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的关系：剩余生活成本的调节作用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Long-Term Residence Intention of Migrant Elderl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sidual Cost of Living

摘要: 为了考察心理适应与务工流动老人长期居留意愿的关系及剩余生活成本的调节作用，本文选用2017年卫计委全国流动人口数据，筛选60周岁以上务工的流动老人928人。结果表明：1) 在城镇户籍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的三个维度中，身份认同与长期居留意愿呈显著正相关(r = 0.32**)，行为习惯和歧视知觉与长期居留意愿相关不显著；农村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身份认同(r = 0.348**)、行为习惯(r = 0.108**)、歧视感知(r = 0.136**)与长期居留意愿均显著正相关；2) 剩余生活成本在心理适应与城镇户籍流动老人长期居留意愿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β = −0.847, p < 0.01**)；3) 剩余生活成本在农村务工流的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调节了取值范围在[−1.71, 1.89]时的半段路径。

Abstract: Using the 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data of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2017,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long-term residence intention of elderly migrant workers, and selects the elderly migrant workers over 60 years old who are migrant workers. 928 valid data are tested by the method of ac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of migrant elderly with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identity and long-term residence intention (r = 0.32**),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behavior habit and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on long-term residence intention, but the identity (r = 0.348**), behavior habit (r = 0.108**) and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r = 0.136**)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long-term residence intention; 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idual cost of living played a negative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the long-term residence intention of migrant elderly with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β = −0.847, p < 0.01**); 3)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idual cost of living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long-term residence intention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migrant workers. It not only regulates the first half of the path, but also has a simple slope which is not 0 when the standardized range is [−1.71, 1.89].

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流动老人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杨博，张楠，2019)。截至2015年，60岁及以上的流动老人数量近1800万(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2016)，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其中外出务工、养老、家庭随迁是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任远，金雁，陈虹霖，2020)，不同流动原因、不同流动类型的流动老人他们对社会的需求是不相同的，因此他们在流入地的长期居留意愿强度也不相同(谢东虹，2019)。有研究发现，养老型流动老人主要是城镇户籍(占比44%)，收入来源主要为退休金，随迁型流动老人流动的主要目的是照顾后辈且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任远，金雁，陈虹霖，2020；侯建明，李晓刚，2017)，而务工型流动老人则是为了获得工作机会而迁移到其他城市，其就业领域多集中于服务行业且就业环境较差，其中未签署劳动合同的老人占比51.78%，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周平梅，原新，2019)。务工流动老人的长期居留意愿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流动老人较低(马健囡，2020)，他们更多的是漂流于城市之间，既反映了老龄人口城镇化滞后(马健囡，2020)，也显示出了务工流动老人的需要未能得到满足。这可能是由于务工流动老人不仅要面对陌生的新环境，而且会遭遇更多的歧视，如就业歧视，还会有更大的经济压力(Liu, 2018; 马健囡，2020)，在面对生活中更多的压力事件之下必然也面临着更多心理适应的问题而导致务工流动老人流而不留，因此务工流动老人的长期居留意愿是一个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

2. 文献综述

长期居留意愿是指流动老人因各种原因离开自己的户籍地，且有意愿居留在流入地(宋全成，王昕，2019)。本研究也将长期居留意愿界定为个体有意愿在流入地居住超过五年或者定居于流入地。流动老人是否愿意长期居留于流入地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个体心理与家庭环境的基本情况，也反映了流动老人群体是否被社会与他人公平公正的对待(侯建明，李晓刚，2017)。特达洛的“期望收入理论”认为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与城乡收入差距和工作机会获取的难度有关，在城市里有较高的收入和就业机会的期望会使他们长期居留(Todaro, 1969)，而家庭经济迁移理论却认为收入的差异不是影响长期居留的主要原因，而是整个家庭利益的最大化的考量，即使是收入低微但也是全家经济收入的一笔保障时，也会更倾向于长期居留(Stark, 1982)。在一项针对劳动力移民的研究中发现，国家移民政策对发达国家的人口更宽松，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更严格，导致了移民人口的居留意愿降低(Valenta, Knowlton, Jakobsen, Awad, & Strabac, 2019)。这一点与我国的户籍制度有些相似，不同户籍的人在流入地所获得的福利不相同，这种不公平户籍制度也会影响到流动老人的长期居留意愿(詹圣泽，侯武社，2013；谢东虹，2019)。研究发现，选择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幸福感总体上高于那些选择不愿意长期居留以及选择没想好是否要长期居留的人。可见，流动老人长期且稳定的居住条件，不仅能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许世存，2015)，而且对社区管理及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潘鸿雁，2017)。

以往研究多从三个角度考察流动老人长期居留意愿进行研究。一是从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性质、流动范围等来研究(谢东虹，2019)；二是从经济的角度如就业状态、家庭总收入、家庭每月总支出来探讨(马健囡，2020)；三是从社区管理社会福利方面如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来入手(侯建明，李晓刚，2017)；较少有文献从个体心理适应方面来探讨务工流动老人的长期居留意愿。

心理适应是一个广泛的术语，包含了许多特征。既包含了个体的幸福感，也把老人的孤独感、生活满意度、抑郁、自尊作为心理适应(Bradley & Van Willigen, 2010; Lee & Kim, 2010; Shin, Han, & Kim, 2007)；有研究认为对群体的认同也与心理适应相关(Mena, Soto, Wei, Kaplan, & Salaza, 2020)。本研究将心理适应理解为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环境中对自己外地人的身份感知程度，生活习惯与流入地的融入程度，以及在流入地所感受到的歧视程度，包括身份认同、行为习惯和歧视知觉。心理适应是一个人有效地驾驭日常生活和克服障碍的能力，是成功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Felton et al., 1984)，当个体能够在新的环境中去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逐渐减少负面的情绪，当负性心理状态不会影响到个体的生活时，就可以认为个体已经完成了心理适应(张敬惠，2020)。有研究认为心理适应越好的老年移民会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Moztarzadeh & O’Rourke, 2015)，可见心理适应对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生活和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丛玉飞，程琳(2014)的研究中发现，青年白领的对城市生活的心理适应高低正向预测了他们居留意愿的强度。一项对马来西亚离开迁国地返回原籍的研究中发现他们对国外生活的心理适应程度影响着他们离开迁入国的意愿强度(Plopeanu & Homocianu, 2020)。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务工流动老人的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显著正相关。

由于流动老人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不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中容易产生各种生活压力(欧阳雪莲，陈勃，罗照盛，2009)，这些生活压力会导致其对新环境的不适应，从而产生许多负性情绪，这些负向情绪是心理不适应的指标(Lee & Kim, 2010)。研究表明，心理适应正向预测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许世存，2015)，由此可见心理适应可以通过情绪调节让个体更愿意接纳城市生活，从而更有意愿长期居留于流入地。相比于城镇户籍的流动老人，农村户的籍流动老人在公共福利上的获得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养老、工伤、医疗、失业保险等福利上农村户籍往往没有得到更好的保障(许玉明，2016；周依苒，2019；张翠梅，林嘉悦，2019)，有研究表明劳动者的工资差异会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Leontaridi, 1998)，如我国的户籍制度，城镇户籍能够带来更多的工资回报与更低的失业率(吴贾，姚先国，张俊森，2015)。意味着农村户籍的流动老人比城镇户籍会遭到更多的不公平待遇，因此提出假设H2：农村户籍务工流动老人与城镇户籍务工流动老人在心理适应上的得分存在着差异。

尽管许多研究都发现，幸福的、能够融入当地的流动老人更愿意长期居留于流入地(许世存，2015；王朋岗，2015)，但也有研究发现一些移民即使面对许多的不公平对待，生活满意度很低时也不愿意离开移民国家(Zuberi & Ptashnick, 2011)。研究结果的差异性提示我们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的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的条件性，或是受到一些因素的调节，因为二者并非稳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

剩余生活成本是一种生活压力大小的体现，本研究中是用每月家庭平均总收入减去每月住房支出的差来表示，其值越小生活压力就越大。住房是流动人口避不开的问题，孙立强等(2017)在研究中发现，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住房成本有关，邢朝国(2020)的研究也认为，流动人口能够落户于当地，就越愿意长期居留在于此，但有研究发现住房成本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倒U型关系(杨巧，张丽霞，2020)，这意味着住房成本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给流动人口的生活带来压力，剩余生活成本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庭的消费结构，也会影响到消费福利水平，有研究发现压力型消费结构会反向影响农村老人的幸福感，而享受型消费则会提升其幸福感(聂建亮，胡艺杭，2020)，由此可见剩余生活成本的高低也会对个体心理产生影响。个体的经济状况也会影响个体评价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黄超，2020)，对自己社会地位评价低会导致对歧视感知更敏感从而对产生更多的负性情绪(Gabbidon et al., 2014; Scott et al., 2014; Vass et al., 2015)，因而猜测剩余生活成本越高，生活压力越小，个体自身就会向周围寻求正反馈，因而会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提出假设H3：剩余生活成本，在心理适应对务工流动老人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里起调节作用。

3. 方法

3.1. 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的关系，本文选用了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2017年数据A卷，本研究将流动老人界定为本地居住时间达1个月、非本区(市、县)户口、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根据此标准对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选择流动原因为务工的流动老人数据，有效样本为928人，其中男性706人，女性222；农村户籍790，城镇户籍138。

3.2. 变量

3.2.1. 因变量

以长期居留意愿为因变量。本研究在卫计委2017全国流动人口问卷中选择题项“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来测量长期居留意愿，回答分为1~2年、3~5年、6~10年、10年以上、定居、没想好，将5年以上的选项及定居认为其有长期居留意愿；而5年及以下认为其没有长期居留意愿，删掉模糊答案没想好，将选项赋值为1 = 5年以上及定居，0 = 5年以下，分数越高越愿意长期居留。

3.2.2. 自变量

以心理适应为自变量。本研究将心理适应分为三个维度，身份认同(3.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4.我觉得我已经是个本地人了)、行为习惯(5.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6.我的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歧视感知(7.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8.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选项为四点记分1为完全不同意、2为不同意、3为基本同意、4为完全同意，其中题项4，5，6为反向记分，将将以上三个维度的分数相加即为心理适应程度得分，分数越高表明心理适应程度高。该量表共有6道关于流动老人对城市生活的认知、行为、与感受的调查项目，其Cronbach α系数为0.68。

3.2.3. 调节变量

剩余生活成本。题项103过去一年，你家在本地每月住房支出(房租/房贷为多少)；题项105过去一年，你家平均每月总收入；每月平均总收入减去每月平均住房支出，获得剩余生活成本的值为得分作为调节变量。剩余生活成本越高表明可支配的资金就越充足，生活压力就越小。

3.2.4. 控制变量

景晓芬(2019)的研究发现，女性流动老人比男性更有意愿长期居留在城市，受教育程度也会影响个体长期居留意愿(李辉，段程允，白宇舒，2019)；迁移的距离与流动的范围会对老人的流动产生影响(任远，金雁，陈虹霖，2020)；总体健康情况好的流动人口更愿意留在城市长期居留(祁静，郑笑，2018)；有研究发现医疗保险参保情况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有着显著影响(陈富美，陶四海，张洁，2017)因此本文选取了性别、受教育程度、流动范围、身体健康状况及医保办理情况作为控制变量。

3.3. 数据处理

采用proccess3.0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回归分析。

4. 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不同户籍务工型流动老人的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在928名务工流动老人中，有长期居留意愿的713人，占76.8%，而没有长期居留意愿的人有215，占比23.2%；务工流动老人每月平均剩余生活成本为3911.89元，城镇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家庭每月平均剩余生活成本为5569.74元，农村户籍务工流动老人家庭每月平均剩余生活成本为3622.29元。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之间显著正相关(r = 0.252, p < 0.01)，其中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的流动老人的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之间的关系有些许差别，下表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城镇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呈正相关(r = 0.177, p < 0.01)，但心理适应中行为习惯、歧视知觉对其长期居留意愿影响不显著，身份认同(r = 0.32, p < 0.01)对城镇户籍务工流动老人长期居留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农村户籍务工流动老人中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呈显著正相关(r = 0.255, p < 0.01)，其中三个维度：身份认同(r = 0.348, p < 0.01)、行为习惯(r = 0.108, p < 0.01)、歧视知觉(r = 0.136, p < 0.01)均与长期居留意愿显著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long-term residence intention of elderly migrant workers with urban/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表1. 城镇/农村户籍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因长期居留意愿之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注：**p < 0.01。

4.2. 剩余生活成本的调节作用

在控制了性别变量、受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总收入、有无办理医保的情况，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心理适应为自变量，以量剩余生活成本为调节变量，以长期居留意愿为因变量，利用proccess做回归分析。心理适应对务工流动老人的长期居留意愿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636, p < 0.01^**)，心理适应与剩余生活成本的交互项显著(β = −0.12, p < 0.05^*)。将务工型流动老人根据户籍所在地分为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并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城镇户籍务工流动老人剩余生活成本与心理适应的交互项能够负向预测其长期居留意愿(β = −0.847, p < 0.01^**)，而农村户籍流动老人的剩余生活成本与心理适应的交互项则不显著。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to long-term residence intention of elderly migrant workers

表2. 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回归分析

对于城镇户籍务工流动老人而言剩余生活成本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β = −0.847, p < 0.01^**)。简单斜率分析如图1所示，当剩余生活成本较低时，心理适应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增强(β = 1.492，p < 0.01^**)，而高剩余生活成本会削弱这种影响(β = −0.205, p > 0.05)。

Figure 1. Slope chart of moderating variable of elderly migrant workers with urban registration (Standardized data)

图1. 城镇户籍务工流动老人调节变量斜率图(标准化数据)

剩余生活成本为连续变量，因此选用Johnson-Neyman法对农村户籍务工流动老人的剩余生活成本进行简单斜率分析(方杰，温忠麟，梁东梅，李霓霓，2015) ，结果如图2所示，当取值范围小于等于临界点时，简单斜率显著，随着剩余生活成本的变化，心理适应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回归系数也在相应变化，在临界点时(β = 0.1396, p = 0.05^*)，标准化的取值范围在[−1.71, 1.89]时，简单斜率都显著不为0，意味着当剩余生活成本越高时，心理适应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越弱；剩余生活成本小于临界点处时，其正向调节务工流动老年人心理适应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Figure 2. J-N slope chart of rural elderly migrant workers (Standardized data)

图2. 农村户籍务工流动老人J-N斜率图(标准化数据)

4.3. 讨论

4.3.1 . 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心理适应得分正向预测了务工流动老人长期居留意愿，但存在着城乡差异，城镇户籍务工流动老人只在身份认同这一维度上显著，而农村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则在身份认同、行为习惯和歧视知觉三个维度上均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农村户籍流动老人对自己在城市里的行为习惯以及自身在城市里受到的歧视都更为敏感。身份认同标志着流动老人能否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杨菊华，2010)，个体的城市体验越正面，往往就倾向于认同自己是的本地人身份(唐杰，聂炜烨，秦波，2020)，能够认同自己已经融入当地的流动人口会有更多的消费行为，也更愿意在当地买房、长期工作与落户(孙文凯，王乙杰，李晓迪，2019)，当他们认同这是一个可以容纳自身的城市时就更愿意长期居留于此，可见，无论是城镇户籍还是农村户籍身份认同对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都十分重要。由此城市与农村的资源分配不同导致人们的行为习惯、社交网络也不相同，农村与城市的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当农村户籍的流动老人进城务工时他们也要面临着巨大的生活上的变化。有学者把农村流动老人的城市融入过程理解为流动人口逐步放弃原有的乡土习惯，进而获得城市性与现代性的过程(梁波，王海英，2010)，当流动老人感受到本地人口强烈的排斥时，他们会更加认同自己家乡的文化习惯，他们越融入当地生活就越能够认同当地的文化习惯(张桂金，刘小敏，2018)，而城镇户籍老人与城市的文化、行为习惯的差异相对较小。因此行为习惯这个维度能正向预测农村户籍的务工老人的长期居留意愿而对城镇户籍的流动老人则不显著。国家政策强烈地影响着流动老人的心理适应感知(Marks, McKenna, & Coll, 2018)，例如户籍制度，不同类型的户籍能够获得不同类型的资源，城镇户籍的流动老人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吴贾，姚先国，张俊森，2015)，也在社会保险上更有保障，农村户籍不仅不能获得相应的医疗保障，也不能给自己的后代赢得教育资源(许玉明，2016；周依苒，2019)，他们得到了更多不公平待遇与生活压力，也会让他们容易感受到被歧视。因此农村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的歧视感知正向预测了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城镇户籍的流动老人的歧视感知与长期居留意愿的关系并不显著。

4.3.2 . 剩余生活成本对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剩余生活成本对城镇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而农村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的剩余生活成本标准化取值范围在[−1.71, 1.89]时，会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个体的收入与资产会影响个体评价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社会地位(黄超，2020)，一些研究也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居民幸福感强于农村居民，(顾楚丹，王丰龙，罗丰，2020； Easterlin, Angelescu, & Zweig, 2011)，农村户籍的务工流动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中，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且城市居民与农村居留对与城市的需求不同，城镇居民更关心社区服务的多样性，而农村居民更在意医疗资源(顾楚丹，王丰龙，罗丰，2020)。本研究中也发现，务工流动老人口的身体情况越不好，越愿意在城市中长期居留；有调查发现，贫穷的国家的移民人口，即便在国外薪资远低于当地人水平，为了保障自己在异国的子女能够获得好的工作与生活，他们会格外珍惜获得的工作机会(Zuberi & Ptashnick, 2011)。因此剩余生活成本高低不足以影响到农村户籍流动老人心理适应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剩余生活成本对城镇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中起负向调节作用，是因为城镇户籍的流动老人从城镇流出，所在地的资源相对丰富，城市配套服务设施也相对齐全，当剩余生活成本高的时候可以从新迁移经济理论的角度对结果进行解释，即个人的迁移决策以家庭福利最大化为基础，外出是流动人口的一种生计策略，一旦在流入地达到自身的经济目标，流动人口便会返回家乡(古恒宇，谭小玲，沈体雁，2019)。当剩余生活成本低的时候，更是对个体心理的考验，个体是如何看待自己与本地人的关系，自己与本地人的行为习惯差异，包括个体对歧视的觉知，当个体不能更好适应流入地生活时，那就不愿意长期居留于当地。

4.3.3.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的被试样本量差异过大，可能时导致城乡务工老人差异的主要原因，二是研究采用的数据是2017年的横向数据，而非纵向数据，因此在难以得出因果关系；未来可以从纵向数据中探究城镇与农村户籍务工型流动老人的差异及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基金项目

本文章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9CDJSK01PT04)、重庆大学科研项目(GGY201803)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