本建设先后清理发掘楚墓共700余座，收入《益阳楚墓》报告653座 [7]，其中出土鸟形器物墓葬总数为19座，鸟形器物件数为46件。沅陵窑头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共发掘古墓241座 [8]，其中出土鸟形器物墓葬总数为4座，其中鸟形器物件数为6件。除此之外，2000年以后关于湖南地区楚墓的简报也陆续发表，其中出土鸟形器物的楚墓有长沙三公里楚墓 [9]、长沙马益顺港楚墓 [10]、长沙茅亭子楚墓 [11]、临澧九里一号墓 [12] 以及攸县网岭楚墓 [13]，出土的鸟形器物件数分别为3件、2件、2件、1件和4件。湖南地区大批楚墓的发掘以及鸟形器物的出土为研究楚越民族文化融合等问题提供了客观丰富的文物资料。
3.2. 出土鸟形器物的类型学研究
本文根据鸟形器物的造型特征，将较为清晰的鸟形图像进行分型分式，图像模糊不清的本文没有收录。根据鸟形器物的造型特征将湖南楚墓中277件鸟形器物分为三型，A型写实式凤鸟，B型变形式凤鸟，C型混合式凤鸟，并根据凤鸟形象的抽象程度进一步分出亚型。
A型，写实式凤鸟。该式凤鸟相对完整的呈现了凤鸟的整体形象，较为写实，可以较为清晰的看出凤鸟的姿态特征，其形象一般为站立式、侧卧式，鸟喙闭合且呈现弯钩型，根据描绘凤鸟形象的繁简程度可以分为三个亚型。
Aa型，分两式，I式，该凤鸟形象较为写实，可以清晰的看出凤鸟的造型特征。典型器物为标本沅水下游M1529:4的浴缶折壁浅弧盖中间有一立鸟钮，鸟呈站立状，侧身，眼睛绘圆圈，鸟喙稍圆，羽翼生动写实。II式，典型器物为标本古丈白鹤湾M3:1的戈鐏中腰饰一凤鸟，侧身，眼睛绘圆圈，鸟喙尖且稍带钩状，鸟尾弯曲成倒钩状，鸟身羽翼呈龙鳞状。
Ab型，该凤鸟造型特征十分生动，典型器物为标本益阳M2:5的连座鸟，凤鸟形象为雌雄两鸟昂首展翅立于一长方形木座上，鸟喙尖状，头部似有一冠。
Ac型，该凤鸟形象呈侧卧式，典型器物为标本益阳M42:32的戈龠，鸟作回首状，长尖喙，圆眼，腹部为椭圆孔，侧面有小钉孔。
B型，变形式凤鸟。该式凤鸟形象描绘的非常简单，较为抽象，不易辨别，一般为变形凤鸟纹和简化凤鸟纹，并且会和云纹、菱形纹、雷纹等混合呈现，根据凤鸟形象的抽象程度可以分为三亚型。
Ba型，该凤鸟形象以简单的线条描绘，较为抽象，典型器物为标本沅水M86:10的铜戈内后双面有双线双头鸟形刻纹，仅见鸟头，鸟喙呈尖状，眼睛绘圆圈，似一鸟尾与鸟头相连。
Bb型，该凤鸟形象造型简单，鸟身都已简化。典型器物为标本益阳M371:14的鸟纹鐏的中部鸟纹。鸟身仅头部，喙、冠、眼较为清晰，鸟身用线条勾勒出完整鸟形。
Bc型，该凤鸟形象较为抽象，不易辨别。典型器物为标本沅水M578:34陶壶上腹凤鸟纹。似两鸟相绕，鸟身抽象弯曲成弧形，鸟尾上翘。
C型，混合式凤鸟。该式凤鸟形象线条优美，整体形象华丽，整个凤鸟描绘比较完整，稍微有点抽象，大都振翮昂首作啼鸣状，根据凤鸟的造型特征可以分为三亚型。
Ca型。典型器物为标本长沙M397:2、4、7、8、16虎座鸟架鼓。二凤鸟各有一头，鸟冠竖立，长颈，有眼，口张开，双翅上翘，凤鸟鸟尾反卷相连。
Cb型，分三式。I式，典型器物为标本M569:48漆鐏外部凤鸟纹，用朱色粗线绘两只昂首挺胸、阔步向前的凤鸟，鸟爪呈弯曲抓地状，有冠。II式，典型器物为标本长沙M1195:14琴轸头浮雕一凤。昂首，阔步向前作奔跑状，双翅展开，张口，长颈，有冠。III式，典型器物为标本长沙M185:8圆耳杯中部绘凤鸟纹。鸟身呈弯曲状，鸟尾弯曲上翘，嘴巴闭合且呈倒钩状，昂首，长颈，眼部绘圆圈，有冠。
Cc型，典型器物标本为长沙M365:1帛画绘一鹤鸟，鸟昂首，张口，一足前伸，眼睛绘圆圈，带冠。
4. 湖南楚墓出土鸟形器物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变迁
本文根据目前湖南楚墓出土的文物资料，搜集了该地区出土鸟形器物的墓葬总数为148座的墓葬，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和族属文化的差别，不同时期呈现出两种民族融合的不同特征，根据目前湖南楚墓的考古资料显示，该地区出土鸟形器物的墓葬的时代跨度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本文主要从湖南楚墓出土鸟形器物的时代、区域、等级、族属等方面，来探讨其考古学的文化特征。
4.1. 战国早期出土鸟形器物的区域和等级特征
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墓葬发掘数量较少，因此出土鸟形器物的墓葬也比较少，春秋晚期出土的鸟形器物的区域分布在长沙和益阳，战国早期其区域分布在长沙、常德、怀化，可见其区域范围有了明显的变化。并且这一时期墓葬中的墓主人身份等级普遍较低，主要以为平民为主，极少数的中下级士，仅有一座是大夫级墓葬。在可断代的8座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墓葬中，平民墓葬数量为5座，主要有春秋晚期长沙M22、战国早期长沙M86、战国早期怀化黔阳M27、战国早期早段沅水M86以及战国早期后段沅水M032。中下级士墓葬数量为2座，包括春秋晚期益阳M170和春秋晚期益阳M183。大夫级的墓葬数量为1座，是战国早期前段长沙M89。带有凤鸟形象的器物主要有双线凤纹戈10件、带钩1件、耳杯1件、敦1件、鸟形扣饰2件，尊缶1件，主要以生活用器和兵器为主，鸟形器物的造型特征较为写实，简单明了，这一时期的鸟形器物特征反映出楚越民族文化融合不是特别明显。除此之外，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越文化因素主要分布在墓主人身份等级较为低下的楚墓中，且器物类型以生活用器为主，可以推测出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楚墓中，平民受越文化的影响比较多，而身份等级较高的士一级和贵族则受越文化影响比较少。
4.2. 战国中期出土鸟形器物的区域和等级特征
战国中期湖南楚墓出土鸟形器物区域范围最广，包括长沙、常德、益阳、张家界、怀化、衡阳、永州、郴州、株洲以及湘西土家自治州。其墓葬等级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有封君、大夫、下大夫、卿大夫、元士、中下级士以及平民等级的墓葬，战国中期出土鸟形器物的种类也比较丰富多彩，不仅有生活用器和兵器，还出土了乐器和丧葬用器。并且生活用器的种类也在增加，不仅有耳杯、带钩、敦，还有浴缶、盆、壶、漆奁、漆盒、凤首形饰等。在47座战国中期楚墓中，出土鸟形器物件数为110件，主要典型代表墓葬有长沙M123、益阳M650、临澧九里M1、长沙M398、沅水下游M1401、长沙M397、沅水下游M268、益阳M452等，典型鸟形器物代表有鸟纹戈鐏、鸟形纽、凤首形饰、虎座鸟架鼓、禽鸟形带钩、浴缶、耳杯、镇墓兽、戈龠、漆奁、陶壶、盆、帛画、铜戈、铜矛、镇墓兽等。在出土的110件鸟形器物中，兵器有31件，占出土鸟形器物总数的28.2%，生活用器67件，占出土鸟形器物总数的61%，丧葬用器1件，占出土鸟形器物的0.9%，乐器有9件，占出土鸟形器物总数的8.1%，其他器物2件，占出土鸟形器物总数的1.8%，可见这一时期鸟形器物的功用仍然以生活用器为主，其次是兵器、乐器和丧葬用器，同时使用鸟形器物的造型特征愈发多样化，器型优美，式样繁多，鸟的神态栩栩如生，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鸟形器物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在战国中期楚越民族文化融合的多元化。在47座战国中期楚墓中，墓主人身份为封君的仅有一座临澧九里M1，大夫级的墓葬数为11座，元士的墓葬数为1座，中下级士的墓葬数为21座，平民的墓葬数为10座，身份不明的墓葬数为3座。可以看出出土鸟形器物的墓葬等级主要为中下级士、大夫级、平民级，由此可以看出，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出土鸟形器物的墓葬等级由以平民级为主转变为以中下级士为主，大夫级墓葬和平民级墓葬数量大体一致，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封君级墓葬。可以推断出使用鸟形器物的人的身份等级范围扩大了，越文化因素大量出现在较高等级贵族墓葬中，楚越民族文化关系更加密切了。
4.3. 战国晚期出土鸟形器物的区域和等级特征
战国晚期湖南楚墓出土鸟形器物区域主要包括长沙、常德、益阳、怀化以及湘潭，这一时期鸟形器物出土区域范围明显比战国中期的小了。楚墓的等级从战国中期的以中下级士为主发展为出现较多的元士等级的墓葬，元士等级的墓葬由战国中期的1座发展到战国晚期的16座，但墓葬等级的多元化趋势开始减弱，大夫级和封君级墓葬不再出现，主要以元士、中下级士、平民级墓葬为主。但这一时期的鸟形器物的种类比战国中期的更加丰富，出土了龙凤形佩、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纹锦、凤纹镜、陶熏、铜镜、漆盘、连鸟座、圆耳杯。出土墓葬总数也比战国中期多了15座，出土以上鸟形器物的墓葬分别是长沙M1282、长沙M1023、长沙M975、沅水下游M1310、益阳M95、长沙M1281、益阳M2、长沙M569。在62座战国晚期墓葬中，出土鸟形器物件数为106件，其中生活用器57件，占出土鸟形器物总数的53.8%，兵器38件，占出土鸟形器物总数的35.9%，乐器1件，占出土鸟形器物总数的0.9%，其他器物10件，占出土鸟形器物总数的9.4%。可见这一时期鸟形器物的功用仍然以生活用器为主，其次是兵器、乐器，同时使用鸟形器物的造型特征比战国中期更加抽象，纹饰更加精致，造型更加华丽，鸟的神态也愈发拟人化。从鸟形器物造型特征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楚文化在承袭和融合百越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楚式风格的楚文化特征。在62座战国晚期墓葬中，元士的墓葬数为16座，中下级士的墓葬数为28座，平民的墓葬数为12座，身份不明的墓葬数为6座。由此可以看出，从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出土鸟形器物的墓葬等级由以中下层为主转变为以中上层为主，而平民使用鸟形器物的数量变少了。可以推断出，使用鸟形器物的人的身份等级范围变小了，鸟形器物成为元士阶层的时尚装饰。越文化的因素由大量出现在平民墓中转变为大量出现在高等级楚公族墓中，表明楚越民族文化融合现象不仅出现在中下层，还出现在上层楚墓中，楚越民族关系愈发密切。
4.4. 出土鸟形器物的墓主人头向与族属关系探讨
目前已发掘的楚墓资料表明，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头向以东向为主。一般认为楚公族墓葬头向东，以三苗为主体的楚蛮族墓向南 [14]。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墓葬中有较为明显的等级变化，春秋晚期楚墓的墓主人头向均向西南方向，使用鸟形器物的墓主人身份等级为中下层，鸟形器物的质地均为铜器。而到了战国早期则出现了墓主人头向向东的楚墓，墓主人头向向东的有2座墓，为长沙M86、长沙M89，分别为平民级和大夫级墓葬，这时使用鸟形器物的墓主人身份等级不仅有中下层，还出现了上层墓葬，鸟形器物的质地不仅有铜器，还有玉器和木器。可以推测出，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已有楚人迁移到湖南地区，并受当地土著文化影响开始随葬鸟形器物，同时随葬的鸟形器物的种类有所增加。战国中期随着大批楚人入湘，墓葬的等级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并且墓主人头向向东的墓葬增加到10座，墓主人身份等级不仅包括平民和大夫，还出现了中下级士和卿大夫，鸟形器物的种类也更加丰富，出现了陶器、漆木器、玉石器。可以推断出战国中期使用鸟形器物的楚人数量增加，同时将越文化中鸟的特征吸收到楚文化中，形成独具楚文化特征的鸟形器物。战国晚期墓葬中，墓主人头向向东的墓葬有22座，墓主人身份等级仍以中上层墓葬为主，同时出现了16座元士一级的墓葬，鸟形器物的种类比战国中期更加丰富，不仅有铜器、木器、玉器、陶器，还出现了丝织品，可见使用鸟形的器物范围更加广泛，使用鸟形器物的人的等级也比战国中期的更高，反映了楚越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融合的特征。
5. 湖南楚墓中楚、越民族文化融合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湖南楚墓中的楚文化因素和越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呈现出不同的融合特征，一方面是随着楚人入湘而带来的楚文化因素，势必会影响当地的土著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另一方面是楚国的民族政策是兼容并包的，容易吸收和容纳其他民族文化，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风格多样的南楚文化。
5.1. 楚越民族文化的融合特征
湖南地区春秋晚期的楚墓中，越文化因素只存在于越人的楚墓中，楚人的墓葬中随葬鸟形器物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表明春秋晚期楚越民族文化还没有开始融合。战国早期墓葬中，越文化因素在越人墓和越裔楚人墓中都有出现，并且越人的墓葬的数量多，楚人的墓葬数量少，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以中下层为主。到了战国中期，随着楚墓的大量发掘，楚越民族文化的融合迹象也愈发明显，越文化因素开始大量出现在楚人的墓葬中，同时越人的墓葬数量仍多于楚人，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仍以中下层为主。战国晚期是湖南楚墓大量发掘的时期，从出土的鸟形器物造型特征可以看出，楚越民族文化融合的方式愈发多元化，越文化因素出现在高等级楚公族墓葬中，并且仍出现在越人墓和楚人墓中，但这一时期楚人的墓葬数量多于越人，墓主人身份等级以高等级楚公族墓为主。
5.2. 楚越民族文化融合的原因分析
1) 楚国的强盛和楚文化的南渐
东周时期，湖南的湘江、资水流域多被认为百越族群所居 [15]，此区域属于百越文化区 [16]。而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命吴起担任令尹一职，实行变法改革，楚国因此迅速强盛起来，同时开始大规模地向南扩张。《后汉书·南蛮传》曾记载“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楚逐渐将百越地区纳入其政治版图。楚平百越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还极大的促进了湖南地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楚文化则吸收和容纳百越民族文化因素，逐渐形成了风格多样、浪漫飘逸的楚文化特征。
2) 楚国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
楚人原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而来。《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大量文献的记载和出土文物证明，楚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因此南下的楚人身上有着极强的文化包容性，一方面楚文化能够积极地容纳百越文化中的先进因素，融合到自己的文化特征中，另一方面也使得楚文化容易被其他百越文化接受吸收。春秋中晚期以后楚文化遗存的大量鸟形器物的发掘可以看出，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鸟形器物造型、鸟形纹饰风格等方面明显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从而形成了兼容南北文化的多元文化。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湖南楚墓中发掘出土的277件鸟形器物的研究，分析了这一地区楚越民族两种文化因素是如何互相融合的。越人崇鸟不仅在古文献中有所记载，在后世发掘的实物资料以及众多学者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湖南楚墓中出土的鸟形器物最早是春秋晚期在长沙地区出现，到了战国中期出土鸟形器物的墓葬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湖南地区，从物质层面上动态地反映了楚人在南下进程中同越文化交流融合的现象，对楚越民族文化融合有促进作用。楚对越民族地区的扩张和占领，为楚越两种民族文化的相互依存、相互浸染和相互融合带来了特殊的机遇。楚文化在与越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不仅对越文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同时也承袭和融合了越文化因素，形成了兼容南北文化的多元文化特征。正是百越民族丰富的文化构筑了楚文化的博大，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越文化在楚文化构建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楚越民族文化呈现出的自然融合的特征。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20年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名称：“楚越民族文化融合的考古学考察——以东周时期湖南楚墓出土鸟形器物为中心”(项目编号：3212020sycxjj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