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湖北地区儿童居家隔离前后心理行为调查及分析

Psycho-Behavioral Survey and Analysis of Children in Hubei Province before and after Home Confinement under COVID-19 Pandemic Influence

摘要: 目的：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流行期湖北地区儿童居家隔离前后的心理行为状况进行对比，并分析人口学因素对居家隔离期间儿童心理行为的影响。方法：2020年1月13日及3月13~15日，向湖北地区儿童家长发放调查问卷，采用自编人口学基本信息调查表及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PSQ)进行调查。结果：1) 居家隔离两个多月后，湖北地区儿童在学习问题、心身障碍、多动–冲动、焦虑、多动指数因子得分上均显著低于居家隔离之前；2)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主要抚养者学历、养育方式等人口学因素对于居家隔离期间PSQ得分有着一定的影响。结论：居家隔离两个多月后，湖北地区儿童的心理行为状况显著优于居家隔离之前，且人口学因素对居家隔离期间儿童的PSQ得分有着一定的影响。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psycho-behavior of children in Hubei Province before and after home confinement under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VID-19), an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factors. Methods: On January 13 and March 13-15, 2020, a questionnaire was distributed to parents of children in Hubei Province;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finish a self-edite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nd Conners parent symptom questionnaire (PSQ). Results: 1) More than two months after home confinement, the scores of learning problems, psychosomatic disorders, hyperactivity-impulsivity, anxiety, and hyperactivity index factors of children in Hubei Provinc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home confinement; 2) The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 that sex, whether it is a single child,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main caregivers, and different structure of parenting style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PSQ scores. Conclusion: More than two months after home confinement, the psycho-behavior of children in Hubei Province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before home confinement,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it.

1. 引言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于2019年12月份爆发以来，湖北省居民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为了遏制其蔓延，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关闭离汉通道(武汉市人民政府，2020)，随后湖北省各地区均陆续宣告进入封锁状态，湖北省成为此次国内疫情的重心。全国1.8亿以上的中小学生处于居家隔离状态，逐渐采取线上授课的模式(http://www.chinanews.com/sh/2020/02-17/9094648.shtml)。以往研究表明，危机事件会导致儿童产生严重的心理创伤(Alisic et al., 2011; North et al., 2018)，但此类研究多集中在自然灾害(地震、洪水等)、人为灾害(战争、特大交通事故等)和精神伤害(童年期虐待、校园暴力等)，鲜有关于疫情此类危机事件对儿童心理行为影响的研究。Brock对危机创伤的定义为“个体独特的危机经历、与危机事件的互动及心理弹性与脆弱性相互作用的结果”(Brock, 2002)，不同类型的灾难因其本身的破坏程度及突发性等差异会造成不同的后果(师典红，程文红，刘文敬，2014)，而疫情的发生对于多数无家人亲戚感染COVID-19的儿童而言，不具备上述危机事件中重度暴露、亲眼目睹伤亡、破坏性极强等特点，但具有较长的持续性。刘玉娟等(2005)曾在SARS流行期对中小学生的恐惧程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学生在四点量表(1 = 一点也不害怕，2 = 不害怕，3 = 有点害怕，4 = 特别害怕)上的自评平均得分为1.13，家长评价平均得分为1.38。可见儿童对于疫情的发生总体而言并不感到恐惧，这有可能是因为病毒具有高隐蔽性，而儿童多以形象思维为主。但也有调查发现此次疫情下湖北省小学生易焦虑，性别、家长焦虑状况、家长对子女学习满意度、亲子关系等都是湖北地区小学生焦虑的主要影响因素(朱凯恒等，2020)。因此，为了解此次疫情对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并探究居家隔离期间人口学因素对儿童心理行为的影响，本文选取此次国内疫情中最具代表性的湖北地区进行研究，对居家隔离前后儿童心理行为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2020年1月13日COVID-19流行初期未实施居家隔离措施时，在湖北地区某小学发放线上调查问卷446份，剔除疫情前就明确患有神经发育类障碍及严重躯体疾病的儿童的数据及无效数据后，获取有效问卷420份，问卷有效率为94.17%。

2020年3月13~15日居家隔离两个多月后，向湖北地区儿童家长发放线上调查问卷，共收集286份，剔除疫情前就明确患有神经发育类障碍及严重躯体疾病的儿童的数据以及居住地非湖北地区的数据及无效问卷后，最终所得有效问卷268份，问卷有效率为93.71%。

2.2. 方法

居家隔离前后发放的问卷均包括一般资料和Conners父母评定问卷(汪向东，王希林，马宏，1999)，其中居家隔离前收集的问卷属于一项干预研究的子调查结果，所有问卷均由儿童的主要抚养人或对孩子的情况有着深入了解的亲人进行填写。居家隔离前的一般资料包括：问卷填写者与孩子的关系、孩子的性别及年龄、是否患有神经发育类疾病及严重躯体疾病、主要抚养者的受教育程度等。居家隔离两个多月后的一般资料包括居住地、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患有神经发育类疾病及严重躯体疾病、疫情期间与孩子一起生活的亲人、问卷填写者与孩子的关系、疫情期间主要抚养者的学历、家人亲戚是否有人感染COVID-19等。

采用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作为了解儿童心理行为的工具。该量表适用于3~16岁儿童，共48个条目，包含六个因子：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障碍、多动–冲动、焦虑、多动指数。按0~3四级评分(无、稍有、比较多、很多)，得分越高表示问题越显著，任一因子评分 > $\left(\bar{x}+2SD\right)$ 者为行为异常，多动指数因子分超过1.5则表示有多动症可能。此外，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同质信度在0.932，Spearman-brown分半信度在0.900，在评估儿童行为时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范娟，杜亚松，王立伟，2005)。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与推断统计分析，描述统计结果用 $\bar{x}\pm SD$ 表示。对湖北地区儿童居家隔离前后心理行为数据的对比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方法。对居家隔离期间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有家人亲戚感染COVID-19对PSQ得分的影响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方法；对主要抚养者的学历、养育方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统计方法，并对符合方差齐性的因子采用LSD法进行两两比较，不符合方差齐性的因子采用Tamhane T2进行事后检验分析。结果均以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居家隔离前回收有效问卷420份，其中男222人(52.9%)，女198人(47.1%)；父亲填写101份(24.05%)，母亲填写314份(74.76%)；其它亲属填写5份(1.19%)。主要抚养者的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有20人(4.8%)，为高中或中专的有80人(19.0%)，为本科或大专的有206人(45.7%)，为硕士及以上的有46人(30.5%)。

居家隔离后共回收有效问卷268份，其中男144人(53.7%)，女124人(46.3%)；独生子女135人(50.4%)，非独生子女133人(49.6%)；父亲填写86份(32.09%)，母亲填写170份(63.43%)；其他亲属填写12份(4.48%)；家人亲戚有感染COVID-19的有28人(10.4%)，无家人亲戚感染COVID-19的有349人(89.6%)；主要抚养者的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有39人(14.6%)，为高中或中专的有80人(19.4%)，为本科或大专的有206人(53.0%)，为硕士及以上的有46人(13.1%)；疫情期间由亲代抚养的有56人(20.9%)，父母与祖辈共同抚养的有167人(62.3)，隔代抚养的有45人(16.8%)。

3.2. 湖北地区儿童居家隔离前后PSQ得分的对比

由表1可知，相比居家隔离前，居家隔离两个多月后儿童在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多动–冲动、焦虑、多动指数上的因子得分均显著较低，品行问题因子得分也有所降低，但尚未达到统计学差异水平。

Table 1. Comparison of PSQ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home confinement of children in Hubei region

表1. 湖北地区儿童居家隔离前后PSQ得分的比较

注：^*P < 0.05，^**P < 0.01。

3.3. 人口学变量对居家隔离期间PSQ得分的影响

经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表2)，除男孩在多动–冲动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孩外，其它因子得分男女无显著差异；非独生子女在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多动–冲动、多动指数上的因子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而在心身障碍与焦虑因子得分上与独生子女无显著差异；相比较无家人亲戚感染COVID-19的儿童而言，有家人亲戚感染COVID-19的儿童在心身问题与焦虑因子的得分明显更高一些，但尚未达到统计学差异水平。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主要抚养者的教育程度不同，儿童的学习问题、多动–冲动、焦虑、多动指数因子得分会存在较大的差异。进一步事后检验进行两两比较发现，在学习问题上，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显著高于由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抚养者养育的儿童；在多动–冲动上，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显著高于由本科及以上抚养者养育的儿童；在焦虑和多动指数上，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显著高于硕士及以上的抚养者养育的儿童。此外，疫情期间共同生活成员不同，儿童在学习问题因子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进行两两比较发现，由祖辈进行隔代抚养的儿童其学习困难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由亲代抚养及祖辈–父辈共同抚养的儿童。

Table 2. Effect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PSQ scores during home confinement

表2. 人口学变量对居家隔离期间PSQ得分的影响

注：^*P < 0.05，^**P < 0.01。

4. 讨论

4.1. 湖北地区儿童居家隔离前后PSQ得分的对比

本次研究发现，居家隔离后湖北地区各年龄组儿童的心理行为水平均显著低于居家隔离前或与其无显著差异。对于此结果，本研究者根据PSQ得分是由家长对孩子状况进行评估的特点，对武汉市内部分家长进行了补充性的质性访谈。结果反映本研究第二次调查于武汉市封城政策50多天后开展，持续向好的疫情防控消息给予了大众希望和信心，增加了积极的情绪，且此时学校也已开展一个月的线上教育，孩子学习压力减小，家长通过陪听增加了对孩子的理解，有效陪伴增多，亲子关系有了极大的改善，而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减少儿童的行为问题(俞国良，金东贤，2003)。且疫情持续过程中，家长的认知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有位家长表述“相比平安快乐地活着，孩子的其它问题都没那么重要”，从而减少了对子女的心理控制，而父母的低心理控制水平有助于减少孩子的内外化问题(Aunola & Nurmi, 2005)。

4.2. 居家隔离期间影响儿童PSQ得分的因素

本次调查发现，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主要抚养者的受教育程度、疫情下的抚养模式均是影响PSQ得分的因素。此外，有家人亲戚感染COVID-19的儿童在内化问题因子(心身障碍与焦虑)得分上都高于未有家人亲戚感染COVID-19的儿童，但均未达到统计学的显著差异水平，这有可能是因为有家人亲戚感染COVID-19的样本量不够，导致二类错误增大，错误地接受了原假设。以下将从儿童与家长两个角度对其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4.2.1. 儿童角度

就性别因素而言，男童的多动–冲动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女童，这与我国常模一致(范娟，杜亚松，王立伟，2005)。此外，非独生子女在外化问题因子水平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已有研究表明，非独生子女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且与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有关(刘霞，张跃兵，张国华，2019)。而在COVID-19下居家隔离期间非独生子女同兄弟姐妹长时间生活在同一空间，共同分享养育资源，有可能会加剧同胞竞争(苏林雁，2017)，从而使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外化问题以获取父母的关注等。

4.2.2. 家长角度

此次调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居家隔离期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抚养者其子女在学习问题、焦虑、多动–冲动、多动指数因子得分上会显著更低。以往研究表明抚养者受教育程度可显著影响家庭环境，抚养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养育环境就越好(魏晓娟，2018)，而家庭养育环境与儿童行为问题显著负相关(穆立娟等，2018；方红英等，2019)。且有研究者对汶川地震灾区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心理弹性更好(陈珍妮等，2012)，焦虑水平也更低(张岚，范方，耿富磊，2011)。因此，居家隔离期间高学历的抚养者可能会更加重视儿童的心理疏导、进行积极的认知引导、情感支持、自我表达、游戏参与等创造良好的养育环境，从而减少了儿童行为问题的产生。此外，本次调查还发现居家隔离期间由亲代抚养的儿童其品行问题、多动–冲动因子得分均小于隔代抚养与共同抚养的儿童，这与以往我国的调查研究相一致(方永双等，2018；Fan et al., 2010)。已有调查表明，母亲在家庭养育量表的得分显著高于祖母(魏晓娟，2018)，且疫情期间家庭成员相处时间激增，相比仅由父母与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而言，由祖辈–父辈及子女构成的主干家庭结构更为复杂，教养观念不一更容易产生冲突，而养育方式的不一致易导致儿童行为问题的产生(Formoso, Gonzales, & Aiken, 2000)。另外，调查还发现共同抚养的儿童其学习问题显著小于仅由亲代抚养及隔代抚养的儿童，以往调查也发现隔代抚养对儿童学业成绩有负向影响，且晚上隔代抚养的影响大于白天(姚植夫，刘奥龙，2019)。而在此次疫情下，儿童采用线上学习的方式，祖辈在其操作上存在困难，因此隔代抚养的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问题。

5. 结论

综上，本次调查初步发现，COVID-19流行期居家隔离两个多月后，湖北地区儿童的心理行为水平总体上优于居家隔离之前，且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有家人亲戚患有COVID-19、主要抚养者学历、养育方式等人口学因素对于Conners量表的得分有着一定的影响。本文也有一定的不足，基于疫情原因，只是将湖北地区的儿童作为整体进行了对比分析调查，未能在前后两次调查时选取同一批儿童，在后续的研究中可对同一批儿童进行追踪研究。

NOTES

^*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