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交往焦虑是指个体在人际情境中和社会化的过程中，因无法达到社会角色与社会行为的期待目标而产生的忧虑、紧张或恐惧的情绪体验和回避行为(Leary & Kowalski, 1993)。
交往焦虑由于其消极自我意象而对社会互动作用产生重大的破坏(韩沙沙，2019)。具有交往焦虑倾向的个体在受他人密切关注或与陌生人相处的情景中，经常会产生一系列不适的情绪体验，也可能会发生回避性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际关系的良性发展与功能作用(Villarosa-Hurlocker et al., 2018)。此外，交往焦虑还可能引发抑郁、失眠，引发破坏性行为、积极功能弱化等问题(Kählke, Berger, Schulz, Baumeister, Berking, Auerbach et al., 2019)。
为避免交往焦虑进一步发展成为交往焦虑障碍，损害心理健康、影响个人发展等，教育等有关部门有必要对交往焦虑提供适时适度的干预，以减少个体负性社会情绪，促进个体人际社交系统的恢复与改善。
影响交往焦虑的环境因素包括家庭环境、同伴影响、人际关系相互作用等。已有研究表明，亲子依恋可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亲子依恋越高的个体交往焦虑也就越低，良好的亲子依恋能够有效减少交往焦虑的发生(Yu et al., 2019)。个体自尊水平的降低会引发更高的交往焦虑(Li, 2019)，而消极完美主义则通过削弱自尊促进交往焦虑的产生(王宇，张荣娟，2016)。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交往焦虑个体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正常个体(Fernandes et al., 2015)。
一方面，良好的亲子依恋能够为个体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安全感。另一方面，良好的亲子依恋具有情感温暖和社会控制功能。良好的依恋关系能够帮助个体缓解不良情绪，稳定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认知，从而能够抑制焦虑、抑郁等心理行为问题的产生和发展(Hoffmann, 2011)。
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能够通过提供积极体验或减缓压力效应而促进心理健康，能够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减少个体对压力的感知(Sundvall et al., 2020)。已有研究证明，拥有较高社会支持的个体往往具有较低的交往焦虑倾向(Scanlon, Toro, & Wang, 2020)。
已有研究中，对亲子依恋和交往焦虑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且仅涉及单一中介变量的作用，未考虑到中介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另外，以往关于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关系的研究集中于个体因素或环境因素，较少研究结合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来进行全面的探究。因此，要系统、全面地揭示亲子依恋、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关系，需要将这些因素进行综合性的深入研究。
基于对以往研究不足，希望弥补以往研究不足，综合个体因素(自尊)和社会因素(社会支持)的综合作用揭示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以及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
探讨亲子依恋和交往焦虑的关系及其作用途径，通过对依恋的研究为交往焦虑的解决提供一个新视角。丰富交往焦虑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实践上，可为教育相关部门的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对缓解大学生交往焦虑具有一定的实践启发意义。
基于以往研究成果我们提出假设：
H1：父子依恋水平和母子依恋水平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
H2：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
H3：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
H4：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中分别具有中介作用。
H5：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由于成年初期，个体的人格已经基本确定，为了研究被保留亲子依恋影响对其他心理特质的影响，我们选取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选取某两所高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300份，共获取有效问卷287份，有效回收率为95.67%。被试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男生61人，女生226人。年龄为19.35 ± 0.723。
2.2. 工具
① 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 (Mattick & Clarke, 1998)
该量表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观交往焦虑体验的倾向。共15条自陈条目，采用5点计分，其中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量表得分越高说明其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1。
② 亲子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ttachment, IPPA) (Armsden & Greenberg, 1987)
本问卷包括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两个分问卷，主要用来评价个体对自己与父母间关系的感知。每个分问卷均包括25题，包括信任、沟通和疏离三个维度，采用5点评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该表个体相应的依恋水平越高，质量越好。本研究中，父子依恋分量表和母子依恋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和0.75。
③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 (Rosenberg, 1965)
该量表为单维度量表，包括5个正向计分的条目和5个反向计分的条目。4点计分，其中1表示“非常符合”，4表示“非常不符合”，由各条目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得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相应的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
④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姜乾金，1999)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来测定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该量表共12个条目，包括父母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三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在每一维度上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相应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三维度总分代表个体的总体社会支持水平。
在本研究中，父母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与社会支持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03、0.873、0.797、0.919。
2.3. 程序
对随机选择在校大学生进行团体施测，施测时间约45分，由经过训练的心理学硕士研究生担任主试，施测环境为某大学团辅教室，安静无干扰。被试均为志愿者。施测结束后给被试分发小礼品作为酬谢(被试在施测之前并不知情)。
问卷回收后，利用SPSS和AMOS对数据进行录入与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减轻共同方法偏差，我们采用了匿名调查，问卷包含反向计分题，且正反向计分题交叉编排。Harman单因子分析表明，共3个因子特征根值大于1，总贡献率为70.66%，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7.79%，无单一因子，且未发现单一因子方差比率过高。这表明，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数据及其推论可信。
3.2.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数据如表2所示，亲子依恋总分及各维度分值、自尊总分、社会支持和交往焦虑的分布整体较为符合正态分布，其中母子依恋水平的极差和方差较大，说明母子依恋的个体差异和数据变异性较大。
3.3. 亲子依恋、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表3)，在亲子依恋中，母亲信任、父亲信任、父子沟通、父子依恋总分与交往焦虑呈显著负相关；父子信任、母子信任、母子沟通及父子依恋总分、母子依恋总分与自尊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父子疏离、母子疏离与自尊水平呈显著负相关；父亲信任、父亲沟通、父亲依恋总分、母亲信任、母亲沟通、母亲依恋总分与个体社会支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且自尊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表2. 亲子依恋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这表明，父母对孩子的信任水平越高，父子间的沟通越紧密，整体父子依恋水平越高，个体的交往焦虑水平越低；亲子信任关系越强，母子沟通质量越高、整体父子依恋水平与整体母子依恋水平越高则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父子信任、父亲沟通、母子信任、母子沟通的水平越高，整体父子依恋水平与整体母子依恋水平越高，则个体所体悟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同时，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则其交往焦虑水平越低。
Table 3. Correlation matrix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elf-esteem, social support and communication anxiety
表3. 亲子依恋、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相关矩阵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下同。
整体而言，父亲信任、父子沟通、整体父子依恋水平、母亲信任与自尊、社会支持的水平越高，交往焦虑水平的水平就越低。
3.4. 亲子依恋、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SEM分析
依据心理领域当下的研究方法的优劣对比，路径分析(SEM)比单一的线性分析能够更好地揭示多变量间的关系，更够更好地揭示中介效应。因而采用SEM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揭示亲子依恋影响交往焦虑的成分与方式，本研究将分别从亲子依恋各维度和整体亲子依恋水平两个角度来探究亲子依恋对交往焦虑的影响，以及自尊和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作用。以亲子依恋总分为自变量，交往焦虑为因变量，自尊和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建立亲子依恋影响交往焦虑的模型。
在本模型建构中，将在整体水平上探究个体的父子依恋、母亲依恋对交往焦虑的影响，以及自尊与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基于以上文献分析，我们建构假设模型2 (见图1)。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of predicting communication anxiety with integral parent-child attachment 2
图1. 整体亲子依恋预测交往焦虑的假设模型2
采用AMOS对假设模型2进行拟合，结果表明假设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并不理想(表4)，且模型中有两条路径的系数不显著(父子依恋→自尊；母子依恋→社会支持)。依据上文调整方法，得到修正模型2 (图2)，该模型每条路径均显著，且模型拟合度良好(表4)。
Table 4. Fitting index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on social anxiety mediation model 2
表4. 亲子依恋对社交焦虑影响中介模型2的拟合指数
Figure 2. A modified model of integral parent-child attachment for predicting communication anxiety 2
图2. 整体亲子依恋预测交往焦虑的修正模型2
修正模型表明(图2)，父子依恋能够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与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母子依恋则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这表明，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对交往焦虑的作用机制不同，父子依恋通过给予孩子更多的社会支持而减少交往焦虑，母子依恋则是通过提升孩子的自尊水平来减少交往焦虑。
简而言之，良好的父子依恋或母子依恋都有助于抑制交往焦虑，只是其作用机制不同。
4. 讨论
4.1. 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子沟通、母子信任、整体父子依恋水平、整体母子依恋水平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与以往研究一致，整体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可以显著预测交往焦虑(杨国文，彭金玲，2014)。
4.2. 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自尊可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即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往往更容易产生交往焦虑。
由于低自尊个体对外界人际关系非常敏感，且对来自外部批评或拒绝的自我意识非常强，个体非常脆弱(杨枫，2012)，从而容易引发交往焦虑。所以，自尊水平的提升可以抑制交往焦虑，自尊水平的减弱可以加重交往焦虑。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社会支持可以直接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还可以通过自尊间接负向复测交往焦虑。
4.3. 自尊、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和焦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就整体亲子依恋水平而言，本研究表明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均对交往焦虑具有重要影响，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对交往焦虑产生作用的成分与方式不同。父子依恋可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父子依恋→社会支持→交往焦虑；父子依恋→社会支持→自尊→交往焦虑)，而母子依恋仅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母子依恋→自尊→交往焦虑)。H7和H8得到支持。
已有研究表明，亲子依恋与个体的自尊水平显著正相关，亲子依恋水平越高，个体的自尊水平就越高(杨玲，陆爱桃，连松州，张美超，2013)。已有研究证明自尊水平能够有效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水平(Yousaf, 2015)，即自尊水平越高，交往焦虑水平越低。因而，亲子间的依恋水平可以通过影响自尊水平来影响交往焦虑。这是因为良好的亲子依恋能够保护个体的价值感与主观效能感(Kim, 2014)，从而提高了个体的自尊水平，高自尊是抑制交往焦虑的有效因子之一，因此，亲子依恋能够通过自尊抑制交往焦虑。另一方面，由于良好的亲子依恋有利于维持个体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的稳定性，个体与家庭稳定的情感依恋可以帮助个体形成更正确的自我概念(杨国文，彭金玲，2014)，从而能够提升、稳定个体的自尊水平，从而进一步抑制交往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母子依恋可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而父子依恋到自尊的路径并不显著。母子依恋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尊，这表明与母亲之间的依恋水平越高，个体的自尊水平也就越高，从而抑制了交往焦虑的产生。而父子依恋却无这种影响。根据以往研究，母子依恋更能影响个体的自尊(Keizer et al., 2019)。而且，母亲作为孩子通常意义上的主要依恋对象，其影响对个体的发展是深远长久的，在个体成长中，与母亲的情感联结是其对生活现状是否满意的关键，并且安全的母子依恋可以保护初中生更少体验到消极情绪(邓林园，马博辉，武永新，2015)；同时，在个体自尊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父母尤其是母亲扮演的是一个安全岛的角色(王晓丹，张悦，李昂扬，2018)，从而有利于维系个体的自尊水平。因而，母子依恋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父亲可能会无意或刻意与孩子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且在家庭教育中带有一定的情绪压抑导向及情绪摒除理念(彭欢，2013)，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父亲在教养参与方面的典型倾向(戴志敏，2012)，因此父子依恋并未表现在对自尊水平的提高起相应作用。这与中国父亲鲜少赞美孩子，严厉的教养形象有一定关系。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父子依恋可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也可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而母子依恋到社会支持的路径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母亲而言，良好的父亲依恋能够更好地促进家庭功能。更善于给予个体更为理智、切合实际的帮助(汪瑶，王玉龙，2020)，因此良好的父子依恋能够给予孩子更多、更有效的社会支持，从而抑制了交往焦虑的产生与发展，故父子依恋通过社会支持对交往焦虑产生影响，由于社会支持对自尊也具有促进作用，所以父子依恋也可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
综上，亲子沟通、亲子信任是交往焦虑的抑制因子，亲子疏离是交往焦虑的促进因子；亲子依恋水平越高则交往焦虑的水平越低，但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的作用机制不同，父子依恋对交往焦虑的影响表现在对社会支持的促进上，母亲对交往焦虑的影响表现在对自尊水平的促进与维持上。因此，与父母的依恋质量低，对父母缺乏信任，与父母的交流较少，与父母之间更多的疏离，能够导致个体更容易出现交往焦虑。
由于步入大学阶段的个体面临着各方面的剧烈转变和诸多挑战，有很多情感困惑和交流需要，因此，父母如果能够在这个阶段给他们提供更温馨的情感氛围和轻松的沟通环境，则可以帮助他们更顺利地度过阶段性转变并促进其更好的心理适应，从而预防交往焦虑等问题行为的产生。
5. 总结
5.1. 结论
整体来说，亲子依恋有助于抑制交往焦虑，且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具体来说，整体父子依恋能够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整体母子依恋可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就各维度而言，一方面，父亲沟通、母亲信任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负向预测交往焦虑，另一方面，父亲沟通通过自尊正向预测交往焦虑；母亲信任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父子疏离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母子疏离通过自尊正向预测交往焦虑。
5.2. 建议
良好的亲子沟通与高度的亲子信任可通过社会支持与自尊的中介作用抑制交往焦虑，亲子疏离的程度越深，则个体发生交往焦虑的风险也就越大。这启发我们，在亲子关系中，父母应该致力于加强与孩子的沟通，对孩子抱有足够的信任，从而更好地帮助孩子避免交往焦虑的产生。避免对孩子过分地疏离，充分发挥自身在亲子关系应当发挥的作用与功能，从而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发展，促进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良好的父子沟通，高度的母子信任有助于减少个体交往焦虑的产生。这启发我们，应当加强父亲与孩子的沟通，加强父亲在亲子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扮演好父亲应当扮演的角色，提高母子间的信任水平，从而更好地帮助子女预防交往焦虑的产生。研究结论表明，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对孩子的影响有所差异，父亲应当更多地侧重于与孩子的沟通，母亲则应当侧重于培养自己与子女的信任关系，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以成长发展。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某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首先，本研究只考察了家庭因素中的亲子依恋和个体因素中的自尊水平对个体交往焦虑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察引入同伴因素对个体交往焦虑的影响，更全面地确定不同背景中的因素对青少年发展的作用机制。
其次，从研究设计来说，本研究基于理论依据对相关变量进行考察，但仍是属于横断研究，研究结果是否可靠需要具有因果推断力的纵向研究设计来进一步考察。
另外，交往焦虑在本研究中是作为一种结果变量，但交往焦虑也可能反过来作用于家庭环境(如亲子依恋)和同伴关系，因而仍需要通过纵向研究来考察生态系统理论中不同层次变量的动态作用过程，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影响个体发展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
最后，未来研究可以综合使用多种信息源(青少年、父母、教师、同伴)来收集数据，从而更准确、更全面地测量有关变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