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席卷全国，湖北省武汉市是国内最先发现疫情的地区，也是国内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为有效应对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快速、全面的公共卫生应急干预措施，如严格控制武汉和湖北的离汉、离省通道，暂停湖北归国人员入境，并为离开湖北的人设立单独隔离区。通过以上措施，一方面疫情被及时有效地控制，但却间接地造成了大众对湖北人及武汉人的偏见。武汉作为一座高校数量全国第二的城市，无数的返乡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一定的歧视对待，对其心理适应和积极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些学生甚至因此而出现抑郁、焦虑症状。鉴于此，探索疫情期间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及其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就显得极为重要，可以为他们进行积极的心理调适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途径。
幸福感是体现个体心理发展积极程度的重要指标，迄今为止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曾对其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进行过解读和分析。本文综合多方考虑，决定采用Diener等学者对其的定义，即个体根据自己所持的主观标准对其生活进行整体性评价所产生的一种主观体验，它包括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两个成分(Diener, 2000)，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前者包括对自己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反应评价，后者则指个体对自己目前各方面状态的满意程度，也即生活满意度。通过回顾以往的研究发现，仅有少量研究考察了贫困大学生歧视知觉和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何玲，2019；余青云，张静，2018b)，其余研究多集中在残疾大学生群体等社会弱势群体领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武汉返乡大学生暂时性地成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这对其幸福感是否会产生影响？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以及其内部影响机制如何？这些都值得去思考。
以往的研究发现在影响个体幸福感的诸多因素中，歧视知觉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危险的变量。歧视知觉是与客观歧视不同的概念，指个体主观知觉到的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如性别、种族、出生地区或者户籍身份等)而受到有区别的对待所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这种区别对待既可以表现为实际的外显性动作，也可以表现为拒绝性的态度或者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等(Tom, 2006; 邢淑芬，刘霞，赵景欣，师保国，2011)。总体而言，这些区别对待行为均会对被歧视者形成一定的消极和伤害性影响。歧视知觉作为个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压力源之一，使个体感知他人对待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群体的态度是不可控的，从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目前，大量实证研究已经揭示了歧视知觉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性别和种族歧视领域(Branscombe, Schmitt, & Harvey, 1999)，已有研究发现歧视知觉会引发个体的消极情绪，甚至提升个体抑郁、焦虑等症状的发生概率。国内对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群体的研究较为集中，也有部分研究聚焦于残疾人、肥胖人群、癌症患者和新生代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刘霞等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研究发现，歧视知觉减少了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相反增加了其消极情绪的出现频率(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13)。此后，他们又以流动儿童为被试，发现歧视知觉水平较高的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刘霞，2013)。对国内贫困大学生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歧视知觉水平较高的贫困大学生孤独感更高、睡眠质量更差(余青云，张静，2018b)，甚至出现更高的攻击性行为(余青云，张静，2018a)。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大量武汉返乡大学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对待，他们在主观上也会因此产生相应的歧视知觉，据此我们假设：疫情期间，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与其所能感受到的幸福感呈负相关。
考察歧视知觉对疫情期间武汉返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目的在于揭示歧视知觉的影响过程与内部机制，找出关键性缓冲变量，为后续的心理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关于歧视知觉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机制，目前较为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拒绝认同理论(Branscombe et al., 1999)，该理论同时涉及歧视知觉的消极和积极影响效应：一方面，歧视知觉可以直接降低个体的幸福感；另一方面，歧视知觉也会通过个体内群体认同感的提高来缓解其对幸福感的消极影响(见图1)。群体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身份的评价和情感方面的意义(毕跃光，2011)。国内研究发现，群体认同能显著影响流动儿童在流入地的社会文化适应，并且对教育安置方式与社会文化适应有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袁晓娇，方晓义，刘杨，蔺秀云，邓林园，2010)。在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武汉返乡大学生的群体认同与其幸福感呈正相关，拥有高群体认同感的个体幸福感更强。同时，在拒绝认同模型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我们提出：武汉返乡大学生的群体认同在其感知到的歧视知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Figure 1. Rejection-identification model (Branscombe, Schmitt, & Harvey, 1999)
图1. 拒绝认同模型(Branscombe, Schmitt, & Harvey, 1999)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群体成员身份无法改变的弱势群体，例如黑人、女性等(Brown, 2006)，或是年龄较小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群体，他们对群体认同的理解和对个体的身份认同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与这些群体相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武汉返乡大学生不仅拥有着流动人口身份，群体成员身份具有很大的可变性，而且心智成熟，对群体身份认同的认识较为深刻，且处于这样的一个特定时刻，短暂地变为社会的弱势群体。鉴于此，完全按照其他弱势群体成员的心理机制推论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不恰当的，有必要在疫情期间武汉返乡大学生群体内进行专门探讨。
综上，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返乡大学生的个体幸福感为结果变量，以拒绝认同理论的模型为基础，探讨武汉返乡大学生的群体认同感在其歧视知觉与个体幸福感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我们假设：1) 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与其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2) 武汉返乡大学生的群体认同与其个体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拥有高群体认同感的个体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生活更加积极健康；3) 群体认同在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研究群体为在武汉读书的大学生，因疫情限制，无法线下收集数据。故采取方便取样，通过问卷星发放网络问卷，共回收问卷121份。用填写时间大于1分钟作为认真填写的筛选标准，将填写时间少于1分钟的问卷筛除，最后得到有效问卷数110份。所有被试的年龄分布在18至28岁之间，其平均年龄为22.82岁。其中男性40人(36.4%)，女性70人(63.6%)。长期居住地为湖北省外的78人(70.9%)，长期居住地为湖北省内的32人(29.1%)。
2.2. 研究工具
2.2.1. 歧视知觉
对The Outgroup Rejection-Revised Scale (Postmes & Branscombe, 2002)进行改编，编制针对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问卷，用来考察武汉返乡大学生在日常生活过程中知觉到的被歧视程度。该问卷由武汉返乡大学生的主观评定组成，共计7个项目，采取7点评分，从1“极其不同意”到7“极其同意”，其中项目6为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知觉到的歧视程度越高，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α = 0.915。
2.2.2. 个体幸福感
根据Diener等人的研究，用生活满意度量表来衡量个体幸福感的认知成分(Diener, 2000)。该量表共有5个自评项目，采取7点评分，从1“极其不同意”到7“极其同意”。测验所得的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对当前生活状态的满意度更高。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α = 0.797。
2.2.3. 群体认同
对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Phinney, 1992)进行改编，编制针对武汉的认同问卷，用来考察武汉返乡大学生对武汉的认同程度。该问卷由武汉返乡大学生的主观评定组成，共计7个项目，采取7点评分，从1“极其不同意”到7“极其同意”，其中项目4和项目5为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对武汉的群体认同程度越高。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α = 0.908。
2.2.4. 研究程序
研究采用SPSS22.0和SPSS宏程序process3.2进行分析。第一步，采用描述性统计，计算所有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第二步，采用皮尔逊相关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三步，考察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
2.2.5.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在本研究中，歧视知觉、个体幸福感和对武汉的群体认同都由被试进行评估，故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此，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根据相关研究建议(周浩，龙立荣，2004)，在测量程序方面进行了控制，如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测查，部分项目使用反向计分等。数据收集完后，对主要分析变量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将歧视知觉、个体幸福感和对武汉的群体认同这些变量全部放入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结果提取出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9.601%，没有出现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率超过40%的情况。故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及讨论
3.1. 结果
3.1.1. 各变量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计算武汉返乡大学生歧视知觉、个体幸福感和对武汉的认同感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1。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只有个体幸福感和武汉大学生对武汉的认同感之间显著正相关，其余变量之间相关不显著。这与我们的假设有很大出入，在我们的预测中，这3个变量之间都是显著相关。这个数据结果可能和我们通过网络方式收集数据，数据质量不高、样本量过小，只有110份数据以及在这个时间节点(临近8月份)，针对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现象已经显著减小有关，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讨论部分进行详细阐述。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ain variables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注：*p < 0. 05，***p < 0. 01，***p < 0.001，下同。
由于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之一，而歧视知觉和个体幸福感之间相关不显著，歧视知觉和对武汉的认同感之间不相关，故无法进行后续的中介效应分析。此时，作者决定将对武汉的群体认同划分为高低2组，对不同群体认同被试的个体幸福感做独立样本t检验，以更好的检验群体认同和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将武汉认同量表上得分最高的30%被试作为高分组，共36人，均分23.14分，得分最低的30%被试作为低分组，共35人，均分18.46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相较于低群体认同组，高群体认同组的个体幸福感显著更强，t(69) = 4.128，p < 0.001。上述结果进一步说明，武汉返乡大学生的群体认同和个体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对武汉的群体认同越强，个体幸福感则越强。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之一。
3.2. 讨论
3.2.1. 歧视知觉对武汉返乡大学生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没有发现歧视知觉与武汉返乡大学生个体幸福感的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何玲，2019；余青云，张静，2018b)，以往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都发现了歧视知觉对个体幸福感的负向预测作用(邵雪莹，2016)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在收集数据的这个时间节点(7月21日，临近8月份)，针对武汉返乡大学生的客观歧视已经显著减少。
有研究者指出，武汉歧视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个体简单认知模式的作用(佐斌，温芳芳，2020)。也就是说，疫情期间爆炸的信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武汉出现了可以人传人的新型病毒”，部分个体采取简单认知模式，用“武汉病毒”来认知处理这一信息，认为在武汉居住生活过的人都可能带有病毒，将他们贴上污名标签。这种简单认知模式导致了极端行为的发生，如针对武汉人的歧视，针对武汉返乡人员的谩骂。此外，群际情绪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恐惧情绪会引发针对外群体的歧视和攻击(Stephan & Stephan, 2000)。疫情爆发初期，恐惧、愤怒等负面情绪蔓延，在这种情绪下极有可能滋生针对武汉返乡人员的歧视。
而随着内地疫情的逐渐好转，随着武汉疫情抗战的胜利，社会心态向积极正面的方向转移。4.8号武汉解封，武汉和外界恢复正常联通，5月武汉市开展全民核酸检测，更进一步向外界传达了武汉安全的信号。中央也多次呼吁不区别对待湖北和武汉，减少针对武汉的歧视。而根据群际接触理论，与外群体的接触为获得新信息和澄清错误信息提供了机会。群际接触的最佳条件之一是接触有权威、法律的支持(李森森，龙长权，陈庆飞，李红，2010)。武汉全面放开，武汉和外界的流通、交往，得到官方的支持和鼓励。这样的接触是有利于减轻针对武汉的歧视。
进一步说，武汉返乡大学生最迟在春节前就已经返回家乡，与身边人进行接触互动。而群际接触可以减少对外群体成员的负性情绪(如焦虑、恐惧)，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正性情绪(如共情) (Pettigrew & Tropp, 2006)。这种情绪因素可以有效减少针对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此外，武汉返乡大学生与身边人的接触互动，也可以帮助身边人习得新信息，减少歧视和偏见。对外群体(武汉返乡大学生)新信息的习得，可以使身边人有机会从个体化的角度来审视武汉返乡群体，撕掉简单的污名标签，减少歧视和偏见(Pettigrew & Tropp, 2006)。
总之，在本研究中，在武汉返乡大学生歧视知觉和个体幸福感之间没有发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极有可能是由于客观歧视减少，导致武汉返乡大学生主观知觉到的歧视减少。
此外，由于疫情限制，本研究只能通过问卷星，采取网络方式发放问卷，收集数据。数据质量不高，样本量偏小，也是导致本研究的主要假设未得到证实的原因。
3.2.2. 群体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武汉返乡大学生对武汉的认同感与其个体幸福感呈显著相关，这与我们的预测一致。此前一系列研究也充分证明了群体认同能够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Greenaway et al., 2015; Jetten, Haslam, Haslam, Dingle, & Jones, 2014)。群体认同为社会联系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使个体具备应对挫折、变化与挑战的充足心理资源，从而增强个体的支持感、归属感、信任感和安全感(Jetten et al., 2014)。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武汉返乡大学生产生前所未有的对武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短暂的学习经历使得即使身为异乡人的他们也获得了强烈的身份认同，从而增强了其个体幸福感。前人研究指出群体价值观、目标的内化赋予个体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为个体提供动机与动力，鼓励个体与其他群体成员一起努力实现个体所无法完成的目标(Jetten et al., 2014)。疫情期间，无数武汉返乡大学生挺身而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社区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通过多方努力为疫区捐助物资，为身边的亲朋好友普及防疫知识，与身在武汉的伙伴一起为重建美丽武汉而奋斗，共同的目标，充实的志愿生活也帮助其摆脱备受歧视的阴霾，以积极健康的心态投入生活。
此前的大部分研究都证实群体认同与个体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有学者对其中的关系机制进行研究发现，群体认同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受到个体的群体认同动机、个体对群体的评价等因素的调节(Amiot & Aubin, 2013; Hughes, Kiecolt, Keith, & Demo, 2015)。Ryan和Deci (2003)认为，根据认同动机的差异，个体对某个群体的认同可以划分为自我决定的群体认同与非自我决定的群体认同。自我决定的群体认同会对个体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非自我决定的群体认同则对个体心理产生消极的影响。基于此，我们认为要提高武汉返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就要使其从心底产生对武汉的认同与向往，即产生自我决定的认同。此外，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人们定义自我的重要因素；与没上过大学的被试相比，拥有本科学历的个体生活满意度更高(Kuppens, Easterbrook, Spears, & Manstead, 2015)。因此，我们建议为提高武汉返乡大学生的幸福感，可以从提高其认知水平入手，增强其群体接纳程度。虽然我们此次的研究群体为武汉返乡大学生，这一群体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一定的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在面对疫情期间的受歧视现象能够适时地进行自我调节。但推及其他群体如武汉返乡农民工、返乡儿童等，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隔离、歧视等问题时，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值得关注，这启示我们对于其他群体，要通过有效措施帮助其提升科学文化水平，普及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识，使其能够对自己所在的群体有更为健康积极的评价，从而获得自我决定的身份认同，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4. 结论
1) 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与个体幸福感之间无显著预测关系。
2) 武汉返乡大学生对武汉的身份认同与其个体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这可能与其受教育程度较高、认知水平较高有关。群体认同在歧视知觉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可能与我们发放问卷的时间、样本量选取等因素有关。
3) 虽然我们的调查结果与预测有很大的不同，但疫情爆发期间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是显著存在的，很多学生都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对待现象，并显著影响其心情和生活状况。基于此，在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对弱势群体(疫情受害者、流动儿童、农民工等)而言，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其对自身群体的合理认知，提升身份认同感和自尊心，而对于实施歧视的群体而言我们呼吁大众能够理性认知，保持清醒、客观的态度去面对身边的人。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乌合之众。
参考文献